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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作者:(美)陶恒生
   
1931年初夏,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的父亲,接到北平师范大学的电报和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信,聘他任教。父亲非常欣喜,回到上海同母亲商量,决定接受母校北大的聘书,同时回复师大,如时间许可,愿来校兼课。8月,父亲动身去北平。11月,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乘船到天津,往北平西单牌楼学院胡同住下。那时我还不到一岁,学院胡同的住家,自然全无印象,后来知道是个小院落,跟一位夏姓师长租下合住,环境既杂且挤,生活并不十分宽裕。
   
父亲于北大政治系课程之外,每周可在外兼课四小时,乃分配二小时在师大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二小时在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轮流授课。我们在学院胡同住了两年多后,搬到西城二龙路33号。这所房子比较宽敞,有大院子,可是地点不好,天黑叫洋车回家,车夫说那儿有个“二龙坑”,是从前犯人砍头的地方,晚上出现无头鬼,不拉。1936年4月,父亲经济状况比较宽裕,迁居西直门北沟沿大乘巷一号。这是个四合院,乃前清的一个公府,前后三进,前院客厅,正院厢房,后院一排五间,上房有玻璃廊子,很是气派。
   
二龙路时期,父亲在办《食货》半月刊及写中国政治思想史,几位比较亲近的学生,常来家中看老师。搬到大乘巷后,父亲有间大书房,书架上藏书甚多,学生们往往流连忘返。如是周末,父亲常带他们,叫上哥姐和我,去“代乳公司”吃三明治(“代乳”者豆汁是也)。这些学生研究中国社会史或经济史,为《食货》写稿,他们包括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曾謇、沈巨尘、萨师炯等人。燕京大学的连士升也常来讨论西洋经济史,后来成为父亲器重的《食货》长期撰稿人。
   
何兹全初次投稿《食货》时,尚是大四学生。他曾回忆说:“我写了《魏晋庄园制的雏形》寄他,刊在创刊号里。从此,我就常在《食货》上写文章。也从此,我和陶先生开始有了个人间的接触。他住在二龙路,我常去他家。现在记得院子里常有两个四五岁或五六岁的小孩在玩,不知其中有没有一个是现在宋史专家陶晋生师弟。”父亲的几位学生,就是这样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亲切。他们来我们家,有的是来听父亲讲时局、有的是来研究合写论著、有的是干脆来玩儿的。琴熏姐和泰来哥都跟他们处得很好,我和晋生太小,跳跳蹦蹦,跟出跟进而已。
   
“七七事变”爆发,我们全家逃出北平,先到武汉,再去重庆,成都住了半年,经安南去了香港。何兹全随《教育短波》到南京,后来辗转到重庆,进入艺文研究会工作,同时主编《政论》半月刊,后来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做史学研究工作。1940年,父亲在香港编办《国际通讯》周刊,聘何兹全为驻重庆编辑,此期间,两人通信频繁。1942年父亲回到重庆后,与何过往甚密,是师生二人交情最好的一段时期。
   
我正式跟何兹全先生通信,后来在北京见面,是60多年以后的1998年。那时我正在写“高陶事件”,晋生四弟转来何先生寄给他的一大扎信件--父亲1938至1940年写给他的27封信的复印本。这批信的原件,曾经两次横渡台湾海峡,居然得以保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原来,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何兹全,1947年拿到奖学金赴美留学,行前把这批信件收进书箱,存放在史语所。1949年,这个书箱随着中央研究院迁到了台北,在储藏室里躺了41年,才由高去寻所长找出寄回北京,于1988年6月物归原主。何兹全记道:“信到北京之日,传来圣师在台北逝世的噩耗。”次年初,晋生把全件转寄给了我。这批信件,是父亲与何兹全之间师生情谊的纪念。
   
1999年4月19日,我夫妇二人飞抵北京,第二天一早,与姐夫沈苏儒同乘出租车直驶北师大红二楼何兹全宿舍。故人相见,备极喜悦兴奋。兹全先生已高龄八十八,身体仍然挺拔健壮,夫人郭良玉红颜白发,岁月风霜磨不掉她年轻时的灵慧秀丽,两老亲热地叫我们“小师弟,小师妹”,自称“大师兄,老嫂子”,我们自此即相互如此称呼。老一辈的读书人对于辈分的分际,是很认真的。
   
大师兄说:“我在北大时,影响我最大的是先生,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主要是受他影响。其次是胡适、傅斯年,再次是钱穆。他们的治学方法,各有特点,对我都有好处。”他又感慨地说:“留在大陆的我,后来竟成为《食货》的‘余孽',如今是食货学派的‘孤臣孽子’了。”
   
