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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幼年的时候

--作者:成朴

有这样一首怀念童年的歌:

“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在她慈祥的眼里,隐约闪耀着泪光--“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唱这首难忘的歌曲;我的心酸的眼泪,滴滴流在我的脸上。”

唱起这首歌,我就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那夕阳一般的一片金色。一个人的年龄是由一年年来度量的,而一个社会的年龄却是由一代代人来度量的。我童年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我想以此文来记述一下那段美好的时光,和那一段人类史上非常独特的生活方式。

以此献给我的母亲,和与我有同样经历的朋友们。

我从小是在北大的家属院中长大的。我的家那时是清华边上一望无际的田野中的几幢红色家属楼--在那个灰色的时代里,旧红砖的颜色就像童话一样。

那时,一个家属院中大大小小的孩子,从“戴帽”的初中生到四、五岁的“小的”,都“和”在一块儿玩。一伙人大概有几十、上百人吧。大孩子很少欺负小的。一玩起来,大的冒险,小的卖力,煞是可观。有时,小的被外面的“野孩子”欺负了,大的还硬着头皮“出头”,或是带着小的绕几里路上学和打酱油--我现在也弄不懂为什么这些在“文化大革命”的恶风险浪中出生的孩子们会自发地非常友爱。

我们经常玩的,有“闯关”、“大本营”、和“一拨儿逮一拨”。

“闯关”最简单:在马路上划上几条线,一方守在线上,脚不能离线;另一方试着闯过去,但或攻或守或“偷”,配合大有讲究。

“大本营”营是两根电线杆子,每根是一“拨儿”的“家”,摸到对方的“家”就赢;两“拨儿”从家里跑出来互相捉,后出“家”的为“大”;被捉住就得“触”着对方的“家”等着己方来“救”。每当“一拨儿”差不多被对方捉干净了,几个剩下的大孩子试图去“救”,那长长的一串“俘虏”围着一根电线杆或东或西地“指”--这时最紧张;而一旦“救”成功了,双方孩子都一齐兴奋地大喊大叫,同时一面尽快地逃命或围捕--这时最恰当的形容,便是“象马蜂炸了窝一般”。

“一拨儿逮一拨”的规则和“大本营”差不多,只是一方没有“家”,在楼间四散地躲。不过,这个游戏常常玩不完。不是哪个小的为了躲好弄倒了一大堆箱子(那时楼道里堆满了杂物),“轰隆”一声,大家做鸟兽散了;就是谁藏得太好,老也找不着;或者就是玩得太晚,许多人藏“回家”去了(按规定这是“犯规”的)。我就常常在藏回家吃完晚饭和大人一块儿出来时,看见同玩的个别小伙伴--还在黄黄的路灯下像“黄鼠狼似地”转呢找呢。

小时候,我总的说来,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哼,女孩子有什么?”不过就是成天玩跳皮筋、丢砂包、掷羊拐罢了;我们男孩经常要去给她们捣乱。不过我也有非常佩服她们的时候,那就是当她们“跳高筋”。

一围皮筋,崩在细细的小指上,高高地举在头顶;一队的领头的女生,要跳起来高高地用一只脚去“勾”,而且只能勾到两根里的一根,不能碰另一根,象是耍杂技一样;这样的女生,往往是以后小学里的跳高冠军--每当这时,我便要扭过头去。(后来,问明了太太,才知道过了顶的“高筋”靠“抻筋”,不是我印象中的“朱建华”式。)

这些,只是近处的玩艺;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可玩的就更多了。

未名湖春天的湖水、田野里夏天的玉米穗、圆明园秋天的石人石龟、北大山上冬天的松子松果,都是我们的玩伴;晴天里的尘土、雨后的水洼、傍晚时寻的“马知了”,给了我们多少的乐趣;直到今天,我在梦中“遇险”时的“归宿”,仍是圆明园那荒芜的小山包,或是那青青的田野。

