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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作者:萧婷

新中国以决绝的姿态,摒除了百年来西方列强套在中国身上的各种桎梏,同时也断绝了与西方的联系。无论后世如何评价这种“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在当时的语境下,中国人的确发自内心地感到“从此站起来了”。


1950年1月,解放军开进北京东交民巷,北京市军管会正式征用美、法、荷等国设在东交民巷的兵营。“丧失了整整50年的东交民巷真正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年4月底,当美国前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无限怅然地离境回国时,甚至连在中国购买的古玩字画也没能带走,而他身后的中国则从此肃清百年来西方列强留下的耻辱遗迹。

限期征用

1950年1月6日,英国前驻北平总领事高来含发现“领事馆”门口贴了一张布告。时值下午,馆内的中国雇员都下班了,高来含费了好大劲才找人把布告上的内容翻译过来:

一、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兵营。现在此项地产权,因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应收回。

二、此项地产上所建之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地产权收回所发生之房产问题,我政府另定办法解决之。

三、目前此项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军事上之需要,先予征用。

四、此项征用,自布告之日起,七日后实施。

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就在当天下午,他刚刚向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递交了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为中国的法律上的政府”的照会。

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本以为蜜月期就此开始,没想到却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这着实让高来含有些错愕。

与此同时,同在东交民巷的前美、法、荷、意等国“领事馆”的大门上也一一贴上了内容相同的布告。

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发周年的发言中,毛泽东鲜明地亮出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说:“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毛泽东如是说,新政权也如是做。

就在几个月前,美国前驻沈阳总领事沃德和4名“领事馆”工作人员,被控殴打中国雇员齐玉衡,锒铛入狱。虽然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沃德等人还是被判处3至6个月监禁。直到三天前的1月3日,他们才费尽周折地回到美国。

头回外交冲突,美国前总领事柯乐博就已深深领教了红色政权的强硬。看了布告后,他更加忧虑。事态将如何发展,柯乐博心中着实没底。当晚,他一面向美国国务院发电请示,一面打电话约英、法、荷、意、比五国“领事”次日碰头,商量对策。

第二天一大早,各位前领事们次第赶到美国“领事馆”。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前领事们莫衷一是,商量来商量去,也没商量出个所以然来。

此时,高来含发现,布告贴出不久,又被人悄悄揭走了。原来,贴出布告后,中央才得知英国已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鉴于这个新情况,中央决定暂缓征用英国兵营。这让高来含有理由相信“这是中英和好的表现。”

既然,中国对英国青眼有加,那么英国也没必要跟各国凑份子了。眼看商量不出个名堂,高来含干脆以没接到军管会正式通知为由,一走了之了。

中国收回兵营是何用意?新生的红色政权将如何处理与西方的关系?各种猜测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中流传着。《英国外交文件集》中记载着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彼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有人乐观地认为,收回兵营此举“纯属军方设计的方案,对此外交部没有过问,甚至可能不同意;事实上,朱德(解放军总司令)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向周恩来施加了压力……并且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而使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毫无可能。”

任何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荒谬可笑。西方世界显然不明白收回东交民巷兵营对这个刚刚扬眉吐气的民族有着多大的象征意义。

国中之国

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明万历年间曾是南方向北京运送江米的集散地。清康熙年间,俄国在东江米巷玉河桥西建了座俄罗斯馆,作为接待俄国使节和来往商人的落脚之处。日后这里成为使馆区便滥觞于此。

1860年,被烧了圆明园的清政府与英、法、美、德各国签订城下之盟--《天津条约》。依据条约规定,各国可派公使常驻北京。从此,东江米巷耸立起一座座异域风格的小洋楼。江米成了“交民”,东交民巷也成了近代中国丧权辱国历史的小舞台。

1900年,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杀入北京城,矛头直指东交民巷。但刀枪不入毕竟是痴人说梦,仅仅56天,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义和团作鸟兽散,慈禧太后不得不带着光绪皇帝匆匆“西狩”。

第二年,清政府与英、美、日、德、俄等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七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由行防守。”附图上标明使馆区四致,南起东城根,北到东长安街,西至东交民巷西口(户部街),东到崇文门大街,是原来使馆区面积的20倍。

使馆区内的清政府各衙门和民房也成为各使馆抢占的对象。英国使馆原址扩充,占了北侧的翰林院、东部鸾驾库、鸿胪寺等处;俄国使馆占了太医院、钦天监;美国使馆占了东交民巷西口的会同馆、庶常馆和附近一些民房……

就连使馆区街道也改成了外国名字。东交民巷变成Legation Street(使馆街),台基厂街改为Rue Marco Polo(马可波罗路),东交民巷东口改成“大和街”,兵部街改叫“委民微支路”……

《辛丑条约》还赋予各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的权力。于是,各国纷纷开始在东交民巷大兴土木,建造兵营。

使馆区四致建起6米高的界墙,上设炮台、碉堡,下挖壕沟。原来的木栅栏门改成铁门,白天由外国士兵把守,晚上关闭,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

日本人小川运平曾不无嘲讽地描绘:

