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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作者:周海滨

韩复榘的夫人高艺珍是著名学者、教育家高步瀛的侄女。高步瀛原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司长,鲁迅曾与他同在社会教育司共事,时任佥事,为其下属。

韩复榘共育有四子一女:韩嗣燮、韩嗣烺、韩嗣辉、韩嗣煌,女儿韩嗣虑。“我们的名字都是爷爷起的,他是老秀才,名字都起得不好认。我叫韩嗣烺,人家开玩笑叫我‘韩四郎’、‘四郎探母’嘛。父亲去世后,我就自己改名韩子华。父亲死后,母亲怕受牵连,也曾要我们改名,有段时间我叫高子华。”

高艺珍为韩复榘生育了三子。“妹妹韩嗣虑是五叔的女儿,因为父亲没有生女儿,所以很想有个女儿,就把韩嗣虑过继了过来。”

小弟韩嗣煌为三夫人李玉卿所生,比韩子华年幼10岁。“当时他还没有跟着我们,父亲去世三四年后他妈妈要改嫁,当时我们在上海,叔叔写信告诉了母亲。“母亲让我代她回信,三夫人还年轻,可以改嫁,但是孩子姓韩,必须留下了,不能带走。三夫人不同意,经过法院判决,孩子判给了我家,母亲让我到西安接小弟弟回到了北平。”

韩复榘儿子们的出生是与西北军的轨迹密切相连的。

1922年左右,冯玉祥从河南到北平,西北军的家属也都来到北平,于是西北军在北平生了一拨小孩。“我就属于这一拨,包括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孙连仲的女儿孙慧书也都是这一拨的。”那是1923年5月8日,韩子华在北京南苑机场旁边的军营出生。

“冯玉祥的管理办法和带军方式,家眷在允许的条件下是可以随军的。西北军营长以上的军官可以带家眷,打仗时送到安全地,停战时再接过来。”

韩子华的哥哥韩嗣燮,1921年出生,属于常德那一拨出生的孩子。西北军在沅江旁驻军近两年,家属也随之团聚。“我的弟弟韩嗣辉属于第三拨的,他1925年出生,也是在南苑机场。1924年停战后,家属又来到了北平随军。”后来,西北军的孩子们久别重逢,见面互相询问,“你是哪一拨的?南苑那一拨的还是常德那一拨的?”

无论是韩复榘的后人还是冯玉祥的后人,对西北军的南苑岁月总是津津乐道。在这段相对平静的岁月里,冯玉祥的夫人刘德贞在随军家属中办了个育德女校,“我母亲高艺珍没上过学,在这个学校里半工半读,一边识字,一边织袜子。”

作为随军家属子女的韩子华,并没有去上正规小学,“我家的亲戚,姑父、姨夫教我识字,断断续续地认识了一些字。后来家属随军到了郑州,石友三请了家庭教师,我就每天早晨自个儿提个小书包带本书,去石友三家识字。”

1935年,韩子华进入济南私立齐鲁中学就读,并未就读山东最好的中学省立一中,因为韩复榘说了,主席的孩子去公立学校念书,别人会说闲话的。两年后,日本人进犯山东,韩子华辍学。齐鲁中学是私立教会学校,因而为韩子华打下很好的英文基础。

从7岁到15岁,韩子华在山东省府大院,度过了八年稳定而快乐的少年时光。“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们先逃难去了西安。父亲的一位好友闻承烈,时任冯治安兵团兵站总监,是管火车的,他带了一列火车过来,把我们从河南漯河接到西安去了。那个时候西安是大后方,在西安待了几个月,后来日本人打潼关,把潼关占领了,我们又逃难去湖北武汉 。”

“在武汉,我叫高子华。日本人打到武汉,我们全家再逃难去了香港。1939年,我们又辗转来到上海法租界,在上海交通模范中学完成三年高中学业。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了租界,我们又计划跑到西安。总之,是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跑,谁也不愿当亡国奴嘛。”

从上海逃难到大后方,一般走浙江金华或河南商丘。“我们从商丘走。母亲在上海认识的许多亲朋好友也同我们一同往西安走。走到商丘附近有一股军队,是伪军师长侯福云的部队,他在我父亲部队当过团长。到后方去,必然要经过安徽界首,那里是“三不管”的地面,十分混乱。我们快走到界首时就很害怕了。侯福云说,别害怕,那个地方归我管。他还派了个伪团长护送。”

因为一大帮子人随行,很扎眼,走到界首就过不去了,日本人知道了。“日本军官要找我母亲谈话,母亲和同行的团长都很害怕。我当时19岁,母亲让我去和日本人谈。日本人还算客气地说:‘听说你们要到西安去,前面土匪多,你们东西多、女眷多,很危险,不要去了,上北平去吧。’我只好答应,他的话其实就是命令。”随行的人分道扬镳,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北平,也有人去了西安。