每当夏日傍晚孩子聚到一块,便要去找马蜂窝捅马蜂窝。常常是一个大的孩子,披着从家里偷来的雨衣,用一根长竹竿,一捅,一勾,马蜂窝便掉下来“嗡”的一声炸了窝;这时,远远看的孩子也纷纷跑开来。常常是去捅的孩子,脸上或是手上被马蜂蜇了几处--没关系,捡出“马蜂儿子”涂上就“不痛了”。这个游戏永远玩不够。

一次,一个叔叔--他的孩子是我们那儿的“头”--到我家,穿着厚的胶雨衣,外面下着大雨;在房里脱下雨衣,衬衫仍然湿了;叔叔咕囔了一句“怎么搞的,这么厚的雨衣,还漏”我却知道是为什么!

我印象中最好玩的,是“钻锅炉”;北方冬天烧暖气的锅炉,很大,小孩可以钻进去;黑洞洞的管道好象没有尽头,既可怕又好玩极了;钻在长长的管道中,别人在两头大喊一声,或是用砖头在管道外壁猛敲一下,眼前会震得金星直冒。不过这样好玩的游戏我只玩过一次,那次钻出来后大家身上脸上都是黑灰,有的身上还有黑油;连大孩子都没了主意。后来,大家一起到下雨后的黄泥汤中洗了一遍,一齐站到墙根下晒太阳,只盼身上的衣服能干;直到天黑“看不清了”才敢回家。我的一件小白褂,已经变得“不是白,也不是灰,也不是黄”,颜色怪极了。那天晚上,大院里家家都把小孩揍了一遍。

我从六岁开始,每年暑假便跟着那时九岁的姐姐,去颐和园游泳。我们俩走几里路,到北大西门的妈妈的好朋友家,汇合另外两个小朋友,再走几里路去颐和园,去的一路上逮蜻蜓、看猪、捉青蛙、摘荷叶。回来时歪歪倒倒地走回妈妈的好朋友家,喝两口水吃一个热馒头,再慢慢走回家。我姐姐最大,刚开始时,也只能游“三十米”。有时,好心的叔叔阿姨会带我们去,那样的话我们就可能有公共汽车或是自行车坐了,游泳后也会有“零食”吃--我们年年就这样地走呵、游呵,游呵、走呵;慢慢地长大了。我小时候,除了一次“腮腺炎”,两次“开瓢儿”,和几次“崴脚”,似乎不记得生过别的病。有一天游泳回来,妈妈突然对姐姐叫起来:“小燕,快站到门边上去!”--原来我姐姐“窜个儿”了,十几天内长了十厘米。

那时小学功课轻松,作业也五花八门。我们小学种菜、种果树、架葡萄和养兔(兔子据说还“出口”)。我们的作业中,就常常有“一把兔草”、或是“一把杂草”(须从学校的田里挖来)。学期作业是春季“蓖麻子若干个”,我家住楼房,只能到种了的人家去偷;秋季是“长征长跑”,一个小学校的里程加起来从井岗山跑到陕北。语文作业常常是“念书五遍,家长签字”;我就念它三遍,再偷了妈妈的钢笔加“两竖”交差。大字作业是描红模“谦虚谨慎/严肃活勃/艰苦朴素/戒骄戒躁”,最头疼。有一个暑假太贪玩,要返校前才发现四十篇红模,一篇还没有写;于是我饱蘸浓墨,一笔写两篇;结果开学后都得返工。所以现在才发现我只有“谦”字写得好。一想起那时假期结束前的“赶作业”,我现在还头晕眼花呢。

有一年作业中有“爱国卫生--每人上缴蝇蛹一百个”。阴沟和田里翻翻,一个也无,有也是空壳。后来,我和几个小朋友寻到了两里地内的一个废弃的厕所,挖开来,发现成百上千个“实打实”的。这事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小学的学生都去挖,都知道是我们几个“发现”的。

