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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牟广丰口述 谢喆平文

辛亥革命以来一百年中国的前半叶,少有安宁时光--不是异族入侵就是同室操戈,充满血雨腥风。牟、丁、黄三个家族,就政治立场而言,曾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这三个家族的历史,展示的正是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真实图景。

“文革”中,收音机里传来江青‘同~志~们~~我~代~表~毛~主~席~’高亢的声音,时在北大荒劳改的牟宜之厌恶地皱起眉头,起身从书架上抽出《古文观止》,翻到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大声对幼子说“念!”少年牟广丰便朗声念出: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

40年后,牟广丰仍然能将这长长的檄文大段大段脱口背出。其实,他还能把《长恨歌》《秦妇吟》《琵琶行》等古诗倒背如流,时不时还有诗作问世--他像个诗人、像个学者、像个志愿者,却始终不像个当官的。他喜欢爬山,却爬得很没派头--一边爬山一边捡垃圾。出国访问,他随身携带并分发中国环保组织的宣传材料,弄得美国人好奇地问他到底是官员还是志愿者?

“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去世,他坚持送老先生最后一程;忧心黄河污染,他夜半站在黄河岸上大哭一场;挂职贵州,为了解决当地关闭污染小煤窑带来的民生问题,他休假时专门去北京的保姆市场调查;为了反对在怒江修坝,他不惜赔上自己的仕途。他把自己为环保所做的一切戏称为:“站岗、放哨、查路条、堵枪眼”。

这诗歌与坚持的背后,不但有一位深情的父亲,也有一百年来几个家族的离散与悲欢。

父亲牟宜之

牟广丰与父亲牟宜之(1909-1975)相貌酷似,性情也有几分接近。

二十岁便写出“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的牟宜之,曾经在日本陷入一场热恋,钟情于房东女儿,几乎谈及婚嫁:

“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我将樱花比枝子,花颜胜过玉芙蓉。”“目如秋水面如花,冰作屏风雪做车。”“相交半载后,缱绻情意长……秋水剪横波,春风渡玉塘。”“少女无言花欲语,英雄情绪乱如丝。”

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爱情是人所能经历的最强烈的情感”。但是,这个写诗的年轻人毅然掐断了炽热的情思:

“决然舍之去,各在天一方。终生不复见,有如参与商。祝伊结好运,永世遥相望。”

时局的发展,使他日益明了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迎娶敌国女,是为大不祥。”在爱情与祖国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对他来说,爱情的强烈,敌不过爱国。

山东人牟宜之,年少时满怀激情参加了中共发动的“日照暴动”。事败被通缉,姨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把他送往日本。

牟宜之到了日本,学了几年工科,1935年回国。先做山东日报社社长,后做乐陵县县长。乐陵古属北海郡,他在乐陵的民望之好,当时人们把他和历史上的北海太守并提,说“北海追唐汉,东州饱露霜。”

县长任上,他杀了一个长期敲诈勒索老百姓的捕班总头;处决了一个由汉奸引导公然在市场上贩卖毒品的日本不法商人;一个豪绅平日横行乡里,因私贩毒品被判处死刑,家属送来大量银元赎人。牟县长说:“钱是人民的,要还给人民,人是要杀的,谁也休想买通我!”更有侠客风范的是,牟县长还亲率武装消灭了一股打家劫舍的土匪。

1938年9月,八路军萧华率部进驻乐陵,建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和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牟宜之倾县政府财粮全力支援,并将县武装改编为八路军泰山支队,乐陵完全成了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县长自己也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气急,跑到乐陵质问他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打算把牟宜之架上车拉走,结果大批百姓拦截住汽车,挽留牟县长。最后,沈命令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但百姓毫不畏惧,他只得将牟推下汽车离去。

后来,牟宜之与弟弟两人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办事处负责人得知他与丁惟汾的关系时,便请示延安意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丁惟汾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毛泽东任副部长,为不使丁惟汾在蒋介石面前为难,毛指示“哥哥留下,弟弟退回”。自此,兄弟二人天各一方,至死再未谋面。

