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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3年,长城抗战中,第二师高级长官向部队训话,自左至右为:师长黄杰、副师长惠济、参谋长邹平凡、第四旅旅长郑洞国。黄杰和郑洞国在长城抗战中结下了生死之交。 

黄杰与郑洞国

--作者:徐宗懋

1950年代后的三十年,两岸高度敌对,台湾社会意识形态挂帅,跟对岸亲友的关系彻底中断,然而亲情人伦乃人之天性。从大陆播迁到台湾的官员和百姓,离乡多年,对大陆故土思念异常,但又不能胡乱打听,以免招嫌。尽管如此,一些高级官员仍然利用职务之便,以掌握敌情为借口,直接透过情治首长,了解昔日好友近况。

1965年,台湾省“主席”黄杰托友人转达调查局局长沈之岳,希望能了解旧识郑洞国在大陆的情况。奉命打听的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汇整情报后,亲笔复函:

致一吾兄勋鉴,前承转达达公(编按:黄杰字达云)交查有关郑逆洞国情况,兹择要说明如下:
经饬据驻香港单位查报:据杨宏勋(广东蕉岭人,年约六十余、军校三期毕业)谈称:“约六、七年前曾由大陆来港友人,谈及郑洞国在大陆之生活甚苦,但无进一步之情况”等语。
郑逆洞国在匪区活动情形:卅七年十月十九日,郑投匪后,至长春城外匪兵团司令部晤见匪萧劲光,在座谈中曾说:“什么也不想做,只想做老百姓。”后至哈尔滨居住数月,阅读毛匪选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书籍。卅八年一月底,由哈尔滨至抚顺,生活范围扩大,可以外出看戏和看朋友。同年四月廿七日(编按:原文如此。上海解放时间应为5月27日),上海沦陷后,与其上海家人取得联系。同年八月到沈阳,后至北平,在北平萧匪劲光、周匪恩来曾请他吃饭。八月中旬到上海,仍住在原有的房子里,并曾进公济医院,治疗胃病,为时一个月,始回家休养。四十一年六月,举家迁北平,在伪水利部任伪职。四十三年九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四十四年二月八日发表公开信,诱惑刘玉章将军投匪,刊载于香港匪大公报。四十五年九月廿八日,参加匪伪欢迎黄逆存纲投匪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荒谬言论。四十七年十月间,在伪政协社会主义学院中,联名发表维护彭匪德怀第二次停职[战]令(八二三金门炮战)并对我征服发表荒谬言论。四十八年四月二日,连任伪国防委员会委员,同月十一日并任伪政协三届全委会委员(特邀)。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参见伪民革中央委员会元宵联欢会,聆听黄逆绍竑朗诵其所作新词《望海潮》歌颂秧歌王朝。同年七月三日,参加伪政协三届全国委员会座谈会,听取投匪之徐逆廷泽报告“台湾情况”。五十三年十月廿五日,于香港匪大公报发表“寄语台湾朋友”的公开信。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任伪四界全国委员会委员(特邀)。同年十二月廿六日发表对程逆一鸣投匪之感想。五十一年一月四日,连任伪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十月廿四日任匪伪“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
以上有关郑洞国情况,当随时专函奉告,专此顺颂勋绥。
弟 沈之岳 拜启 十一月六日

以上就是黄杰托人转达情治首长探听郑洞国近况所得到的复函,内容没有任何真正第一手的数据,唯一的近身描述是多年来由来港大陆友人处间接听来的,基本上只是郑洞国对台统战活动的汇编。这些信息完全可以从大陆公开出版的报章中获得,更何况郑洞国很多谈话本来就是希望给在台湾的旧识听的;尽管如此,黄杰对这些基本资料仍然会感兴趣。复函中凡提到郑洞国,沈之岳通篇都是“逆”、“伪”、“匪”的冠词。但黄杰似乎仍能从这样的描述中里,满足对老友的思念。那些“逆”、“伪”、“匪”的字眼,在那个年代、那种特殊的环境中,听来有如充满关爱的昵称。

黄杰,湖南长沙人,黄埔第一期毕业,历东征、北伐、中原大战,1933年任第二师长,参与长城抗战。郑洞国,湖南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历东征、北伐,长城抗战时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为黄杰的黄埔同期同学,也是黄杰的麾下。长城抗战时期,第二师奉命接替第二十五师,负责防守黄土梁、南天门、八道楼子等地防务,与日军血战五日,阵亡官兵多达三千余人。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正派中央军与日军的第一次血战,震惊中外,也是日军首次体会到中国新式军队的强悍。黄杰晚年在台湾写回忆录,对此着墨甚多,尤其对丧命南天门下的国军忠魂语多感伤。至于担任第四旅旅长的郑洞国,率部冲锋陷阵,炮火中,黄杰与郑洞国自然结下生死缘。抗战爆发后,黄杰任第八军军长,参与淞沪战役。郑洞国则在黄杰的保荐下,先后接替黄杰的第二师师长以及第八军军长职务。此后两人军旅生涯,各有千秋。1943年郑洞国任驻印新一军军长,回国后升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黄杰则于1944年9月出任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参与指挥著名的龙陵、腾冲战役。这场远征军与日军在中缅边界的大战,近年已成为抗战史的显学,也是黄杰军旅生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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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当年参加长城抗战的部分将领,1942年冬于重庆合影。前排左起:黄杰、徐廷瑶、杜聿明;后排左起:刘嘉树(黄埔军校一期生)、郑洞国、邱清泉(黄埔军校二期生)。

