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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作者:吴彬

非常肯定的是,我与书本子结下了今生今世的不解之缘。自记事以来,我想不起自己有哪一天是没有看过书的。实在地说,看书这件事对于我,似乎已经不好单单看作是出于求知、好学或者用功--给自己的读书行为加上这些动机,总觉问心有愧,因为怎么想也觉得那恐怕就是一种癖好,是上瘾、是与吃饭睡觉一样的生存需求。从小到大,我入睡前一定要先看一会儿书,吃饭时饭碗旁也要摊着书,上洗手间要带着书--现在有舒适的“洗手间”设备,自然不成问题,就是当年蹲在公共厕所、用破木板围着的简易茅房里也不例外,起码也要揣上一张报纸,年龄更小没有看报纸的资格时,是先在手里拿着、继而嘴里叼着“小人儿书”完成如厕程序的。总之,只要不做其他事,我的眼睛就一定得对着一本书,所以迄今为止好像没有过瞪着眼空愣神儿的时候,也没有失眠的时候,躺在床上只要还睁得开眼,眼前准有书,放下书时肯定就是睁不开眼了--虽然作为一个读书人,居然都没有过失眠的经历,自己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据说我小时候非常“烦人”,只要逮到一个大人就要缠着人家给我“讲书”,而且要没完没了地反复讲。其实我记忆力不错,不管什么书,只要听一遍后,就可以几乎一字不错地复述内容。可不知是什么毛病,就是非要听别人“讲”不可。有了这个毛病,自然是唬得家里所有的大人见了我都望风而逃。自愿给我“讲书”的,只有我的外公。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把连环画放在膝盖上,用一只手吃力地翻开书页给我“讲”的样子。其实外公在我出生以前就已经中风偏瘫,丧失了说话的机能。看着嘴里发出“呜呜呀呀”声音的外公,虽然年纪很小,我却也懂得迎着他满脸的焦急连连点头,反正书里的故事早就滚瓜烂熟,就是喜欢有人在给我“讲”--真是怪毛病。

大概是因为家里识字的人都躲开了我,所以我早早地被逼上了“自己看”的“梁山”。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看了第一本真正的“书”,那是从家中书柜里偷出来的《西游记》,因为实在心痒痒地想知道,孙猴子对付众多妖怪,施展的都是些什么神通。书里不认识的字当然多得不得了,还有许多诗词歌赋等等“累赘”,好在把这些都闪过去,上窜下跳、隔三差五地看下来,倒也不耽误把师徒四众和妖精们的故事都看明白了。从此一发不可收,那个时候见得到的大大小小的书,从儿童读物到大部头的中国外国文学作品,只要弄得到手,都被我当成“枣儿”囫囵吞了。

那个年代也很奇特,现在做家长的,如果看到自家孩子读书,高兴都来不及。可在我少年时,家长除了课本以外并不赞赏自己的孩子看“课外书”,说是会使“思想复杂”。这在那个时代也是个吓死人的负面词,跟“思想肮脏”以至“思想反动”就算不是同义词,差别也也不过是几步之遥。我家父母也不例外,他们防我看书就跟防贼一样,不但书柜上锁,放书柜的房间也上锁。可书柜里那些总在我眼前晃的古里古怪的书名--什么《水浒传》、《红楼梦》、《阿里斯托芬戏剧集》、《华伦斯坦》、《普希金文集》、《威克菲牧师传》、《贵族之家》、《磨刀石农庄》、《日日夜夜》,更不用说还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千零一夜》、《克雷洛夫寓言》、《安徒生童话》、《瘸腿魔鬼》……没法拿到手,实在急得人抓耳挠腮。

也是迫于无奈,为了取得这些让人眼馋的书,只好做涉险犯禁的勾当了。我想出的办法确实也是“做贼”的行径,接近现在说的“溜门撬锁”。当然撬锁的本领是绝对没有的,但那时没有现在这种三防、四防的门锁,锁门就是在一个带合叶的扣袢上加把锁。锁虽然打不开,但扣在扣袢上的合叶是可以动脑筋的。合叶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固定在门框上的部分,另一个是可以转动的部分,两部分的连接是靠中间穿着的一根“轴”,就是这根“轴”成全了我。我用一根小钉子对准“轴”,再用锤子砸几下,那活动的轴就脱落下去,两个部分就此分离,于是房门洞开,任我长驱直入--至于书柜的钥匙,不管我妈妈藏到哪里,绝对逃不过我的搜寻。

