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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二则

--作者:何思勇

一、清华园闹“鬼”记

清华园内闹鬼,这在清华是尽人皆知的事。一九五三年,我考入清华土木系,第一学期住进紧邻圆明园的二十五宿舍。有一天,看门的李大爷神秘地对我说:“晚上过了十二点千万别去化学馆三楼的厕所,有鬼。”我是个不信鬼的人,所以只把他的话当做笑谈。但是,后来好像又出来许多传闻,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鬼魂的形象,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段子是,你如果深夜走进化学馆的三楼厕所,会有人从隔间里问你有没有纸,当你拉开隔断门递进手纸的时候,你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张苍白的大脸,平平的,没有五官。他会说:“谢谢”。这是一个冤魂,源于多年前的一桩凶杀案。我当然并没有因为传说多了就迷信起来,我还是不相信,只把它看作是清华园内无数故事中的一个。但是要说对我毫无影响怕也未必,因为我确实不再去化学館上晚自习了。我的借口是那里太偏僻,太寂静,不利于学习。

一九五四年秋,清华园内发生了几起不幸的事件,其中一件就发生在我们的新居一号楼附近。那时京张铁路还穿过清华园。有一天凌晨五点,火车急刹车的噪音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和同宿舍的人急忙爬起来向着火车的方向跑去。到了现场,只见火车旁卧着一具尸体,已用一领草席遮盖起来。事后学校通报是结构九班女生张**卧轨自杀,据说是由于功课压力过大,已超过承受力极限,实在没有活路了。后来还听说该女生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高才生,在中学时功课向来拔尖。

这可真是想不开,中学是中学,大学是大学嘛,我很为其惋惜。因为我们是结构八班,结构九班正是我们的师弟师妹班,所以我们就格外关心,对着班级集体照片查认那位不幸的张女士。胖胖的,一脸平和的样子。

大约过了一年吧,又是秋季。已是晚间十一点多,我结束了在图书馆的晚自习,毫无困意,就到一楼报刊阅览室去读报。这已经是我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了。偌大的阅览室内空无一人,我站到了“北京日报”的报栏前面,打开悬在头顶上的吊灯,整个阅览室只开了这盏灯。我专心读报,完全不理会周围覆盖着的重重阴影。不知从什么开始,我突然发现报栏上多出了一个人头的影子,难道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另有一位志同道合者吗?我不经意地回过头去,这一回头不要紧,只觉得头皮发麻,毛发都直竖了起来。那是张女士,就是卧轨自杀的那位张女士。她似乎认识我,冲着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我下意识的也点了点头,压住内心的极度恐惧,强作镇静地走出館门,借着月光狂奔起来,一到宿舍就把室友都叫醒,上气不接下气地诉说了我的遭遇。我惊魂未定,但头脑倒还清楚。我同意大家的分析,我们是从照片上认错人了。真正的张女士,并不是胖胖的、一脸平和的那位,而是另有其人。我实在抱歉,既对不起活人也对不起死者。这样的张冠李戴所幸一辈子就发生了这一次。

我没有被吓出好歹,看来我还真是一个无鬼论者。

二、邻座

在我的一生中,除了我的父母、妻子、子女、妹妹们以外,印象最深的是在求学的各个阶段,坐在身边的邻座们。就是那首歌唱的“同桌的你”。虽然在数十年当中,历经了十余个工作单位,认识了众多朋友和同事,但是,闭着眼睛一想,能够清晰地描绘出形象的,还是那些小伙伴们。从小学到大学,我换过许多学校,当然也读过许多年级,邻座也就跟着换了许多。其实这些“邻座”未必就是好朋友,就好象熟悉的东西未必就是喜爱的东西一样。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母亲拉着我的手走进北京师大一附小的校门,那一年我刚好六岁,进了教室,老师按照身高安排座位,我就坐在了一个小女孩的身旁,我的排位是三号,她的排位应该是四号,都属于年纪小个子也小的,后来知道她的名字叫白爱珠,这小姑娘长得娇小玲珑,和她的名字很相称。和她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并不愉快,因为我进校门时不懂得要向竖立在校门内的五色旗敬礼,又诚实地向老师举手承认,被罚回去重新进校。我眼泪汪汪地缩在椅子里,白爱珠偷偷地打量着我。半年以后,母亲带着我长途跋涉去到遥远的大后方重庆,从沦陷区出走当然不能声张,所以我也就没有和小朋友们说再见,然而后来我居然有一次梦见了她,梦的内容实在记不起来了。