1939年,牟宜之接到周恩来的调令。他从鲁西北出发,先到天津乘客轮南下,经香港、越南,进入云南,辗转抵达重庆,一路险象环生。船停上海时,忽然上来一队日本兵搜查。面对荷枪实弹的敌军,绝望的牟宜之只好故作镇定。不料,他的风度与流利的日语,居然使日军认为面前的人“一定是个大官”,立正敬礼。

在重庆期间,他和周恩来接触频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周总是称他“宜之兄”。

在重庆工作一段时间后,牟宜之去了延安学习。在延安,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山东根据地和重庆的形势,并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做出指示,牟宜之又被派回冀鲁边区工作。先与邓小平、邓颖超等人一起乘车到西安,又与邓小平夫妇等奔赴八路军太行山前线总部。

抵达太行的那个黄昏,牟宜之迎面见到一个身穿破棉袄不挡将军气质的人--原来是彭德怀。彭对自己身上的破棉衣颇为珍惜:“满是油泥,正好挡风!”听者有心,牟宜之当下便拿定主意,把自己掌控的全部财产捐给部队购置棉衣。

1941年春,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担任沂蒙山区行政公署专员的牟宜之,率领一支小小的警卫部队,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发动群众反“扫荡”。一次被包围在一个山头上,面对大炮与飞机的夹击,牟宜之用日语大喊:“你们打得不准,还得练练本事,才能打着老子!”所幸趁天黑终于冲出了包围。一次因病不能行军打仗,他在山洞里呆了一个月,身上长了虱子,结果伤口和衣服粘在一块,苦不堪言。他有诗云:

“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

这一时期,牟宜之成功策动了数千敌伪军起义。反扫荡之余,还组织民工修建了沂南县袁家口子大堤,使三十多个村庄免遭水患。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山东军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政治部联络部长,鞍钢动力部长。

东北解放后,牟宜之先行来到北平,与北平市长何思源秘密接触,力促北平和平解放。北平解放后,牟宜之任首任北平市建设局局长。其实,他最应该去总政联络部,因为他曾策反了多次起义,可是建了国,他的作用就到头了。他也该去统战部,可是统战部如何敢要他这么个心直口快的人。他曾大力支持梁思成提出的城市规划思路、马寅初的人口理论--那么的不合时宜。

1950年,牟宜之的警卫员偶然枪走火致人死亡,他引咎辞职,请求调往济南担任建设局局长。当时的济南,断壁残垣,大明湖也濒于淤塞。有人提议干脆把湖水放干,以免后患。牟宜之极力反对,主张用拆城墙的砖石,垒砌大明湖石岸,防止淤塞,还顺势把一所破庙里的牌楼整修一新,当大明湖正门。在他主持济南建设的几年中,修复开通了许多条马路,修建了青年桥、西门桥、青龙桥等多座桥梁。

当时,城市建设要用地,第一件要做的工作就是迁坟。他就贴出通告,有主的坟必须要迁,三个月没有迁的话,就按无主坟迁。江青没看到通告,他就把江青家的坟给迁了。要知道,江青是很重视祖坟--1948年时局紧张时,她就曾由多名卫士陪同回乡看坟。这迁坟事一出,牟宜之算是捅了个大马蜂窝,再也无法继续在山东工作,只好回到北京。

这期间,他失去了心爱的二子牟敦康(1928-1951)。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的牟敦康,东北老航校一期科班出身,1951年秋赴朝作战,曾击落4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F-86飞机。他率领飞行大队为友机解围成功,自己的飞机却严重受损;本可跳伞,但为保住飞机,他艰难地操纵着下降,不幸遭炮击牺牲。血气方刚的志愿军空三师七团三大队大队长牟敦康和他的战机,至今仍长眠在距鸭绿江口数十公里的海底。

1953年调回北京的牟宜之,因中央组织部帅孟奇的一句话“姓牟的去管木材好了”,担任中央林业部经营司长。他像以往一样,还是和鞋匠结交朋友、和篆刻店老板聊天。

1955年的一天,一个篆刻店老板和他闲聊,说“你们单位的李万铭也经常到我这儿来刻章。”当时,牟宜之和担任中央林业部行政处长的李万铭住楼上楼下。牟宜之觉得奇怪:李万铭不是爱好写字刻字的人,那他刻什么章?店老板说:都是公章,防空司令部、志愿军12军什么的。这令牟宜之大吃一惊,结果发现了震惊一时的李万铭政治诈骗案(北京人艺名剧《西望长安》便是老舍先生据此事改编)。

这时的牟宜之,依然心直口快。大家都说毛主席是大救星--他说不是说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么,怎么又说大救星?对待苏联专家要绝对尊重不能顶撞--他说怎么连一个小伙子都得捧着?苏联为什么要在东欧长期驻军?有些领导仗着资历老,不学无术,别人也有意见,只有他直接提出批评--他一辈子“疾恶如仇、口无遮拦”。

可是,他这些话语没有射中对方,却全都射到了自己身上。何况康生早就有话“就凭牟宜之他的社会关系,他不是右派也是右派!”

