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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作者:金玉良
   
日前整理家中旧物,意外看到一封丁玲写给罗烽的信。信的末尾没有标注详细时间,只写“一号”。根据信中所涉及罗烽(归队)搞创作的内容,可以推断此信写于1952年秋冬之交的某月(1.罗烽1952年11月14日日记:发奖,周总理报告。太和殿照像。与周总理谈归队问题,承允。2.丁玲年表:1952年10月因腰疼病情加重,请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及全国文协党组书记职务,去旅大休养治疗)。
   
丁玲信中说:“关于你的消息,真值得为你庆贺,这真是不易争取的事。我到大连后即去看过李卓然同志,曾谈到你。他说他不赞成你去搞创作,他从工作的需要上赞成你写理论指导性的文章。我告诉他创作的人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他笑了。我曾为你担心事不敢告诉你。这次又去看过他(但杨朔已来,因我接到你暂时不能出院,只星期六可以回来。)又谈起你的事,他还是那个意见,不过说既已决定那就算了。我想大约是定了。”
   
罗烽1928年在哈尔滨参加革命,负责领导北满左翼文艺运动,同时开始文学创作,是著名东北作家。战争年代,特别是到延安以后,一直担任行政领导工作,没有条件安心搞创作。但是,创作的激情常常涌动。1946年,罗烽领导新成立的合江省委宣传部,每天起早贪黑,席不暇暖。既要投身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又要创建、整顿文教、文化各部门的组织机构。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省委书记张闻天令其回哈尔滨就医。罗烽经短期治疗,病情稍有缓解就面请张闻天,要求以《东北日报》记者身份去“哈南前线”采访。在前方,刚刚发表第一篇通讯《哈南前线纪行》,便被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电召回哈接受新任务。回哈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党组书记、副会长,兼任东北局文委常委,负责筹建“东北文协”。他归队搞创作的计划戛然而止。
   
新中国成立后,罗烽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部长由东宣部副部长刘芝明兼任)等多个党政职务。但是,正如丁玲所说“创作的人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他一直寻找机会“归队”。朋友们,包括丁玲也都为他争取。
   
丁玲本身是作家又是文艺界的重要领导,她从党的文学事业和个人前途考虑,在创作方面给予罗烽许多意见。鼓励他在“比较长久些”的小说、戏剧方面下工夫。同时,建议罗烽把根据地放在北京。她说“创作思想的领导还是党中央领导较强。虽说也有问题,但总有更比较高明的人,而且作家一定要集中一些,要用集体的力量提高自己,提高大家。北京文协正向作家协会走去。如果没有作家去,文协也无法大力领导创作运动。文协如果无力,党就难于实现许多计划”。从这封信不难看出丁玲对“创作”的执着感情,以及创作思想。
   
丁玲直至晚年还常称自己是“写文章”的。实际早在1928年《莎菲女士日记》一问世,就为她赢得“头牌”。孙犁曾说:“在30年代,丁玲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举国若狂的。不只因为她写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
   
“革命”,不但有成功,也有失败;不但有胜利,也是有牺牲的。丁玲为了革命,曾被国民党羁押失去人身自由。逃出樊笼奔向红色之都,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热情款待,荣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封赏;为了那“不死心的感情”,凭借1948年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于1952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那时,她是何等风光、耀眼!然而,“福兮祸之所伏”。很快,丁玲由辉煌走向毁灭。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她因“宣传‘一本书主义’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进行反党联盟”、“建立独立王国”等罪名,被打成“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首犯。人生的诡谲实在无法言说。丁玲时而是天使,时而是魔鬼游走于天堂地狱间,苦苦不得解脱。
   
1956年夏,为对丁玲“反党”的错误进行组织处理,中宣部组成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专人小组,对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9月30日呈报中央、中央于12月15日批示下达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所罗列的错误逐条查对、核实,根据落实情况再研究如何处理。这一做法,事先由张际春向总书记邓小平口头报告。在核实过程中,有些人否定或修改了自己当初在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一本书主义”,徐刚(1950年10月初第一个来中央文学研究所报到的学员,毕业留校。先后担任教务处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等)在1956年7月11日给(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并转中宣部党委、中直党委的信中说:
   
“中央批的关于丁玲错误的文件,我感到涉及到文学讲习所(文学研究所)的一些具体事实是有出入的,我提供一些材料,供组织上研究丁玲同志问题的参考。
   
“(3)关于宣传‘一本书主义’,第一期的学员怀疑是丁玲在第二期讲的。第二期怀疑是在第一期提倡一本书主义。在这里长期工作的人员认为没有这件事。
   
“去年我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曾揭发说:‘丁玲说:开文代会也好,办讲习所也好,主要是为了创作,现在需要的是有十个作家在这几年内写出十部好作品来……’以上的话,是在二次文代会期间,一天晚上,在学员羽扬、孙肖平屋内讲的,屋内约有七八个学员。如果是从以上的事实推论出宣传一本书主义,我认为是不实际的。丁玲同志在一、二期的讲话中都提到‘不要粗制滥造,写几本不很好的书,不如写一本好书’。”
   
