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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下)

--作者:胡小胡

十一、京戏

“二流堂”的艺术家都爱看京戏。父亲生在上海,十几岁迷上京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的大本营在北平,主要剧团和戏曲学校在北平,上海的“海派”艺人只是少数。但是北平的名角儿每年要到上海演出一到两次,每次一个月左右。比如梅兰芳,他在北平或十天或半个月演一场,北平戏园子小,票价低,全年演出收入只是他收入的一小部分。梅兰芳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每年一次的上海之行。在赴上海之前,要通过媒体如报纸和电台作广告,到了上海,又有别出心裁的宣传活动(最著名的便是梅兰芳和“票友”黄金荣、杜月笙同台演出)。上海的戏园子如黄金大戏院规模大,设施好,票价高(梅兰芳当时在上海的票价是三块大洋,而在北平的票价只有几毛钱),演出密度大,一个月的包银便有数万银元。还要灌两张唱片,又有数万收入。其它的名角儿也是相似的方式。所以说三十年代的京剧热在上海而不是在北平。

京戏的辉煌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旦角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在梅兰芳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是生角,而梅兰芳红透天下之时,就连谭鑫培也无可奈何,而另一个名老生余叔岩表示“愿为畹弟跨刀”(梅兰芳字畹华),就是宁可挂二牌。

“四大名旦”,即梅、程、尚、荀,程砚秋年龄最小,原来排在末位,后来一个个追上来,排至第二。这就产生了梅程之争,抑梅扬程还是抑程扬梅。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在知识界中,“程党”占据上风。父亲年轻时就是“程党”,曾经花两块大洋买站票看程砚秋。在北京,经丁聪介绍与程砚秋相识后,他多次去片场看程砚秋拍电影。 程砚秋在拍电影《荒山泪》,导演是吴祖光。我也去过片场。北影厂的片场在新街口北小西天,后来这里变成新闻电影制片厂。程砚秋一身缟素,轻扬水袖。吴祖光走到他身边显得那样矮小。可是强烈的灯光照在他涂满油彩的脸上,沁出了汗珠。

《荒山泪》是程砚秋留下的唯一完整的电影。

父亲常说,京戏是大剧种,芭蕾舞是小剧种。

京戏的表现力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这是大剧种的气象。有名气的剧种不一定是大剧种,比如芭蕾舞剧,它的题材很狭窄,多是爱情故事,表现力有限。芭蕾舞剧是从“哑剧”演变来的,单靠肢体语言,尽量简单的情节,不能表现人物性格。中国江南的昆曲和越剧也是小剧种,只有小戏,没有大戏。新凤霞的评剧也是小剧种,它由冀东和东北的“二人转”演变而来。大多数地方戏都是小剧种。而京剧的气势就大了,它可以描写爱情,描写风俗,也可以描写政治、历史、战争,像《赤壁大战》那样的戏,宏大的战争场面。 五十年代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赤壁大战》,是父亲经常提起的,所以我记得那些名角儿,即马连良的孔明,叶盛兰的周瑜,谭富英的鲁肃,肖长华的蒋干,裘盛荣的黄盖,袁世海的曹操,张君秋的孙尚香,等等。在解放前,这么多名角共聚一堂是不可能的。

父亲也带我看其它程派演员的戏,比如以票友下海的李世济,还有赵荣琛。到了60年代,在江青的“样板戏”出台之前,北京京剧团展现出京戏最后的辉煌,即由马连良、裘盛荣、谭富英、张君秋等出演的《秦香莲》和《赵氏孤儿》。这两个戏是我和父亲在宽街的圆恩寺影剧院看的。

在京剧最走红的时代,一些具有社会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京戏大张挞伐,如胡适、钱玄同、鲁迅、欧阳予倩诸人。不能忽视这些代表当时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在思想立场上同京戏站在完全对立的方面,而他们在知识阶层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比如周扬,他在解放前是反对京戏,从来不看。解放后他成了文艺界的掌门人,居然迷上了京戏。如今京戏风光不再,而且是永远不再了。有人认为京戏的衰落,是失去了当年的剧场效应。这也是一个方面,形式方面。电影和电视的出现,就是对京戏的冲击,这个冲击不仅仅在争取观众。今天的电视上也播放京戏,可是给人的感觉很不对头。京戏的化妆和服饰是夸张的,程式化的,它是为舞台设计的,在电视的特写镜头里放出来,怎么能对头呢?它的迟缓的节奏也和今天的生活节奏脱节。

除了形式方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前搞“京剧革命”,批判旧京剧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此言不虚。后来搞了所谓“革命现代京剧”,靠政治和强权占领舞台,终不能持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纪念四大徽班进京二百年,相传乾隆下江南看了戏发生兴趣,所以京戏的发展和皇家不可分。那时候的京戏同今天差别很大,京戏的主要唱腔“皮黄”道光末年才有,是程长庚创造的。咸丰皇帝经常把徽班叫到圆明园去唱,赏程长庚五品官衔,命名“精忠庙首”。

京戏受到皇家的扶持脱颖而出,居于一尊,成为皇家艺术。咸丰以后,京戏的第一号观众便是慈禧了,她一边处置不听话的光绪帝,一边欣赏谭鑫培悠扬的唱腔。慈禧太后还要亲自修改剧本,参与创作。她的态度倒不像江青那么霸道,但是她的影响力不容置疑。父亲说,京剧里有许多坏皇帝,而京剧里的太后无一例外都是好人。父亲说出了一条有趣的“规则”。光绪皇帝也是个京戏迷,他看那些骂皇帝的戏也无可奈何。慈禧给了谭鑫培、杨小楼、陈德霖“内廷供奉”的待遇。陈德霖唱老旦,他的《四郎探母》和《雁门关》中的萧太后很有气度,就是从慈禧那儿感染来的,或者冲着慈禧拍马屁而去的。

京戏的价值观无疑是封建统治者的价值观,它的保守、陈腐、衰败是显而易见的,同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京戏中充满了儒家思想(主要是宋明理学思想,忠孝仁义,三从四德)和道德说教,它的所谓“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揉作一团,扯不开,撕不断,理不清。京剧由诸多才华横益的艺术家呕心沥血经营,成为封建文化集大成的一门艺术。京戏是封建王朝灭亡前后的一片焰火,是中国灿烂的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是《芙蓉诔》,是《葬花词》,是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的挽歌。

十二、潘杨事件

一九五五年四月和五月接连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是“潘汉年、杨帆事件”,二是“胡风事件”。这是两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又是与文化艺术界紧密相关的事件。

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告诉父亲:汉年被抓了!