国共内战时期,郑洞国赴东北任杜聿明的副手,与共产党军队征战两年余,于1948年10月以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的身份,率十万国军官兵向围困长春的解放军投降。至于黄杰,抗战胜利后远离权力核心,负责国军官兵的退役辅导工作。三大战役期间,黄杰远在湖南,守华中一线,蒋介石下野后,黄杰几次赴浙江奉化溪口,当面聆训。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黄杰所部在解放军大包抄的战略下,一路溃败南逃,最后率三万余残部进入越南,在富国岛苦候,有“海上苏武”之称,三年后在国际协调下,始携官兵和眷属前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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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57年3月,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时,部分黄埔校友在北京欢聚一堂。左起:覃异之、陈铁、郑洞国、傅正模、肖作霖(黄埔军校六期生)、彭杰如。

短短几年间,黄杰与郑洞国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之路。黄杰披星戴月,历经艰辛,辗转来台。在国民党将领纷纷倒戈的浪潮中,黄杰的“忠贞”深获蒋介石的赏识,一路拔擢,从台北卫戍司令、“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台湾“警备总司令”、台湾省“主席”到“国防部长”,平步青云,备受信任。担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期间,黄杰对异议分子手握生杀大权,毫不手软,反共口号喊得比谁都响。至于郑洞国,长春兵败后,只能步其他投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尘,投入对台湾统战的工作,以乡情和同袍之谊,号召赴台的国民党官兵,脱离“蒋帮魔掌”,起义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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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90年代初,已退休的黄杰(右二)和彭孟缉(中)交情依旧深厚。
 
受黄杰之托,探听郑洞国在大陆近况的调查局局长沈之岳,也是一传奇人物。沈之岳,浙江仙居县人,浙江警官学校毕业,参与戴笠组织,自学俄语、英语与马列主义,伪装中央大学学生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通过中共保卫部门的审查,参加中国共产党,受康生赏识,一度进入中共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1939年,沈之岳被派往新四军工作。一些史学家认为,皖南事变中就是沈之岳将新四军动向的情报传递给戴笠的。皖南事变后,沈之岳重返军统局,任东南特侦站站长,起初被中共视为叛徒,后来才知道,沈原本就是军统局排除潜伏在中共情报部门的特工。1950年,沈之岳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此时“国防部次长”吴石密通中共案情曝光,担任交通员的中共特工朱谌之由台北飞到仍由国民党控制的舟山,准备前往一步之遥的上海。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兵强马壮,吴石转向更使得台湾解放指日可待。然而,沈之岳和舟山防卫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却寻线逮捕了朱谌之,将朱押解回台湾。此案牵连大批国民党高级军官,以及将近四百名中共台湾省工委干部和党员,诛杀惨烈。

朱谌之成为赴台中共特工的头号烈士,获毛泽东的赞许嘉勉,朱的英勇牺牲使得她在大陆情报界享有殊荣。2011年在两岸有心人士的合作下,朱谌之的骨灰移灵大陆,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盛大公祭。半年后由大陆安全部门派出专机,将她的骨灰送到故里镇海安葬,备享哀荣。相对地,沈之岳和庄心田在台湾被认为建立了奇功,阻止了国民党的一场劫难。尽管1963年,沈之岳领导的小组在澳门暗杀刘少奇行动中,遭到重挫,被撤职查办,然而来年,在蒋经国的力荐下,沈之岳又更上一层楼,成为第一任的“调查局局长”,强调培养通外语、具备知识能力的高素质特务。庄心田则奉命创立“中央警官学校”安全系,培养的学生进入国安的警政系统,影响深远。

1990年,沈之岳前往北京。大陆方面本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策,由邓小平接见了沈之岳。如今又过去了二十多年,两岸更是今非昔比的局面。国共再度和解,而且这一次的和解,伴随了两岸人民深度的交流,也唤起了对中国近代史的反思,两岸的中国人面对过往历史已更为理性、冷静和成熟;对于国共内战的胜负以及两党对民族共同事业的贡献,不仅区分对待,也有多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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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90年5月10日,徐向前元帅在北京寓所会见从台湾来的黄埔一期校友邓文仪先生。左起:侯镜如、徐向前、邓文仪、郑洞国。

我们不妨从人性的层面,设身处地设想一下,假如当年黄杰和郑洞国易位而处,郑洞国如能逃到台湾,必然继续执掌军政要职,富贵一生;黄杰如在大陆被俘,他日后的角色和言谈会异于郑洞国吗?郑洞国成为败军之将,当时心里必然痛苦不堪。历史虽然是无法假设的,但这种假设,却有助于让中国人在政治残忍的阴暗面里,多一分理性的宽容。

或许,黄杰在打听旧识郑洞国的近况时,已无形间流露出这样的思维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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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81年10月14日,郑洞国、程子华、阳翰笙、李仙洲等,在北京黄埔军校同学座谈会上。

至于沈之岳的密函,近半个世纪后何以被曝光,那是因为黄杰友人收到沈的信后,立刻转交给黄杰,此后一直收在黄杰处。1991年郑洞国过世,1995年黄杰也离世了。到了2000年,黄杰遗留下的手稿、信札等悉数流入文物市场,其中八大箱的信函、手稿和老照片又辗转到了笔者手中。过去十年,我逐步整理黄杰遗留的文献,沈之岳的信函便是其中的一件,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天大的历史秘闻,但对照今昔,仍勾起无限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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