在重庆我就读的学校是德精小学,地址在上清寺,四年级时的邻座叫航韵梅,她的父亲是当时的交通部次长航立武,航韵梅又是我们班的班长,她的身高虽然和我相近,但人却成熟得多,我把她当姐姐看待,她对我也很关照,常常几句话帮我解围,免除了老师的责罚。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我背着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不知从甚麽时候开始,街上的行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只见报童举着手里的报纸高声喊着:“号外、号外,日本无条件投降”!我狂奔回家,把好消息告诉母亲,又拉着母亲来到街道上,汇集到狂欢的人流当中。那一时刻,我其实是世界上最早获知这一消息的少数人之一。前一天,停泊在东京湾上的米苏里号战列舰上,麦克阿瑟将军正在主持受降仪式,中、美、英、苏、法五国记者等待发出最新消息,舰上只有一台发报机,于是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先后顺序,中国记者走运,抽到头签,首先将消息发到重庆中央通讯社,中央通讯社一面抢出号外,一面向全世界转发这一喜讯。我的母亲和我都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第二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学校,最先见到的同学就是我的邻座航韵梅,她询问我甚麽时候回北京老家,我告诉她要等我的父亲从昆明回来才能决定。没过多久,我和邻座分道扬镳,各奔西东,现在不知她正在哪里颐养天年。

一九四六年,我随父母回到了已经改了名的北平,我跳班进入宏庙小学六年级,这曾经是一所专为培养八旗子弟而设立的贵族学校。我已经十岁,有时觉得自己是个堂堂男子汉了,不幸的是,邻座又是一位女生,名叫纪卫。她比我年长两岁,人长的白净,大眼睛,唇下有一颗黑痣,这个女生沉默寡言,性情孤僻,然而功课却远在我之上。那个时候我有些小毛病,比如咬手指头等等,她不怀好意地学我,使我大为光火,于是就用铅笔刀在书桌上划上一条分界线,绝对不许她越界。这位毕业于天大的建筑师,如今独自在郑州市安度晚年。最近,她曾给我来电话询问:“你现在长得甚麽样子”?我答:“七十几岁的样子”。时隔六十年,我们都历经多少人海风波,即便相见恐怕也不相识了。

我于一九五O年考取北京八中高中,终于有了一位男生邻座,他的名字叫李桐实。三年同窗使我们成为好友。我们两人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毕业前夕,我们约定共同报考北大西语系,后来我临时变卦改报清华土木系,他独自去了北大。清华与北大一墙之隔,我们不仅经常见面,而且还不时通信,探讨所谓“人生真谛”。我曾推荐他读一本译自德文的书,书名叫《六人》,内容是精选六部名著的主人公,以他们各自对人生的理解去回答斯芬克司那个不解之谜,无论是哈姆雷特、浮士德还是唐璜都无法解答“人为什麽活着”这一既简单又深奥的问题。我们还热烈讨论过《约翰·克利斯多夫》,《红与黑》,《马丁·伊登》等作品。他在二年级时首次发表译作《莫里哀戏剧故事集》,用稿费邀请我和另两位八中校友同游颐和园,其中一位是北航的顾阆春。我们在湖上泛舟,登山,还在小饭馆吃炒面,总之是花光了他的稿费。那个时代,青年们在一起总免不了有些议论。当我划船用力过猛几乎撞到十七孔桥桥墩的时候,顾说:“先矫枉过正再纠偏”,但船还是撞上了。顾引用马雅科夫斯基的诗句冲着桥墩说:“我要象狼一样吃掉官僚主义”,李桐实接着说:“所以他被斯大林吃掉了”。我虽然插话不多,但一句“西方实行的无罪假定司法原则可以少冤枉好人”使我难逃干系。不用说,这次一日游给我们三人惹出大祸,我们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李桐实被开除团级,恐怕与组织那次倒霉的一日游有关。

一九七九年,所有学生中的右派分子除林希翎外都被“改正”了,恢复团籍的恢复团籍,补提工资的补提工资,却没有人管李桐实的事,北大和建研院互相推诿。他反复申诉,得到的回答仍是“不属于落实政策范围。”工资不能提,团籍不能恢复。性格脆弱的他经受不住如此的打击,服用过量安眠药告别了这个社会。我最后的一位邻座,真正的同桌,就这样走了。

待到我进了清华,就已经没有固定座位,所以也就没有甚麽“邻座”了。

石家庄,二O一O年五月十八日


转自《二闲堂》网站,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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