多年后,徐刚在接受有关“十个作家在几年内写出十部好作品”的采访时说:“这话是有背景的,这是在二次文代会期间,那时大力宣传推荐苏联作家写的十部书--《铁流》、《毁灭》、《日日夜夜》等。”又说,“陈学昭同志的发言揭发的材料最多,也批判得最激烈。我感到她有泄私愤的味道。陈学昭在文研所没见她参与任何工作。联系群众非常少,除了在下边生活,回来就是创作……”
   
丁玲在1956年8月9日给中宣部党委《重大事实的辩正》一文,关于“一本书主义”说:
   
“陈学昭发言说我说的:‘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后来大家就引用了,慢慢就成了一本书主义,又宣传一本书主义,结果成了‘反党联盟的理论基础’(周扬的话)。
   
“陈学昭常常对我发牢骚,我劝她少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埋头写作。所谓草明、白朗的话,也是她捏造的,一听就听得出是她的话,因为只有她眼睛里才只看到草明、白朗,她才不服气她们。”
   
正当“罪状”一桩桩查对,“事件”一点点厘清,却因又一轮政治运动,打乱对丁玲问题“组织处理”的进展。
   
1957年5月,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要根据各单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要求领导带头作表率。中国作家协会要把“整风”开展好,绕不过“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于是,1957年6月6日再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
   
会上,前党组书记周扬和副书记刘白羽讲话都说“前年的会就是没有团结,只有斗争”,“在客观上形成了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出席会议的同志经过学习“整风”指示,联系几年来作家协会工作中的一些失误,纷纷对领导提出质疑和尖锐批评。丁玲13日也在会上说:
   
“刘白羽说斗争我,经过部长办公会议批准,我要问:部长办公会议的性质?是口头申请,口头批准的?请拿出会议记录来。是书面申请,书面批准的?请拿出材料来。部长办公会议上的决定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中央的决定?这一行动,你们把作协的支部,总支,宣传部党委会放在什么地位?……”
   
会议出现僵局。第三次会议临结束时,主持人邵荃麟宣布暂时休会。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休会期间全国的整风形势逆转。由发动群众给党提意见,变成党向提批评意见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会上仍然是周扬讲话,讲话的态度和内容却和一个半月前截然不同了。他说他是“以前年会议的主持者和代表中宣部两种身份参加”的。就是说,他是代表党的。又说“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周扬一开始就为复会定了调子。接下来是安排揭发、声讨丁玲等人。会议进行中有人恶言相加、愤怒指责,有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有人嚎啕痛哭,也有人战栗无助、沉默不语……李之琏在文章中写道:“在批判声浪一面倒的情况下,把丁玲推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台下粗暴的指问、追究和口号,无法申辩,无以答对。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的批判规格逐渐升级,由最初作协内部60多位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到文化部,部队,文学研究所和音、美、剧、舞协及其他方面党员负责同志参加,同时邀请党外作家和有关同志,共二百多人。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人数也不断递增,冯雪峰、罗烽、艾青、白朗等都是这个小集团的成员。
   
声势浩大的二十五次党组扩大会后进行总结,出席者千余人。9月16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以《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为题作重要讲话。讲话中除肯定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一贯对党不忠的人”;还说她“早在1933年在南京向国民党自首”、“背叛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17日是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讲话,这些长篇讲话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至此,丁玲等人的罪名尽人皆知。
   
为把丁玲等人彻底批倒批臭,从8月下旬开始对他们十五年前的旧作进行全面围剿和再批判。1958年元旦刚过,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编者按语”的这批文章刊载于《文艺报》半月刊。继之,《人民日报》(1958年1月27日)以《奇文共欣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为大字标题“介绍改版后的《文艺报》”。
   
据统计,中国作协历时一年五个月的整风运动,共揭露右派分子33人、占机关总人数7.02%。其中党员21人、占党员总数11.86%。这个百分比,远远超出毛主席的两个5%。
   
1958年6月,面带“黥记”的丁玲被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中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达五年之久。丁玲头上的右派帽子,直至1978年7月才由(山西长治市郊区)老顶山公社党委摘掉。她的“右派”结论,1980年1月经中央批准改正,恢复党籍。而对她历史问题的平反工作迟至1984年夏,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才最后落实。新下发的中组部文件否认了1955年、1957年丁玲是“叛徒”的罪名,并指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84年7月6日,正在协和医院住院的丁玲在中组部《关于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上写下自己的意见后,“放下笔,她在单人沙发上坐直了身子,摘下眼镜,沉默良久,长出了一口气:‘这下我可以死了……’”丁玲说此话时,她心里一定想“叛徒”的血污帽子摘掉,就可以一了百了,就可以清清白白去另一个世界安息了。
   