一九三七年,父亲和叶浅予等人组织抗日漫画宣传队到南京,潘梓年也在南京,他找到父亲,说他要办《新华日报》,请父亲做美术编辑。潘家兄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报纸,中共长江局的机关报。父亲当时没有答应,继续漫画宣传。撤退到武汉后,父亲对国民党那一套越来越不满意,恰好《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父亲就去了,从此参加革命。解放后潘梓年没有当官而是做学问,他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所长。

关于潘汉年的被捕,潘梓年是这样告诉父亲的:

“汉年从上海来,住北京饭店。我到他的房间,衣服在沙发上,人不见了。后来知道是罗瑞卿亲自带人抓的。”

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马,可见案情的重大。潘汉年是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也被捕了。潘汉年是中共做统战工作和敌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他的被捕使许多人深感不安。

事情过了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人找父亲谈话,要他停止工作,坐在家里写检查。检查什么呢?来人不告诉他。每天下班时候有人到家里来收材料,写多少交多少。不许出门,不许打电话,除了家里人,不许和外人见面。

父亲知道这事情同潘汉年有关,也同杨帆有关。一九四O年从仰光到香港,父亲找的联系人是潘汉年,从上海到新四军,也由潘汉年安排。在新四军三师,文化村的村长就是杨帆,父亲在那里入党,入党介绍人是杨帆。一九四三年日伪军扫荡期间,组织上安排父亲回上海打埋伏,联系人还是潘汉年。但是父亲到上海后没有找到潘汉年。父亲住在爷爷那里,在剧作家柯灵的怂恿下写了一个剧本《妻》,并在卡尔登剧院演出。父亲虽然用的是化名,还是被潘汉年猜中了。潘汉年顺着这条线索找到父亲,告诉他不能再写戏,危险。一年后从上海回新四军,潘汉年亲自安排护送父亲的交通员。父亲认为这些过程没有任何问题。潘汉年早年在上海做文化工作,外号叫“小开”,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二流堂”的人物大多同他相识。“左翼文化联盟”成立之初,正是潘汉年找鲁迅先生谈,使他接受了“左翼”的牌子。

父亲的检查写了几十万字,父亲说,“比一部长篇小说还要长。”半年之后,“软禁”解除了。

唐瑜与“小开”关系最密切,他在共产党内职位低,“潘杨事件”并没有牵连他。

一九六三年,我在人民大学附中念高中。经过“反右运动”,全家都已离开北京,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生活费是由唐叔叔提供的,我每个月到他家取三十元。开始是四十元,唐叔叔对父亲说,小孩子不能给太多,改作三十元。本来唐叔叔打算送给父亲一笔钱,以解我家经济的拮据。但是他转念一想,送钱给“右派分子”不妥当,于是他叫父亲为幻灯片写说明词,幻灯片来自连环画,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是来自稿费。

唐叔叔的家从北新华街搬到府右街,又从府右街搬到八面槽。这一年春天,我到唐叔叔家。唐叔叔的太太李德秀阿姨说:

“小胡,你在这里吃饭吧,还有潘叔叔,董阿姨。”

是潘汉年和夫人董慧。潘汉年夫妇是从西郊过来的,他们在一家农场劳动,算是假释,行动有了一些自由。这一天潘汉年在农场钓了几条鱼,拿到唐瑜家。潘汉年听说我是胡考的儿子,问了几句话。他显得瘦弱,衣衫破旧。唐瑜家进门是一个狭长的小院,夏天,餐桌摆在廊子下面。我们吃面条和小菜,没有吃潘汉年钓的鱼。潘汉年夫妇一个月进城一两次,只到唐瑜这里,这里是唯一带给他们快乐的家园。唐瑜的侠肝义胆由此可见。

父亲早对我提起过潘汉年,我虽小,知道许多大人的事情。我们父子间无话不谈,就像朋友那样。父亲是这样说到潘汉年的:

“潘汉年被抓是因为去见了汪精卫。他自己敢去见汪精卫吗?是毛主席叫他去的。”

一九四三年,潘汉年通过李士群在南京与汪精卫见面。一九五四年,狱中有人揭发此事,使潘汉年颇觉不安。于是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详述此事的来龙去脉,交给陈毅。率性的陈毅元帅亲自把报告交给毛泽东,以为可以了结此事。谁知毛泽东看了报告后立即批示逮捕潘汉年。潘汉年在被捕八年之后,于一九六三年被最高法院判刑十五年,罪名是叛变投敌。董慧是香港富豪家的千金,难为她跟了潘汉年,半辈子受苦。文化大革命两夫妇被投入秦城监狱,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一九七七年潘汉年死于湖南茶陵农场。死前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四人帮”已垮台,他曾上书要求平反,没有回音。他的骨灰葬在长沙火葬场的墓地,写了他在敌后工作时的化名:“肖淑安之墓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病故,妻董慧立”。两年后董慧去世,他们没有孩子,来去空空。

十三、画家变成作家

父亲的倒霉不是从潘杨事件开始的。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父亲的油画就受到批判。那一次他带几十张油画到北京,举行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油画是解放战争中画的,因李一氓的帮助,买来一批油画工具。花了几年时间,在撤退和“跑反”中画了这些画,皆为小幅画作,最大的不到一米,题材是山东农村的静物:一只水罐和几只水碗、一件老羊皮袄、蓝印花布围裙和绣花鞋,等等,皆为农家日常用品。在农舍幽暗的光线下,这些画画得很辛苦,父亲累得患了肺炎,两个月高烧不退。在如火如荼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父亲的油画太不合时宜了!美术界头号批评家王朝闻写了文章,给父亲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显然,王朝闻的看法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表现形式也只有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子,西方现代主义的一切东西必须摈弃!在那个时代,许多极端的观念,荒谬的思想,被当作天经地义绝对正确的东西不容置疑。胡考显得另类,他是有个性的独立思考的艺术家,他始终以为自己的艺术追求符合创作规律。父亲羡慕西方画家,比如在巴黎,画家想画什么题材都可以,如果画人物,什么样的模特儿都能雇得到,只要你花钱。父亲的想法很平常,而在当年,这是大逆不道。

从北京回到济南,中共山东分局认为胡考给他们丢了脸,不分配工作。到了上海还是不分配工作,直到廖承志点名用他。《人民画报》的创办,胡考是主要人物,但是他的名份只能是副总编辑,朱丹任总编辑,不管事。

一九五二年,胡考在《人民画报》的中缝发表了一张漫画,题目是“纸老虎”,画中三个人物骑在一只烧着的纸老虎身上,麦克阿瑟、杜鲁门、杜勒斯,这是一张彩色水粉漫画,其中有法国画家马蒂斯的“野兽派”的影响。这张漫画是演绎毛泽东的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值朝鲜战争,这张画是为政治服务了。

一次在中宣部开会,胡乔木打开这张漫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父亲说话:

“漫画也有这样的画法吗?”

胡乔木并没有批评的意思,他是在思考。

不久,美国最大的发行数百万份的《生活》画报转载了父亲的漫画。这一回王朝闻又来劲了:帝国主义的画报欣赏你胡考呀!老虎身上烧糊的纸画得如此逼真,这不是“形式主义”是什么?王朝闻是胡考在延安鲁艺的同事,他们的窑洞相邻,每天见面。王朝闻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自命的。

父亲虽然没有搞过抽象艺术,但是他对西方现代艺术是有所了解的,是欣赏的。张仃访问德国,带回来一些弗美尔和毕加索的画送给父亲,德国的铜版印刷是全世界最好的,那些画的确精美。张仃知道父亲最喜欢的古典画家是弗美尔,最喜欢的现代画家是毕加索。父亲说,毕加索在美术史的地位超过意大利三杰。但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现代主义被隔绝和封杀,中国人除了看到毕加索为世界和平大会画的那只“和平鸽”,看不到任何西方现代派作品。王朝闻不能容忍哪怕一点点现代表现形式的尝试,他所鼓励的就是王式廓《血衣》那样的作品。

王朝闻的批判文章大大打击了父亲的创作情绪,父亲的话,“情绪坏透了”!

