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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启立(左一)在干校做检查 (刘全聚/图)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作者:刘全聚

1968年9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10月5日,《人民日报》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此后,党中央、国务院系统各部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10万名干部、工勤人员和三万多家属,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团中央系统的1500名干部、工勤人员和家属子女,于1969年4月来到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在这三县交界、两河汇流的低洼湖区,办起了“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实行军事化生活。

黄湖本是个蓄洪区,连年水灾,一眼望去,十里八里没有一棵树,只有半人深的杂草、泥泞的道路及片片水塘,十分荒凉。大批干部来到这里,挤在农工留下的一些黑暗潮湿的茅草屋里住下,一面继续“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同时开始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修筑防洪大堤、挖排灌干渠、烧砖盖房、打井修路、改造条田,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把生产仗当作政治仗、思想仗来打。基建工地、田间地头,都要开展大批判和“讲用会”。

为了不让汽车、拖拉机、收割机代替“五七”战士的思想改造,到大别山远达80里路拉石头,全部是人拉架子车。还有手割5000亩小麦大会战、抗洪抢险、水中捞麦大会战……每场战斗都是“五七”战士的一堂课。干校的口号是“一场战斗一堂课,一次总结一层楼”。在战斗中要“一事当前先分线,时时处处有路线”,总结时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建校初期,“五七”战士是“晴天一身汗水淌,雨天一身湿泥浆”,白天出工战天斗地,晚上收工“斗私批修”。初期黄湖没有电,每到晚上,一人一盏小马灯,忍着蚊虫叮咬,在小板凳上写思想检查。

一般革命群众尚且如此,作为被审查的“走资派”胡耀邦同志,还要按照军代表的要求,扛着行李轮流到各连队去参加劳动,接受群众的批判“帮助”。1971年1月,在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上,团中央五七干校被评为第二名(第一名是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

驻干校的军代表为了表现自己的成绩,给我一项特殊任务:在参加劳动的同时,拍些照片,记录干校的每一场战役、政治运动和重大事件,一是留资料,二是举办校史展览。所用胶卷是《中国青年报》仓库中剩下的过期胶卷,由政工组保管,有拍照任务时先到政工组领取两个120胶卷。

在筹备举办建校一周年展览时,军代表指示还要照两张胡耀邦、胡克实这两个“走资派”在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照片。我这才去照了胡耀邦同志插秧、胡克实同志挑稻谷的珍贵照片。那时,没有军代表的指示,谁敢随便给“走资派”去拍照片呀!

遗憾的是,领到的胶卷是过期十年的高速胶卷,当时冲洗条件非常困难,有的底片冲出来厚得几乎看不出影像。干校夏天温度高达40℃,而冲胶卷需要18℃,温度无法控制,既无暗房又无显影罐,也无温度计和定时钟。冲胶卷要等战友们睡下以后,用床单把门窗挡好,坐着小板凳,用两个小塑料盘,一个显影,一个定影,一盆清水,用两片南瓜叶蒙在手电筒上当绿色安全灯,用手将胶卷在药水中来回倒动,边倒动边观察胶卷的深浅变化。五七干校的几千张珍贵历史照片,就是用这种土办法冲洗出来的。

团中央五七干校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事事以大批判开路。除批判“人性论”、“先验论”外,对一些生活小事也从不放过,无限上纲,开展批判。如“一个萝卜事件”(一个同志在收萝卜时偷吃了一个),“半个馒头事件”,特别是“水獭皮事件”,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大批特批,轰动一时。

有一天,二八连安排青年归国华侨杨知行和胡启立同志,到离连部5里外的幸福闸看水闸。杨知行平时就爱捕食野生小动物,一天夜里,他打死一只水獭,把水獭皮剥下到附近集上卖了。连队发现此事后,他怕连队抓住此事进行批判,自己就当不成革命群众了,就求胡启立同志说:“这事你就替我承担了吧!你反正已是‘走资派’了,你的问题都是大事,这点小事比起你的政治问题来,也算不上什么。”胡启立同志就答应了。

没想到,这事被干校当成大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大会批小会批,上纲上线,全校广播,还上了干校“五七战报”。事情越闹越大。杨知行又不敢站出来说明真相。胡启立同志为了保护群众,自己蒙受冤枉替人受过,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在批判会上,胡启立同志面对刺耳的批判,只能把苦水和泪水往自己肚里咽。

到后来,干校实在没有什么好批的了,就把一些同志盼复业、盼回京、盼探亲的思想,统称为“三盼思想”,在全校开展大批判,真是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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