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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程砚秋便装照(1950)

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

             --程砚秋往事(上)
      
作者:章诒和
  
在我家,父亲(章伯钧)是梅(兰芳)党,母亲(李健生)是程(砚秋)党。母亲喜欢程派,还源于她和罗融(大名士,号瘿公,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之子罗宗震的深厚友谊。上个世纪20年代,母亲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高中的时候,就常去罗家玩,听罗宗震讲革命道理。听着,听着,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决定离校出走,跟着罗大哥投奔北伐革命军。在出走之前,罗大哥偷出家里一些古董、古籍和手抄剧本,把它们统统塞进一个皮箱,放在母亲的宿舍里。
  
母亲吃惊地问:“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
  
罗大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卖了就能换成钱,派上用场。”
  
后来,身为中共党员的罗宗震在上海被捕,关押在龙华监狱。未婚妻不敢前去探望,母亲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知道了这个情况,悲愤不已。揣着两张热烘烘的大饼,就登上京沪火车。到了监狱,人家不让进。母亲一直等到天黑,把饼藏得好好的,自己却饿得要死。终于感动了看门人,容许“兄妹”一见。当罗宗震看见我的母亲的时候,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再后来,罗大哥为了政治信仰,献出年轻的生命。母亲非常怀念他,也更加喜欢被罗瘿公一手栽培提携的程砚秋。
  
程砚秋(1904—1958),男,满族,籍北京,京剧旦行演员
  
边学边唱边挨打
  
因家境贫寒,6岁的程砚秋经人介绍,投入荣蝶仙(京剧男旦,工花旦、刀马旦)门下学艺。从前学戏和学徒差不多,先与师父立下字据,言明几年期满,学艺期间的食宿问题,以及满师后给老师义演若干年作为报酬条件等等。程砚秋所立字据是以8年为期。8年期间由荣家供给食宿,但演戏的收入归老师收取。满师后还须继续效力两年,即在两年之内,全部戏份(京剧戏班中付与演员等人工资的一种形式)收入都要孝敬老师。
  
他的母亲像送病人上医院动手术那样签了“关书”,送他去荣家的那天,且一路叮咛:“说话要谨慎,不要占人家的便宜,尤其是钱财上。”
  
这句话,程砚秋说:“我一生都牢牢地记着。”
  
程砚秋学戏很苦!边学边唱边挨打,荣家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要做,当听差使唤,无异于童仆。荣蝶仙脾气又坏,稍有不欢即举鞭就打,常常无端拿他出气。程砚秋每天要劈柴生火,洗衣做饭,学戏的时间很少,有时整天也不说戏。那时荣蝶仙穿的是布袜,清晨起来,程砚秋要把袜子捧到他的面前。因为自己的手不干净,沾着煤渣或灰土,冬天还有冻裂的血痕,不敢直接用手递袜子,就在手掌上放一块白布,把袜子搁在白布上,再捧给荣蝶仙。就这样,也难免挨打。在程砚秋出师以前,师父终于把他的腿打伤,留下很大的血疙瘩。成名后的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剧时,经一位德国医生的手术才把两腿治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学艺的8年,是我童年时代最惨痛的一页。”故程砚秋很早立志发誓,将来有了孩子决不让他们学艺唱戏。c2.jpg

右图:童年时的程砚秋在《桑园会》中饰罗敷
  
因有家世之悲,心思又重的程砚秋常低眉含颦,面无欢容。年龄稍大些后,多半因为营养不佳,情绪一直也比较抑郁。师傅认为这个孩子不宜学花旦(花旦大多扮年轻女性,性格活泼开朗,动作敏捷伶俐,表演以做工和说白为主),让他专攻青衣(青衣又名正旦,在旦行里占据最主要的位置,扮演的都是端庄正派的女性,或贤妻良母或贞妇烈女,唱工繁重,动作稳重)。荣蝶仙还发现这个孩子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静明倩,如珠蕴椟中,时有宝光外熠。
  
罗瘿公全力扶持
  
程砚秋登台不久,便声誉鹊起。被当时的大名士罗瘿公赏识,并全力追捧。初次看了他的演出,罗瘿公作了六首绝句。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除却梅郎(指梅兰芳)无此才,城东车马为君来。笑余计日忙何事,看罢秋花又看梅。”诗句表露出对这个少年的称许。
  
