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4970_120214094151_1.jpg

杨朔--死于1968

作者:李杨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


1968年8月3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热潮中,杨朔离世。
 
长期以来,关于杨朔的死,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感染肺炎去世。另一种说法是,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自杀身亡。
 
而在刚刚出版的《资中筠自选集:不尽之思》中,曾和杨朔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资中筠,首次向外界披露了一个信息:“我碰巧成为这一不幸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自绝于人民”
 
“有人自杀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的办公楼里一阵骚动。
 
当时在“和大”任职的资中筠,正在隔离室门口值班,猛地站起身来。因为隔离室里均为男性,她没有马上冲进屋去看个究竟,而是站在门外问:“怎么回事?”里面的人说,杨朔好像出了问题,不省人事了。

这是杨朔去世前一天,也就是1968年8月2日凌晨一两点钟。据资中筠回忆,杨朔当时被隔离审查。几个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
 
会议室的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放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值班”的人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洗漱、如厕,不许出来。
 
8月1日晚上九、十点钟,资中筠看到屋子里被隔离的人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去厕所洗漱,然后回房间睡觉,杨朔就在其中,并无异样。
 
到了半夜,资中筠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忽听屋里有人喊杨朔出事了,猛地醒了过来。“一个姓姚的隔离对象的床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资中筠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几个管事的,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资中筠看见,那个姚某还扒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
 
不到两天,也就是1968年8月3日,军代表给“和大”的人开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
 
时代大合唱中的抒情歌手
 
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杨朔这个名字已显陌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在八十年代前期,杨朔散文曾风靡大江南北。
 
杨朔原名杨毓瑨,1910年生于山东蓬莱,父亲是清末秀才。高小毕业时,正值胶东军阀混战,杨朔到哈尔滨闯荡。经人介绍,1927年他进入英商太古银行做一名小职员。因为工作要使用英文,杨朔便一边工作,一边在哈尔滨英文学校学习英语。杨朔很有语言天赋又极为刻苦,几年下来便能说一口流利的胶东味儿英语。
 
当然杨朔最热爱的还是文学,他16岁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其中又以散文的成就最大,被认为是建国初“十七年”(1949-1966)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在资中筠眼中,杨朔不仅是知名作家,还是老革命者。早在抗战前,杨朔在哈尔滨就与中共地下党有秘密接触,抗战后在上海、武汉从事抗日文章的写作。1937年冬,杨朔奔赴延安,1939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到达华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重新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3年,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杨朔担任新华社战地记者,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955年到中国作协工作,1958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主要领导。
 
杨朔在“和大”期间曾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当时资中筠在“和大”担任翻译。资中筠的丈夫、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前所长陈乐民也曾供职于“和大”,他们夫妇因此都和杨朔有过近距离接触。
 
陈乐民1964年到1965年间曾跟随杨朔在开罗工作,他给资中筠讲过一件趣事。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常在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中“吵架”。杨朔就用他的胶东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在一次会议上,杨朔与苏联书记争吵起来,苏联人骂杨朔“Stupid”(愚蠢),杨朔应声答道:“Stupid returns to you!”(你才愚蠢),结果大家都笑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1961年是杨朔人生的顶峰。
 
1961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一篇杨朔的旅日游记《樱花雨》。文章把美军在日本的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标题旁写道:“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此之前,杨朔很多散文名篇,比如收在语文教科书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都写于1961年。是年3月,他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报刊相继刊发评论文章,冰心、曹禺、周立波纷纷撰文予以肯定。
 
杨朔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抒情不是直抒,它先写一件事、一种物、一个人,然后再引出情和理。其中的情和理是主观上设计好的,因此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是作者思想的一个注解,用之则来,不用则去,没有本身存在的规律,是主题先行,人物紧跟”。(梁衡《真实,散文的生命》,原载于《山西文学》1984年)
 
《雪浪花》是杨朔的代表作。作品叙述“我”在海滨修养时遇到一位人称“老泰山”的渔民,缘起是海边的几个姑娘正在嬉戏,追逐浪花,议论着礁石的坑窝。就在姑娘们感到不解时,一个欢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这个声音的正是老泰山。随后老泰山来了一番政治说教:浪花心齐,“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教它变个模样儿”。结尾时便把开头的浪花和老泰山说的话来一个“上纲”:“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中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杨朔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献身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他们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1949年以后,一个抒情的时代到来。“文革”前“十七年”,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家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歌颂体”,这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杨朔的创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个轨迹。在散文创作中,他执着于对光明和未来的赞颂,成为时代大合唱中的一名红得发紫的抒情歌手。
 
一个老实人的“文革”宿命
 
但正是这位红得发紫的时代歌手,仍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时代的漩涡中。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原有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第一步就是把批斗对象隔离起来,军代表给每人成立“专案组”,进行“内部审查”,被隔离审查的大约有六七个人,杨朔也在其中。
 