潘杨事件以后,中宣部给画报社派来一个主编,叫李千峰。父亲不大愿意管事,李千峰也算通情达理,胡考此时患上严重的胃溃疡,上不上班都可以。父亲画画不成,改写小说。他从小对文学有兴趣,延安时代没有条件画画,父亲搞了个名堂,叫“演讲文学”,即文学的口语化,他的作品《陈二石头》一时闻名于延安。几年后在上海写过话剧《妻》并公演。父亲在延安另有一个名声,即他是“延安八怪”之一,与萧军、李又然等为伍。

父亲用半年时间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行军纪事》。小说写的是一九四五年双十协定后撤出八个解放区,一家印刷厂如何撤退的故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随后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连队里那些出身贫苦目不识丁的普通战士,在作者笔下呼之欲出。

父亲的小说很快受到好评。老朋友丁玲最为激动,陈明告诉父亲:

“丁玲看完《行军纪事》大哭一场。”

桑狐想把小说搬上银幕,于是天马电影制片厂请胡考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

父亲情绪上来了,上午写小说,下午画水墨画,每天可得四五千字。这样,第三部长篇小说脱稿了,书名《机关生活》,写北京一个政府机关。这个机关的原型是唐克的石油工业管理局。唐克在苏北是县委书记,同父亲母亲是朋友。解放后他搞石油工业,是北长街的常客,他所讲述的故事成为父亲小说的题材。

父亲为什么画水墨画呢?画水墨画不如画油画累,得胃溃疡后,吃饭的问题变麻烦了,又怕冷,冬天把炉子烧得通红,屋子里只能穿单衣。再说水墨画是闲情逸志,不会受到政治批判。还有,回归传统是中国文人的规律,很多写新诗的到了晚年回到旧体诗,搞西洋建筑的到了晚年回到中国古建筑,画西画的到了晚年回到中国画。这是灿烂的中国文化本身蕴有的强大向心力。

十四、丁玲

丁玲的家在东四附近,记不得哪条胡同了,也是一个四合院。她是一个胖胖的女人,满面红光,威风八面。我第一次到她家,她对父亲说:

“刚从黄山下来,正在涂鸦,啊,啊,老师来了!”

丁玲在画水墨画,美丽的黄山变成乌黑的一个大墨团。父亲哼哈了一气,似乎不愿意收这个学生。瘦小的陈明在一边像个BOY,任他的太太颐指气使。陈明写的电影《六号门》在全国上映,正走红呢。

第二次是春节,到丁玲家吃饭,在院子里放礼花。礼花是一尺高的泥娃娃,引信儿在泥娃娃头顶上,窜出的礼花只有一人高。丁玲阿姨给我十块钱,算是压岁钱吧。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钱。

那是丁玲最风光的年月,阔气得很。丁玲小声对父亲说:

“我一个月要一千块开销。”

真不得了!这样的花销普通人难以想象。诗人艾青与妻子离婚,闹得沸沸扬扬。他娶了新妇高瑛,在东单附近买下一个四合院,只花了八千元!艾青的儿子艾端午是我的同班同学,长得方面大耳,同他爸爸一般无二,不得不承受家庭破裂之苦。在作家当中,只有两个人不领工资,巴金和丁玲,这是天底下少有的豪迈。巴金新作不多,主要靠旧作再版的稿费;丁玲除了稿费还有奖金,《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得到斯大林奖金四万多元!可以买五座“艾青小院”!说“一本书主义”名利双收,绝不为过。青年作家刘绍棠最信奉丁玲的“主义”,他在打成右派前的稿费收入达到两万元,于是他学艾青买了一个院子。刘绍棠牛逼大了!

父亲喜欢到丁玲那里谈天说地,他们很投机。父亲对我说:

“女人都不会聊天。天下会聊天的女人极少,丁玲算一个。”

想来丁玲在父亲面前是聪明的作家,见多识广的大姐,平起平坐的朋友。

在其它场合丁玲就太狂了,收不住了。丁玲这样的心态害了她。她以为她和周扬拍桌子,毛泽东也会向着她!她是大大地错了。周扬搞出一个“丁陈反党集团”,抓住丁玲曾经被捕的经历大做文章,必欲置丁玲于死地而后快。“反右运动”前有“高饶反党集团”、“潘杨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亲自搞的,别人谁也不敢这样搞。可是周扬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他敢。搞掉丁玲后最牛逼的是周扬了。

丁玲和陈企霞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用上海话说,“不搭界(读ga)”,就像“章罗联盟”,莫须有。陈企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和丁玲从不来往。陈企霞到北长街来过,沙发不坐,非要坐在板凳上,缩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丁玲的豪爽洒脱与陈企霞的阴冷委琐恰成鲜明的对比。

父亲同丁玲相识于一九三八年。父亲在《新华日报》工作一段后,想去延安,和潘梓年谈了,潘梓年表示支持。离开武汉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丁玲。丁玲在西安搞“战地服务团”,他们一见如故。 延安时期他们多有往来。丁玲是“文协”的负责人,而父亲在“鲁艺”美术系任教。丁玲名气大,她在毛泽东那里有面子。毛泽东有诗赞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女将军!”一天晚上,丁玲约胡考到毛泽东那里坐坐,他们没有预约径直前往枣园,向门外的卫兵通报一下。进去后只有毛泽东和陈伯达两位,毛很客气,用香烟招待胡考。坐下来聊天,毛泽东滔滔不绝。胡考没有多说话,只问了一个问题:语言有没有阶级性?毛想了想,说有。聊了一个多钟头,他们起身告辞,毛泽东手持蜡烛送至门外。 父亲有一首词赠丁玲:

延水堤畔三两柳,明月共相守。
絮语话秋凉,烛短夜长,蜡堕三分厚。
东山那番分离后,零落天涯走。万里故人情,长随君心试按君心口。
(《醉花荫》)

这一首情意绵绵的小词似乎超越了一般的友情,今天是无法考证了。

父亲在延安呆了两年,离开了,躲过延安整风运动。丁玲赶上了,她的《三八节有感》成了批判的靶子。萧军和李又然被抓起来整了很长时间。还有王实味,他的《野百合花》与丁玲的《有感》并列为最大的靶子,王实味最后把命送掉了。李锐在《王实味冤案》一文的序言中说:“当时有个说法,‘特务如麻’。延安吃公粮的五万人中,竟清出‘特务’一万五千多人!”

《三八节有感》是真实的丁玲,同《莎菲女士日记》一样真实。当周扬说服毛泽东必须搞掉丁玲的时候,他拿出《有感》,说明丁玲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并一箭中的。

在她的文学生涯和政治生涯中,真实的丁玲和异化的丁玲交替出现。五十年代的“狂”是异化,八十年代的“左”也是异化。在丁玲晚年,她认为自己吃过的苦证明她一贯正确,她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作家。

一九七八年,父亲从唐山回到北京,住在和平里一处临时房子里。一天下午有人敲门,我去开门,门外站一个老太婆,白发苍苍,衣衫褴褛,双目无光,头上緾一条沾满灰土的棉线头巾,完全是农村老太婆的样子。我用两秒钟认出丁玲阿姨和她身后的陈明叔叔。

父亲和丁玲在离别二十年后重逢,百感交集。

金河告诉我,八十年代他代表辽宁作家协会在大连棒槌岛招待丁玲,席间有人说到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唏嘘感叹。丁玲却圆睁双眼,陡然变色道:

“作家不可以喂猪吗?”