民国6年(1917年),有人来约程砚秋去上海演出,每月包银是600大洋。荣蝶仙当然主张他去。可遭到罗瘿公和王瑶卿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程砚秋现在已经把嗓子唱坏,提前“倒仓”了,说什么也该歇歇养养。罗瘿公欲为其赎身,可荣蝶仙也不是傻子,觉得这个徒弟前程远大,来日收获未可限量,便一口回绝。惜才的罗瘿公当机立断,运用各方关系疏通赔偿荣蝶仙700大洋的损失费,他与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王敖商量,借出600大洋,把程砚秋接出了荣家。荣蝶仙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同意废弃合同。这样,未满8年的程砚秋,提前出师了。在把程砚秋接出来的路上,罗瘿公口占一首七言诗,诗的头两句是:“柳絮作团春烂漫,随风直送玉郎归。”
  
程砚秋家境贫寒,住在天桥的“穷汉市”。学徒期间他的母亲就盼着儿子出师,除了每天挎着小柳条筐上街买煤球,就是到北京前门里关帝庙烧香求儿子早日出师挣钱。难怪程砚秋刚离开荣家,便请一个姓徐的伙计到家中报喜,说:“罗先生给您儿子出了师了,以后的日子就慢慢好过啦!”从这一刻起,他的母亲才结束了每日烧香求佛的日子,真的看到了希望。跟着,罗瘿公又将程砚秋一家人搬离了条件很差的天桥大市弯齿胡同,安顿在相对比较好的北芦草园9号。“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一心进取的程砚秋获得自由后,即追随罗瘿公读书习字,钻研音韵。所以,后来的程砚秋不但精通经史,一手字也写得不错。特别是对京剧的行腔咬字,深具工夫。这是文人雅士熏陶所致,也是艺人当中少有的。
  
程砚秋虽有人扶持,但事业上却立足未稳,而那时的梅兰芳已是红人,自领一军。民国8年(1919年),程砚秋听从罗瘿公的刻意安排,拜梅兰芳为师。每晚的演出,梅兰芳的戏都放在后面。这样程砚秋就有了在前面唱一出戏或兼饰仙女等杂角的机会。拜师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得以陪演《上元夫人》、《天河配》、《打金枝》等剧目。陪演就是观摩,程砚秋深受启发。他特别羡慕梅兰芳创造的古装。这一年,罗瘿公虽南游沪宁各地,却不忘唱戏的程砚秋。比如,在2月7日的一封信里,罗瘿公写道:“看见上海报登载18日全浙会馆的戏评,说你扮《长坂坡》的甘夫人,说你态度顶好,扮相顶好,说你同一班老辈名角一齐唱,体面得很,也有人恭维我一番,我看见很喜欢。上海好些人问候你,知道罗瘿公的差不多都知道程艳秋(那时他叫艳秋)。
  
有好些老名士要给你作诗,你的名可大得很,恭喜恭喜!你的嗓子一定一天比一天好了,但愿从此以后天天好。北京下雪没有?有添养鸽子没有?老鸽子可养熟了?……你打了梅(兰芳)先生的鸽子,是不知者不为怪,以后别再打喽。你总要常常写信来,两三天一封,千万别忘了!你再要买什么,写信来。“罗瘿公只要接读程砚秋的来信,总是立即回复,还在信里为他改错别字,甚至觉得他所用信纸太坏,即随复函寄去好信纸。
  
罗瘿公请年轻画家徐悲鸿为程砚秋作画,还为他集聚巨资。有了这些钱,罗瘿公在为程添置行头的同时,又编了许多新戏。1921年,又特意为他介绍了一位武术先生学武术。罗瘿公认为戏曲舞台上的手眼身法步等基本动作,与中国武术动作有连带关系。学会武术,对程砚秋的表演会有很大帮助。后来的经历表明,武术的作用不仅用在了台上。
  
民国11年(1922年)的春节,对18岁的程砚秋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罗瘿公的精心安排下,他独立挑班唱戏了,以一出改编的京剧《龙马姻缘》轰动了京城。他的班社取名“和声社”。程砚秋请来荣蝶仙任社长。心满意足的荣蝶仙任社长后,没有以业师自居,而是积极协助罗瘿公和程砚秋搞好戏班的工作。师徒间的合作,颇能显示出程砚秋的胸怀。学徒挨打在从前是一种行业习惯,梨园行如此,其他行业也如此,程砚秋不以为意。这一年,程砚秋南下上海,初次演出就很受欢迎。有人这样评价:“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艳秋则恂恂如书生。”如此形容,是指程砚秋受名师(指罗瘿公)熏陶,气质自化。
  
