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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邓广铭,北大历史系教授,1978-1981年曾担任历史系主任。

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作者:郝斌

北大历史系的“牛棚”,起于1966年7月底,中间因“红色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度势衰,监管学生散去,“松绑”5个月不计,前后实施监管劳动共30个月。其中约有6个月,我 和邓广铭先生被分监两处,其余时间都在一起。t1.jpg

右图:北大三院101室,当年曾做过历史系的“牛棚”,如今是一间会议室。

大概在1969年的5月底或6月初,早晨刚刚起床,一位“工宣队员”来到关押我们的三院101室,对杨人楩先生说:“你可以回家了,现在就收拾行李!”三年了,这是我们一直盼望的话,如今听到了,却又有点突然。我们人人血流加快,杨先生可以出去,那不就是我们的一点希望火光么?

我不知道杨先生此刻有什么感受,只见他手忙脚乱。总共就是行李、几件换洗衣服、“毛选”和必用的一点药物,他却收拾了这个,丢掉了那个。还是高望之上去帮忙,才把行李打包起来。杨先生没忘记把他没抽完的半包香烟,顺手塞给了高望之,那个动作,倒是相当麻利。从进“牛棚”,杨先生凡有机会回家拿取粮票,都把手里剩下的香烟留给高望之。

行李收拾好,“工宣队员”领着杨先生到了隔壁看守室。留在屋里的我们,一个个床上趺坐,大气不喘,好像能听到彼此的呼吸,目光碰到一起,也要赶快避开,心里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时候,隔壁忽然传来杨先生的声音:“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原来那间屋的墙壁上,有一幅毛泽东的挂像,想必是“工宣队员”同杨先生说了什么,要他走前有个表示。

隔了一天,邵循正先生也放出去了。他同样被领到隔壁,原来这是必有的一个“出棚仪式”。不过,邵先生平日讲课、说话,声音就很低,坐在后排的人,听见前半句,听不见后半句。此刻,我们听到他喊了一遍,可能嫌他感激之情表达不够,又听他喊了一遍。第二遍,确比他平日说话的声音略高一点,才算礼成走人。

邵先生放出之后,希望之火在我们心里烧得更旺。有点空闲,都会悄没声地收拾一下零碎物品。胆大的谢有实,不掩饰他急切回家的心情,还刮了胡子。那个时候,塑料制品,只有男女凉鞋,还没有塑料口袋之类。不约而同,我们谁都不再洗衣服了,免得衣服没晾干,门口喊出的名字是自己,湿衣服没处放,行李不好打包。洗脸的时候,也不打湿毛巾,擦一擦就行了。下一个,该放谁了呢?人人都在心里揣摩。 “下一个是你了!”有人对我这样说过,我听了也很动心。后面几天放得很快,有时候两、三个人一块出去。出去的人,行过“出棚礼”,再回房间来拿行李,临出门的时候,对留下的人会回过头来多看一眼,这一眼,是安慰?是同情?还是明天棚外相见——说不清楚。留下的,已经是很少几个了。101室,一个挺大的房间,我们住进来的时候,双层床一张挨着一张,两床之间,仅容一膝,要侧行才能出入;如今,再没有拥塞、压迫之感,反倒显得有点空空荡荡了。

“牛鬼蛇神”一个一个放出去,最后剩下的是邓广铭先生和我。我们接到通知,搬到38楼去住。

38楼是历史系的男生宿舍。住进这里之后,既不叫我们劳动,也不让我们参加会议。两个人相对枯坐,手里只好各捧一本“毛选”。真亏得有这本“毛选”,否则,连手往哪儿放,我们都不知道了。不管怎么说,身边没有专人看管,这是一大变化。开饭了,我去食堂买饭,邓先生常常要我代买。到这个时候,就是买个“甲菜”,也没有人过问了。学生食堂,当时以价格的高低,把菜分为甲、乙、丙三等,“甲菜”最贵,大约两毛五到三毛钱左右。在此之前,“牛鬼蛇神”只许买“丙菜”,每个一毛钱或8分钱。如今吃菜不受管制,也是一大放松。这时候,邓先生多半要吃“甲菜”。