一座皆惊。

十五、足球与围棋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踢足球,受到父亲的鼓励。

父亲小时候踢里弄足球,也在教会学校里踢足球。父亲的一个表弟叫张荣浩,是父亲舅舅的孩子,踢过上海队和空军队,喜欢带我一起踢球。张荣浩的哥哥张水浩和李惠堂踢过球,建国初期的国家队守门员,第一次访问欧洲的国脚。张荣浩表叔豹头环眼,长相颇似海派武生盖叫天,在球场上威风八面。他是天津机场的机械师,有一次,他到北京西郊机场接飞机,把我接到天津玩。第一次坐飞机,苏联的伊尔16型,飞半个小时到天津。我坐在领航员的座位上,开飞机的姓潘,表叔说他曾打开拉萨航线。

父亲喜欢讲球王李惠堂的故事。李惠堂是广东人,当年在上海滩的名气就像今天的姚明。姚明靠的是身高,李惠堂靠的是技艺。李惠堂在球场上不跑,走着踢,队友把球传到他脚下,不管何种来球,是高是低,他都可以射进门,有百步穿杨之神功。李惠堂又有“卧射”的独门绝技,球来之前李惠堂突然倒地,躺在地上射门,叫人无法防守。想象不出这样的绝技是何种姿态,观者是何种享受。

我小学三年级进先农坛体校,体校和育才小学一墙之隔。我的启蒙教练叫孙洪年,五十多岁,国家级裁判。在孙老师的足球班里,我是最出色的。体校在先农坛外场训练,国家队在内场训练。我们训练完就到内场看国家队。国家队的教练是陈成达,是和张水浩一批的上海球员。国家队的队员有史万春、张俊秀、张宏根、方纫秋、丛者余、年维泗等。有一次,年维泗受伤坐在场边,看见我和一个同伴,招手叫我们过去。我们用足球摆了两个小门,二对一,踢了二十几分钟,结果二比二。

父亲和我一起在先农坛看过两场球,是国内比赛。父亲看过匈牙利国家队,没有带我。父亲的支持再就是买球鞋,踢球穿的胶鞋一个多月就破了,很费。有一个暑假,我们育才小学和福长街小学比赛,在先农坛外场的小型场地进行宣武区少年比赛,场地铺了绿油油的草坪。这一场比赛太美了,我是中锋,打了个七比一,七个球是我一个人打进的!

到了小学高年级,学校怕影响学习,把通向先农坛体育场的大门锁上,上体校只能从学校正门出去,绕一个大圈子,绕到天桥商场那头,有四五里路。我们只好爬墙头,多次被老师捉住。后来在我们的抗争下,通向体育场的大门重新打开。

我上初中也在育才,学校增设至小学到初中九个年级,校名改为育才学校。初一那年,孙老师想叫我去北京少年队,也就是北京三队,等于停止学业进专业队。孙老师要到我家去找母亲商量。那时母亲打成右派下乡了,不在北京。

我没有去专业队,还是愿意上学,但是足球始终跟随着我。上大学后,我是清华足球队队员,也是北京高校代表队队员。一九六六年我们准备暑期到西安参加全国十城市高校足球赛。父亲那时被下放到唐山,他在信中说,要去西安看我的比赛,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父亲喜欢听我讲球场上的事情,他从小叫我两只脚踢球,所以我的左脚和右脚一样好。父亲对足球有独特的看法,比如他说:

“足球是难度最高的运动。几乎所有球类运动都用手,只有足球用脚。”

这说法很有意思。马拉多纳出来后,父亲说:

“球王必是年少成名。马拉多纳十五六岁成名,他总是面对世界一流的防守球员,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终成大器。”

再说围棋,这就要说到祖父。

一九五O年我们全家从上海迁至北京,第二年,祖父在上海逝世,年仅六十岁。父亲为此跌足叹息,他说如果没有离开上海,祖父不会去世。祖父患肺结核,当时已有特效药雷米锋,父亲会让祖父使用它。

祖父胡允昌是中学教员,又是沪上围棋高手。像祖父的围棋水平,上海滩只有三五个人,是准国手的水平。民国后围棋第一高手是顾水如,祖父和顾水如一起在霞飞路开了一个围棋馆。那是一幢三层小楼,一楼是棋室,二楼是顾水如家,三楼是祖父家。祖父在教会学校教授英文,月薪一百二十块大洋。一块大洋买五斤猪肉,三块大洋买一袋白面,一百二十块大洋是相当可观的收入。祖父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养活三四个余姚乡下来的穷亲戚,什么小厨子、小裁缝。所以说祖父开围棋馆不是为了生计,而是出于兴趣。 祖父的围棋颇有德名,从来不下“彩盘”。有一天,棋馆来了两个日本人,点名胡先生下棋,拿出三十块大洋摆在桌上。祖父连胜两局,把钱向前一推说,请先生们把钱拿回去吧。

段琪瑞当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时候,祖父曾到北平教了一年书。为什么来北平?还是因为围棋。段琪瑞是天字第一号围棋迷,他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段公馆总是高朋满座,天下的围棋高手都聚集到北平。

祖父也来了,有朋友介绍,可以一边教书一边下棋。段执政一下台,棋手们也就风流云散了。

祖父回到上海,对父亲说:

“有个小孩十一岁,是个天才,我已经下不过他了。”

这个小孩叫吴清源,福建人,出身没落官宦之家。段琪瑞把他接到公馆,每月给他二百块大洋。吴清源孩提时代便担负起养活全家的责任。段琪瑞的棋很臭,却自命天下一流,因为高手们同他下棋都让份儿,赢两盘输一盘,顾水如也是如此。吴清源小孩子家不懂这一套,一盘不让。段琪瑞想不明白,只是更夸奖吴清源。段琪瑞下野后寓居上海,祖父仍同他下棋,仍是他的棋友。

二十世纪对围棋事业最有贡献的两个政治家,一个是段琪瑞,一个是陈毅。

陈毅也是个棋迷,知道胡允昌的名字。一九四二年父亲从香港到苏北,到新四军军部报到。陈毅将军见到父亲说:

“你是胡允昌的儿子吗?我们下盘棋吧。”

陈将军急于下棋的样子实在可爱。父亲棋术不高,陈将军棋术也不高,半斤对八两。陈将军穿一件黑皮夹克,父亲注意到两个肘部磨白了,想必是下棋下的。

前面说到唐克,他也是苏北的干部。八十年代我曾随母亲到唐克在什刹海的家,那时他是石油工业部部长。他家的客厅里有一个专用围棋桌,唐克说是日本棋院送的,日本人同时送他一个名誉段位。母亲告诉我,唐克下围棋是在新四军学的,陈毅元帅培养了一批围棋迷。

父亲没有教我下围棋,我上大学后才学会。到了六十年代,家里还有两副祖父留下的棋子,手工磨制的“云子”,红木盒子。现在所谓“云子”是把石头熔化后滴出来的,比当年的“云子”差多了。后来两副棋子被我的小叔拿去卖了,那时候卖不上几个钱。

十六、反右运动

丁聪和沈峻在大同酒家的结婚酒席,是“二流堂”人马最齐全的一次,“夏公”升帐,“众将”听令,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所谓“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从这以后,“二流堂”走下坡路了。

第一个不祥的征兆是宋之的、盛家伦几个月内先后去世。宋之的是剧作家,抗战时他的《雾重庆》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名噪一时。他目光炯炯,面如冠玉,谈笑风生。他的太太王苹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中国第一个女导演。父亲曾这样说到宋之的:

“同样是北方人,有的人学得会享受,有的人学不会。宋之的什么好东西都会吃,张仃呢,只会吃猪肉炖粉条。他还有个习惯,晚上九点就要上床!”

