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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作者:资中筠
 
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我在维也纳,随中国代表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组织),只从定期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得知国内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间互传国内来信中描述的神奇数字和预期的远景,以及工、农、兵、学、机关干部全体动员大炼钢铁、除四害、搞“超声波”试验等,令我们兴奋不已。我觉得身在万里外,不能亲历其盛,实在遗憾。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国人宣传“大跃进”的成绩。在这段时期一切对外活动中,中国人只要发言,都宣传“大跃进”。外国人如果对此有质疑,一律认为“不友好”。记得那一年有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当然也是大段宣传“大跃进”,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位长期在美国的老革命领导在审阅英文稿时说:英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十年超英的目标太低了。但因为这是上面定的口号,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说明当时全民头脑发热的情况,连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

到1959年夏,就陆续传来国内供应紧张的消息,而且急剧恶化,特别是基本食品供应发生问题,开始削减每月粮食定量。我们对“自然灾害”之说当然毫不怀疑,只感到国内物资匮乏,而我们还在国外“养尊处优”,都于心不安,十分内疚。于是我和陈乐民以及另一位年轻同事一再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国内“与全民共甘苦”,并经受艰苦的“考验”。对于我们这种和平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是经常被敲打的弱点,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所以有了“艰苦”的机会,不问情由都不肯放过。

1959年8月我和陈乐民果然奉调回国,倒不是领导同意我们与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对这个和平机构的方针有所改变,准备逐步撤出。我们回国兴奋劲头过去之后,开始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上报,我一向饭量较小,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机关食堂每人限买半个菜。用不了多久就明显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汤寡水。早餐偶尔有鸡蛋卖,每人限一个,稍晚就轮不到了,再后来鸡蛋就绝迹了。刚回国时我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我们夫妇二人与朋友夫妇相约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去“打牙祭”。饭后我抢着付账,却不意那价钱高出我出国前许多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阮囊羞涩。朋友笑笑说还是我来吧!经他解释才知道那是当时的一项特殊政策,开一些高价饭馆,在特定的商店卖一些高价糕点,以便货币回笼。以我们当时的工资,那种高价餐馆当然是很难问津的。

以后匮乏的形势日益严重。偏巧我开始怀孕。应该说,我从未有过一般孕妇的反应--呕吐、挑食,等等。我对怀孕的记忆只有饥饿感。胃口出奇的好,空前的“馋”。平时那种不吃肥肉、不吃羊肉、怕油腻、怕膻气啦,种种娇气一扫而光,可以说见“油”开眼。我自工作以后一直住集体宿舍,吃机关食堂,婚后依然如此,不过两人在集体宿舍楼中分到一间房而已,其他仍与单身汉一样,是集体户口,全部粮票、油票都交到食堂。这样就更加没有丝毫自主的机动性。家中连面包屑的储备都没有,一旦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就只有枵腹待天明了。而那些独立安家自己开伙的同事就灵活一些,各显神通做一些调剂。有一段时候还有人在家门前试着养鸡,居然真的有了鸡蛋。有一个冬天,我与一位男同事C君一起到另一单位去开会,回来晚了,食堂早已关门。我回到冷冰冰的宿舍空空如也,可谓饥寒交迫。C君就把我拉到他家去(那时有家的都住在机关大院后面一排平房中),他的夫人是理家能手,自己养了鸡,给我们端出来热气腾腾的二米粥和烙饼摊鸡蛋。我简直觉得美味无比,吃罢周身暖和。此一饭终身难忘。在那种食物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这样待客实属慷慨。于是我在一段时期内逢人便说C君家有贤妻,真是福气。以至于一位女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可别老这样说了,不然好像你恨不得也找一位“贤妻”!稍后,在机关大院中个人养鸡也不允许了。

我的女儿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饿进入高潮。当时“孩子他爸”正在农村下放劳动(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人回来都需要下去锻炼,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况,也会下去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锻炼机会,决不想要他为我生产而请假回京。我全靠父母家做后盾,在家坐月子。他们几个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据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额集中存起来做好准备。但是肉票是过月作废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肉。家里的老保姆为此费尽心机,在算准的预产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队买了一支蹄炖汤。偏偏我实际生产的日子比预产期晚了十多天,那时又没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泪,只有每天煮一开,保证它不变质,到我产后吃到时已经只剩汤了。反正“肉烂在锅里”,并未损失,营养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产妇最需要的鸡蛋,靠全家的配额也是不够的。母亲托一位亲戚从农村弄来一篮鸡蛋。那时报上正在大力批判农村自由市场,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云云。我就认定那鸡蛋一定是从自由市场来的,拿出“耻食周粟”的精神,坚决拒吃,真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左”愚不可及,而且是诚心诚意,即使外人无从知晓,也要“慎独”。事实上,我还是享受了某种特殊条件的,因为父亲的级别属于“糖豆干部”,有一些特殊供应,尽管有限。父母的年龄超过六十岁,可以订到牛奶。我产假没有满就被单位一个电话召回,随代表团出国,孩子完全丢给家里靠牛奶喂养。她之能够健康成长,我也没有因产后营养不良而落下后遗症,都是仰赖父母加上老保姆省吃俭用的支持和精心护理。

关于孩子的名字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人们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会起一个有点书香气的名字。至今还有人问,女儿“陈丰”的名字有何出处。实际上就和饥荒有关。当时陈乐民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挨饿(口粮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的没有去皮的“毛粮”),热情的老乡听说他添了孩子,纷纷给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满仓”或“满屯”,这代表了最朴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写信来建议以“满仓”为参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的结果就用了一个“丰”字,取盼丰收之意,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和女儿开玩笑,说她差点叫“陈满仓”。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变成了大肚子。据说他在下面有一次看水堤时因腿软站不住滚到了水沟里,幸亏被人看见及时救起,没有淹死。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我在那段时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被召去做翻译,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国务院外办,每有任务,由他们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办公室,办公室随即转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觉了。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转自《书屋》2008年第1期,版权归《书屋》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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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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