读着这样的文字描述,年轻人可能会说罗瘿公是程砚秋的超级“粉丝”。用超级“粉丝”来形容,还不能概括两人的关系。罗瘿公还是程砚秋的严师、谋士、引路人、策划者、剧作家和真正的后台!一个名士独赏一个艺人,为之脱籍,悉心赞助以成其材。“赢得宣南顾曲人,日日雕鞍骤。”我们从中认识到那个时代艺人与文人相互依存依托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包含着脉脉深情与风雅,但它更是一种文化的情感态度。
  
程砚秋是个孝子。他大红的时候去上海、武汉演出,收入都在万元以上,回到家中全部交给母亲,听从支配。一次,他的母亲说:“你三哥(即程丽秋,京剧演员)很久没出台了,生活困难,这笔钱给他吧!”程砚秋毫无怨言。
  
王瑶卿悉心调教
  
他的另一个老师是通天教主王瑶卿,这也是罗瘿公介绍的。据说,王瑶卿最初并不怎么看重程砚秋,后来终被他的刻苦精神所感动。程砚秋踏进古瑁轩(王瑶卿寓所之别称)学戏,王瑶卿就发现他清晨的嗓音还不错,到了晚上8点以后,反倒唱不出来了。平时的嗓音窄而涩,但喝了酒以后,反而宽且亮。禀赋与众不同,不能以常情教之。于是,王瑶卿对程砚秋做了特别安排和特殊要求--早晨只喊嗓不准唱,一直到晚上10时后再开始吊嗓练唱。王瑶卿说:“角儿出场多半要到九十点钟以后,如果你晚间无嗓,那怎么能当角儿?只好是唱开场戏了。所以,一定要在夜间练习。”半年后,他的嗓子果然慢慢出来了。
  
程砚秋刚登台,因为个子高,心里紧张,所以把上身缩成一个团,而且左肩高,右肩低,样子非常难看。王瑶卿说了多少遍,都没矫正过来。一次,他又要上台了。这次王大爷在袖子里藏了把戒尺,在程砚秋临出场前的瞬间,抽出戒尺,向着他的右肩狠狠地敲了一下。程砚秋惊恐又疼痛。这一招儿还挺灵的,自那以后,他再不肩膀一高一低地出场了。王瑶卿又依据他的别样秉赋,为他设计出新的唱法,专走偏锋,独创一格。一个特殊的歌喉加一种特别的唱法,骤然之间程砚秋与其他青衣迥乎不同了:音调奇异,虚无缥缈,忽高忽低。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真可谓变幻莫测。
  
程砚秋研究唱腔,都是亲自到王瑶卿老先生家里去求教。每次去王宅都是在晚上,因为只有等到深夜,王老先生烟瘾过足,精神上来了,才到了说戏的最佳时刻。那时程砚秋住北芦草园,到王宅必经八大胡同(北京妓院多开设于此)。罗瘿公告诉他:“你要绕道走,经煤市街进大马神庙东口。”程砚秋很听话,每天多走一里多,从不更改。
  
王瑶卿感叹道:“唱旦角的,讲究戏的身份儿(即规矩)真得数他。”
  
程砚秋果然是越唱越红了。
  
不像梨园行中人物
  
民国9年(1920年),梅兰芳的原配夫人,也是程砚秋的师娘王明华,向程砚秋介绍果湘琳(京剧艺人)之长女(也是余叔岩的外甥女)与之订婚。那年程砚秋16岁,觉得自己太年轻,不想过早成家,提婚的事就搁置起来。当然,果家对这桩婚事也有条件:程家哥们多,程砚秋要从程家搬出来单过,才能结婚。直到1921年的2月,经罗瘿公与梅家再次撮合,才最后促成了这桩婚事。那时提亲不让相亲,罗瘿公自有办法,带着程砚秋到一家陈列着果家全家福照片的照相馆,让他去辨认。程砚秋左看右看,挺满意。不过,娶的不是果家长女,而是次女秀英。为啥换了人?用程砚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果大姑娘没有二姑娘长得漂亮”。
  