楼道里很脏,到处都是垃圾。早晨,我打扫完房间,顺便扫扫门口的左右两边,有学生见了会说:“算了,扫不完的!”我们慢慢感到,周围的学生,没有三年以前的那种敌意了。时间一长,甚至感到学生对我们却有几分怜悯或同情,我们生活在这里,不必太过紧张。

有形的“监管”,明显松弛下来,可另一根无形的绳索却紧绷起来--清队的“政策攻心”,一波接着一波,攻得人坐卧不宁,一直攻到我们房间里来。

那时节,迟群、谢静宜(注1)以“军宣队”身份“进驻”北大、清华,“占领上层建筑领域”。这都是当时的用语,大会、小会上这样说,报纸社论上也都这样写--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人们冷静下来了,您听一听,北大、清华,是异国他邦吗?不然何需去“占领”和“进驻”呢?一个学校,本该是打钟上课、打钟下课的地方,干什么要下令给身穿军装的人,去“占领”和“进驻”呢?“军宣队”来了之后,自然要以“占领者”的身份实施号令。第一要务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即清理出隐藏在教职工里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至于走资派,早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儿,只待随时处理罢了。而清理隐蔽的敌人,与对待明火执仗的“走资派”大有不同,“军宣队”说,要去“深挖”才行。

迟群、谢静宜在这方面有一个得意之作,据说获得了上面的首肯,作为经验,行文全国,予以推广。这个得意之作,当时有个名称:体现宽严政策、实行政策攻心。在北大的具体作法就是:东操场上举行全校教职工大会,几千出席者,各带自己的小板凳,按所在的系、所单位,列队前往,整齐入座。大会的第一个程序是“从宽”。即有某人走上台来,当众坦白说,自己参加过“中统”、“军统”之类,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干过什么坏事等等,右一桩、左一桩,过去隐瞒多年,如何得到“走资派”的包庇、重用,如今在中央派来的军宣队“政策感召之下”,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痛下决心,我要“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全交代出来,说到这里甚至语带呜咽。有的还要妻儿老小一同登台、“重演”一遍在家里如何劝夫、劝亲,几经反复,最后选择了坦白自首,走上光明大道的一幕。有道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坐在台下的我们,谁不明白这是事前导演、甚至排练过的?您看,还在读小学的幼子、幼女会对爸爸说:“你交代了,才是我的好爸爸!你不交代,我就不认你作爸爸!”爸爸接下来说,听了这话,心中大恸,照旧隐瞒下去,如何面对妻小?于是痛下决心,才有了今天大会上的一幕。而那个劝父、劝亲的幼儿、幼女,他们的动力又是来自何方?小朋友说道,这是广播、社论、“军宣队”反复宣传的政策告诉他的。台下的人听起来,情节很完整,甚至还有点人情味儿--您知道么?在那个年月的公众场合上,有有任人情味儿的表达,都是个稀罕事儿。

