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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作者:金玉良
   
和嘉公主第

自从作家协会由沙滩北街2号搬到东土城路以后,很少有机会路过那里。人常常是怀旧的,2005年国庆节放假的一天晚上,我突然心血来潮骑车由北向南去沙滩一带。
   
不知什么时候紧邻北河沿、南河沿大街的那条皇城根小街没有了,改造成皇城根遗址公园。遗址公园很长,北起地安门东大街,南抵东长安街。公园两侧的马路平坦、笔直。北河沿大街和五四大街交汇处的“北大红楼”,在街灯下凸显。原来“红楼”墙体外鳞次栉比的店铺拆光,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历史积淀的“文物宣传栏”。经过“红楼”向西是旧时的沙滩。夜幕中,筒子河边上的角楼美轮美奂。接着是景山、故宫。绿色的灯光将稀疏的树影打在浅灰色的宫墙上,宛如风景画卷。继续前行,是微波荡漾的北海。我驻足桥上,回望:人少车稀,周遭恬谧。古城给人以端庄、大气的感受。
   
几天后去看周有光先生,仍然按捺不住愉悦的心情,见面就向老人喋喋不休地讲述皇城根的变化。我知道周先生在那一带生活多年,对那里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和记忆。
   
1956年4月,周先生举家从上海北迁至京城。落户景山东街公主第,一住就是三十年。周先生说三十年的变化太大,发生的故事也太多。
   
景山东街的公主第,是乾隆皇帝赐予四女和嘉公主的驸马府。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改为京师大学堂。1900年停办,1902年恢复。1912年(民国元年)改名北京大学,设一、二、三院。
   
和嘉公主第位于景山公园东面,是条东西走向的街道。清朝叫马神庙,民国叫景山东街。为了和街西口另一条南北走向的景山东街相区分,也叫小景山东街。1965年,改称沙滩后街55号。
   
坐北朝南的公主第很大,一对石狮子把守三扇并列的朱红大门。进了大门是宽敞的甬道,中间有个大池塘。里面养着金鱼,种着荷花、睡莲。白天,荷花开时清香扑鼻。晚上,红色、白色的睡莲在水面时隐时现。池塘中间的大石晷,据说是老北京大学时的遗存。环绕水池周边有人行道,道边有槐树、丁香树。也有供人休息的长木椅。
   
虽然朝代变迁,主人更迭,时间过去200年。但大园子里雕梁画栋的公主梳妆楼还在,京师大学堂的教学楼还在,见证“五四”运动的大礼堂还在。现今,它们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办公区。原公主第除了这个大园子,还有许许多多小院落,那是上述两单位的家属宿舍。周先生的新家是西边第二个院子的一栋小洋房,这栋洋房是早年北京大学为一位德籍教授建的公寓。20世纪50年代已破旧,周先生搬家之前“文改会”房管部门将其修缮一新。中间隔开分给周先生和叶籁士两家,周先生住东边四间。房前屋后有花、有草、有树,家居环境很好。
   
当初,胡愈之和周有光谈调动工作,他不大愿意。首先,他觉得语言文字学自己毕竟是外行。另外北京风沙大、雨水少,除了夏天一个月雨季,平时很少下雨。春风一刮,到处脏兮兮的。但是,搬到景山东街公主第,发现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糕。居住的大院很美、很干净,周围环境也好。走出大院西口就是景山公园,对面是故宫,紧接着是北海公园。去北京图书馆也方便。
   
抵京不久,他们夫妇参与俞平伯先生倡导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的筹建工作。在昆曲研习社他们结交许多北京昆曲界朋友,曲友在一起研究传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周先生说“1957年大规模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我是在劫不在数”。没有政治运动的干扰,周先生毫无他顾地沉浸在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中。但随着打麻雀,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一波强过一波的全民运动,将安宁、和谐的生活一点点打乱,公主第也随之变化。
   
1956年周先生刚搬进时,右边大门洞是间个体经营的小理发店。院内职工、家属,以及附近的老百姓都在此理发。很便宜,也很方便。左边门洞有个修鞋摊,修鞋师傅很厚道,童叟无欺。后来,门前的石狮子被起重机搬走,大门卸了,门洞拆了,换成铁栏门。
   
院内也在变化。园子中间的荷花池塘被填平,成为新迁入的士兵操场;一些老建筑拆了,盖高的办公大楼。机构扩大,人员增加,搬来的家属也越来越多,一个公主第住了一百多户人家。为了解决住房困难,人们见缝插针,私搭乱建比比皆是。