1921年3月27日他俩正式订婚(又称放小定)。订婚之日,礼节隆重。梅兰芳夫人作为媒人,送过来镶嵌的镯子、戒指等定礼。1922年5月16日,程砚秋陪着母亲看了位于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23号的新居。而租赁此宅全系罗瘿公的一手筹划,当然是为了满足果家女儿提出的允婚条件。1923年的4月9日,程砚秋陪母亲迁居于新租赁的寓所后,立即举行结婚聘礼仪式。梅兰芳、王明华夫妇为媒,程砚秋由姜妙香等4人陪同,给果家送上衣服、首饰、红鹅、猪羊腿、干鲜果品以及龙凤饼。这叫“过大礼”。4月26日,在取灯胡同的“同兴堂”,程、果二人举行结婚典礼。来宾有四五百人,除尚小云赴沪演出,在京旦角无一缺席。婚礼由梅兰芳主持,报纸称这是自有伶人办喜事以来,稀有之盛况。礼节也极隆重,贺喜画件达百余轴。成婚后,罗瘿公为果秀英更名为果素瑛。
  
旦角的皮肤一般都是天生白皙,程砚秋不止皮肤白,他的一排整齐的牙齿更是白得发亮,且细密精致,比女人的牙齿还好。他身材高大,头发中分,天庭饱满。那双丹凤眼真有说不出的妩媚。程砚秋常穿一套得体合身的灰色西服,举止斯文,状若书生。别看平素话虽不多,但为人爽朗大度,全无一般青衣旦角私底下那种职业性的忸怩神态,就是内行人也只有从他嫣然一笑而倩然后敛的习惯口型上,察觉出长期舞台生涯给他留下的一丝痕迹。夫人果素瑛亭亭玉立,朴实无华,头梳着一个横S髻。俩人很般配,走在一起,使人左右看不出他们是梨园行中人物。
  
日常生活中的程砚秋庄重严肃,倘有女性在侧,总是眉不轻扬,眼不斜视。那时,很多艺人在生活作风上是不大检点的。小报文人也在这些事情上做尽文章,说尽肮脏话。故而一个艺人无论名气多大,多多少少是要受些纠缠、攻击和诽谤的。况且艺人的钱再多,社会地位也在小报记者之下。名伶保护自己的惟一办法,就是洁身自好。因此程砚秋对自己要求极端严格,一生无二色,并立下“不传女弟子”的规矩。即使是男性,他的收徒也是拒人情于千里之外。
  
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先生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惟有以身相殉。”这话近于谑,可还真无法否认。只要听程入瘾,就非此不可,若再去听别人唱的青衣,便觉淡而无味。所以,后来喜欢程的听众越来越多,就是这个道理。因程砚秋未走红以前曾一度拜梅兰芳为师,亦受关照和提携,于是行内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程腔之中,骨子里多为梅腔。如不深加体会,一时不易察觉。因为梅腔加上程氏的嗓音和口劲,已经脱胎换骨,难以辨认了。c5.jpg

左图:程砚秋在《梅妃》中饰江采苹
  
程砚秋的嗓子外显柔和,内敛锋芒,加上标新立异的唱法,唱起来真有鬼斧神工之妙。最耐人寻味的是《玉堂春》一剧,他柳眉入鬓,凤眼传神。行腔乍疾乍徐,一股细音,惟其独有。高出则如天外游云,低唱则似花下鸣泉,听来惊心动魄。化装也别致,身着红色罪衣罪裙,脸似鹅蛋,眼皮上一层黛绿涂得停匀,妩媚中带出青楼女子的憔悴和满腔哀怨的神情。他的表演强调的是冤案中的冤情,而非着意于一桩花案里的风情。这样,程氏《玉堂春》在格调上就比其他艺人高出了许多。程砚秋身材高大,观众初见,都暗自吃惊:“这么大块头的一个旦呀!”但等演过了一阵,被他的各种身段表演所吸引,你便不会觉得他是个庞然大物,而是个美妙妇人。简淡蕴藉,洒脱雅致。程砚秋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论起他的化装,至今是个谜。因为程砚秋最不乐意让人家看他的化装。除非是与他朝夕相处的知交。他的化装室也只有负责化装的人和他的太太果素瑛可以自由出入。其他的人一概“挡驾”。看过程砚秋戏的人都知道,他在台上的最动人之处,就是那一双眼睛了。好多人都琢磨:他的眼睛是怎么画的?有人说,他的眼皮是用毛笔粘着碾碎了的炭精勾画出来,然后再涂上胭脂。程砚秋舞台上那飞若流丹、澄如秋水的眼神,就来自这黑红相间的奇妙勾画之中。
  