坦白者的话音一落,“军宣队”的负责人登台讲话,他对坦白者给予肯定,并以事先准备好的决定书形式,郑重宣读,坦白者的罪行已经交代清楚,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决定免予追究,如此等等。正在一旁低头待罪的坦白者,被允许走下台来,径直回到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之中,队伍里还会还迎以掌声,从此,他就成为“人民的一员”了--这叫做“政策当场兑现”。读者朋友,文革初起,哄哄乱乱之际,“牛鬼蛇神”被人随便给以拳脚、吐口水、揪头发,施尽了人身的污辱,如今,迟群、谢静宜以“从毛主席身边派来”者的身分,导演出这样一种正剧,虽没有动粗动武,施展的却全是不折不扣的人格污辱!多年以后的事实表明,坦白者所说的那些情节,竟全是子虚乌有!细说起来,他们个个先被逼到走投无路,直到生死一线之际,眼前忽地展现出家庭团圆依旧、差事薪水可保,这样“宽大”的一途,两相对比,谁不心生柳暗花明之感?您看,“宽严大会”,自7月21日-8月27日,一个多月里连连开了四次,竟然清出叛徒3人,特务55人(其中潜伏特务就有1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9人,地主、富农、坏分子14人(注2),以上各项加起来共有102人之多--掐指一算,这个数字,又抵得上聂元梓的半个“牛棚”!迟群、谢静宜演的这一出,造出了多少冤魂孽鬼, 但“上有好者”的责任不可不论。今天说起此事,谁也不能过多责难坦白者的不实。抛开上有好者和迟、谢的帮衬,那就混淆了原生、衍生的关系。主从不分,过多责难坦白者,无异于让坦白者二次受辱,那样如何能够正确总结历史教训?

接下来还有“从严”的一出。坦白者入座甫定,台上一声高喊:“把反革命分子×××押上来!”被押者此刻甚至还在懵懂之中,就被身边早有准备的两个年轻人,各扭一臂,押送到台上。接着,是被押者所在单位的“代表”登台,历数他某年月日各有什么罪行等等。言之凿凿,由不得你不信。“军宣队”负责人跟着再以书面决定方式郑重宣读,根据“抗拒从严”的政策,×××至今拒不交代,决定给予从严处理。一声“从严”,从操场出口的地方开进一辆吉普车来,一直开到台下,身着警装的人,把被从严处理者当众上铐,推上吉普车,一溜烟开走了。此时台上通过高音喇叭高呼口号:“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全场响应。一场对比性极强的演出,就是迟群、谢静宜们所要求的舞台效果。此时“军宣队”再次讲话:“现在坐在群众中应该从严的对象,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但为了给予坦白从宽的机会,今天就拿出一个典型,给做个参考。如对你们有参考价值,回去就向宣传队竹筒倒豆子,老实交代问题,免得走上绝路!”(注3)“下一次‘宽严大会’的时间,等候通知!”话语不多,极具威慑力量。中文系副教授章廷谦,笔名川岛,是鲁迅的好朋友,平素为人平和谦虚,这时,被诬以“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不要证据,从严处理了,“管制”了好几年。东语系一位娶有日本妻子的台湾省籍讲师陈信德,被戴上“日本特务”的帽子,“从严处理”,当场拉走,投入监狱了。待到“文革”结束,1978年各种冤假错案得到昭雪之时,陈信德在山西劳改队中早已瘐死多年。他的夫人伤心至极,带领女儿移居日本。她在大阪为自己置买了墓地,也为丈夫树立了墓碑。丈夫的墓穴空置多年,终是于心不甘,1996年3月,她要女儿陈昭宜回来寻找爸爸的尸骨。费尽不少周折,总算在山西省阳城县的荒地里寻找到了。原来陈信德过世了,当地的习俗是,谁把死者草草埋葬,谁会不得好死。但是,当地一没有火葬设施,二没有人能够出钱替他购买棺木。劳改队的好心人就用一口大瓮把尸骨装了,单埋一处。陈信德的女儿陈昭宜,亲到埋葬地,开瓮相认,携带骨灰,回到仙台,最后总算让父亲的墓穴不空。而今母亲也过世了,父母能够同葬到一处,陈昭宜母女总算了却多年的心愿--可在那个时候,朋友,对有权在手的迟群、谢静宜来说,开一个“政策兑现宽严大会”算得个什么!?无非是“有枣三竿打,无枣打三竿”罢了,可对被打者来说,打到谁家头上,轻则是受罪数载,重则家破人亡!t6.jpg

右图:章廷谦,笔名川岛,北大中文系副教授,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鲁迅过从甚密,鲁迅文中,多有提到。“文革”“清队”中,迟群诬认章曾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职务,章拒不承认,迟群将章“从严处理”,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交由群众监督”,长期在中文系扫地劳动。