拿走书时当然也要在书柜里做做手脚,有包封的,书拿走,封套原样立在书柜里,没包封的,把书放松动些,看不出少了一本就行。出房后,把合叶上的轴再用锤子敲回去,原封不动、不留痕迹不说,还可以反复作案,不愁被发现。自那以后,整个柜子里的书,凡是中国文字的全被我读遍了。奇怪的是,以我小学生的文化程度,居然没有感觉到读竖排繁体字的障碍,甚至也根本不知道还有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区分--不都一样看嘛!现在想想,那时认识的简体字本也有限,繁体字顶多也就是同样不认识,但靠了书本里故事情节的牵引连接,我居然闪展腾挪地暗度陈仓,不知不觉通过了这道关口。

可是最后母亲还是发觉我动了她的书,她拿着一本《红楼梦》审问我,是不是拿去看了,我当然矢口否认,妈妈一声不响地翻开一页用手一指,我顿时目瞪口呆--无法抵赖了,那页书上有几个清楚的脏手印……。

我虽然堪称酷爱读书,但称不上爱惜书,被我看过的书经常是破破烂烂的。一是因为喜欢三遍五遍以至十遍八遍地看,书本耗损严重;二是吃饭看书,书上菜汤油渍不免,三是睡觉时看书,又要避人耳目,书经常被压在枕下、塞在被中,以至破坏了品相;至于刚在院子里、胡同里与同学伙伴们疯跑后回来,趁父母没下班,抓起书就看,更是家常便饭,满手的灰土自是要留在书里。凭这个证据破案,一抓一个准。

母亲为了确保我品行“端正”、思想“单纯”--这是那个时代优秀儿童的必备条件,认为在寒暑假期间,应尽量不让我单独在家,所以上班时把我带到她的单位亲自管理,监督我完成我最厌烦、经常不能按时完成的假期作业和她规定的其他功课,比如写日记、写大楷小楷等等。正在百般无奈、无计可施之际,不想天无绝人之路,又一处新大陆竟被我发现了。母亲以为机关的资料室里都是业务资料,没有我会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放心地把我放在那里做作业,哪知我在书架间乱窜了一阵后,看到一大架子《文史资料》。开初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翻了几本,越看越有趣,于是随妈妈上班的日子也不枯燥难熬了。

那个暑假,从这些东一本西一本的“资料”里,我知道了藏传佛教的好多故事,知道了班禅、达赖的传承规则,知道了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是怎么实施的,知道了几代达赖为什么没有活到成年;也知道了极斯菲尔路76号里的阴森可怖,有个叫吴四宝的家伙在那里任意杀人;知道了李士群是吃一盘肉丸子里的青菜被毒死的,至于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被毒死,却是没有搞得清楚;还知道了有一位关在集中营里叫张露萍的女子被特务杀害了,她是被骗说要释放,在路上中弹的,当时她身穿自己刚领回的薄呢咖啡色连衣裙,戴着红宝石戒指,死后的表情是“满脸怒气”。这个形象留在我脑子里好多年挥之不去。

只要有心,找书看的机缘还是随处都有的。当年我家住在北京内城边上,背靠城墙,前临护城河,一个三合院里住着四家人。三家都是“干部”,只有一家是工人,这家的主人是个扳道工,据说在这个院子分配给各家以前,他就跳墙进来,自行做主打开了一间耳房,自己搬进来后又从农村接来母亲和妻子儿女。可能是有关管理部门要让他们搬出占用的房间,我记得他家的老奶奶曾站在院子中的大槐树下拄着拐杖声明,谁让他们搬出去就死给谁看--那老奶奶是裹过脚的,一双小脚肯定小于三寸。他们最终没有搬出去,他家的女儿后来也成了我的同学。这位敢做敢为的大叔有把小提琴,有时会听到他拉当时的流行歌曲,他还经常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借书,书上都盖有公章。我以与同学做作业、温习功课为名,躲在他家的小板凳上看他借来的那些书。《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以及若干长篇小说如《黑凤》、《晋阳秋》、《枫橡树》、《前驱》等等都是这么看的。

还有个看书的地方是外婆家。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随父母居住后,周末或放假还是经常去,舅舅那许多书柜里比我家多得多的藏书,一直让我眼巴巴地心痒难挠。由于我一直认为长辈们都是不鼓励小孩子乱读书的,所以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别惊动他们,自己悄悄拿来读再悄悄放回去,神不知鬼不觉最保险。我在这里读过丁玲、郁达夫、浩然等人的小说集,读过《隋唐演义》、《三遂平妖传》、《说岳》,还有《三家巷》、《小城春秋》、《红旗谱》等等;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时,直觉到那文字和情节背后有更为厚重的东西超出了我所能理解领会的范围,可就是情节和故事也足够吸引我了;对《浮士德》当然是莫名所以,但对书里漂亮的插图很是喜欢;看《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和欧.亨利的小说以及《莫里哀喜剧集》,是特别开心的经历,经常边看边笑;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则让我捧着书本泣不可仰。