22日下午,我和内子再去北师大探望师兄师嫂及辞行。大师兄把父亲写给他的二十七封信原件,以及他1943年写的前言,郑重地交给了我。信已黄、纸已脆,钢笔写的字都已褪色,毛笔字的尚属完好。这是师兄保存60年的瑰宝,“文革”时期幸免于动乱的破坏。大师兄说:“我身体还可以,还能写作,我将写一本研讨食货学说的书,以今天的历史宏观,评定先生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成就,和他以及《食货》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第二年春天我们再去看望,大师兄赠我一本他两年前完成的自传《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老嫂子赠德顺她的自传《平庸人生》。中午,两老请我们在校区实习餐厅吃饭,下午再回宿舍继续那说不完的话。4时起立道别,老嫂子要了车子送我们回住处。老嫂子交代车队派车嗓门特高,她笑称自己是“这一带的丐帮老大”。
   
此后十年,我们几乎每年都到上海小住,每次都到北京去看望大师兄和老嫂子。如不去,则一定通电话问候。每次去,他们必定盛情款待,常去的两处饭馆:北师大的实习餐厅,或侧门外的饺子店。每次都由老嫂子亲自点菜,里外张罗,兴致极高。
   
大师兄尝说,“我的史学研究,有三个领域:一是中国社会史(周到隋唐),二是汉唐佛教寺院经济,三是汉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国社会史。寺院经济是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围;我研究的兵制,也是从社会角度出发。”他认为海内外有成就的学者,在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或多或少大约都可以说是属于胡适、傅斯年一派”,但只有他自己,“主要是属于陶希圣一派和半个胡适、傅斯年派。”这是大师兄治史的特点。
   
大师兄是位忧国忧民的爱国书生。“文革”期间有个青年教师批评他“你哪里是做学问的?你是搞政治的!”让他难过了一辈子,他说:“我真是念书的人,确又真是一个念念不忘国事,念念不忘政治的人。国民党时代我爱国,共产党时代我仍爱国,爱国关心政治成了罪状了。”那句批评的话,却也使他深自警惕:要读书,不要使人说你不是读书人。
   
“文革”期间,大师兄夫妇遭受过多次批斗羞辱。他感到,被揪出的人已不是人,他们是罪犯,是奴隶,没有了人的尊严,没有了人的自由。
   
老嫂子是我们所见到的,最率直,最敢说敢言,最疾恶如仇,最有真性情的,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绝不妥协的侠义女子。很难想象以她那样刚烈的个性,要有多么强韧的忍耐力,才得以在“文革”群众的无情批斗羞辱之下,身心创伤累累地保全了性命。
   
大师兄说过:毛主席有句话:“要夹着尾巴做人。”本意是要人谦虚,不要骄傲。“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真成了狗,连夹着尾巴做人都做不成。
   
他又说: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大时代的小人物--何兹全》。从外表看,大师兄的确是位再平凡不过的小市民,成天穿着一套深蓝色的粗布“毛装”,戴一顶布“毛帽”。他跟我们说过一桩趣事。北京的出租车按每公里单价分两等:1元8角和1元2角。一次在师大门口招手叫车,司机都不停,好容易一部车停下了,司机摇下车窗对他说:“后面车1块2”,然后急驶而去。
   
2006年三月,我应北大历史系之邀前往演讲,在勺园住了一星期。我周末只身去看望两老,时值中午,他们留我便饭,吃的是烤白薯和糙米杂粮粥。非常科学的保健食物,我深信两老必将长命百岁。
   
不幸,2007年大师兄一家发生了变故。先是他们的独生子、北大副校长何芳川英年早逝,接着,悲伤过度的老嫂子随之而去。知道大师兄夫妇早年坎坷生活的人,都了解芳川自襁褓起就体弱多病,在父母片刻不懈的呵护之下,曾经度过多少次生死关头,总算长大成人而且事业有成。他的去世,给耄耋父母的打击该有多么沉重。
   
老嫂子走了,大师兄一人过活,其艰辛可知。对于老伴,大师兄曾在《三论一谈》中写道:“我们两人共同生活了六十多年,今年(2001)兹全九十岁,良玉八十六岁。兹全的生活经历,也就是良玉的生活经历。我们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蚂蚱,有着共同的命运。都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那年,我们不敢去看他。
   
2009年4月,我们专程往北京看望老先生。高龄九九的大师兄,见到我们十分高兴。他除了右耳略背,脚力有些不济坐上了轮椅之外,身体仍然健壮。一位河南籍的中年保姆料理大师兄的生活。可惜的是,老嫂子已经不在他们共同居住了四十多年的红二楼了。
   
红二楼原本杂乱的书房如今收拾得明亮洁净,书桌上摆着许多镜框,除了家庭照片之外,一幅“优秀党员”证书特别显眼。临别时我对着他的耳朵说:“大师兄,您明年一百岁,我们回来给您拜寿。”大师兄笑答:“我真的很老吗?”然而,非常惭愧,我们第二年因故没去北京,引为终生遗憾。
   
2010年2月15日,大师兄以一百零一岁高龄仙去,官方讣告写着:“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中国先秦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等学会顾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大师兄留下那么多代弟子,不朽的学术著作,以及令后世景仰的学者风范。他堪称福寿全归。大师兄和老嫂子那令人倾倒的音容笑貌,我们永志心怀!
   
2010.8.10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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