我姐姐那时功课好、字好、朗诵好、模样好。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被调去“专职”“写”“大批判稿”。那时我姐可神气了,每当广播站一开念,我班上的小朋友就开始哜咕“是成朴他姐”“是成朴他姐”。但那时她连报上的标题还认不全呢,怎么写?没关系,留成家庭作业就写成了。老师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回到家里,我姐姐便“不听话”、“饿饭”、“逃跑”,无不用其极;逼得受了一辈子斗的妈妈经常在晚上备课中间替她写“大批判稿”,一边写一边摇头叹气。

我小时候很淘气,受到的表扬不多。每次“期终总评”除了“学习好、身体好、团结同学”外,其它一般都是“一般”。但有一次“受表扬”却是终生难忘的。那天我们“学农”赶回来,听“重要广播”,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过世。由老师带头,全班同学哭声一片。那时我个大、头大、嗓门粗,似乎哭得最响;虽然坐在后排,还是给老师注意到了。“重要广播”过后总结时,除了“这十天致丧期间不许笑”外,老师又说:“成朴今天对毛主席最有感情,哭得最好。”

我现在懂了,我的童年那么好玩,是因为那时的整个中国已经回到了一个“儿童”的时代。

那个时代最传神的一件事,便是“新闻联播”。

每天晚上八点整,一奏“东方红”,便是“全国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偶尔有“重要广播”。播音员天天声音高亢,内容天天斗资批修、口诛笔阀,半个小时的节目天天从千家万户的灯窗中按时传出来。一有重大消息,便是长长的“中央委员、中央后补委员-名单”--这时,便是我们孩子们大显身手的时刻。

或许是由于那时强调“安定团结”,或许是由于孩子的记忆出奇的好,“中央委员、中央后补委员”的名单就像基本物理常数一样被我们“倒背如流”。一播名单,我和姐姐就坐在收音机旁,争先替播音员把下一个名字说出来:“陈锡联、耿彪、许德恒、荣毅仁、周建人、赛福顶、阿佩-阿旺-晋美”,连“史良”、“蔡畅”后的“(女)”字都一起背出来。

另一件独特的事便是“小说连续广播”,小说只是两、三部。“刘胡兰”、“金光大道”、“漫山红遍”播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也差不多能背下来。但“小说连续广播”,仍是我们每天的头等大事。有时中午“十二点”听一次,晚上“六点半”还要再听一次。小孩子们听起“小说连续广播”来,就像老京戏迷听戏一样。

电影也是一样。那时不兴电影院,常在操场上露天放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春苗”、“青松岭”、还有“决裂”;次次加演“彩色印染”、“广西早稻大丰收”或是“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孩子们嘴里台词说出来,手上动作就做出来。但一放电影,仍是人山人海;放影前两小时,荧幕前就已排好了各色各样的凳子,坐好了聊着天的家属老大妈。大家远了看,近了看,侧着看;左边看,右边看,荧幕后面倒着看;或者各个位置换着看。一遇情节紧张(比如出现“龟田、松井”的脸),仍是全场屏声禁气,或“嗨”或“呵”。

除了每天七点“开演”前电视里的那面钟,我对电视的映象实在不深。似乎除了“李铁梅”拄在钢琴前唱“革命样板戏选段”,电视台没有播过别的。

那时住房紧张,差不多家家都只有一间房。我家一个单元里四间房住了四家,四家共用一套厨房厕所。隔壁的阿姨是系领导,伯伯是三0一医院的军级技术干部,家里也是一间。那时人待人亲切,邻里关系好,每家的门都是向其它家的孩子敞开的;我每天晚上要“看”两、三个小朋友,在两、三家玩过串过。

那时做客不必怕主人不在家。我记得从五岁开始,我就懂得如果有人来“看”同单元的叔叔阿姨若叔叔阿姨不在的话,要请他们到自己家来坐。即使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也会请不遇之客到我家来坐--而且非来不可、不来不行。领进门,我会倒茶,请瓜子,正正经经地坐在我的小凳子上陪客人聊天,临走给叔叔阿姨留话。下次,客人来,在主人家坐过后,也会再来我家坐坐。