(皇宫)黄瓦灿烂,高壁层楼,俨然庄严深奥,亦有古王宫城之感。所惜者一转目而望东交民巷一带列国之使馆,何无所惮而为炮垒之建筑,对阵之设备。而且深其壕,厚其壁,背倚城垣,俾倪皇城耶。峻峭奇拔之使馆炮垒,隔一道,而与雄大古雅之皇城相对峙,真绝妙之配合,世界第一奇观也……

此时的老大帝国,就像这皇城一般,连最后一点装模作样的威仪也丧失殆尽。收回东交民巷中的兵营,实是洗雪百年国耻之最佳昭示。

“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

收到外交部“接收兵营”的命令后,北京市军管会紧锣密鼓地部署起来。1月6日上午,军管会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具体行动方案。考虑到对方肯定会采取不开门或借口兵营“已作为公务之用”等理由拒不交出。军管会决定“先礼后兵”,贴布告通知其限期交出,不成再来武的,强制征收。

前领事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1月9日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柯乐博给中国外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柯乐博强调,根据《辛丑条约》之规定,美国政府拥有东交民巷22号(即美国兵营)的所有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条约中重申了这一权利,为此美国放弃了治外法权。柯乐博还强调,所谓“兵营”早已改造成了美国总领事的办公楼,希望“贵方即不采取任何构成侵犯美国政府上述之权利之行动为荷。”

柯乐博没想到的是,这封信还没送到周恩来手中,就被北京市政府外事处退了回来。外事处表示,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柯乐博作为普通侨民,根本没资格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表明态度。

柯乐博不死心,回去后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称如对领事馆院内任何部分实施征用命令,美国政府将认为该行动侵犯其权利,除了关闭在中国所有领事馆,撤走所有外交官外,别无他法。

考虑到英国刚刚承认新中国,柯乐博建议美国政府请英国人出面转交此信。

《英国外交文件集》中记载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看到此信后的矛盾心理。所谓唇亡齿寒,一方面贝文认为英国政府不应对美、法等国兵营被征用坐视不管;另一方面,他又不愿与美国口信中“强硬的语气”搅在一起。于是,他指示高来含,要让中国政府相信,在此事中英国只是传话而已。

于是,在把信交给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司长宦乡后,高来含着意强调说:“贝文先生对于这些情况发展很感不安。他希望中国当局无意对过去条约中所规定给予使领馆之权利加以忽视。”

宦乡回敬道:“我们现在所征用的只限于兵营,那是在过去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下造成的,现在新中国绝不允许它们的存在。外国兵营在中国的存在不仅是中国的耻辱,而且也是派兵来侵略中国的外国人自己的耻辱。必须也只有把它们除掉,才能有助于中外之间关系的改进。”

随后,宦乡又表示,柯乐博没有资格代表美国政府表态,中国政府不能接受这封信。但中英刚刚建立关系,为了照顾高来含的面子,“我个人不愿意给高来含先生以难堪,等一会儿我叫人退回给你。”

很明显事关国家主权,新政府丝毫不会含糊。为了化解尴尬,高来含连忙打圆场道:“谢谢你给我个人的这种优待。”

同一天,正在进行中的中苏条约谈判,行到柳暗花明之处。当日,毛泽东在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励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其中一条,就是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

随后,北京市军管会接到毛泽东从莫斯科发来的指示:

同意1月13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

1月14日上午9时,北京市军管会开始接收行动。军管会代表李幻山、谭志超带着一名联络员和一名摄影师来到前美国领事馆。

李幻山向柯乐博宣布,他们奉命接收原美国兵营。随后,柯乐博例行公事地提出抗议说:“此为美国政府财产,对此项征用我代表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由征用所引发之后果,应由征用人负全部责任。”

李幻山不回答任何问题和抗议,径直来到一墙之隔的美国兵营。到了美国兵营大院,柯乐博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说完他悄悄问身边的人,我说的跟刚才一样吗?

此时,李幻山回敬道:“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后来曾任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的李幻山,也许没有想到,他这句豪气干云的答话,此后经年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反抗是没有意义的,军管会走后,柯乐博立即组织人员搬运兵营内的物品。在远处城墙上执勤的解放军战士隐约看到,严寒中柯乐博穿着一件衬衫,忙得不可开交的身影。

关于接收行动,外交部档案这样记载道:

美、法、荷前领事接到命令后,曾藉口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订立之条约,多方狡赖,企图拖延,但我军管会维护国家主权之立场严正,态度坚决,终于十四日将法、荷兵营全部接收,前美国兵营亦于十六日接收完毕。由于此项行动之名正言顺,各该国前领事亦自知理屈,对我军管会之命令颇能服从,故接收工作进行异常顺利。

接收行动的第二天,美国之音广播了美国政府将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等地撤回全部“使领馆”人员的消息。曾一度致力于和稀泥的英国,最终也在三个月后被责令交出兵营。

西方官方机构撤出后,新中国去西方化的雷霆之举,很快波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数以千计的外资企业、大中小学、神学院、图书馆和文化团体,短短几年间或冻结,或转让,或关闭。

新中国以决绝的姿态,摒除了百年来西方列强套在中国身上的各种桎梏,同时也断绝了与西方的联系。无论后世如何评价“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在当时的语境下,中国人的确发自内心地感到“从此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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