看剧本也是一个大收获。书柜最下层有一大堆书,都是一本本薄薄的戏曲剧本,小小的开本,每本有两三个剧目。我一本本看下来倒也津津有味。近年听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出版过《京剧丛刊》,不知道我看的是不是即为这套丛刊。如今看央视戏剧频道的演出,碰上没看过的剧目也能大致猜出是哪出戏,就是因为当年读这些小本子攒下了一点儿童子功。此后依然还是很爱看剧本,从儿童读物--什么《果园姐妹》、《国王的喷嚏》、《十二个月》、《宝船》一直看到《博马舍戏剧二种》、《梅兰芳演出剧本》,甚至零零散散找到的莎士比亚戏剧都生吞活剥了。但阅读郭沫若的话剧剧本对我而言是里程碑性质的。那个年龄的孩子,血总是热的,郭沫若笔下那些诗化的台词更是容易让人读起来血液循环加速。他的剧作中最打动我的是《南冠草》,明末那位为抗清而慷慨赴死的英雄少年让我寝食难安。在那以前,我根本不懂看书要看前言后记或其他附属的文字部分,是从读这本书开始,才明白了这些文字原来不是多余的。我不仅反反复复地读了作者对剧中人物时代、环境、身世的考证,还追踪了剧名是出自唐代骆宾王的诗句“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知道了“西陆”就是监狱,“南冠”是楚国囚犯戴的帽子,连带也搞明白了《革命烈士诗抄》里那句“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

书是借的,是要还的,但实在不忍释手,于是我这个一向最烦执笔的大懒人,破天荒地尽最大努力工整地抄下了书中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和《遗夫人书》。对两篇文字中所有的生字,也不像以往读书时那样不管不顾、混过拉倒,而是一个不漏地查了字典、注了音,再躲到隐蔽的地方去放声诵读。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从这些声调铿锵的字句里,我真正体会到了中国文字无与伦比的感染力,感受到了一种未曾经历过的神思飞越、荡气回肠。直到今天,我对于南明以至明末清初的历史都还是非常感兴趣,碰到有关的书籍史料全不放过,而这都肇因于少年时读了《南冠草》,碰到了“夏完淳” 。

与今天一样,读书是需要经济条件的。我的经济来源自然是爸爸妈妈。要说他们不许我看书,实际是不准确的,他们只是认为小孩子“没有辨别能力”。所以母亲自己给我选择她认为适合我这个年龄的读物,比方《小黑马》、《小金马》、《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小布头奇遇记》。这些书也好看,但很快我就因为这些“都是给小孩儿看的”而不满足了。但母亲给我拿来的许许多多各种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却始终是我的最爱。什么《金瓜与银豆》、《金玉凤凰》(藏族民间故事)、《维吾尔族民间故事》、《波兰民间故事》、《俄罗斯勇士》、《普希金童话》、《格林童话》、《中国民间故事选》等等,这些书就是今天拿来看,我也仍然会觉得兴趣盎然。

妈妈供给的读物既是不能完全满足我,只好自己设法去书店买,这就不可避免要涉及钱的问题了。我有不固定的零花钱,比如要过少先队队日啊、春游啊、暑假看电影啊,都能得到几毛钱。但更可靠的财路是另一条:父母上班早出晚归,我的午餐是妈妈与胡同口的一家小饭馆商量好由他们供应的。餐费是一顿两角钱、二两粮票,大约是按二两米饭一个甩果豆腐汤的价钱算的。最好的是饭钱由我自己每天付,这就成了我的大财源。买饭买菜于我根本用不着,买一个牛舌烧饼六分钱,一块榨菜也就三四分钱,或者买一勺辣椒糊更便宜。吃这样的午餐不必坐在饭馆里,省了钱不算,还省出了跳猴皮筋的时间,虽然后果是突然有一天胃痛得满床打滚。医生看了说是慢性胃炎,妈妈警惕起来,从饭馆里打听出了我的不守规矩,从此加强了管理措施,财路自然也就中断了。

