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忆曹禺

忆曹禺

--作者:毕汝谐

我刚识字便开始翻看曹禺作品(“北京人”里关于棺材的那些台词,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到不安);那时,我不识“禺”字,便称之为“曹偶”。

我与曹禺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男厕所--风雨如磐的文革初期,我去北京人艺访友,在一楼男厕所方便,见一老者埋头清洗尿池,不觉一楞--这不是早已在照片上熟悉的曹禺先生吗,不禁驻足;曹禺热心地问:“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我摇摇头,问道:“您是曹禺吧?”曹禺惭笑不语,碎步退后。

曹禺是家母早年在清华求学时的高几年级的学长,他曾给低班学生代过几堂课;因此,家母写信介绍我去见他,尊称其为“曹禺老师同志”;昔日,曹禺热烈追求清华一枝花郑秀,常在门禁严格的女生宿舍附近徘徊,为清华园里的一大趣闻。

七十年代中期,曹禺家住在张自忠路剧协的大院,家里由于没有女主人及保姆,显得大而无当;曹禺终日赋闲,郁郁不乐,我的到来给他增加了一个谈伴,他说:“你看过的书真不少,我和你谈得来。”那些年,曹禺家门庭冷落马蹄稀,我去过许多次,除了有一回,人艺话剧演员童超因生活琐事登门,根本无人来访。我多次在曹家用饭,都很简单:一点米饭或者面条,一点青菜,再开一个午餐肉或者红烧猪肉的罐头。

我和曹老伯有许多共同话题:首先是苦闷。曹老伯忆及衣食无忧的童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苦闷,可那时的我,的确是苦闷啊!”

我说:“我小时候也一样,在育英小学住校,白天看见杀鸡宰鸭,晚上就痛苦得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更为凑巧的是,曹老伯的写作方式与我完全相同:“我写《雷雨》,是一段一段地写出来的,什么在头脑中最活跃,便先写哪一段,然后像拼七巧板似的拼起来……在构思阶段,首先涌现出来的常常是一个人物,一个场面,一段情节,逐渐形成整个剧本的结构,没有事先预定的主题,连人物的发展,也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完成的,有时,人物为什么用这样的台词,我也不知道……”

我笑说:“我也是这样--前后无序,最后慢慢地拼接起来;我看过一本书,说是这样的写作方法,完全符合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学说。”

毫无疑问,就人类精神的探索深度而言,曹老伯是一位天才(晚年时,曾获得“中国莎士比亚”的美誉,可谓名至实归),然而,单就言谈举止而言,他和邻家老伯并无不同,迟钝、木讷、语言乏味。曹老伯不止一次地赞叹我的年纪尚轻,并言及自己年轻时的雄心大志:“我那时把《雷雨》改了又改,觉得要是拿出来,田汉呀、洪深呀、欧阳予倩呀,都得被我比下去!《雷雨》交给巴金,被他压了一年才发表;鲁迅日记里提到先生买了一本日译《雷雨》,没有评论,先生肯定看不上这种小作品……现在我年纪大了,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像肖军,年轻时总是欺负人,人老了以后,就被人欺负了……”

曹禺的戏剧理念几乎是全盘继承了古希腊的悲剧理论,在解放后自然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写出来的作品苍白、贫弱、缺乏生命力。话剧《明朗的天》将协和医院诬写为杀人黑店,观众并不买帐--当志愿军代表滔滔而言时,剧场里居然有人睡着了;《胆剑篇》、《王昭君》因是历史题材,稍稍好一些,却也缺乏曹禺经典戏剧所特有的撼人心魄的激情和感染力。

将曹禺作品质量下降,归因于1949年的政治变迁,是最便当的理由和借口;我却以为不然。自《雷雨》、《日出》震惊文坛后, 曹禺作品于整个四十年代已呈现质量下降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至解放前夕, 曹禺的电影剧本《艳阳天》,除了作者署名依旧,与公众认可的曹禺水平相去甚远了。因此,1949的政治变迁,反倒成为曹禺写不出高质量作品的最好的饰布;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巴金、沈从文、冰心等文坛名宿。

曹老伯与郑秀的第一度婚姻,完全符合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世俗模式,却不幸福; 第二任妻子方瑞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但是与曹老伯琴瑟和谐。总参有一位五旬女少校,失婚多年,得知我与自1974年即丧偶(方瑞)的曹老伯常常走动,竟要我代她向曹老伯求婚;我经不住缠磨,只得腼颜相告,曹老伯哭笑不得地道:结婚?我已经行将就木啦,怎能结婚?”