“备战”年代,居民委员会干部带领居民在院子里挖防空洞。周先生说他家房前空地上的防空洞很深,里面存有自来水,拉上电线,安装电话。据说一旦打仗,人在里面可以维持两个月,原子弹也不怕。但是,是否真的那么牢固,谁也没下去体验过。洞顶堆积的土包,成为大家晾晒衣物的场地。大院里原有三位老花匠,负责修剪花草树木。后来,花匠被辞退,花草树木慢慢枯萎、死去。代替花草树木的是高低不平、破烂不堪的小棚子。昔日公主第变成贫民窟。

打麻雀、大炼钢铁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即《农业十七条》时,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须除的“四害”。1956年初,经“政治局”讨论,国务院正式通过草案。此后,《人民日报》等不断报道各地打麻雀的战果。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有担当的科学家顶着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并告诫,麻雀减少或绝迹将破坏生物链平衡,后果堪忧。但是,昏了头的人们不管不顾,依然将消灭麻雀为“国策”。到1958年初消灭麻雀达到顶峰。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
   
周有光先生说:“在我的生活中有两个小生灵印象深刻,时常想到它们。住沙滩后街,我们把朝向院子的一间屋子做客厅兼书房。窗前有棵大树,常常有乌鸦、麻雀飞来。当中有只小青鸟,小小的,窄窄的,像片柳树叶子,俗名‘柳穿儿’。长得不漂亮,但会唱,声音很动听。它偶尔趁没人的时候飞落在我书房外窗台上。我把小米碟子放在窗外,再关上窗户躲开。它看见我走了,就过来吃。它经常来找我,和我亲近。但又防备我,与我保持一段距离。它和我友好,但又害怕。我们达成默契,从1956年到1958年交往三年。全民打麻雀,大鸟没了,小青鸟也没了。不知道它是被打死?还是饿死?”
   
周先生久久不能忘怀的另一个小生命,是只小蟋蟀。1985年,他们从沙滩后街搬到后拐棒胡同。一天夜里,周先生起来喝水,看见一只蟋蟀跑到暖水瓶下面托盘里喝水。它不大怕人,见人来并不落荒而逃,而是优雅地离开。周先生说:“很少听见它的叫声,但常常看见它出来。最后一次见它,已经缺了一条腿。我一直想写篇《高楼里的蟋蟀》,跟小动物相处很开心的。”
   
1958年上半年,除“四害”成绩显著,麻雀消灭殆尽。是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又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
   
于是,由(党的)书记挂帅,各行各业“停车让路”,在全国范围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
   
“文改会”也和其他单位一样,成立炼钢指挥部。停止所有工作,全部投入大炼钢铁的洪流中。人们的积极性很高,把家里的铁窗、铁锅、铁铲,凡是沾“铁”的东西纷纷拿去炼钢。“文改会”办公楼前有大黑板,每天公布参加炼钢人员的名单。缺席的批评,劳动好的表扬。周先生说:“我去,张允和也去。他们特别表扬张允和,因为张允和是家属。”
   
周先生说,当时他因事从北京坐夜车经天津去上海。沿途看见一个又一个炼钢的土高炉,炉火烧得很亮。附近的树被砍、被烧。几年后,再路过这里,高炉废弃,铁路两边光秃秃的。一堆堆铁疙瘩扔在那里,派不上用场。

人民公社化

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内容是“一化,三改造”。“一化”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三改造”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小生产,使生产资料公有制--农民组织互助组,参加初级社、高级社,一步步进入人民公社。
   
周先生说,农民像军队一样被组织起来。清晨听村头树上的钟声排队上工,晚上排队回来。不单劳动集体化,吃饭也集体化,农村办公共食堂。但农民是保守的,农民不愿意集体化。他们舍不得“土改”才分到手的一块土地再交出去。他们更反对“不管男女老少都必须去食堂吃饭,不准家里烟囱冒烟”。天气晴暖还好,阴冷天就麻烦了。不光吃饭,取暖也是大问题。起初,食堂里馒头、窝头随便吃。很快没有了,只有稀饭。稀饭没有了,只吃菜糊糊。最后,连菜糊糊也吃不上了。有些地方干部看公社食堂农民吃不饱饭,支持或同意解散食堂的,都挨整了。当时,从上至下整个论调是“办不办食堂,是占不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问题”。
   