那时社会治安好,家家都是一把“将军下马”或是“不下马”的锁,钥匙常放到门口的杂物堆中。我大舅舅家最爱“唱空城计”:把灯开着,把收音机开着,把门半掩着,全家(这时舅妈必定出差去了)都出去玩一个晚上。舅舅每次来,妈妈都要拼命地逼问他的家里是不是在“唱空城计”。为求“逼真”,舅舅还曾用几个坏搪瓷杯和火柴、绳子、筷子,利用“滴漏原理”做了一个“收音机自动换台器”,每次能精确地换一个台。舅舅不厌其繁地演示给我们小孩看;舅妈回来便藏起来。现在想来,这不过是一个来不及学成的“留苏”“自动化”在长期闲置中的一种“淘气”罢了。

那时“小道”多,大人“串门”多,“串门”为调动工作和传“小道”的多。由于家里只有一间房,传“小道”都是当着我们孩子。遇到关键或是传神的地方,大人就在手上笔笔划划。姐姐识字,听到的多;我也听了不少。于是,在一个天气晴朗“惠风和畅”的下午,我腰间别着一根树枝,学着“小兵张嘎”,站到乒乓球台子上,给一快儿玩的小朋友来开讲“形势”。妈妈听别的大人说“你家小朴在乒乓球台上传‘小道’呢”,不得了,赶快下来叫我回家。不料我“大意凛然”地继续传,不愿回家,声音反而更高了些;于是妈妈赶快哄我说家里做了肉丸子,才把我哄回去那天我是真的吃到了肉丸子。

那时大人也有浪漫的时候。我妈妈的学生,都是“上山下乡”多年的“大龄”“工农兵学员”;我母亲经常给他们“牵线搭桥”。每当家里摆好一张凳子,上面放好两杯清茶,隔着凳子面对面像“谈判”似地放好两个小板凳--家里太小,其它方式坐不下两个大人,除非俩人并排坐在一张大床上,但这不合适--姐姐就知道要带我出去了。我俩们围着家属院转呵转呵转呵转呵(由于有姐姐在,我和其它小朋友玩不起来),心里却都十分兴奋;直到估计差不多十点了,才回家。我姐姐问一句“‘成’吗?”妈妈答一句“‘成’。”那时家里就常有客人留下的小小一包糖果或是点心。他们在学校里的主食仍是窝头咸菜。

记得有一次在南京姨家,姨带我去公园玩,也是去为别人“牵线搭桥”。带着我是幌子,是怕女方害羞--好象那时社会上没有一男一女单独在公园里转的,介绍人得带着孩子远远地在后面跟着--不料我非常喜欢那位年轻“好看”的阿姨,“一见钟情”,抓住她的手就不再松开;害得她陪我在公园里“谈”和“玩”了一天。

那时大人们最怕“月底”;所谓“月底”,便是从头月二十几号到下月九号发工资前的一段时间。那时,妈妈口袋中只有几毛钱了,妈妈就要计算家里还有多少鸡蛋多少菜,还有多少废报纸破布--粮食和煤靠发工资时买足--银行里包括“存底”还有多少钱--常常是“月初”开户“月底”结户。我爸爸起于一个医疗事故,长期卧病,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他多少),家里长年靠我妈当“助教”的工资生活(妈妈的“助教”,从五六年大学毕业到“平反”,一共当了二十多年),还要给外公带东西。家里两个孩子嗷嗷待哺,天天为抢吃的打架;我想我妈的心,那时成天是“碎”的。妈妈天天东转西转,为了买一点处理的食品多给正长身体的孩子们一点好吃的;妈妈天天在做饭时就着下脚料吃玉米面炒辣椒,嘴唇老是裂的--在我印象中,在搬家前,妈妈好象没有和我们在一个桌上吃过饭。