偏在这个时节,历史系军宣队高队长推门进入我们的房间。他就像没看见我,坐下来面对邓先生说:“邓广铭!你是不是还有没交代的问题?宽严大会之前,还是你的机会!”说完这个话,不等邓先生回应,抬起屁股走了。隔了三天,这位高队长又推门进屋,还是同样一句话,说完又抬起屁股走了。如此两来两问,邓先生好象也不能不为所动,他沉默了。我在一旁看了,也觉得事情严重,替邓先生捏一把汗。到食堂替他挑个适口的“甲菜”,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又隔两天,高队长第三次进屋,还没有开口,邓先生倒先说话了:“我有问题要交代!”依照常理,这个时候,高队长应当让我回避走开,或是把邓先生领到另一间房里单独交谈才对。不想,这个时候的队长视我如同无物,并不叫我回避,他伸手掏出笔记本来就记,听不清的地方还让邓先生重复,这样的重复,不只一次。我呢?我先想到的是自己。此情此状,足可表明我不是这次清队的目标,这一点可以确定无疑,但是,高队长不让我回避,也就是说,他不担心我把事情泄漏出去,这又表明什么呢?不用说了,一时半会儿我还不能指望出去--心里这样想,我的耳朵还是竖起来听。只听邓先生说,他参加过一个党派,叫做“独立党”,党魁是胡适;领过党证,001号,不过党证早就丢了;“独立党”还有机关报,叫做《独立评论》,出过好多期。

高队长还要顺藤摸瓜,问这问那,邓先生说,这就是“竹筒倒豆子”了。高队长遂以从不曾有过的缓和语调说:“好!再想起什么,可以随时找我!”合上本子走了。在部队里,高队长是一位营级干部,做事相当沉稳老练,不是年轻的战士那样毛手毛脚。不过,今天,他脸上也挂出一点儿收获的喜悦。

高队长走了,我有点沉闷,只能找点别的话头来搭讪。邓先生却一如平常,又同我聊起天儿来。

在此之前,我们同处一室已近一个月了。日子怎么过的呢?手头除一部《毛泽东选集》之外,再没有什么书可读,也没有报可看,不允许我们昼寝,我们又不愿枯坐,剩下来,只有手里拿着“毛选”,相对聊天了。这一年,邓先生62岁,我35岁,他治史阅世的年头,比我的岁数还多。他对人、对事常有自己的看法,记忆力又极好,天南地北,不管说到什么话题,就像现在上网搜索一样,能链接出许许多多相关的人和事来,我听起来,倒也是苦中作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能同邓先生相与一室,不仅心境舒缓下来,还能增长见识。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提到施蛰存,我问邓先生,三十年代为什么同施有一场笔墨官司,弄得鲁迅杀出来助阵。邓先生说,那是他当学生的时候,见施蛰存对一段引文,解释有错误,就撰文纠正他,施蛰存硬不认帐;邓先生说,他与鲁迅并不相识,是鲁迅自己杀出来指责施蛰存。鲁迅说,那个青年人给你指出来的,全是硬伤,用语很挖苦,把施蛰存说得体无完肤。我们还谈到林语堂的《子见南子》。三十年代,济南城的一个中学里,学生排演了林语堂的这部话剧,剧本一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把至圣先师孔夫子描绘成一个登徒子式的好色之徒。对这种大胆地描写,反对旧礼教的青年观众,觉得新鲜,反响热烈。可是,山东的“圣裔”很多,争论最后变成了一场官司,层层上告,一直打到南京,弄得“圣裔”之中最显赫的人物孔祥熙,也站出来说话。邓先生说,他当时正在济南,他说出好多好多细节,听得我兴味无穷。这些事情,我此前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看到过,多少记得一些。同邓先生谈起这类话题来,还能应对几句,邓先生也有谈兴。这样的聊天,只有38楼两人一室的特殊环境,才得能够,无论太平庄,无论三院,统统没有这种可能,而到“文革”结束之后,都要做自己的事了,更没了这种时间和机会。现在回想起来,另成了一番回味。