由于人民公社化,农业收成不好,吃饭、穿衣越来越紧张。陈毅副总理给“政协”委员作报告说:“现在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希望大家克服困难。”居民的粮食定量不断减少。随之,其他农副产品也奇缺。每人每月三两油,二两糖,半斤肉。最紧张的一年,每人只发2尺8寸布票。生活所需都是凭本、凭票供应。1962年,北京有102种商品凭票、证供应。周先生是政协委员,享受“特供”。他每月“到朝内菜市场,从后门上楼,凭特供本买一定量的肉、鸡蛋、白糖等。还有香烟,这个不得了,市面上香烟最紧张。我不抽烟,但我的朋友倪海曙抽烟很厉害。他只要有烟抽,宁可不吃饭。我每次买烟回来,赶快送给他,救他的烟荒”。
   
全国政协有个俱乐部,政协委员可以去里面食堂就餐。不用粮票,但价钱很贵。一客西菜8块钱,相当于北京大学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我和张允和饭量本来很小,但一人一客西菜仍然吃不饱。那肉片实在薄,人家开玩笑叫它‘风吹片’,风一吹就要吹跑了。去俱乐部吃饭,有时碰见大学问家溥雪斋。末代皇帝溥仪也带他的新夫人去。不单我们挨饿,皇上也吃不饱。”
   
周先生的孙女庆庆1959年出生,恰好赶上困难时期。为了小孙女吃饱,奶奶四处求助。弟媳妇吉兰是外侨,有“特供”牛奶,每天分给庆庆一半;四妹充和在美国,但中美没有邦交,不能邮寄包裹。四妹通过朋友从第三国转寄奶粉。爷爷说,庆庆幸运,从小没饿着。
   
有一次,周先生和“曲友”许潜庵先生游长城。许先生解放前是北宁铁路的总工程师,他了解北京长城周边的历史掌故。他们坐小火车去詹天佑纪念堂。小火车很慢,回来已经是夜里。俩人有点疲倦,谁也不讲话。周先生似睡非睡听身边的几个矿工聊天。听着听着,周先生和许先生睡意全消。
   
这几个矿工,不久前从安徽逃难到大同煤矿。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怎么没饿死?”另一个人说:“我在大食堂做饭。饭做好,留一罐藏在地洞里。半夜起来和队长偷偷吃。”
   
又听一个讲他们(生产)队上:一个小脚老太太顶着小雨,一手拄根棍子,一手拎着食堂打饭的饭罐。她家老头子,好几天起不来炕了。老太太滑倒,饭罐子撇出老远,罐子碎了,菜糊糊撒一地。她坐在泥水里,哭天喊地。
   
周先生说,矿工讲有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吃死孩子。虽然没有目睹,但是北京马路上“盲流”抢东西吃;老人、孩子因营养不良浮肿、病倒却大有人在。
   
他说:“我和三个同事去北京东面的通县办事,中午到一个小饭店吃饭。饭店师傅说,不卖米饭和炒菜,只有面条。当时不像现在,能找到一个吃饭的地方不容易。我们几个人说,吃面就吃面吧!交了钱、粮票,端来四碗面条。我们问,有酱油吗?没有,只有咸盐。
   
“我们刚坐下,准备吃白水煮面放点盐。不得了!来了一帮人把我们围上。干什么?等我们给他们剩一点。真可怜!我和同事讲,我们饿一顿,晚上回家吃。我们站起身,还没离开桌子,那一群人呼啦一下子抢打起来。几十年过去了,一想起那场面,还是胆战心惊。
   
“1957年‘反右’运动,是反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民公社化,事实上是针对农民。‘反右’运动知识分子遭到灭顶之灾,但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大多数,人民公社化的损失无法估计。至今官方没有公开确切数目。”

周先生说,人民公社化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失败是必然的。封建社会分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是: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种田交公粮,是实物地租的方式。人民公社化,农民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劳动,是劳役地租的方式。从实物地租改为劳役地租,是历史倒退。倒退必然失败。