但毕竟在不短的一段时间里,我有了更多买书和买冰棍的钱。第一次支出的买书费用,买的是王府井那家专卖“小人儿书”的新华书店里当时最贵的一本--迪斯尼卡通片的彩色连环画《白雪公主》,售价五毛五分。那天晚上父母外出,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真是天从人愿,我捧着这本久已眼馋的宝贝书躺在床上一页一页地翻,猛古丁看到了白发黑衣、长鼻獠牙的老巫婆。那一惊非同小可,我本能地把书扔了出去,拉起被子蒙住头,吓得大气不敢出,不想就此睡着了。第二天起来才发现,书正好扔到了房门边的洗脸盆里。我洗完脸没有倒水,于是“白雪公主”就在水里泡了一夜。我的心疼就不必说了,想了不知多少办法要整理好这本书,还拿到同学家,请同学的妈妈用烙铁熨过,但再也没能让它恢复原貌。

看书让我蒙受的损失不止这次,还有一次损失更大却及时得到了救助。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每天放学后要先拢好煤球炉子,等父母回来做饭,假期如果独自在家,就自己蒸蒸前一天的剩饭作午餐。一天看书忘了关照蒸锅,结果水烧干了、锅烧漏了,我也吓傻了。定下神来后,想想别无他法,当机立断,取出过节的压岁钱、给爸爸捶背每次两分钱积攒的报酬等等全部积蓄,总计共八块钱,跑去商店买了个新蒸锅,又在锅里放上水拼命地烧,终于烧出了一层水碱。新锅做旧成功后,藏起破锅,再给新锅盖上旧锅盖,就此蒙混过了关。第二天爸妈上班后,我带上旧锅直奔外婆家。听了我的诉说,外婆啼笑皆非,但她还是把我的破锅拿去补好,留下自己用,然后把买锅的钱补还给了我。

这次事件,我长大成人后原原本本讲给母亲听,她听后脸上的表情酷似当年的外婆。

升上中学的第一个年头里,我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中学生不像小学生,成天有老师在屁股后面督促这个管教那个。中学生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了,课业更多凭自觉,少有强制性的成分,自主时间多了很多。我本来被学校排球队看中,放学后要去参加训练,不料第一次练球就戳伤了手指,于是被淘汰出局。那时我在学校食堂包饭,是要吃完晚饭才能离校的,所以下课后到晚饭前的一大段时间,正好可以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图书馆现在想起来并不大,而允许初一学生借阅的书更少,但总归有很多我没有看过的书。准许我们读的书里,散文是大宗,也许是想用以提高新生的作文能力吧。杨朔、秦牧、刘白羽是我们这一代人最熟悉的散文作家。正是做了中学生后读这些作家的书,我才了解了读书的一些基本规则,知道了关心和了解作者很重要,惭愧的是以前胡乱读书时真的没有怎么注意过作者。师长们经常批评我“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别说“甚解”,就是“不甚”的“解”,我恐怕是也没有太“求”过,那时自然不会想到,许多错失了的东西以后再也没有机缘追回。
    
好景不长,在我初一第二学期将要期终考试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开初只知道不会考试了,好开心过一阵,但接着先是莫名其妙,然后是不知所措和无比恐惧。在那段日子里,恐怖的感觉几乎没有离开过我。父亲被打入“牛棚”,我自然会惧怕,但在那之前,作为“红五类”去参加清查“地富反坏右”的行动时,我也是上牙不停地击打下牙。基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没有可能怀疑这些行动的正当性,但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喊大叫、抡起的皮鞭和万万想不到的自己同学突然变得凶狠的脸,我的慌乱恐惧确实无法遏制。在学校里参加斗争老师的大会时也一样--不怀疑,但恐惧,尤其是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年老师、怀孕挺着大肚子的女老师挨斗时如此可怜,暗地里挺伤心,却是绝对没有流露心情的胆量。

我曾有过一个“红卫兵”袖章,最混乱的日子里,我佩戴着这个袖章受母亲嘱托,到一位舅父工作的大学去探问他的情况。那是个刚下过雨的晚上,舅舅正在收拾他的藏书和大批唱片,因为第二天学院“造反派”要来抄走这些东西。他抽出了几本书,说这些是他长兄的书,他早年借来读的,问我有没有可能带出去。借着夜色和红袖章的掩护,我把这些书卷在塑料雨衣里带了出来。我记得那其中有四册一套的《上古神话演义》,有《唐人小说》和《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这些书后来我都读了不止一次。

乱糟糟的世界,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让人胆战心惊,不知该怎么应对:既不知道能相信什么、能维护什么,更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该维护什么。那些日子里,我很害怕到了早晨天要亮,虽然从来就喜欢阳光灿烂的时刻,可当时最盼望的却是恶劣的天气、盼望黑夜来临。因为这种时辰发生什么不测之事的可能性略小,让人觉得比较安全一些。这个时候也可以不必出去接触莫测的外部世界,可以躲在家里,抱着一本书偷偷逃进另一个世界,忘掉战战兢兢的惊惶和恐怖。