张仃因为这样两个原因,不大参加“二流堂”的活动。张仃是辽宁黑山人,宋之的是河北丰南人,因癌症死在盛年之时。盛家伦也是癌症,独身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害了他。他们死后第二年,“反右运动”来了。父亲说:

“这两个人不死,一定会打成右派的。”

艺术家们的自由主义思想肯定是要表现的,他们在商量一件事:办一个同仁刊物,刊名“万象”。刊物的宗旨我不知道,在形式上,丁聪提出装订后的刊物不要用刀切,留下毛边,独具一格。一九五六年发生“匈牙利事件”,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中国党完全支持赫鲁晓夫的军事介入,周恩来总理也乘苏军坦克进了布达佩斯。中央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而再论,自由化的思潮受到遏制,同仁刊物办不成了。

作家协会和文联开始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父亲称病请假,不参加批判大会,最后几场不得已参加了。为此,父亲和母亲发生争吵。母亲在周扬那里很得宠,她站在党的化身周扬一边,而不是站在丁玲一边。晚上我睡在自己房间,听见客厅里激烈的争吵,一直吵到半夜。我听不懂他们吵什么,知道是大是大非问题,而不是家庭琐事。

不管怎么说,建国初期直到一九五七年,是我家幸福安康的日子,对于其它艺术家来说,也是“白银时代”。我家的存款超过两万元,《行军纪事》的电影虽然没有开机,因为是预约,天马电影厂支付了稿费。《机关生活》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打出清样,同样预支了稿费。有一次父亲在北京饭店请三位朋友吃饭,其中有好事者打了许多电话,“胡考在北京饭店请客”,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父亲哈哈大笑,任这帮饕餮之徒狂撮一顿。父亲说,请客吃饭是朋友交往,是玩,他从来没有为了办某件事情请人吃饭。

但是,反右运动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有很多专家做过分析和描述,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丁抒先生著有《阳谋》一书,深刻揭示了这段历史。这一年真是春光明媚,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天空中弥漫着自一九四九年政治协商会议以来最和谐的政治空气,从民主党派到全国的知识界,到处是灿烂的阳光。到了六月,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说话了”。

《新观察》的问题,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前面提到的黄沙的采访文章:《北大学生是在闹事吗》,为北大的右派学生洗刷;另一篇是关于费孝通、钱伟长等的所谓“六教授会议”的文章。母亲被划为右派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她是周扬的红人,于是有周扬“挥泪斩马谡”的说法。在“新闻界四大花旦”和“四大女编辑”一共五个人当中,杨刚自杀,蒲熙修、彭子冈、戈扬划为右派,只有韦君宜跑到周扬那儿哭了一场,幸免于难。

父亲没有参加鸣放,他不上班,对政治运动没有兴趣。根据胡考一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风,打成右派是理所当然的。戈扬都是右派,胡考跑得了吗?文艺界像丁玲、艾青、陈企霞、江丰、胡考、戈扬这些人,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划定的。最后的结论中,父亲有一句言论,不是在鸣放会上说的,而是私下说的:

“中国如果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也会上街的。”

一九五八年春天,我家从北长街迁出,迁至和平里的作家协会宿舍。五十年代的和平里没有多少房子,在菜地上修建了一些两三层的普通公寓。母亲领我去看的,在一层给了三间,厨房和卫生间是共用的。我们搬了家,她就下乡去了,化名“高南”,父亲给她写信,信封上是这样写的。母亲降了三级,从行政十一级降至十四级;父亲降了四级,从文艺三级降至七级,当然还有开除出党。父亲的小说《机关生活》不能出版了,电影《行军纪事》也不能拍了。父亲没有下乡,他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劳动。阿英的大儿子钱小惠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他为父亲联系了这家工厂,并得到外文局的同意。《人民画报》的上级单位是国务院外文局,它的任务主要是对外宣传。在文艺界的右派中,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江丰待遇最好,他下放在东郊农场,在十间房附近,每个周末可以回到城里的家。作家协会右派的下放地点是河北省的逐鹿县,远古时代黄帝与嗤尤大战于逐鹿,这里又有丁玲写过的桑乾河流过。丁玲没有回到桑乾河,她和艾青两个人被王震将军接走了,一个去了黑龙江,一个去了新疆。

“二流堂”的人物纷纷落马,吴祖光、黄苗子、胡考、丁聪、戴浩、龚志芳划为右派。反右运动并没有把“二流堂”拿来批判,但是这些艺术家的自由化思想和作风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父亲在长辛店劳动了一年,心情还不错。他做钳工,有一回做了一只小卡尺拿回家,老钳工说达到五级工水平。工厂里还有几个工人画家跟他学画,画的都是小人书。父亲每个星期六下午从长辛店回到城里,我从育才学校到前门公共汽车站等他,到前门外吃饭,到大栅栏逛一逛,每个星期都是如此。一九五九年夏初的一天,我在前门车站等了三个小时,没有等到父亲。回到和平里,晚上很晚父亲才回来,他对我说:

“我要去北大荒了。”

十七、聋叔叔

党和国家机关的右派,劳动改造的地点就是北大荒。丁聪、吴祖光、黄苗子早就去了北大荒,外文局考虑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同意他留在北京,可是被上面追查下来,只好遣送他。

父亲为此颇伤脑筋,除了胃病,他非常怕冷,北大荒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怎么过冬呢?他找来一个跟他学过油画的学生,名叫郑威,黑龙江人,问他北大荒的风土人情,要准备哪些东西。父亲出于恐惧感花六七千元买来一堆毛皮衣服,这些衣服到了北大荒全成了废物。画报社的几个人送他到火车站,一个朋友悄悄对他说:

“这不是流放吗?”

父亲恍然大悟。

父亲走了,家里剩下四个孩子和一个保姆。保姆叫王伏珍,湖南湘潭人,三十几岁,到我家四年多,是来带小妹妹的。我上初一,住在学校,每周六回来。账由我管,其它事阿姨管。

父亲母亲走了以后,亲戚和父母的朋友就来关心我们。我有五个姑姑和一个叔叔,祖父去世以后,奶奶带六个孩子到北京找父亲。奶奶是父亲的继母,只比父亲大六岁,带来六个孩子,最大的大姑18岁,最小的小叔七岁,只比我大一岁。父亲于是着手安排,先把奶奶送进人民美术出版社当编辑。奶奶是大户人家出身,画得一手工笔花鸟画,却从来没有上过班,现在只好上班。父亲又给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写了一封信,把大姑送进人大哲学系上学。二姑呢,当兵到朝鲜。过了两年,三姑在宣武区当了干部,四姑到义利食品公司当工人,父亲每月补贴奶奶几十块钱,问题解决了。

父亲去北大荒的这一年,北京只有奶奶和大姑、三姑。二姑嫁了个志愿军战友是黑龙江人,到佳木斯定居了。四姑嫁给义利食品厂的工友,也是一个转业兵,是湖北的农民,他们一同到湖北乡下去了。五姑到安徽上中国科技大学,小叔叔呢,上初中时候偷东西,送到北大荒的少年教养所。他是奶奶惯坏的,就一个儿子呀!