书归正传。邓先生向“军宣队”的交代,我初听之下,心里一震,听到后面,简直是满头雾水。邓先生说的是实情吗?打从清末中国出现政党以来,掐着指头数,不论斤两只算个头儿,加在一起,不过一、二十个,这“独立党”,可来从没听说过呀!再说,胡适组的党,该是有案可查的呀--再一想,胡适,他是个“不党”的人物!现成的党他都不参加,居然会去自己组党,还当党魁?《独立评论》,倒是有这么一个杂志,到图书馆就能查到。那是一个周刊,在三十年代,由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黼等人共同出资、轮流主编,是一个同人刊物,抗战兴起,停刊不办了。只要研究民国政治思想史,这是必看的一套杂志--总而言之,邓先生同高队长说的,听起来好像有鼻子有眼,可这都是哪儿对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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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独立评论》,周刊,1932年创刊于北平,1937年停刊,共刊出2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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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独立评论》(1932-1937)合订本。

邓先生与胡适,确有一层关系。那是抗战胜利以后,北大从云南复员回到北平,傅斯年任代理校长,1946年5月,傅斯年刚刚到校视事,万事待理。这时候邓先生也到了北平,第二天,邓先生去看望老师、同乡傅斯年。邓先生回忆说:“他见了我,什么话也没说,便让工友搬了张桌子来,道:‘我现在忙乱得很,没有人帮忙,你来了正好帮我的忙。’”(注4)邓先生也没说二话,就坐在这张桌子前办起事来。邓先生的本职在历史系,校长室是一个兼职不兼薪的差事,连个名分也没有,来办事的人,出于礼貌,称呼他“邓秘书”,他不置可否。校长胡适,9月份到校上任,傅斯年腾出身来要去南京了。行前傅斯年对邓先生说:“我代理校长,你帮了不少忙,胡先生回来当校长,你还得帮他的忙。不能马上丢开校长室的工作不做。”(注5)邓先生唯唯。他跟以前一样,还是师命谨从。说起来,傅斯年是邓先生的老师,胡适还是傅斯年的老师,胡适当然更是邓先生的长辈。邓先生没有二话,在校长办公室的那把椅子上接着坐下来。到五十年代,我听邓先生讲课的时候,口耳相传,他坐过的这把椅子,已经定格为 “胡适秘书”座椅了。而胡适这两个字,解放以后,含义不断丰富,“反动”色彩一天浓似一天;“胡适的秘书”的含义,似乎是胡适的所作所为,至少得知道个七成、八成。因此一有“运动”到来,凡涉及胡适,邓先生就有压力。不过,前几个回合,都被邓先生挨过去了,可胡适的影子,还一直跟在邓先生身后没散。这回“牛棚”里所有的老教授、包括头上有五顶帽子(注6)的周一良先生都放出去了,独独只有两顶帽子(注7)的邓先生一人被扣下,“军宣队”的疑点,还在他与胡适的关系上,这是不言自明的事,除此以外,邓先生身上还有什么瑕玼可疑呢?

邓先生向“军宣队”交代“独立党”的情状,一如上述。当时的在场者,只有我们三个人。何以会有这样一幕戏剧性的演出呢?最有解释权的当然是邓先生,他已经作古远行了;军宣队高队长,现在不知他的去向,何况他当时是在完成一项任务,难免会有他的局限,另以文化和经历的背景来说,恐怕重提此事,他也难于作出什么解释。我呢? 出了“牛棚”以后总想向邓先生当面一问,几次到了口边,又总没有开口。如今写到这里,真是后悔。我相信,邓先生出此一招,必有他的考虑。

我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如上事实,在此也试图作一点解读。了解邓先生为人、性格的前辈、亲人很多,他们或可作出更合乎情理的解读,对邓先生了解不多的读者朋友,您就当多听一个故事吧!