梅、程之间:唱对台戏,却不伤和气
  
程砚秋学艺可比梅兰芳苦多了,他也不具备梅兰芳响遏行云的金嗓子,但凭着自身条件、勤奋刻苦以及高人指点,硬是创出了一种大异于梅兰芳,却又能与之相抗衡的以新奇声腔为特点的表演风格。唱到情感至深处,其声竟细若游丝。观众聆听,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他声腔艺术最讲究的地方,也无人能及。故而梅、程之间彼此颉颃,关系就颇为微妙了。程砚秋最早的艺名叫菊侬。1918年,罗瘿公将他的艺名菊侬改为艳秋。后来有人说这个更名涵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质弱芳幽的兰花坚韧耐久。其实,菊、兰同为花中上品,而香气、风姿各有不同。
  
1923年9月18日,也就是程砚秋结婚后5个月,他与自己的戏班“和声社”一行赴沪,罗瘿公随行,亲自安排一切。这次演出,气势极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篮都不下五六十个。全场无一空位,另有许多人环立而视。“艳色天下重,秋声海上来”--由金兆蒳(字仲荪,京剧剧作大家。浙江金华人,青年时期就读于京师大学堂,为首届学生。毕业后从事文学写作,1924年从一出《碧玉簪》开始专门为程砚秋编写剧本,有《梅妃》、《荒山泪》、《春闺梦》、《文姬归汉》等十余部作品)撰、罗瘿公手书的楹联,先施公司以黑绒红缎制作宽2尺、长8尺之幅悬诸台前。戏院门口,汽车200余辆,马车则不计其数了。程砚秋自打炮以来,每日茶会、堂会、剧场演出几乎占满了所有的时间,真可谓无一息之闲,也无一丝之暇,人极劳累。但他依旧是容颜光泽,嗓音穿云裂石。对此,罗瘿公喜于心也惊于心,欣慰且忧虑地对他说:“你此行红得可惊,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意欲挑拨梅先生与你之间的师生情谊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程砚秋11月15日返京,梅兰芳赴站迎接。10天后,梅兰芳带着戏班到上海演出。
  
此后,一兰一菊,果然就在上海争起了短长。他们的竞争最初是微小的,也不明朗,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你唱的戏,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也就从这时起,他们的竞争才趋于明显化。到了1946年底,一个在“黄金(戏院)”,一个在“天蟾(舞台)”,两个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了高潮。捧梅派与捧程派遂在各大报章,舌枪唇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了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锏,连演5场《锁麟囊》,天平向他倾斜了。演出完毕,程砚秋的弟子赵荣琛一次就替师父将28根金条存入了银行。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惟有程砚秋是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罗瘿公的这两句话是说准了。非但说准了,还深知这两大名旦的内心状态。原本烟瘾大、酒瘾大、牌瘾也大的程砚秋之所以能够做到说戒烟酒就戒烟酒,说戒打牌就戒打牌,罗认为那是因为程砚秋在艺术上“名誉心甚重,故能自克如此”。而梅兰芳那边,罗瘿公则觉得他人缘太好,其“党徒甚胜”。梅兰芳见程砚秋“气势日旺,自沪归京后颇有引以自强之意”。于是,梅对程“更益敷衍”。
  
面对这样的情势,站在程砚秋一边的罗瘿公常常是亲自定下对策。民国13年(1924年)2月,罗瘿公听说梅兰芳的行头花去7万大洋,便立刻写信给朋友(袁伯夔),说:“玉霜(程砚秋字玉霜)将来产业能至7万金否尚不可知,今已为服装费至万金矣,与梅竞服装断断不能及,惟藉唱以胜之耳。”罗瘿公给程砚秋定下的策略是:“屡诫玉霜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做得极人工却表现得又极自然。礼仪性是它的外显层次,内在依据则是人际关系和实际需要。做人圆通之至反不觉其圆通--这是传统社会做人的一种境界。如果没有对江湖规则的高度把握,没有对人情世故的细微体察,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举个例子吧!1933年11月11日,移居上海的梅兰芳40大寿。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今儿晚上唱戏是两军对垒,各不相让。明儿中午见了礼数依旧,风度依旧。在这举动里面包含着道德信条,江湖规矩,人情世故以及个人修养。
  
最后的罗瘿公
  
民国12年(1923年)12月28日,重病缠身的罗瘿公,听说程砚秋因剧场安排不上唱戏的时间心情苦闷,一次打牌输去准备用于添置行头的600大洋,愤极。深夜至凌晨,书亲笔信责劝程砚秋坚决禁赌,又致函程的岳父从旁督促。可谓严师情深,用心良苦。程砚秋读后,听从师命,决弃“竹战”,再不打牌。
  