1942年夏,韩子华来到北平,因为英语基础尚可,他本想报考燕京大学,但是燕京大学和北大、清华等校内迁云南,北平只有伪师大、伪北大,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没走,还有中国大学没有走。“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抗日期间,何其巩在北平中国大学校董会工作,并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北平沦陷期间,何其巩办教育,不任伪职,他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合称为在北平坚持办学的三位著名大学校长。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被何其巩聘到中国大学任教)原是西北军的秘书长,他和我父亲是把兄弟,我就在中国大学上学了。”

韩子华入中国大学不久,1942年5月结婚。新娘是他父亲麾下一位师长谷良民的女儿,“父亲和他是把兄弟,我和谷家同岁的女儿谷一之从小就包办了婚姻,是指腹为婚。”

“我们逃往香港时,谷家去了重庆。”1942年,谷一之刚上高中没多久,谷良民认为韩家虽然出事了,但我得把女儿送过去,做人要讲信义,“特意派人把谷一之从重庆送到北平,还带着钱来的。她家有钱,我家穷。虽然老蒋给了10万块的抚恤金。吃闲饭的人很多,在香港时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因此,谷一之很难得。”

在中国大学就读两年,韩子华自觉“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于是与表弟一起去了重庆。“我和表弟徒步从河南走到湖北襄樊,再从襄樊到宜昌,到了宜昌坐船到重庆。在半路上,日本投降了!我千辛万苦地到了重庆,只好去找重庆的教育部沦陷区学生安置委员会。以前这里是管沦陷区学生吃喝和安排上学的。但是我们去却碰了壁。人家说,日本都已经投降了,哪还有沦陷区,还来重庆上什么学呢?你们还是回到北平去吧。我回北平没路费,就去找冯玉祥。”

冯玉祥住在歌乐山。“冯玉祥招待了我一顿饭,还让我去见了鹿钟麟。我将上学未成的事情告诉了冯先生。”

冯玉祥慢条斯理地说:“我给你帮个忙。我别的权力没有,荐你上学还是可以的。”他对秘书说:“写封信给教育部,把他的事情给办了。”

韩子华被分到了武汉大学,“当时武大在四川乐山,我又跑到乐山去了,在武汉大学又上了两年。1947年,武汉大学从乐山搬回武昌,我正好毕业,直接回了北平。当时形势很紧张,国共双方打得如火如荼,路上不好走,走了两三个月,都快年底了才到北平。”

“1948年,解放军围城。母亲开始考虑是否要去台湾或者去美国。当时我大哥已经住在了精神病院,我拿主意说,我们还是留下来吧。”

韩子华对母亲说:“父亲是蒋介石杀死的,我们再跟着蒋介石干嘛呢?有人去台湾是为了转道去美国。人家有钱,咱们去得了美国吗?”

高艺珍说:“共产党不会找咱们事吧?”

1949年2月,解放军人城后,当时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南下工作团都在招生,韩子华进入了吴玉章任校长的华北大学。“大概5月份,我们从北平到了河北正定,华北大学每期学习班三个月结业,培养地方干部,我在第48班。”

在华北大学,学校突然号召学生参军,“聂荣臻认为部队的文化水平低,应该让知识青年参军。”

“我开始没有报名参军主要是考虑自己的家庭出身,心里有顾虑。”班主任问韩子华,你怎么不报名。然后开导说:正因为你是军阀出身,你才更应该报名打军阀、打蒋介石。”

韩子华参军后立即随部队开赴山西、宁夏打仗,接着又去了朝鲜。在朝鲜,韩子华立了三等功。在这期间,张学良送给韩复榘的房子被政府发还了。“这所房子,父亲后来借给戏剧家齐如山用,成了‘国剧陈列馆’。北平沦陷后,房子被日本人作为‘敌产’没收。1949年,家中经济困难,母亲在富强胡同租房子住,就想到这个住所。她写了个呈文送到北京市敌产处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归政务院副总理、法学家董必武管。”

“一两个星期后,有人骑摩托车送信来了,说老太太可叫我们好找,找了我好几天,总算找到了。董必武批示,房子发还。发还依据是:韩复榘不属奸逆,亦非战犯,其财产应予发还。”

抗美援朝结束后,韩子华转业去了兰州电力局。“举家迁到了兰州后没多久,母亲高玉珍就去世了。”

1956年,兰州电力局成立了一个中专,韩子华去当了教导主任。“1957年反右时,开始没我什么事。到1958年,因为单位里‘右派’人数不够,再加上出身问题,就把我补划进去了,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为右派。”1979年,韩子华获平反,1984年被调到民革甘肃省委员会任秘书长。

“我大哥从小就有一点精神病,后来病情逐渐发展,越来越严重,又受父亲被蒋介石枪杀事刺激,病就更重了。大哥住进北京的精神病院,在里面去世了。三弟嗣辉在成都读了黄埔军校最后一期(当时已称中央军校),毕业时,正好赶上四川解放,先后在西安运输公司及黄埔同学会工作。小弟嗣煌清华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电力学院研究生部(现华北电力大学)当教师,后来去奥地利做访问学者,回国后在民革北京市委任秘书长。妹妹嗣虑毕业于北京电力专科学校,是一名高级工程师。”

(关于韩复榘更多内容,可参看本刊2008年11期口述史:“次子口述:韩复榘的功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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