我上一、二年级时,妈妈天天“开门办学”,将午餐的钱交给姐姐,规定买两个花卷和一碗鸡蛋汤。姐姐为了“省钱”,每天中午只买一个花卷和我“分”(其实给了我大半个)。月底,妈妈没钱时,姐姐就拿出这样省下的三块多钱;那次,妈妈可厉害了,狠狠地把姐姐“克”了一顿;那次,妈妈和姐姐都哭了。然后,妈妈用省下的钱,带我们去了一趟“自然博物馆”。以后,妈妈就把午饭的钱换成饭票,央邻居给我们带饭。

在妈妈面前,我和姐姐天天“吵”和“打”,可能是因为我“小”,妈妈总是说姐姐的多,说我的少;幼小的姐姐也因此分担了不少贫穷生活的艰辛。但妈妈不在时,我又是非常地“乖”,非常听姐姐的话。当妈妈“开门办学”几天几夜不回来时,我和姐姐便关好门,和衣地倚着睡着,每天早晨姐姐总是先起来、叫我。那时,我便会觉得我的姐姐很好看--后来我想,童话中那个最后嫁给了王子的“姐姐-弟弟”,不过也就是如此罢。

生活尽管艰辛,妈妈还是非常乐于助人。无论谁来向妈妈借钱;妈妈立刻取出银行中“过月底”的三、五块钱给人家;到时自己再想办法。妈妈总说:这是别人对你的信赖;信赖是无价的。家里总来许多要“解决两地”、“找房子”的人,妈妈总要拐弯抹角地为他们想办法,可惜总没有什么成的;客人走后妈妈却要工作到很晚很晚。舅妈在“口腔医院”当大夫,“挢形科”每年只随机挂一天号;每年的这样一天前晚上舅妈得了信都要来告诉妈妈;这时妈妈便说“小燕,带弟弟睡好。”然后便骑车出门一家家地通知;常常要转大半个北京城第二天早晨才回来。外公当时是“南京汽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一个月二百多块钱,常常接济别人。但妈妈坚决不要外公的钱,连每月带去的肥皂、白糖、豆制品、芝麻酱和其它副食品、夏天的水果、冬天的广柑,也坚决不收钱。家里只有一个闹钟--是外公听说妈妈要重新教课时送的;那时家里实在买不起闹钟,而妈妈教课一定要闹钟。我想,这些,便是我小时候受到的最好的道德教育。

那时全国物资供应紧张,除北京、上海外,全国都买不到肥皂、白糖、豆制品、芝麻酱和许多副食品。东北人到了北京,连“水果糖”都大量抢购。每逢居委会的老大妈在楼下一喊“买白糖喽--”或是“买豆制品喽--”大家就都开始往楼下跑,整个楼梯都“__”地响;一眨眼,代销店前就排起了长龙。每次家里都要尽可能地多买,托人向南京的外公和姨家小舅家带--我八岁时“回南京”,就拖了三块搓衣板;这事让外公大大地心疼和高兴了一阵--这样的采购,每一、两个月总有一次吧。

北京为了“撑门面”,很晚才实现过一段“凭票供应”--“两毛”以下仍不限量。那一段时间,我们表姐表妹堂姐堂妹(我是唯一的男孩子),经常聚在一起,“车轮大战”式地每人买“两毛钱”的糖或是猪肉;然后再“开”到另一家。猪肉要阉好咸肉、灌好香肠再带回去。

我有一个聋哑表哥,寄住在我外公家,噬糖如命;每次带回去的白糖很快让他吃掉了大半。外公有低血糖,家里一定要有甜的;于是买了一些高价蜂蜜。聋哑表哥就偷蜂蜜吃。外公在瓶子上划了刻度;表哥就往瓶子里兑水。但因为静止时水与蜂蜜不掺和,外公还是能发现。表哥发现水动起来便与蜂蜜掺和,便整天偷着去摇那个瓶子。