资中筠一直觉得杨朔很“无辜”,因为他是个思想上力求进步,十分注意自我改造的人。
 
早在1949年所写的《我的改造》中,杨朔对自己以前所写的作品就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此前的作品多是描写革命军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杨朔说:“我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更无从体味到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胡乱地写了些东西,可笑啊,大半是概念的,缺乏生活,没有感情,我在笔下侮辱了我所尊敬的人民。”
 
杨朔发表于1960年1月10日《光明日报》上的《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一文,这样写道,“党常常教导我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
 
“现在看杨朔的作品,非常正统。他没有批判性思想,一直都是非常真诚进行歌颂的。杨朔特别相信党。他对当时的运动没有任何异议,是很老实的一个人。”资中筠说。
 
尽管如此忠诚地与领袖保持一致,杨朔也没能逃脱挨整的宿命。
 
贴大字报、揪走资派、成立战斗组……,不过在资中筠的记忆中,“和大”的造反派还算温和,没有关牛棚、打人、武斗,只是在大字报上无情批判,批斗会上高声喊口号。
 
运动开始之后,杨朔曾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批判为“变修”的证据之一。杨朔真诚地接受批判,他检讨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买房子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
 
资中筠记得,“和大”的造反派头头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一名业务拔尖的高材生,比较“讲政策”,多次制止动武,并且反对“扩大打击面”。另外一些人就不大满意,觉得不过瘾,有人贴大字报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据杨朔的养女杨渡说,当时给杨朔定的罪名是“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干将”,说他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
 
但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罪证”。据资中筠回忆,杨朔没有特殊历史问题,中央文革也没有点名评批判他的某一篇文章。只不过因为杨朔是领导,又是作家,在那种特殊历史环境中必然会被揪出来。“印象中红卫兵小将都是鸡蛋里挑骨头,为批判而批判。”
 
资中筠记得,在杨朔去世前不久,有一个自诩“根红苗正”的勤杂工,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进隔离室之前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之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杨朔可能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隔离室之后,曾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没有理会。谁知,杨朔就自杀了。“杨朔比较迂,他太老实,太相信党,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资中筠说。
 
“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
 
杨朔一直单身,胞弟杨玉玮的女儿杨渡不满一岁时就过继给杨朔作养女。杨朔去世时,杨渡仅是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此后她跟着生父杨玉玮一直为给杨朔平反奔走。
 
此外,和杨朔有着很深感情的外甥女韩毓丽也一直感到内心不安。多年后,在朋友帮助下,韩毓丽得到了杨朔的病历。下面是她的摘录:
 
1968年5月3日,低烧37.8℃,医生开病假,半日工作两周,机关来人谈过,如病情可能,要求其上全班。(这是)运动的需要。
 
1968年6月4日,仍低烧37.5℃,单位来人联系:本人未报名参加下乡收麦。如本人提出要求请假,则不予考虑。
 
1968年8月1日,机关送来患者,现在被隔离交待,中午回家取东西,夜间12点洗澡,1点钟发现叫不醒。肺部正常,诊断为眠尔通及巴比妥中毒。
 
1968年8月3日,肺部锣音加重增多,体温上升,呼吸困难,突然停止呼吸。从北京医院的病历看,8月1日这一天,杨朔很可能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这就基本对上了,”资中筠说,当时大家都知道杨朔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安眠药。
 
此后,韩毓丽和丈夫、跟随杨朔多年的“小鬼”马甲,一直为舅舅的死奔走呼号。1972年7月5日,韩毓丽和马甲鼓起勇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杨朔死得不明,希望总理过问此事。
 
两个多月后接到“和大”回信。信中说:
 
“一九六八年春,我会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杨朔被当作重点进行审查。同年七月二十三日,部分群众把他隔离起来,并进行小会批斗。
 
七月三十一日,他看到在‘和大’院内地上写出‘打倒丁陈反党集团黑干将杨朔’的大标语后,表示不安,遂当夜服安眠药自杀。经送北京医院抢救无效,于同年八月三日身死。”
 
“经审查,杨朔历史是清楚的。他参加革命三十年来表现基本是好的。但由于其世界观未很好改造,在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而自杀身死,决定给以政治错误结论。”
 
信的落款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时间是: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政治错误结论”,显然不能令杨朔家人满意。1975年,杨朔的胞弟杨玉玮四处奔走,找“和大”的上级主管单位外交部,还找了中国作家协会。
 
杨渡说,1975年,杨朔去世7年之后,他的工作单位为他举行一次骨灰重新安放仪式(实际没有骨灰,骨灰盒里放置了杨朔生前使用的老花镜和一支钢笔)。当时这种由工作单位举行的仪式有一个重要意义,即对他的“问题”做出新的“结论”。1975年,外交部给出了“杨朔病逝”的结论。
 
“文革”后,杨玉玮和杨渡继续申诉。1979年,外交部最终做出杨朔“被迫害致死”的结论。1980年9月15日,三百余人在北京“和大” 原址的大礼堂参加了杨朔的追悼会。追悼会由时任文联副主席夏衍主持,时任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致悼词。悼词说:“杨朔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不幸于1968年8月3日含冤逝世。”


版权归《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所有,转载请与杂志编辑部联系(Email: gjls0799@163.com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