我不知道人死后是否有魂魄?是否有天堂、地狱或来世?若有,我想丁玲无论死多少次,也无论她什么时候死,注定都不会安宁。中央文件可以在组织形式上给受冤枉的人平反,但在斗争中对人格的污辱和损毁是一纸文书就能洗刷干净的吗?那些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能随时间的推移而湮灭吗?丁玲死后多年,时间已到上世纪末,还有人沿用四十多年前的语调对她挞伐、鞭尸。丁玲是一颗子夜高悬“明亮的星”,还是龌龊的“坏女人”?见仁见智。但是,最早给丁玲贴上“坏女人”标签的,不是王蒙在1997年所说“一个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而是先后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的许广平女士。
   
1957年8月4日,许广平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揭发批判说:
   
“使我们感到失望的是丁玲同志。从见面认识到现在,也有二十多年了,作为一个读者,我原是爱好她的作品的。比较接近多些是在她领导下出国到苏联去,有一次她要我对她的作品提意见,我说:我之所以喜欢她的作品,是因为没有女人气,并不是专写身边琐事、妇女、儿童,而是关心大家的事,如《水》的一篇,我就读了很高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接触中她又把我对她的好感变为不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她劝我写东西。这原是好意的,但接着她说出她的心里话来了:‘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
   
“我过去以为她没有女人气(其实好的女人气也并不坏),从她这几天在会上的表现看来,哭哭啼啼、扭扭捏捏、狡赖诡辩、假装糊涂,表现了十足的坏女人气。不肯撕下面子,一味要人奉承称赞,其实是杨荫榆式的死不回头的坏蛋(杨荫榆有时似凶兽,有时装羊,坚持错误,顽强不变,四出活动,反对进步,结党营私,自以为是,终于被人民唾弃,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这样下去,你的作品包含着毒素,是不会有人看的,你想到桑干河边住下去也是不会被人欢迎的。那时你的政治生命也就完了……”
  
 许广平的发言不仅揭发丁玲这个“坏女人”,也批判冯雪峰。并为二十多年前周扬“反鲁迅”那段历史公案开脱。她说:“很可恼的是还不断有别有用心的人借鲁迅的名字来攻击周扬同志……”
   
我没有机会目睹当年的场景,但时隔多年读这篇发言记录时,仍感到惊诧。虽然从内容上看不出有所谓丁玲“反党”猛料,只不过是一句“写书才是自己”的劝慰话,顶多上纲丁玲有“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虽然,批判者不是“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但在迷信“权威”的年代,她对丁玲的人格定性所造成的影响,却广泛与久远。当然,给丁玲造成的压力也非同一般。旋即,丁玲在9月3日大会上自我检讨说:
   
“我的思想既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脑子里就充满着个人的名誉地位,我是一个写文章的,因此我很看重一本书,或几本书。书就是我的资本,就是我的财产。许广平同志举的我在(19)49年同她说的话,说是‘写书是自己的’,我一定说过,因为这正是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人写书,有些人对我好,同情我,也是因为我对他既鼓励又提出些创作上的意见。但后来,第二次文代会后,我自己不做工作,我的幻想的殿堂是我的书,我就再也不谈思想改造,也不谈学习,而只谈到生活中去,以为到生活中去就可以写出伟大的书来。《到群众中去落户》的这篇讲话,就是狂妄的吹嘘一本书主义:‘在这样英雄的时代里,我们也应该具备着理想,也就是具备着英雄的心。我们应该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写出一本书,不是马马虎虎的书,是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的,不是只被自己欣赏,或几个朋友赞美,而是要为千千万万的读者爱不释手,反复推敲,永远印在人心上,为人所乐于引用的书,不只是风行一时,而还要留之后代的。它是既能教育今天的人民,也能启示后代的书。我们要从《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中学习,并且还要向着这些伟大名著的水平前进,向着鲁迅的水平前进。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写作都当着习作,从今天开始起,为着将来的,最好的一本书而积蓄力量做好准备吧。’”
   
批判者说“创作一本书”是极端个人主义,是反党。被批判者也承认“具备着理想”“有一个奋斗的目标”“为着将来的最好的一本书而积蓄力量”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充满着个人的名誉地位。
   
古人云,“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反观上述论调,稍有思维能力的人一定会感到荒诞离奇,不可思议。但是,对于身陷政治漩涡的人们,却将其奉为千真万确的“真理”。对于这个真理,几乎没有人有异议。即使有,也不敢表露出来。表露了,你就是同党,就是共犯!你要付出全部的代价,包括你的妻儿老小。这不能不说是丁玲的悲剧,也是那一代人的悲剧。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剧?
   
本文以谢韬先生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的遗作,《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的一段话为结束语:李慎之经过细研深思,弄明白了:“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三百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由现代文明向信息文明前进时,重大的科学发明都是从个人开始,然后通过信息共享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些事实说明:当人类社会向信息文明迈进时,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人权,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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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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