第二年(1924年)罗瘿公患病住进德国医院诊疗,程砚秋每日亲侍饮食,从无间断。9月2日,罗瘿公自知大限已到,遂写下遗嘱。内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程君艳秋,义心至性,胆淹古人,慨然任吾身后事极周备。将来震、垠两子善为报答。”9月16日的半夜,罗瘿公又手书:“墓地能设香山最佳……”一语后,溘然长逝。时年52岁。
  
罗瘿公归去之际,亲属皆不在侧,程砚秋是第一个赶到的!他见恩师殁前所书遗嘱数纸,捧之大恸,几至昏厥。回到家中,为罗瘿公设立灵堂,除朝夕哭奠,惟伏案抄写经书。文人大多清贫,自女亡妻狂,罗瘿公已是每况愈下,经济拮据,以卖字鬻文为生。故而罗瘿公丧事所用祭奠、棺木、墓地之费都是程砚秋一手经办,务极完美。出殡那天,程砚秋身服重孝,抚棺痛哭。人家算了一笔账,罗瘿公自病至死,费金过万元。而程本人绝口不提一个钱字。这事儿,搁在士大夫身上都很难做到,一个艺人做到了。难怪康有为作诗,赞程砚秋为“义伶”。
  
念恩师之逝,程砚秋布衣素服,辍演月余,每忆往事,即为之泫然。遂作《忆瘿公师》五言诗--
  
明月似诗魂,见月不见人。
回想伤心话,时时泪满襟。
西山虽在望,独坐叹良辰。
供影亲奠酒,聊以尽我心。
恩义实难忘,对月倍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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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程砚秋在罗瘿公墓前

罗瘿公去世后,每当程砚秋外出演戏,行前数日必先往罗墓凭吊;演毕返京,亦去墓前。逢罗忌日,则必去祭奠。20余年从未疏懒。1943年4月5日,程砚秋携二子(永源、永江)为罗瘿公扫墓。三人早8时乘西直门火车至黄村下车,步行3里始抵墓地四平台幻住园。他见墓地松木牌坊上的铁钉被拔去很多,异常伤感。“光景蹉跎,人物消磨。昔日西湖,今日南柯。”回到家中,他在日记里提笔写道:“有两家人代为看坟者在,尚且如此,再过数年,我不在了,无人祭扫,想此处定变成荒原了。”
  
交往尤见人情濡沫与君子风仪。世事无常,他有常。
  
程党.知交
  
那时的小报把围在程砚秋身边捧他、帮他的人,叫程党。但凡有个“党”字,便觉庸俗,亦有宗派之嫌。这里,我以“程党”做标题无非是想说一个事实:无论梅兰芳还是程砚秋,他们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来自本人,另一方面也借助于许多人的帮助。像罗瘿公、袁伯夔(名士,湖南湘潭人,民国初年曾任印铸局局长)等人合力共助程砚秋,几乎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罗瘿公去世后,李煜瀛(字石曾,官宦出身,河北高阳人,留学法国的生物学家,同盟会成员,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董事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是支持程砚秋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民国19年(1930年),他联手程砚秋创办南京戏曲音乐学院,附设戏曲专科学校。这个专科学校就设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56号,男女兼收,学校坚持到1941年。李煜瀛眼瞅着梅兰芳1930年飘洋过海到美国演出,风光无限,赞誉无数,便也动了心思,为程砚秋的出国张罗起来。1932年1月1日,程砚秋登报启事:正式宣布更名“艳秋”为“砚秋”,“砚田勤耕秋为收”,他以农人开垦之砚田自喻,而不再以“艳”示人。14日,即赴欧洲考察戏剧。显然,程砚秋是为赴欧而改名换字。这一年的9月,李煜瀛赴日内瓦出席国联文化合作年会,并以中国教育考察团团长名义,参加在法国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的第六次大会。他把程砚秋列为中国教育考察团团员。c6.jpg