那时常常有“游行”。“四届人大”、“反击右倾翻案风”、“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和“进行新的长征”都游过。(好象只有“天安门事件”因太不得人心而没有游。)“游行”前每人发一面写好的小旗(不许撕破、窝边儿),出发前全校先开“大会”。游行时罗鼓喧天,各行各业都出动。我就在游行中看过我妈妈她教研室的游行队伍,看见她和她的同事们举起小旗喊口号,好象不怎么踊跃的样子;心里好为妈妈和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们惭愧。回到家里,和妈妈说了,妈妈只是扭过头“噢”了一声。

在我们家旁边,有一片旗人的老宅。有一个专门捡垃圾的孤老太太,很老,脸很肿,大家都管她叫“蒙古格格”;“格格”就是“公主”。妈妈她们常在厨房里谈起她;说她年轻时为“爱情”和一个汉人“私奔”过,其实那汉人只是爱她的钱,钱到手就把她甩了;说她一辈子“太苦了”。于是,办“向阳大院”要“忆苦思甜”时,我和几个小朋友就去请她。不料这边她死活不答理我们;那边“向阳大院”的老大妈大骂我们“臭毛孩子”“有眼无珠”。可能也是意识到了我们的父母中也没有几个“出身好”“苦大仇深”的,“忆苦思甜”就改成了到附近的另一个小学听录音。

长大后,我才知道“格格”或是“公主”,不是指捡破烂的。

我也尝过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我有一个小伙伴“陈小”--他妈妈是小学里的“布老师”(“坏”孩子都明里暗里叫“不老实”)--与另一个小伙伴“小毛头”打架了,气不过,便在“小毛头”家外的墙上写了个“毛”打了个叉。这时正值毛主席老人家去世的“治丧期间”,立刻来了辆警车和几个“公安员”,手里端着“五四”手枪(我小时一直以为“五四”手枪和北大的“五四”操场,命名是同一回事),就要来抓人。“陈小”的妈妈拼命抱着“陈小”,大声叫“不是我家陈小”“不是我家陈小!”还眼睛凶凶的看着我们这群小朋友,叫:“谁说是我家陈小?!谁说的,看见了--站-出-来-!”“公安员”又要对笔迹,“布老师”叫冤道:陈小还没有上学,除了“毛主席万岁!”,不会写其它的字--这样的小孩,哪个有笔迹,哪个笔迹不是一样呢?“公安员”为了缓和矛盾,提出给我们这些小孩都验笔迹。这件事越闹越大,连清华里都有好些人翻墙过来看热闹;“陈小”终于赖在他妈妈的怀里没有被抓走。事后,大家都说,要是“布老师”稍“软”一点,“陈小”肯定是给带走了。这件事过后,代销店前便站了一个“穿便衣”的叔叔,天天站在那里看报纸,连最小的小孩都知道。我们再也不敢在墙上画带“大檐帽”的国民党军官;而“陈小”也在他家里被结结实实地锁了半年多。

那时,我们常常以大“反动派”的名字,骂别人:姓蒋的叫“蒋介石”,姓彭的叫“彭德怀”,姓刘的叫“刘少奇”(前面还要冠上“判徒”、“内奸”、“工贼”),等等。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历史和我们开了个大玩笑。

阶级斗争也有非常严酷的时候。据妈妈讲,生我的时候,家里都贴着大字报,每天都要大声对来看的人念;除了碗柜,到处都贴着封条。来“抄家”的大多是熟人,既有学生,也有几个同事;若不是爸爸在临“抄家”前几天“灵机一动”买了张“毛主席像”挂起来,和来“抄家”的同事中有好心的人,“抄家”时可能还要受更大的罪。

妈妈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现在还是),从不怀疑别人,其实不会有什么“反党言论”。妈妈政治上的“问题”,是因为从“五七”年开始,坚持那些被“整”的人“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从“漏网右派”开始,没有错过一辆“班车”。由于她一直是“党员”,也一直是一些热衷“整人”的人的“重点斗争对向”。但妈妈从没有改变过她的初衷。