当然,这只是所遇非人的遁词;曹老伯于1979年与年轻时心仪的京剧演员李玉茹完婚。对此,曹禺女儿万方态度明朗:“只要老父能多活几年就好。”这段和谐的婚姻直至天年。

有一回,我和曹老伯谈及老舍, 曹老伯带着几分神秘感说:“老舍的思想不简单,他是旗人,心灵深处有满族独立思想……”我左耳听右耳出,没有就此探问下去,而今觉得非常可惜。

曹老伯的思路时断时续,言语支离碎碎;常常陷入长时间的沉思(却又冷孤丁地冒出一句:“《李自成》写得好,不能以演义视之。”);在这种时候,我便与曹老伯相对默坐;不言不语。

像几乎所有老年人一样,他对死亡怀有恐惧,有一回, 曹老伯问我:“我将来究竟是死于阳台还是大床?”我肃然缄口。

曹老伯对女儿的婚事忧心忡忡,任性地对我说过许多私房话,而后又十分后悔,叮咛道:“你可不能说出去啊。”我保证道:“您放心,我不是传闲话的长舌妇。”故从略。

曹老伯为人厚道,从不说人坏话,只有一次例外:提及因投靠江青捞到文化部副部长乌纱帽的袁水拍,十分鄙夷地道:“鲁迅说,人一阔脸就变,用在袁水拍身上正合适。”

毋庸讳言,曹禺身上也有某种庸人气质。对于当朝一品大员,曹禺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敬畏。早年,曹禺在颐和园休养时,陈毅曾来看望他,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曹禺,我是专程来看你的吆。”对此,曹禺受宠若惊,许多次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不同人士(包括我)提及,还翻来覆去地道:“我只是一个区区,我只是一个区区……”以示承受不起。

我感到由衷的难受:陈毅与曹禺,均是国宝级人物;如马克思所言,红玫瑰和紫罗兰各有不同的芬芳,岂有高下之分?

面对同一个陈毅,请看吴祖光的应对方式--“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拨儿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吃惊地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字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警卫员在院子里等着。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个我这样的客人。”(杜高:“又见昨天” 218页)

然而, 曹老伯生活平顺, 吴祖光境遇坎坷,发人深思。

有一回, 曹老伯翻箱倒柜,找出董必武观看话剧“胆剑篇”后的赠诗(意味深长的是,与董必武的讣告放在一起)示我;曹老伯谨小慎微地道:“董老已经盖棺论定了,所以我给你看他的诗。”

周恩来病逝后,我去曹老伯家探望,惊讶地发现曹家已经成为周恩来的超级灵堂--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见不止一张周氏遗像;我关心地问曹老伯身体任何,他慢吞吞地答道:“不太好。”然后哭着说:“总理死了,哦,前年,我爱人死了,我也没有这么伤心呀。”又深情地回忆道:“总理跟我开玩笑说,咱们俩都是属狗的,我比你大一轮……听说总理病了,我想去看看他,又觉得不好打扰他,他得的是要死的病!我见了他也没话可说呀……呜呜。”曹老伯动情地哭了,我受到情绪感染,也落了泪。

曹老伯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自有其因:文革混乱时,曹禺连同彭罗陆杨等大官同被造反派劫走,周恩来闻讯出面讲情:“曹禺算什么?什么也算不上呀,让他回家吧。”这种明为贬斥、实为保护的做法,使生平第一次遭到绑架的曹老伯化险为夷,永铭于心。

曹老伯对旧中国极端不满:“乱七八糟呀!乱七八糟呀!”同时,对新中国感情真挚:曹老伯给我看过家庭像册,里面有多张他抱着幼女与五星红旗及毛泽东像的合影;曹老伯多次若有所思地道:“你年轻,你能够看到中国越来越好……”打倒四人帮后,曹老伯却告诉我:“其实,我对中国的前途没信心了,但是不敢说呀!”

曹老伯常常说作品不要流于平庸,要有神来之笔;当我称赞他的作品神来之笔迭出不穷时,曹老伯却黯然地道:“我还想写一部大作品。”停了停,又叹道:“写不出来呀。”他案头有个摊开的创作笔记本,上面凌乱地写着一些不明就里的断句。后来,随着曹老伯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从张自忠路搬到三里屯又乔迁到部长楼)的不断提高,他不再说要写大作品了。

我将永远怀念曹老伯。
 

转自《二闲堂》网站,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