命运操诸人手,不能全听摆布,这是邓先生的总路线。残酷的“从严”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样的事,以邓先生的性格,他断不会接受,他不是那种引颈就戮的人;戏剧性的“从宽”路,人格受辱,那更不是邓先生所能考虑的。两条道路都走不得,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显出来邓先生的老辣智谋,他将计就计,硬是从两不可为之间,推出一条顺水船儿来:你不是怀疑我与胡适的关系高深莫测吗?好!我就给你一个胡、邓之间的莫测高深--胡适是党魁,我是天字第一号的党员!除此之外,再无其它了。至于那个“机关刊物”《独立评论》,从头到尾看上一遍,恐怕足要几个月,到得头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再说,军宣队高队长一听邓先生说要交代、以及接受交代时的神情反应,足已让邓先生摸到了虚实。邓先生知道“军宣队”手里没有牌,完全是诈。总之,邓先生同高队长这次谈话之后,占得了先机,下文如何,那就足够“专案组”去忙乎一阵子了--后来的事情,随着时移势易,果然满天的乌云,一阵风吹了个干干净净。两个月之后,1969年10月,邓先生、我随同全校两千教职工,到了江西省南昌县鲤鱼洲干校劳动。就是在鲤鱼洲,转过年来,1970年8月,还召开了第六次宽严大会,又处理了“叛徒4人、特务9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1人,伪军、政、警、宪骨干分子4人,反动党、团骨干4人,现行反革命分子4人地富2人”等等,一共38人之多(注8),这次会前、会后,都没有人对邓先生问起过“独立党”这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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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京剧名旦当年杨秋玲常到邓广铭家里谈戏,有说有唱。历史系的老少戏迷向邓先生提出,独乐不如众乐,邓先生遂请杨秋玲到北大二院清唱一回。中间为杨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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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邓广铭(前排中)邀京剧名家杨秋玲与北大历史系师生清唱同乐后,步出北大二院。

邓先生爱好京剧,是一个高级戏迷,与马连良、张君秋、杨秋玲都是朋友。在他九十大寿的时候,我们恳请再三,他答应一聚,但说不必赶在寿日,等到春暖花开,他愿意同大家一起去植物园赏花!我们高兴从命。到了植物园那天,晨风一吹,我觉得有几分凉意,可邓先生一件单衣,不休息、不要人扶,谈笑风生,兴致很高。植物园里有一家餐厅,厅大客稀。在寿席上,我自告奋勇,为邓先生清唱了一段,我唱得不好,却博得他老人家哈哈一笑;他的女儿邓可蕴也唱了一段,有滋有味儿,他也哈哈一笑。邓先生的105岁冥诞将到,邓先生!您泉下有知,我能再为您唱上一段儿吗?我盼您再有哈哈一笑!

先生,我扮个正净大面,您且听了:

(白): 迟群呵,娃娃!你中了老夫的拖兵之计也。
(唱): 迟群小儿忒张狂,
把我邓某当寻常。
任你宽严、严宽两张网,
凭尔捞来由尔装!
休道说生死权力手中掌,
管教你晕头转向、出乖露丑碰南墙!
--鲤鱼洲头一样闯,
秋水长天也风光!(注9)

注:
(注1)迟群,到北大前任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到北大后任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来北大前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到北大后任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主任由别人挂名,迟、谢执掌实权。

(注2)见《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802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二版。

(注3) 见《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802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二版。

(注4)见《邓广铭全集》第10卷,304页,《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注5) 见《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305页,《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注6) 周先生的五顶“帽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共老手、美帝特务、老保翻天急先锋。

(注7)邓先生的帽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分子。

(注8)见《北京大学记事(1898——1997)》813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二版

(注9) 唐代文学家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句。滕王阁在南昌市,距鲤鱼洲约六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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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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