果然,1957年反右的大网一张开,牟宜之应声落网,1958年,连党籍也给开掉。俟“文革”狂风一起,全家被扫出北京,发往东北劳改。其实,他的性格和理想主义,早就决定了他不讨好的命运。

从1958年开始,牟宜之把生命中最后这17年幽暗的岁月凝练成大量诗歌。他把诗句写在纸片上、烟盒上、甚至火柴盒上,夹进一本毛选,放在一个皮箱里,一直带在身边。在诗歌里,他刻骨地思念天各一方的弟弟、生死相隔的爱子、死生与共的战友、还有那魂断东洋的初恋。

这一时期,他另一个儿子,在一零一中学念初三的牟敦白,因为诗歌而惹祸--他参加了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组织的X诗社,被牵连入狱;释放不久,又因卷入张郎郎(张仃之子)组织的学生文艺组织太阳纵队而再度被查。

1974年,邓小平亲笔批复牟宜之回乡度晚年。然而,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赴济南的牟宜之,却被当时的山东主政者坚拒。身心俱疲的牟宜之,脑血栓突发身亡。

2009年,《牟宜之诗》甫一出版,震惊四方,可是这诗所付代价实在太大--杜甫终究等到了“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时节。而牟宜之的悲凉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了。

姨夫丁惟汾

牟宜之诗歌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姨父丁惟汾(1874-1954)。牟宜之管这个姨父叫“丁老师”。

丁惟汾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从政50年,热爱诗书,写有《俚语证古》(《诘雅堂丛集》)以及一部音韵学著作。丁惟汾之父是清末秀才,对文字和音韵颇有研究,著有《毛诗正韵》,深得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赞赏。

1904年,丁惟汾与其侄丁立同一起官费赴日,进明治大学学习法律。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东京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到会有丁惟汾等留日学生一百多人。丁惟汾咬指写血书,以激励众人。会上推定各省主盟人,徐镜心和丁惟汾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

1907年丁惟汾回国,担任了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为山东省同盟会主要领导人。武昌起义后,丁惟汾等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数则,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山东籍京官夏莲居为会长。1911年11月13日召开了全省各界联合会,邀山东巡抚孙宝琦到会。丁惟汾等同盟会员将会场各门口把住,不准任何人出入。会议从上午8时开到晚上9时,孙宝琦被迫宣布独立,孙宝琦被推为都督。

不久,袁世凯派亲信取代孙宝琦,捕杀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等秘密去上海与陈其美联络,请求支援,并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向山东商号募捐6000元,并亲自赴烟台,与先期到达的革命党人策动了烟台等地的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1912年,丁惟汾当选国会众议员,与徐镜心等联合山东国民党议员,坚决抵制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次年3月,宋教仁被谋杀。11月,袁世凯下令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派亲信为山东都督,屠杀革命党人。徐镜心被杀,丁惟汾避居家乡。
 
1915年袁氏称帝,山东反袁力量相继兴起。丁惟汾因为目标太大,没有直接走上前台,而是支持外甥薄子明,并由族弟丁惟枞秘密传递信息(丁惟枞代表丁惟汾担任薄军的机要秘书)。孙中山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下设五个支队,薄子明系居正的一个支队。薄后来为军阀所害,丁的另一个外甥郑培南,也为军阀所杀。