有一次我小时候,刚从外地的“寄托人”家回来--妈妈生下我,就被“隔离审查”了。后来又是“劳动改造”;我从一岁到三岁,姐姐从一岁到六岁(姐姐是“社教”时出生的),一直被别人带着--在幼儿园里高烧不退。妈妈放心不下,一天把我接出来,一手抱着我一手拉车运砖;上坡时就把我放在砖上。带队的工人师傅看不过,觉得太危险,狠狠地“训”了她一顿;第二天她就把我送回去了。我对这件事可能还有记忆,因为在我小时的梦中,老有妈妈推着一车碎砖、抱着我,遇到了一个防空洞大下坡的瞬间;而那些年,妈妈对这件事,是绝口不谈的。

不过从我完全记事起,“阶级斗争”似乎已经淡化了。可能是“北大”的原因吧,“有问题”的特别多,小朋友的家长有一小半都“有问题”;大家都知道谁家是“右派”、谁家是“历史”、谁家是“现形”、谁家在某某大会上坐过“飞机”;都抱着一种“SO-WHAT”的态度玩在一起,好象“坏人”只是“小人书”上的坏人。而这些大人们对小孩也是成天嘻嘻哈哈的,私毫也没有“改悔”的态度。这时,许多多年不来往的朋友,也开始相互走动;如西门我妈妈的那家好朋友,大学里就是好朋友--也成了右派,过去已多年因怕互相连累而不多“照面”了。我因是在外地入的少先队,连“填表”的那次尴尬也省略掉。

我觉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不是“英明的党中央”,而是已经不再迷信、不再害怕的人民。

我小学三年级时,北京小学“春季改秋季”,全班都要“蹲”半年。妈妈一是不愿我浪费时间、二是怕我更“精力过剩”不好管,就把我送到南京南大的姨家读小学;转学中“跳”了半年。

南京的小朋友和北京的也没有什么不同,除了都非常羡慕和尊敬我这个“北京来的小朋友”。南京的女生爱说上海话,下课就聚在一块“闻”“上海来的”铅笔象皮,说那里有一股“奶油味儿”;南京满街的是“法国梧桐”而不是“窜天杨”,南京上体育课不踢足球而打垒球,等等。

我们班上有两个“没有户口”的“下放户”,一个叫“陈章”,另一个叫“痧拉拉”,是我们班上最矮的两个男女生(其实,“痧拉拉”要比全班人都要大两岁)。他们的学习永远不好,他们的衣服永远脏,他们的脸上永远叮满了蚊子包,他们老是淘气,别人老是要告他们的状,比如:“老师,陈章和‘痧拉拉’又逃‘路队’了,(中午)不回家吃饭,在街上乱转。”比如:“老师,陈章和‘痧拉拉’今天又不交作业。”闹得太厉害了,老师便会说:“陈章、‘痧拉拉’,不许再闹;再闹,就不让你们‘借读’了。”于是他们俩就会老老实实地坐好几天。

我在北京没有见过要饭的;南京有很多。大家都说“下放的”在乡下卖光了家俱、卖光了衣服又要回城里“混”了。许多人开始拆房盖房,拆了原属“下放的”旧房盖新房。“夫子庙”现在富丽堂皇,那时却是“棚户区”;泥垒的墙,竹蓖的顶,顶上盖着报纸;一下雨脏孩子就往公家商店里跑;一年到头都有许多“瘪三儿”一样的人在街上鬼鬼祟祟地兜售东西和寻找东西。我外公家就在“夫子庙”附近,却不允许我到那儿去玩。

大人在“乘凉”闲谈时都说:现在的这些“下放的”可怜;前几年那些偷跑回来的女人更可怜。然后就看看我们孩子不说了。

我姨家有个后门,每天傍晚都有一个半大的男孩子拿搪瓷缸子来要饭吃。有时,早晨没有煮新饭,头天的饭已经馊了;那个男孩就站在那儿不走,直到要了喂鸡的馊饭慢慢地带回去。姨挺“防”他,说他有时会偷拿院子里的东西。他穿的,大概和陈章、“痧拉拉”差不多吧--稍大后,我常常想,陈章和“痧拉拉”是不是也每天去要饭呢?他们是不是怕碰到“同学”难为情而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要饭呢?还是他们的家境要好一些呢--那时,第一次知道“解放后”还有这么多“穷人”在“讨饭”(虽然我还不知道当时农村的情况),非常“惊讶”和“想不通”,心里是很委屈、难过的。在南京,我仿佛是一个小蜗牛从它“首都”温暖的象牙塔里,终于向这个“大千世界”伸出了触角。