破“四旧”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开始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直至1966年发布“5.16”通知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标志文化大革命的战火最先在大、中学校燃起,广大师生是这场运动的排头兵。接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取消高考制度,大、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各地学生纷纷成立战斗组织,“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周先生说,“文革”开始,主要在大、中学校里面闹。1966年6月初,刘少奇派工作组进驻学校。7月底,毛泽东批评工作组压制民主、领导错误,撤出工作组。这一时期“文改会”虽然照常上班,但所有业务工作已经停止。没有事情做,心里不踏实。他和张允和吃了晚饭,有时去看昆曲研习社的袁(敏宣)二姐。她住北河沿大街,离沙滩后街没有几步路。袁二姐出身大家,父亲袁礼尊是宣统皇帝老师。袁家祖籍常州,袁二姐生长在北京,有北方女子的爽朗性格。她不但工昆曲、善书画,英文、德文也好。是少见的才女,跟她聊天非常有趣味。袁二姐的丈夫胡仙洲,早年留学德国,是出色的矿业工程师。
   
不去袁二姐家,周先生就去景山公园。胡仙洲和另一位留学欧洲的高级工程师也去景山公园散步。几个“老九”,成了散步的朋友。那位工程师很有趣,穿的衣服很土,生活习惯也土。比如,在公园里休息,他从不坐椅子。而是一条腿弯在身体里面,另一条腿蹲在地上。全身只靠一段小腿支撑着,他的姿势很像公园里休息的仙鹤。从外表看土里土气,谈吐却不凡。他们在一起谈历史,谈世界上的奇闻逸事。
   
胡仙洲喜欢看德文书,也喜欢看动物方面的书,他知道许多捕捉爬行动物的故事。
   
周先生说:“在这个无心做事,也无事可做的日子,每天晚上在景山公园跟胡仙洲以及那位看起来土里土气的高级工程师不谈政治,不谈文化大革命,只谈有趣味的事情。”他们度过一段闲云野鹤的短暂时光。
   
好景不长。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一个叫“红卫兵”的学生小组,在信中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的支持,使红卫兵组织迅速扩展的全国。8月初,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有理”的精神鼓舞下,红卫兵在校内、校外开始“斗批改”“破四旧”。北京8月9日,有近十万居民被抄家后驱逐回原籍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2%。
   
“破四旧”的浊浪翻滚。大街小巷随时有红卫兵抄家劫舍,揪斗“牛鬼蛇神”。什么是“破四旧”?“破四旧”就是销毁、没收和“封、资、修”有关的东西。包括古董文物,金银财宝,古书洋书,旧照片,旧文凭……
   
周先生说:“抗战八年,家中值钱旧物损毁殆尽,只剩一些老照片。有我很小的时候跟父母一起拍的合影,有张允和儿时以及她父母的照片。父母都已离世,这是他们留给后代唯一的影像和记忆。我和允和都不舍得毁掉,但不舍得不行啊!自己不破,被红卫兵发现,你的罪可就大了。”
   
周先生清理家中藏书。他把线装本《二十四史》、原版《大英百科全书》等卖给旧书店。剩下书店不要的卖给废品收购站。在处理所谓“四旧”中,一部《世界美术全集》让他犯了难。这部书是林汉达先生借给他看的。里面都是世界著名画作的彩色照片。是外国版本,印刷精美,非常名贵。周先生说:“自从‘破四旧’开始,我们这些被点了名的‘黑帮’,已经不敢随便出去看朋友了。但是人要讲诚信,借来的东西一定要还。假如书在我手里破掉了,我对不住他。”林汉达先生不住“文改会”大院。一天晚上,周先生设法把这部书带出去,走很远的路还给林先生。
   
还书回来,周先生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很踏实。周先生万万想不到,还书第二天,林先生儿子所在木工厂的造反派跑到林家“破四旧”,一下子发现这部“黄书”。书保不住事小,害得林先生被抓去游街、跪斗。
   
周先生说:“事后知道林先生因这部书遭殃,我很后悔。因为我们单位造反派后来也到我家‘破四旧’。他们看到不认识的洋文书一概不动,他们看的都是中文书。”
   
周先生的亲戚、朋友家,几乎没有谁能躲过造反派去“破四旧”。当中最厉害的,要数袁二姐。袁二姐出身封建剥削家庭,丈夫胡仙洲解放前曾在北京门头沟开煤矿。在造反派眼里是黑上加黑,是重点打击对象。袁二姐和弟弟两家住一个大院子,有好几进房子,是私产。造反派冲进去,把能打烂的东西打烂。值钱的,能拿走的拿走。屋里屋外东西破掉后,又怀疑他家把宝贝藏在地板下、墙壁里。干劲十足的造反派开始掘地、砸墙,把房子搞得一塌糊涂。