同盟会于1912年即民国元年,进行改组。推翻清朝后,部分革命党人趋向腐化。孙中山1914年另组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积极支持中共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也希望借合作改组,以图振作。此时,丁惟汾在上海领导一个国民党党部,“独撑海上”;还在上海创办《北方周刊》,秘密地向北方各省发行,鼓吹三民主义,时称廖仲恺和丁惟汾为孙中山左右二臂。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丁代表北方议员参加了会议。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共产党员也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这次会议上,丁惟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等,都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在黄埔军校,丁与周恩来共事过一段时间,尔后赴北京,与李大钊一起负责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北方国民党力量在1927年以前有了长足的发展,仅山东就发展了二千多名国民党员,北方各省省党部也相继建立。

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进驻北京,反对所谓过激党活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不得不借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办公。张作霖1927年派兵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六十余人逮捕。事发后,丁的随从丛玉山脱身跑出,躲在东交民巷巷口,等外出的丁惟汾回来,两人一起逃走。

南京政府成立时,他曾一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委员之职。中央政治大学成立,蒋介石任校长,丁是训导长。然而他发现蒋介石只是用他这块元老招牌,便离开了南京,闭门谢客。陈果夫曾多次登门,要他回南京复职,蒋介石也亲自来过。
 
抗战期间,丁惟汾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国府委员,在重庆租了猪圈边的三间农房住。后来孔祥熙觉得有失蒋介石的面子,才请他搬到“林园”去住。但他吸的仍是便宜的大联珠牌香烟,穿老布的中式衣服、布鞋,饭食也极为简朴。当时,国共两党曾打算在陕甘宁边区设自治政府。周恩来等人多次希望他去,他也已决定去,但这个计划因蒋介石不愿出钱出粮而取消。

丁惟汾兄弟二人,他自己有五女一子,儿子丁立全留德学建筑,后来随父去了台湾。其兄有两子,长子丁立同在辛亥革命中被害,只有次子存世,叫做丁基石,亦名丁君羊。

1930年4月,饶漱石、赵尚志、丁君羊等三十余中共党员被捕,关在沈阳监狱里,已内定丁君羊、等七人枪决。得知情况后,丁惟汾亲自去了南京,一边找谭延闿、何应钦,一边登门拜访正在南京开会的张学良,他说:“我哥哥那个孩子,我当然不愿见他先我而死,再说在东北的青年人,你怎么能让他们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呢?”张学良立即打电报去东北,决定由枪决犯而改作看守犯。九.一八事变爆发,丁又派人去东北营救,三十余人在同一天交保释放。

1945年日本投降后,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曾到“林园”拜访丁惟汾,并问:“君羊同志好罢!”1948年济南解放后,中共华东局领导告诉丁君羊:“写信告诉你叔丁惟汾,要他不要去台湾。”丁君羊曾连写过两封信给叔父,但他都未收到。(丁基实:我所知道的丁惟汾)

去台湾前,丁惟汾曾说“我要不是身体不好(天气一冷就小便不通),现在不是往南走,而是往北走”。4年后,81岁的丁惟汾因脑溢血去世,蒋介石亲率长子蒋经国前往扶棺送葬。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同盟会元老丁惟汾的去台,对流落台岛的蒋介石政权而言,是极大的支持。他率子前往吊唁,显然有感念之意。

1950年代初,陈毅与丁君羊谈及丁惟汾,陈说:“他老先生实在不该走,还怕没个养老的地方。”

丁惟汾还有个侄孙丁观海,其长子便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第一次国共分裂后,丁惟汾曾帮助不少年轻人出国留学,留德的有龚介民、张丕介,留美的有李吉辰、于心澄、陶玉田、丁立全、丁玉秀、以及王隽英(丁肇中之母)。

女婿黄万里

1957年5月,黄万里(1911-2001)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上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对北京的市政建设进行了批评,也批评了有些专家明知三门峡工程是错却不反对,甚至跟着高唱“黄河清”。毛泽东看到后批示“这是什么话”!他被划为右派,自然是在劫难逃。

黄万里与牟宜之这一对大右派是内表兄弟--丁惟汾是黄万里的岳父、牟宜之的姨父。牟宜之没有沾姨夫的光去国民党政府做官,黄万里也没有靠岳丈的资历和父亲的名望混官场。他们两人不但是亲属,也是诗友与至交。牟宜之1973年曾写诗赞黄万里:深谙水利慕禹功,思治黄河偿夙愿。欲济苍生志气高,逆鳞献璞君真健。