除了大姑三姑来看我们,亲戚中就是表叔张荣浩了。表叔有时从天津过来,带些吃的用的。有一次他来踢球,民航局内部比赛,把我领到球场上看。表叔四十多岁,踢上球就有了精气神。他看过李惠堂的球,也喜欢讲球王的故事。表叔住在另一个城市,为什么总是赶过来?后来我知道,父亲去北大荒之前,给表叔寄了一些钱,这样安排的。

父亲的朋友中,经常来看我们的是聋叔叔。

聋叔叔叫陆志庠,他比父亲大两岁,我们叫叔叔不叫伯伯,反正叫什么他也听不见。他和父亲从小认识,他十一岁时候因为吃药不当聋了,可是他凭借天分和意志力自学成为画家。他这个聋人聋而不哑,会说上海土话,几十年过去,他说的上海土话上海人也听不懂。丁聪听懂一半,只有父亲一个人能完全听懂陆志庠的话,父亲凭口型同他说话,他也能听懂父亲的哑语,他们两个人可以说说笑笑十几分钟。父亲是这样评价他的:

“聋叔叔素描有功夫,他的画比张乐平、小丁都要好。”

现在我们在网上看得到陆志庠四十年代的作品《苏州河码头》、《踏车夫》,确实很棒。

解放后聋叔叔从上海到北京找父亲,四十多岁,孤身一人,生活无着。父亲安排他在《人民画报》社上班。母亲通过《新观察》的某位编辑给聋叔叔介绍了一个对象,西四医院的大夫,三十多岁,相貌平常,文质彬彬,是一个健全人。聋叔叔结婚,在我家院子的东南角开一个房间,张灯结彩。可是他们结婚以后经常吵架,聋叔叔酗酒闹事,大声喊叫,他的太太就到我家来哭。聋叔叔膀大腰圆,蓄唇须,瞪起眼珠很吓人。后来他们搬到白塔寺的一个大杂院,母亲领我去过。聋叔叔的太太见到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和聋人一起生活,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聋叔叔在画报社总是发脾气,他这个残疾人与同事难相处,没办法,母亲将他调到《新观察》做美术编辑,算安定下来。聋叔叔和太太没有孩子。

父亲母亲离开北京,聋叔叔到和平里看我们。我用写字的办法和他交流,他在孩子们面前是不会发脾气的,他是那样地慈祥,充满了爱意。他领我到前门外吃“老正兴”,又领我到西四吃“沙锅居”。每次吃饭他要喝点老酒--上海人白酒黄酒统统称老酒。父亲滴酒不沾,我们家没有酒,聋叔叔看见一瓶存放多年的医用酒精,就倒出来喝,伸出大拇指说“好,好”,总算找到“陈年老酒”。一次他在纸上写“十三陵”,于是我们爷儿俩到德胜门乘公共汽车,那是我第一次去十三陵。穿过石人石马的通道,我看见景区冷冷清清,我们在永乐皇帝的长陵转来转去,竟然没有碰到一个游人。

《新观察》停刊了,《新观察》的人由作家协会安排,聋叔叔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美术编辑。一次他在和平里看到父亲从北大荒寄回的家书,流下了眼泪。

十八、董家坊

一九五九年夏天,母亲来信叫我带弟弟妹妹去乡下,即母亲下放劳动的地方,河北省诼鹿县董家坊公社。我十四岁,妹妹十一岁,弟弟八岁,我们三个按母亲信上的指示,早上在西直门火车站上车,乘京张铁路的火车到下花园。第一次带弟弟妹妹远行,兴奋和好奇的心情陪伴着我们的旅程。这条古老的铁路是詹天佑设计的,火车穿过居庸关峡谷,绕过官厅水库,中午时分到下花园站。下车后我看见桑乾河和洋河,河水奔腾澎湃,两条河在这里汇合为永定河。可是开往董家坊的汽车每天只有一班,开走了,我们只好步行三十里路。翻过两座山,弟弟走不动了,我把弟弟放在农民的马车上,我和妹妹跟在马车后面。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喝。快天黑时候到董家坊,母亲等在村子口。

母亲劳动的地方是董家坊水沟村,劳动一年,调回公社做宣传工作。为了迎接孩子们,她搬进两间大房子,收拾得窗明几净,院子里种了许多花,是恬静的农家小院。诗人吕剑住邻居,他是在《诗刊》社划右派的。他用宣纸写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庆贺母亲乔迁之喜,落款“老吕录老杜”,挂在墙上。吕诗人个子不高,没有几根头发,十分风趣。母亲写了一首诗:

玉米亭亭立,
翠叶舞东风。
山药丛丛起,
遍地绿芙蓉。

多么美好的农村!多么美好的田野,一派丰收景象!母亲的心情好极了,她认为自己只是犯了一点点错误,很快会摘掉右派帽子,甚至可以重新入党,回到工作岗位上。公社干部送来鸡、肉和蔬菜,他们带来乡情,也带来对于丰收的渴望。如果不是“大跃进”,如果不是这年秋天的“大炼钢铁”,老百姓的日子该有多好!

母亲带我们去水沟村,那是个美丽的山村,果园建在山沟里,泉水叮咚,果子挂满枝头。我们在母亲的房东家吃农家饭。在新四军时代,母亲学会同老百姓打交道,她是热心肠的人,非常有同情心,见不得别人受委屈,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穷。在水沟村,她三天两头买些日用品送到贫困户家中。在其它地方也是一样,她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人们的称赞。

这里是太行山的北端,冀东北的贫困山区,主要经济作物是板栗。粮食作物是小米、玉米、莜麦。我和弟弟妹妹种菜、磨豆腐、养兔子、骑毛驴、赶集,在乡下度过一个开心的暑假。

母亲在董家坊一年,调到涿鹿县城,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这时候丰台到沙城的铁路开通了,不用走居庸关,时间缩短了一半。再去逐鹿,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感受到“反右运动”带给家庭的压力。一次县委书记王纯当着我的面训斥母亲,我很生气,心想:你一个小小的县官,算什么东西!其实王纯对母亲很照顾,文化大革命他有“招降纳叛”的罪名,那时候母亲已离开逐鹿。母亲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一天夜里突发胃痉挛,痛得不得了,熬到天蒙蒙亮,叫我去找刘大海。刘大海是宣传部的,他是河北的年轻诗人也是年轻右派,他住几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我找到刘叔叔,他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原来河北人是光着屁股睡觉的。刘大海找来大夫给母亲打针,这才好了。

县委宣传部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特别喜欢我,她看了我写给母亲的信,感动极了,哭了一晚上。我的信无非是写安慰母亲的话,为几个孩子报平安,那女人说,这孩子怎么这样懂事呀?信写得多么好呀!读了多少古今名著,也没这样哭过!