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社会上固然天下大乱、战火纷飞,但家长老师们自顾不暇,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便没了管头儿,倒也有了一段比较自在的日子。同学之间接触的机会比正常生活中多了许多,没有了学业,脱离了正常的学习轨道,学生们的交往方式倒真的成了以书会友。那时不论是军宣队领导还是工宣队管教,也不管是批判什么路线,还是学习什么文件,只要看到下面有人用书包遮挡着,真正是全神贯注地在“学习”,那就肯定是在看属“四旧”一类的书,当时统称为“黄色读物”--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差不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大破四旧以后,居然不少同学还能找到这些本该绝迹了的书,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好多本不相识的同学就这样通过先是互相发现了对方读的书,然后成了书友,最终成为臭味相投的好朋友,我的几个终生好友都是这么来的。那时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书都是快速传递、限定时间读完,后面排队等的人还多着呢。但可怪的是,恰在那时读过的书也最是过目不忘,不知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

从同学手中接过的书,最初是以惊险、反特小说为最多,大半是苏联的,比方《形形色色的案件》、《天狼星计划》、《陨石》、《红色保险箱》、《一颗铜钮扣》。后来是“福尔摩斯探案”里的《血字研究》、《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四签名》。再后来是凡尔纳的《神秘岛》、《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还有苏联作品《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金星英雄》,也有《牛氓》、《奥勃洛摩夫》、《欧也妮?葛朗台》以及《卡斯特桥市长》、《红字》、《苦难的历程》、《傲慢与偏见》甚至《第三帝国的兴亡》。有趣的是,当时还看过一本叫做“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书,书中以问答的形式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记得其中有一处是批判“苏修”居然为莫斯科居民提供热水。那时除了“红宝书”以外没有其他出版物,所以这本奇特的书我一直记得,也记住了它的出版单位--三联书店。想不到的是,这家“书店”在十几年后,成了我为之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单位”。

终于,我这段“守着学校失学”的日子到头了。我们这些所谓“老三届”的学生,通通毕业走出了校门。初中念了不到一年的我,从此再也没有能回到课堂上去完成学业。接下来就是走出家门、走出城门、走向号召我们屯垦戍边的远方。行囊中塞着几本我当时仅能搜罗到的书,其中有父亲一位老友送我的一套苏联小说《勇敢》,是描写苏联共青团员开发西伯利亚的作品,送给我自然是勉励之意。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许多人说作为文学作品,它的艺术性很差,但我却始终被这本书吸引,直到今天。再有就是不知怎么落到我手里的一本《三国演义》上册,另一本《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也是只有上册,所以我在很多年里不知道希腊人是否攻进了特洛亚城。最后的两种书说得上是稀有品种,那是两套石印本的弹词小说,俗称“七字唱”,宣纸本线装,一套是《天雨花》、一套是《笔生花》,是数十万以至上百万字的韵文小说,内容无非是传统的帝王将相、忠臣奸臣,也少不了才子佳人等等。我后来才知道那时陈寅恪先生早已写出了著名的《论再生缘》,而《再生缘》就是这类弹词唱本中的一种。那时自然是绝对不会有这类有关学术的知识的,带上它们只因为体积小,不占地方,而且正好在手边。

这两套书落到我手里时正当“大破四旧”的热火头上,外婆趁我去看她时,把这两个小小的函套塞给了我,让我赶快处理掉,以免惹麻烦。同时交给我的还有一盒子用象牙和乌木做的麻将牌。这些东西应该都是上一个时代的老太太们用以消磨时光的。麻将牌被父亲装进挎包,沿着家门口的护城河扔进了河水里。书就被放在了一边,好在我家住的是工人住宅区,这里的住家被抄的不多。

这些书随着我间关万里,此后在南疆竹笆茅屋的小油灯下继续伴我入眠,多年来我还是没有尝过睡不着觉的滋味。以后我还开发了书本的新功用:通过实验,发现把这些书通读一遍,大约需要三个月,我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规定,知识青年的探亲假两年一次。计算下来就是--把这些书看八遍,就到了可以回家的时候。两年,想起来真是漫长;但读八遍书,对我来说--那个时间可是过得非常快的!

从背负行装、揣着不成格局的几本零散书踏上旅程起,我人生的第一个单元结束了。轮流在火车、卡车、拖拉机上辗转了十天后,我和我的同学们到达了南疆边地的群山之中,到达的第三天,我满了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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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四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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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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