黄万里的诗词集《治水吟草》中,有三首诗写给牟宜之,一首《赠牟宜之》、一首《莫愁行》、一首《答酬宜之十八韵》。前两首写于1963年,后一首写于1973年3月,落笔伤感:

拜诵宜之枉答诗,顿时簌簌泪交颐。时清不及英豪士,忍逐骅骝落僻陲。

1937年,从美国拿了工程博士学位的黄万里回国,船停日本时,看见一个清秀的姑娘上船,他喜欢上了她,要了她家的地址。回国后,他去拜访意中人,发现丁家门口居然有大兵站岗,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她是丁惟汾家的五小姐丁玉隽。他第二次到丁府求见时,五小姐正在后花园里忙着处理一个小男孩的臭屎,那个男孩,就是丁肇中。

其实,丁惟汾对上海人印象不好。黄万里第一次去丁府拜访时,没有见到未来岳丈。第二天他又来到丁家,丁惟汾把女儿叫到一边问这个人是谁,女儿告诉父亲是归途中结识的男友。父亲问是哪里的人,女儿说是上海人。丁惟汾便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时局紧张,黄万里父亲黄炎培请丁的秘书陈希豪正式做媒,向丁家提亲。丁惟汾遂与黄炎培见面,两人相谈甚欢。一周后,黄万里驾驶父亲的汽车上庐山与丁玉隽成婚。

1949年,黄炎培让来香港出差的黄万里去见潘汉年,潘则让时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黄万里去策反甘肃省主席郭寄峤。黄万里回兰州后,居然真的去策反。郭寄峤对这个书生说,你干这个,杀你的头都行,可我不杀你,你快走吧--第二天就派小飞机把黄的家属送走了。

可是黄万里二哥黄竞武(1903-1949)则无此运气。1949年初,国民党开始把黄金与外汇秘密运往台湾,在中国银行工作的黄竞武秘密调查此事。消息走漏,特务上门抓捕,相关同事闻讯逃走。当天黄竞武没去上班,但逃出去的同事以为他被抓走,未敢联系。第二天,照常上班的他被逮捕。惨遭活埋时,离上海解放只有八天。他身后留下两个儿子孟强、孟复--后者曾任日后的南京市副市长、民建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黄万里的岳父去了台湾,父亲黄炎培则做了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1957年,黄家先后有6人被划为右派,“文革”中更有数人殒命。黄万里的儿女们,除了大女儿,其他人受右派父亲牵连,成绩再好,也没有大学录取--不过,黄的大女婿,竟是数学家杨乐。

1960-1962年饥荒时,牟宜之身边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牟广丰才五岁。牟宜之说他真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几斤粮票救急,可又怕让他深为敬佩的总理难堪,埋怨他没有把国家管理好,所以想写的信终究无法提笔。

当时,黄万里在清华的院子里开了一块地种南瓜,送给妻兄一家,总算能使孩子们吃上一顿饱饭。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大的黄万里,本是桥梁工程师。为了解决中国的洪水问题,他考取公费留美,学习水利。在黄万里看来,水利绝对不仅是工程问题,更是民生问题--当然,他没想到南瓜能解决民生。

三十年后,那个当年在黄家吃南瓜的五岁小孩,在遇到环境评估的难题时,常常去清华请教表姑父黄万里。

结语

辛亥革命以来一百年中国的前半段,少有安宁时光--不是异族入侵就是同室操戈,充满血雨腥风。牟、丁、黄三个家族,就政治立场而言,曾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三个家族的历史,展示的正是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真实图景。

一个民族,总是平凡者众。可是,总有些“不识时务”、不恋荣华、甚至不惜生命的人,说他们单纯鲁莽也好、堂?吉诃德也罢--因为这种高洁与无畏,这个民族才能五千年生生不息。

丁惟汾曾经对晚辈说,我已经没办法,当了政客了。但你们做晚辈的,谁也不许当政客!男的都去学工程,女的都要去学医。于是,外甥牟宜之学工程,女儿丁玉隽学医,挑中的女婿黄万里也念的是工程。但他这个革命老将没有料到,念什么也难逃政治风浪。

繁华落尽,政治的大风大浪总会过去。退潮之后,生命在这广阔世界所能留下的痕迹,唯文字而已--“诗书继世长”。(本文未署名图片由牟广丰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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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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