右图:陈叔通(右)与程砚秋
  
另一个鼎力协助程砚秋的重要人物,则是1949年以后成为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浙江杭州人,1903年中癸卯科二甲第38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29岁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专攻政法科。回国后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创办杭州第一个女子学堂,创办《白话报》和上海合众图书馆)。他的作用对于中后期的程砚秋来说,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人。如何为人,怎样处世,陈叔通都能做到具体指导。有几件小事,给我的印象至深。比如罗瘿公去世后,有人觉得程砚秋可能也快要不行了。大幕已落,世味已薄,程砚秋到王瑶卿家竟也感到了丝丝凉意。这时的陈叔通致函(1930年2月11日)明确地说:“新戏多编,弟意有时仍须请教瑶卿,不可对他太冷淡。”同年程砚秋到上海演出,陈叔通活像罗瘿公转世,隔三差五地写信做“远程教育”。当听说配戏的小生姜妙香与程“掰”了,即在11月24日信里说:“兄性以人格论是第一等人,但处世则非迁就三分不可。”两天后,又补寄一函,说:“妙香已见报,但是不可怒,不可懊丧,须坚韧渡过去……但妙香亦不可就此决裂,天下事要看得透,还要大度包举。再弟尚有一语,兄所得之钱乃血汗得来,股票不可买,不可入股,银号即利厚不可贪,弟意存入中国与兴业两行均可,千万!千万!此中事我较明白,决可负责。还有一件事,曾写信与仲荪先生,即年龄关系气息似弱,况以唱为生涯,不知有向来熟悉之医否,姑与一商,每日试服黄芪、红枣加陈皮,我40年前为讲师试服有效,冬令更宜,分量宁少,试验再看,有外感即停止……”读着这样的信函,我心里都热乎乎的。
  
1933年,程砚秋从欧洲回来,需要重新物色和自己配戏的小生演员。为此,陈叔通先看上俞振飞,后又听说叶盛兰不错,便在俞、叶之间反复盘算、再三掂量,其中1934年4月18—19日信是这样写的:“昨发快信后再四思之,叶(指叶盛兰)身材如何?有无倒嗓之事?亦须想到扮相、台步、声音,果下得去,决计拉叶。初出山较易与,且年轻尚可求进步,又有继仙为师(指叶盛兰曾受业程继仙),在玉霜(程砚秋字)成本较轻,自足合算矣……弟力主俞(振飞),祗以无好小生,则舍俞亦无他人也。叶果是后起之秀,则不如舍俞而取叶。”伶人一向有置房产的习惯。这一年,程砚秋想再添置一所宅院,还有人请程砚秋去刚刚建立的“满洲帝国”演出。陈叔通知道了这个情况,马上托人给他带去一信。信中明确地说:“我有一言不能不预为提明:华北,此终非吾土,而兄之身份苟尚可比,能否逃士大夫之责备?如到已非吾土之时,犹能作久居之计,则屋可买……弟意或在天津英、法租界买一屋较妥。人苦不得名,然名之所在,谤亦随之,要在自问过得去否?假如满洲得往演唱,恐亦不能去!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很快,日军侵占了冀东、察哈尔,中日签定了《塘沽协定》。
  
应该说,自上个世纪20年代经罗瘿公介绍结识了陈叔通,程砚秋的确深受其影响。举凡为人演剧诸事无不求教之,引为知交。可谓经纬万端,逐条指导。陈、程交往持续到1949年以后。红色政权刚刚建立,陈叔通函致程砚秋(1950年7月28日),对他明言:“以后不再是挂头牌的时代。”并叮嘱“在向周扬(中宣部负责人)汇报情况的同时,一定也要向田汉(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做同样的汇报”。1957年2月13日,他致函程砚秋,切嘱:“你以后千万对周(扬)、田(汉)、夏(衍)要谦虚,说明要他们指教……”
  
这里,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对陈叔通的劝告指导,程砚秋决非言听计从。比如,陈叔通对程砚秋力排对其艺术大有帮助的李煜瀛和金仲荪。但程砚秋觉得李、金二人多年来给自己帮忙,虽是从政坛退出来的闲散之人,但乐意办事,又具才华。对他们而言,亦可消磨时间。对自己来说,“旧社会是看不起唱戏的,我借此亦提高我一个旧演戏的演员的身份”。不管政权如何更迭,程砚秋始终坚持这个见解。他写于1957年的自传里,也用了很多笔墨来解释对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旧式人物”的看法。程砚秋说:“听李君(即李煜瀛)常常讲世界和平、国内和平等等言论,他不主张杀生,没有烟酒嗜好,又吃素,太太奇丑无比的;又见他从早到晚在街上到处奔走,一切言论行动给我很好的印象。联想到别的政治骗子是挑拨是非、幸灾乐祸、浑水摸鱼、吃喝嫖赌、贪图享受,把痛苦加到别人身上,李君总比这些骗子们要强得多些。同样骗来的钱,就看他们是如何的花法了。李同郑毓秀、魏道明好像个小集团似的,我问为什么同他们在一起呢?李回答:办社会事业什么人都应该有,好比毒药亦可救人亦可害人。我觉得比喻得很对。叔通先生屡劝告不听,总是坚持我的主观看法……虽然叔通先生骂他们一个是失意的政客,一个是政治骗子拖我下水。现在再看以前的通信,我还认为他们对我是善意的。”
  