在学校里我也感受到家庭变故的压力。一次,班上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闹着玩,比比划划要打架的样子。我在一边起哄,说:“强奸她!强奸她!”这下闯了大祸,女生哭着去找老师。“强奸”这个词是从书上看来的,我不能完全弄清它的含义,但是我知道这是极恶毒的话。我犯了大错,后悔不迭。

班主任老师是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轻声慢语。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胡,你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学习成绩总是前三名,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今天的事情太不应该啦!你的父母划成右派,这事情将来对你影响很大,你要更加懂事才对。老师的话使我好几天心事重重。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毕竟才上初一,我能像大人一样懂事,也能像孩子一样不懂事。

回到家我要管束弟弟妹妹。弟弟不听话,阿姨向我告状。我很生气,我是一家之主嘛!我对弟弟说:你犯了大错,我要把你送到少年管教所!我于是“押送”弟弟去少管所,少管所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们从家向西走,走过和平里小街,走到地坛东门。那时候地坛有残破的城墙,我突然跑到城墙上,拣起一根木棍对着弟弟大喊: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我装大人装夠了,和弟弟玩起游戏。

十九、大饥荒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育才学校搞了三项活动:“除四害”、“创高产”、“大炼钢铁”,搞得热火朝天。

五八年的春天,全北京展开为期三天的“消灭麻雀大战”,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育才学校也不例外。将麻雀列为“四害”之一即为愚蠢之事,全市大战麻雀更为愚蠢之举。消灭麻雀的办法除了诱捕、毒杀之外,就是全民动员驱赶麻雀,使麻雀无落脚之地,疲惫而亡。可是育才学校太大,学生们很难把守如此大的地盘,只好把福长街街道的居民动员来。高年级的学生和青壮居民爬到屋顶上,挥舞小旗,其它人分布在操场、道路和树林中,老师则击鼓敲锣,麻雀飞来,大人孩子齐声呐喊。又在祭坛的草丛中扎了许多草人,以张声势。大闹了三天之后,北京城里确实没有麻雀了。

五八年的夏天,媒体最多的新闻便是夏粮不断刷新的高产纪录,小麦亩产从数千斤攀升至数万斤十数万斤,报上登出河北徐水县小女孩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全国人民豪气冲天。秋天,学校停课种麦子,在大祭坛的南边划出两亩地,掘地三米,浇一层大糞,回填一层土,再浇大糞再填土,如此将大坑填平,然后播下几百斤种子。不久长出麦苗,密不透风,于是弄来几十台吹风机昼夜吹风。结果呢?颗粒无收。这里是先农坛呀,我们的先农在天有灵,不知是哭还是笑啊!

到了五九年,“三面红旗”正式出台,“十五年超英赶美”,“气死约翰牛”,这一年的经济狂热相当于一九六六年的政治狂热。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有句:“撕片白云揩揩汗,凑近太阳吸袋烟。”这个农民形象就是“大跃进”的写照,中国人已无所不能。秋天,学校在大殿北侧开始了炼钢,在丁香树林里挖出一个个小炉子,把废铁投入,以期烧熔后变成钢。

有一个星期,我们守在丁香树林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星期六回家,我在有轨电车上呕吐不止。一对中年夫妇扶我下车,把我领到他们家里,给我吃药喝水。我在陌生人家睡到晚上才回家。那时候的民风有许多友爱和温情。

这一年的国庆节是“十年大庆”,报纸上并列登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主席的照片,天安门广场狂欢三天,放焰火和跳集体舞。这三天我都去了,闹腾得不得了。

一年之后,一切偃旗息鼓,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说白了就是“大饥荒”来了。

第一件事是发粮票。发多少呢?班上有两种标准:老育才生三十二斤,新育才生三十斤。育才学校从五八年开始招收天桥一带普通市民的子弟,打破干部子弟学校的框框。老育才生是从小学升上初中的,都是干部子弟,新育才生是市民子弟,这就造成了不平等。第二件事是吃“代食品”,如野菜、榆钱、树叶和人造食品。孩子们正在生长发育,没有肉没有油没有菜,只靠三十斤粮是不夠的。第三件事是停止剧烈的体育运动。我在宣武区少年队参加北京市少年足球比赛后,不再踢球,先农坛体校也停课了。 母亲从涿鹿县调到邻近的怀来县,怀来县的县城叫沙城,在官厅水库边上。沙城的“沙营葡萄”最有名,形状如同新疆的马奶子葡萄。八十年代初,沙城建立长城葡萄酒厂,生产出中国第一瓶乾红葡萄酒。但是在大饥荒的年代那里没有葡萄酒,虽然离北京不远,却是穷乡僻壤。母亲回来的次数多了,给我们买“高价饼干”,领我们吃“高级饭馆”。“高价饼干”十块钱一斤,母亲的工资从一百九十六元降到一百三十八元,就是不降工资,也买不了几斤饼干。一年前聋叔叔领我到前门外“老正兴”,两菜一汤加一小瓶老酒只花一块五毛钱,一年后的“高级饭馆”,一个普通炒菜十五到二十元。这样的通货膨胀只有战争年代才会发生,可是它发生了。我们到东安市场的一家湖南馆子吃红烧肉,到大同酒家吃古老肉,反正越肥腻越好吃。大同酒家从东四搬到华侨大厦,华丽的餐具,做工精细的菜肴,统统不见了,人们为买一个菜一块点心排起长队。

关于大饥荒的历史,许多专家都有研究,饿死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

母亲病了,先是腿上浮肿,按下去一个坑,后来是黄胆性肝炎。不管怎么说,我家的经济条件算是好的,瘦死骆驼比马大。三年大饥荒,全家买吃的买粮票,父亲买毛皮上北大荒,再多的积蓄也经不住花呀。母亲是劳累过度才得了病,她是工作狂,即使戴着右派帽子,即使做微不足道的工作。母亲得到的回报,就是在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

一九六一年我从育才学校初中毕业。北京市教育局实行“金银质奖章”办法,即初中三年每一门功课的成绩均为五分的学生获得“金质奖章”,每年仅有一门功课成绩为四分其余功课均为五分的学生获得“银质奖章”。获得“金银质奖”的学生保送高中。九年三班有三个孩子具备获得“金质奖章”的条件,两个女生和我。两个女生中有一个叫司马小萌,她爸爸司马文森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写过长篇小说《风雨桐江》。司马小萌是我暗恋的女孩,广东人模样,聪明而俏皮。班主任老师宣布我为“金质奖章”获奖者,可是校长颁奖的时候,只给我“银质奖章”,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位于海淀区圆明园遗址的一O一中学是干部子弟高中,也是育才学生向往的学校,我们无一例外报名一O一中学。可是一O一中学不要我这个右派子女,我被分配到人民大学附中。他们都去了一O一中,包括司马小萌。

别了,先农坛,我生活了九年的校园!别了,先农坛体校,美丽的绿茵场!