家毁了,胡仙洲抓去不到一个礼拜死在专政队里。胡仙洲有糖尿病,平时在家吃饭很当心,按医生食谱吃东西。据说胡仙洲抓去被关在一个茅房里,天天审讯、批斗,病情恶化死去。周先生说,“文革”结束,他们再去看袁二姐。她住一个破烂的房间,其他房子都被造反派占了。袁二姐还是那么乐观,还是那么谈笑风生。袁二姐最后等到给胡仙洲平反的那一天。调查表明:胡仙洲不是坏人,没有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其中有份证明材料说,新中国成立前他还给共产党做过好事。落实材料说胡仙洲“文革”期间因揪斗而死,是个误会。一个人就这样因“误会”结束了,没有了。

清理阶级队伍

1967年1月5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矛头直指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大方向由地富反坏右,转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周先生说,“文革”开始写大字报,凡是被揭批的“黑帮”或“走资派”的名字上面一定要打上红叉叉,有时也把名字颠倒过来写。比如,刘少奇的奇字,前倾九十度,变形为狗。这样写的目的,不仅表明这个反动人物被打倒,更是为了丑化和侮辱他的人格。
   
各单位的大字报,不单在办公楼、院子里贴,也到公共场所贴。“文改会”的大字报,就贴到动物园。周先生的孙女庆庆刚上小学,但爷爷、奶奶和爸妈的名字都认识。一天,奶奶带她去动物园玩,她看到大字报“周有光”三个字打着红叉叉,很纳闷。回头问奶奶,“这是不是爷爷?”“爷爷是好人,怎么打红叉叉?”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的大字报都可以到处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有时也顾及外国人的舆论。外交部对外文化工作委员会与“文改会”在一个大楼内办公。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给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贴了许多大字报。但上面有规定,陈毅的大字报只能贴在院子里,不能贴到大门外。上面害怕外国人看见拍照,做反面宣传。陈毅大字报太多,墙上贴不下怎么办呢?就在院子里拉一条、一条比人还高的绳子,两条绳子之间很近,只有两尺宽。大字报从上一直挂到地面,人在里面看大字报,谁也看不见谁,如同迷失在大字报的莽林里。
  
1968年冬天,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各单位设置“牛棚”,把清理出来的牛鬼蛇神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坏分子都圈在里面,不准回家。“文改会”的牛棚,是由三间旧车库改造而成。“文改会”在编职工七十余人,其中二十多人进了“牛棚”。因为吴玉章、胡愈之的人事关系不在“文改会”,排名三号人物的秘书长叶籁士成为出头鸟,是最大“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倪海曙为首,包括林汉达、周有光等人。
   
周先生说,进了“牛棚”就失去了自由。早、中、晚规规矩矩排队去食堂吃饭。提前到了也不能先打饭,要等革命群众都打完才轮到这些“黑帮”。每天例行的功课是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就是清早起来给毛主席像三鞠躬,手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断高呼“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晚汇报这关最厉害,人人提心吊胆,不知哪句话没说对,就会遭殃。
   
叶籁士挨打最多。一只眼睛被打得看不见东西,两个多月才恢复。他饭票用完了,手里没钱买饭票,也不敢问人要。周先生知道,赶快偷偷掏出五块钱给他。当时,五块钱可是大数目,穷得两角钱都要计算花。“文革”爆发不久,“黑帮”工资就被扣发,每个月只给二三十元钱。周先生说,“这件事总算没有人发现。否则,他要受罚,我也要受罚。你一个‘黑帮’怎么能借钱给‘走资派’?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文改会”的牛鬼蛇神,除了学习“两报一刊”和公开发行的那本《毛主席语录》外,还学习一种打字油印的大本《毛主席语录》,不是一两本,而是许多本。学习这个内部“语录”不准做笔记,学完马上交给专政队。周先生说:“学这个毛主席语录,使我大开眼界,知道许多毛主席没有公开的讲话。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使我明白为什么要‘反右’;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周先生说:“‘文革’爆发之前,做学术研究已经受到很大限制了。比如,我离北京图书馆很近,来北京后一直在那里借书。开始借书没有任何限制。后来,只能借你所研究专业范围内的书。有一次,我去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图书馆(员)说,你是语言学专业,这本书是文学书,不能借。我向他解释,这本书不是普通的文学书籍,它是用基本英语写的,它和语言学有关。我是研究基本汉语的,我要参考基本英语的一些特点。费了一番口舌,他总算买我的面子,借给我。”
   
