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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

          --练字招来横祸

作者:张鑫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编辑部从事《政法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杂志停刊后,由于我是地地道道的逍遥派,不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革命群众叫我参加批斗会,我也去。尽量坐在后排,只看热闹,不发一言,更不动手。看不下去时,就偷偷溜走。例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斗兼所长张友渔时,有人从厕所裡拿出放揩屁股的脏纸的竹篓,套在张友渔的头上。我认为不正常,就溜走了。不仅对张友渔的批斗会,后来在北京体育馆批斗罗瑞卿时,看见红卫兵用萝筐把腿上裹着白布的人抬来,象倒土一样倒在批斗台前。我认为太过分,不通人性。看见老迈消瘦的最高法院院长杨秀峰低着头,拄着拐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台上,心里也很难过。都偷偷地离场。斗彭真陆定一时,我也是中途溜走的。当时人多,未必有人注意。

除了参加批斗会,依照革命委员会的分配抄写一些大字报外,没有其他事干。闲来无事,就练练毛笔字。那时破四旧,不好过于张扬地临帖,就写写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的诗词。间中也写些我自己在忙里偷闲时写下的一些诗句。写过后就随手撕掉。

一天, 我写了一首不登大雅之堂的七绝。题为《伤梅》。全句是:

残冬雪后见寒梅,玉骨冰肌展露台。
可惜红颜多薄命,无遮无掩任风摧。

写完后还孤芳自赏,没有随手撕掉。不料被革命群众看见,还被抄下。作为我反对文化大革命,同情被打倒的走资派的把柄。其实这首诗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是我见到本单位的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打字员被一位有妻室的男翻译骗婚有感而写的。被批斗时我一再辨解。可是那些革命群众不仅毫不理睬,反而说我狡辩,使我有口难言。

第二天上午,我在办公室工作台边,正想练字时,革命群众走来叫我打开抽屉。我问“干吗”?他们说要我交出所有的资料。我看来者不善,只好打开抽屉,让他们搜查。他们把所有的文字材料包括从进大学以来所写的日记本全拿走。

事后我找革委会主任孙冠辛,告诉他有人拿走了我的东西。他说:“你要老实交代,接受群众审查。你家里也去人了。”我很不满地说:“按规定,搜查应有当事人在场,否则违法。为什么不先通知我?”他不回答。只说你要老老实实接受安排,否则对你不利。我只好不再问。
             
那天是星期六,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我可以在下午四点就离开办公室去接在最高人民法院所办的托儿所全托的儿子回家。现在不同了,只可以在五点正常下班时间后离开办公室。到托儿所时,全所只剩下所长乔英和我的儿子两人,都站在门口。儿子看见我就跑过来,满脸泪痕。乔英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其他孩子早就接走了,只剩他一个,所以哭了。我只说对不起,今天有事,所以晚了。抱起儿子就走,连一周来儿子的表现等通常问话也不说了。

我家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当我抱着儿子在北大西校门车站下车时,迎面看到太太正在那里等我们。她先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我也只说有事。她说你们那里今天来人抄我们的家了,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没细问。回到家后才知道,来了几个人,翻箱倒柜,连床垫都翻了。把我堆积的书稿都拿走了。开了一张收条,要我太太签字。但签了字后又不给她,他们带走。我太太同他们理论,他们不理。

我太太埋怨我说:“前天才问你,你在你们机关会不会出事?你说不会。现在家都抄了。怎么办?”

确实,在文革初期,我太天真了。当时说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在党内外都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列不进当权派。

当时是要揪叛徒。我是在北平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联”和入党的,解放前未离开过北平,也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过,没有叛变嫌疑。

当时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我只是一名普通编辑,当过高校讲师,排不上学术权威。

至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我出身贫农家庭,和他们无血缘或亲密联系。

所以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会对我有冲击。对我搜查和抄家完全出乎预料。

文件和日记被拿走后,除上述那首诗外,要斗倒我的把柄就多了。如称蒋介石为蒋总统,对林彪直呼其名而非尊称林总,听到教过我的几位中小学老师在土地改革和反右运动中自杀而感到哀伤,等等。都被扣上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立场,思想上反共,是混入共产党组织内部的阶级異己分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抄家后第二天,是星期天,通常我会带孩子们出外玩玩,或者在校园中散散步。这天却闷在家里,整天思索如何应付来势凶凶的革命群众。想到如果遇到以拳头命令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那就先违心服从。反正没有真凭实据是定不了案的。“好汉不吃眼前亏”。

再过一天早上上班时,我再不能跟革命群众一起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了,而是必须跟那些被横扫的“黒帮分子”在一起向毛主席请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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