陈叔通曾说,程砚秋这样的知交“在尘世中不可多得”。今天这样的朋友还有吗?真是引人怀想。
  
欧洲行
  
程砚秋和梅兰芳、马连良一样,都是戏曲改革家。应该说,那时人家就懂得啥叫“与时俱进”和怎样“与时俱进”了。
  
1932年1月4日,程砚秋为赴欧洲考察戏剧,写了《一封留别信》。每次读这封信,都觉得程砚秋比现在的戏剧理论家要高明。这里,我抄录一段请朋友们看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显然不同的,因而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也是显然不同的。但是,看一看现代的趋势,一切一切都要变成世界整个的组织,将来戏剧也必会成为一个世界的组织,这是毫无可疑的。目前我们的工作,就是如何使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要使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我们不但要求理论能通过,还要从事实上来看一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中国戏剧的脸谱似乎很神秘奇特,但是西方戏剧也未尝无脸谱,许幸之先生的《舞台化装论》里,从演员的面部上指出各种特征来,便是西方戏剧脸谱的说明。再则,以前西方戏剧,在写实主义的空气下笼罩着,与中国戏剧之提鞭当马、搬椅当门的,差不多是各自站在一个极端。现在,西方写实主义的高潮过去了,新的象征主义起来了,从前视为戏剧生命所寄托的伟大背景,此时只有色彩线条的调和,没有真山真水真楼阁的保存了。尤其是自戈登格雷主张以傀儡来代替演员,几乎连真人都不许登场了。西方戏剧这种新倾向,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戏剧的高贵,他方面又证明了戏剧之整个的世界组织为可能。举一概百,西方戏剧之可以为中国戏剧参考的,当然很多,砚秋一个人的联想力是很有限的,希望各位前辈暨同人,大家把在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之间所产生的联想都提出来,交给砚秋带到欧洲去实地考察。这样,将来砚秋回国,在各位前辈及同人面前报告的,或许有供参考的价值了……”当时的人们就认为:梅兰芳游美(国)是把成熟的中国戏剧,介绍于西方;程砚秋赴欧是考察西方的艺术,用于中国戏剧的改良。
  
1月5日,梅兰芳为他举行欢送大会。13日,程砚秋自天津赴塘沽搭乘日轮济通丸,赴大连港而后换乘火车,一路西行,开始欧洲考察。先抵莫斯科,再去巴黎,5月份到德国,他在柏林音乐大学参观。学生的钢琴演奏和男高音的演唱,引起程砚秋思想的强烈震动。27岁的程砚秋,内心热烈而敏感。回想起自己学艺生涯的苛酷无情,他深深感受到西方艺术教育的科学性、理论性和人性温暖。从这一天起,程砚秋就多了一桩心事。他主动增加了和德国音乐家的交往活动,洽谈合作事宜。他把李白、杜甫的诗谱成曲,参与演奏实验。他在给夫人果素瑛的信里说明,自己准备接家眷在德国定居,要就读柏林音乐大学。为表示这个决心,也从这一天起,程砚秋开了烟戒,也破了酒戒,大吃肥肉,大抽雪茄。一个月以后体重骤增,还特地拍成照片寄回北京。陈叔通闻讯,惊恐万分。连连函电发来,借程剧团同人生活困难为名,督促他抛弃妄想,火速东旋。程砚秋手里捏着这些函电,心情大坏。“来时衰草今见绿,一瞬春花叶复黄。”这是他在哀叹郁闷中写下的诗句。向往好的,学习新的--这是自然人性的表现,也是健康心智的追求。但自身以外的势力却能极其有效地逼着自己继续操持旧业,退回到那个非常实在、实际、实用的圈子里。程砚秋必须就范!他乖乖地回到北京,回到了梨园行,尽管这是一种极不情愿的就范。所以到了考察后期,他的侧重点就放到了搜求图书、剧本、图片方面。程砚秋购置剧本2000多部,图片5000多张,书籍800多种。
  
民国23年(1934年)的6月1日,他亲自带着10岁的长子(永光)从上海启程经意大利、法国转到瑞士,安排在日内瓦世界学校读书,费用自付。程砚秋没有忘记当年的誓言,说到做到--让自己的后代无一人唱戏。应该说,他对艺人的粉墨生涯有爱与乐,也有恨与悲。


感谢作者同意转载。选自湖南文艺出版社《伶人往事》,版权归湖南文艺出版社和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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