“文革”之初,周先生在学习班劳动无非扫院子,打扫卫生,体力消耗不算大。进了“牛棚”,情况就不一样了,劳动量越来越重。铁做的推车,实在难推。空车已经很沉,装满重物更是推也推不动。当时周先生已经六十多岁,又是十足的文弱书生。派他干重体力活,真是勉为其难。“文改会”的牛鬼蛇神中有个叫陈樾的中年人,心地善良,常常帮助别人。周先生说:“他跟我特别好,因为许多学术问题我们一起研究。我一直感念他在‘文革’中对我的照顾。他比我年轻二十来岁,我推不动那个铁车,他就帮我忙。许多重劳动他都帮助我,俩人抬东西,他总是抢着抬重头。”

陈樾是越南华侨后裔,生在越南。他热爱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偷偷离开越南来北京。胡愈之安排他到“文改会”工作。他喜欢这个新事业,努力工作。“汉字简化方案”的许多具体工作都是他牵头完成的,如“简化字总表”主要是陈樾搞的。他对学术研究认真、严谨,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意见。他还运用拼音字母搞速记,出版一本《简易速记》,很受欢迎。周先生说,陈樾是真心爱国,孩子起名都和红颜色有关。他的五个孩子分别叫:红、赫、紫、丹、绯。他向往革命,申请加入共产党,但理想一直未实现。不仅如此,归国到“文改会”工作一直受压制,每次运动都受冲击。同志们不明白为什么,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文革”结束,给受冤枉的人平反,大家才知道真相。原来陈樾有个香港朋友,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倒霉的是这位朋友所住公寓楼里还有国民党特务住在里面。我们公安部门怀疑陈樾朋友有问题,是国民党特务。陈樾受此牵连属于“内控”人员。后来“专案组”调查清楚,他的朋友和国民党特务没有任何关系。陈樾很不幸,平白无故被怀疑多年,“平反”不久又病逝了。周先生说:“陈樾热心,真诚,能干,还没来得及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就早早去世,太可惜!”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1969年初,林彪发出“一号命令”,是以“战备”的名义对城市进行又一轮清洗。在“我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宣传声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机关、科研单位办“五七干校”,走“五七道路”;社会闲杂人员去农村落户。周有光先生随“文改会”大队人马下放宁夏平罗,儿子、儿媳妇去湖北“干校”。剩下张允和带着小孙女也不得安宁,不断有人冲击、动员下乡。无奈,张允和先生只好离开沙滩的家,借住儿子周晓平的老师家里。
   
林彪事件发生后,1972年4月周先生结束两年多的“干校”生活回北京。回来后,还是没有房子。周先生说:“造反派抢占‘黑帮’的房子,在北京司空见惯,是当然的事情。过了很长时间,领导才安排我们回沙滩后街旧居。还给我们两间房子,一间小的,一间中的。最大的两间没有还。可是,我们已经很满意了。”他们把稍大一点的那间用帘子中间隔开,里面放一张大床奶奶带孙女睡,一张小床给周先生。外面半间放一张吃饭桌子,再摆一张小床铺留儿子临时回来住。另一小间是书房兼客房,挤得满满当当。
   
回北京后,周先生的工资仍然发35块。周先生说:“钱,实在不够。忽然,通知我们恢复原工资。噢,这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头一个月拿回工资,感觉钱太多了,用不了;过一阵子,又宣布补发以前扣我们的钱。我一下子发财了!”
   
此时,“文改会”尚未恢复。周有光他们由“安置办”领导学习。周先生说:“偶尔去参加小组学习。公家有报纸,到了我们先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那样的大报,没什么人看。看完报,开始聊天。那几年,好像没人管的样子。马路上大字报没有了,原来贴的也洗刷干净。没有人来打搅我,那我就重操旧业,继续我的研究工作。书,大部分破掉了,但语言文字学的书基本保存。那时公园年票两块钱,几个公园通用。吃了早饭我去故宫找个安静的地方,在游客休息的桌椅上看书、写文章。累了,听树上的鸟唱,看池子里的金鱼。后来出版的几本书,都是那几年搞的。很开心。”我开玩笑说:“您比皇上还幸福!”周先生说:“是一个人的皇上,没有臣子。”
   
任云卷云舒,月亏月盈,周先生始终不改对学术的追求。只要让他工作、让他研究,他就快乐。他在《新陋室铭》中写到: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回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共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谈高干的特殊化。
赞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农民的自由化。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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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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