二十、烧了一把火

我读小说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读的是贯华堂本《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五年级读中国当代小说,第一本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接下来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等等。当时国内的长篇小说一年只有三五本,所以每一本都读。到了六年级,父亲说:

“你该读《红楼梦》了。我九岁的时候,你爷爷叫我读《红楼梦》,他七岁就读了。”

家里有很多版本的《红楼梦》,最好的一套是《脂胭斋重评石头记》,宣纸本,“脂评”的文字套红,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只印了二百套。藏书家阿英没有弄到这部书,打电话向母亲要,母亲只好送给他了。

在育才学校,规定有一小时午睡。每天中午我躺在床上看书,老师来查房,就把书掖在枕头下,装睡。这是一个坏毛病,好在没有近视,却读了不少书。中国现代小说读完了,就读古典小说、外国小说,有什么读什么。我的同学洪平是最好的朋友,也是读书的伙伴。他的父亲是著名导演吴天,拍过《国庆十点钟》等几部电影。我和洪平总是抢书读,他不爱运动,有点像小书呆子,读书比我多。

父亲母亲早知道我的兴趣。我给父亲写信,向他述说我想当作家的理想。信寄到“黑龙江省虎林县八五O农场四分场”,那里是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的三江平原,又有完达山和原始森林。聂绀弩先生《北荒草》有句:“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他的诗情画意的描写,掩盖了严酷的生活。父亲的信寥寥数语,只是报平安的话,没有谈到我的理想。他自顾不暇。

一九六二年我在人民大学附中上高一。人大附中在海淀区黄庄,人民大学北侧。学校的前身叫“工农速成中学”,是人民大学预科,学生大多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登山英雄屈银华是我的校友,他登上珠峰,十个脚趾全部冻掉,用脚后跟走路。那时的人大附中是海淀区的二流学校,如今,我的母校在全北京排名第一。

我有一辆自行车,从和平里到黄庄走北三环路,半个多小时。那时候这条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路边都是农田,唯一的建筑物是大钟寺。

一部苏联小说完成了我对文学理想的自我设计,这部书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写的是二战末期在远东库页岛修建输油管道的故事。作者阿扎耶夫,写完小说只二十五岁。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一个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对大工业项目有更多了解,更内行,更深入,表现得更自如,阿扎耶夫是我的榜样!我想,我的文理科成绩都不错,将来可以报考文科,也可以报考理工科。我这样想,非常兴奋,把我的想法写信告诉母亲。母亲回信说:

“只要你努力,总会成功的!”

在我逐渐对政治有所了解之后,美好的理想蒙上阴影。五七年有许多人因文字而获罪,六十年代初又有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家里有一本内部资料,是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总之作家难过政治关,对他们只有批判批判再批判。

一九六二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因为我闯的祸,改变了全家的命运:我在作家协会宿舍烧了一把火!也许,不是这一把火,母亲不会到东北,我也不会大半辈子生活在东北:也许,不是这一把火,父亲和母亲不会离婚。

王伏珍阿姨因为儿子的事回湖南老家,我要安排弟弟妹妹的生活,每天往家跑,洗衣做饭。大妹妹上北新桥的女二中,弟弟在和平里小学,小妹妹还没上学。这一天我从学校赶回家,小妹妹发烧,我给她吃药,叫她睡下。晚上,我用电熨斗熨裤子,小妹妹哭了。我到床上拍她睡觉,我也睡着了。睡梦中有人砸门,并高声叫喊。我打开里屋门,浓烟扑面而来。我打开外屋门,一股火苗窜起来!我急忙抱起小妹妹向外跑,知道是电熨斗惹了祸。楼上是作家古立高,古立高的母亲八十多岁,被浓烟呛了,发现楼下出事。

经邻居扑救,避免了一场火灾,只有我家烧得一塌糊涂。我赶紧给母亲写信,信刚刚发出,母亲就回来了。原来周扬得知戈扬的儿子在作家协会宿舍烧了一把火,立即叫秘书打电话到怀来县委,把母亲叫回北京。

二十一、最后的Party

周扬和母亲谈话后,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名叫安波,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是学音乐的,延安时代与王大化合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很有名,他也写诗,刚刚发表了长诗《雷锋颂》。他是那种热情洋溢的人,在母亲面前毕恭毕敬。打成右派之后,没有一个官员如此对待母亲。

周扬找母亲谈话,他说,安波来要干部,你去了辽宁吧,好好工作。母亲说,我可以重新入党吗?周扬说,只要努力,可以。

右派重新入党,当时没有先例。但是母亲相信周扬的话,她充满希望。父亲也相信周扬的话,两年后他对我说:

“周扬威风大,他可以制定政策,没有先例创造一个先例!”

母亲回沙城办调动手续,这时候,父亲从北大荒回来了。父亲老了,人很廋,精神还不错。经过三年“劳改”,居然不再怕冷,胃溃疡也好了。父亲开始做搬家的准备,卖掉一些红木家具,还有些东西分给两个姑姑。我留在北京上高中,弟弟妹妹要等本学期结束转学到沈阳。

在准备搬家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唐瑜家聚会,这是五七年以后“二流堂”的第一次聚会,也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聚会,一代艺术家文化沙龙的终结。

唐瑜家从北新华街搬到府右街,因为大饥荒,采用新的AA制,即每家带一个菜。从北大荒回来的人不必带菜。瞿希贤带来“八宝饭”,有几年没有吃到的红豆沙和各种果仁,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八宝饭”。唐瑜拿出精美的法国磁器,大家惊叹这些磁器用了许多年,竟然一个也没有打破。叶浅予蓄着小胡子,穿着背带裤,一副洋派头。他和戴爱莲离婚了,这次带来的是王人美。黄永玉和太太张梅溪也来了,他们的年龄比老“二流堂”小十来岁。当然还有黄苗子和郁风。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她童心未泯,像小孩子一样“人来疯”,十分活跃。小丁把刚出生的儿子丢给沈峻,去了北大荒,一去就是四年,这个京戏迷叫太太扮演一回“王宝钏”。事实证明,吴祖光与新凤霞是最完美的结合,在吴祖光打成右派后,新凤霞找到领导说:

“既然祖光是右派,我也划个右派吧!”

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天唐瑜家灯光暗淡,好像开烛光晚宴似的,空气中有一种凄清和愁怅。

从唐瑜家回来,父亲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大堆小人书,全套的《三国》、《水浒》、《西游》、《封神》,原来,唐瑜要父亲为他出版的幻灯片写说明词,用这种办法在经济上帮助父亲。父亲在北大荒每月只发六十元生活费,家里的储蓄花光了。实际上父亲写的说明词根本没有用上,但是幻灯处长支付了几千块钱稿费。这以后我每个月到唐叔叔家领取生活费。

在北大荒,父亲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大诗人聂绀弩,一个是大法官王淮安。

一天晚上父亲从外面回家,说:

“我到聂绀弩家,他请我吃熊掌。”

哪儿来的熊掌?难道从北大荒带回来的?诗人的雅兴和放浪形骸非比寻常,“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经历北大荒的磨难之后,聂甘弩七十岁了。他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晚年打成右派,文革关进牢房,真是命运多舛呀!

聂绀弩有诗赠胡考:

霜雪能教胃病松,
操劳似把敌巢攻。
几经春夏秋冬日,
一笑东南西北风。
狼洞难留青面兽,
虎林微访白头翁。
不知新四军连队,
与此生涯果异同。

诗写得平常,但是写出父亲在艰苦的环境中的从容。诗中写到小说《新四军的一个连队》,当年的父亲绝不会想到今天的生涯。

大法官王淮安打成右派,是在司法部部长助理的职位上。他的儿子叫王小淮,比他要出名。王小淮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花,照片登在所有报纸杂志上,全国人民都认识这孩子。王小淮另有一张照片,他和一个女孩手捧鸽子,是世界和平大会的招贴画,贴满大街小巷。

王淮安到和平里来看望父亲,他说在北大荒,父亲救了他一命。这件事放到后面再说。说他是大法官,是他在右派改正之后当了最高法院副院长。

风止烟息,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另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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