并不是所有“下放户”都过得不好。班上有个姓沈的女同学,既干净,又秀气,学习又好,还是班干部;她家也是“下放户”,她奶奶不是,她的户口刚随了奶奶。“沈”原来也“借读”过,老师常拿“沈”给陈章和“痧拉拉”做榜样。第二年暑假,我还没有还完小朋友的“小人书”,便被妈妈接回了北京。

时代终于慢慢地变了。最先,是进北京城来卖瓜子的农村姑娘;一毛钱一茶杯瓜子,整天坐在路边等。大人们说她们“浪费时光”、“浪费青春”、“破坏卫生”(的确,地上多了许多瓜子皮)。但她们终于象酸枣刺一般在寒风料峭的北京街头“钉”住了。半年以后,鸡蛋市场也开放了。而电视台也终于放了第一部我有印象的电视剧--“玫瑰香奇案”。

在以上的陈述中,我用的都是真人、真名、真事;没有多做文学上的夸张--我觉得,我童年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够“夸张”的了。

回首童年,我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的海

让熏风将我升起,
我是天堂中的一片碎叶;
让海风将我带到,
带到那充满了鸥鸣的家园;
那里有我苦苦的祈祷,
和我那烤焦了的童年。

我在这静静的傍晚,
象小船儿一样地飘泊。
那空手回家的渔翁,
夕阳在他眼中摇动;
回忆又将他带到,
他年轻时的几次还愿。

多么轻柔,多么欢畅,
在海的轻叹声中,
月光在静静地顷;
我又一次地变成了破碎的秋叶,
是海上早晨或晚上的霞光,
是海滩篝火上升起的黑烟,
被海风带着在四处飘洒;
来年的雪地上,
我在一片鸥歌声里安眠。

回想读博士过去的这几年,也有挫折,也有想放弃去找工作的时候;但和妈妈他们比一比,心里也就满足了。我用一年就从“助教”升到了“助研”,而妈妈他们却用了二十二年。妈妈他们真正开始“科研”,已是四、五十岁的老头、老太了。干扰他们的运动和家务太多了。至迟一九七五年,中国的物理学界仍然搞过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运动。--有时我觉得我的这个“博士”,不是为我自己读的,而是为两代、三代人读的。

我在美国读书之余,还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接着,我便开始抨击中国的时敝,探讨造成我们民族苦难的劣根性。为此,我得罪了不少人。

母亲听说我这么不“安分”,特地跑到美国东部来劝我;用她坎坷的一生来劝我(由此,我才对她一生的坎坷,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多做学问,少碰政治,多造福人民。

那天,我和母亲游完了“大都会博物馆”,母亲坚持要省两块五美元,坚持要慢慢仔细地看看纽约。我于是陪母亲从“大都会博物馆”一直走到“中国城”。我差不多要累瘫了,而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好象没事;笑说“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她在“鲤鱼洲”被监督劳动时每天挑担时走的路,差不多就有这么远;那时,她还因为“风湿”,天天发着低烧。(母亲向我讲过,那时她想用拼命劳动,来证明她“无罪”。)

回家的路上,看着灯火阑珊的曼哈顿岛,象个巨大的航空母舰一般,慢慢地沉到夜的湖里,母亲又开始耐心地用她坎坷的一生来劝我--“多做学问,少碰政治,多造福人民”。那时,我却突然地想到了我的童年;我想--“有其母必有其子”吧。

哦!久违了--我的祖国、我的人民

十月八日,于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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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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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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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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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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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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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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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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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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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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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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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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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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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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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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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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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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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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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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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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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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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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