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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玉龙和刘德荣

--作者:夏洛

曹玉龙原是内蒙兵团二师十五团基建连的知青,1977年底“病退”回北京当工人,现在已经退休。最近他托我记下他的回忆,写出他的难忘往事。

那件他不甘使之随流年似水而逝的事发生在1977年初春:

“现在我记不得那是几月几号了。那时候天气正冷,我給连里放马,得穿棉大衣。印象很深的是,光秃秃的地里泛着盐碱的白霜,什么都没长。我有脑膜炎后遗症,在高原不能适应,常常感觉头痛欲裂。那时已有病退政策,我为我这个病申请回北京,也办得有了希望,只差一张师部医院的诊断证明,手续就齐了。可是忽然听说,办手续有最后的截止日期。不是正式传达,就是传说:如果超过了那天,团里就不接申请了,就不給办了,那就得留在兵团,再也回不了家了(指回北京)。

我放马回来,天已经擦黑,吃饭时听大家议论,才知道消息。知道得太晚,第二天就是截止日期那天了。如果我差的诊断证明不能在第二天开到,那办到一多半的手续就费了。不能病退,我就得留在兵团,再也回不了家了。

也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别错过这个日期,赶紧去师部医院去,开到诊断证明。可等到第二天从连里到团里,坐汽车到五原县城,从五原县城再坐长途汽车到乌拉特前旗,就算赶到了师部医院,肯定也接近下班时间了。等第二天再走,证明是要泡汤的。所以我决定连夜赶路,徒步走到五原县城,拼了命一早也得赶上那班去乌拉特前旗的长途汽车,早到师部医院,早把证明开出来。

我明白,要去,不能找车,也不能在熄灯之前出发,万一有人阻拦我,或者告发我,那就糟了。但我没瞒班长李文才,他知道我的决定后,支持我趁夜去。他还知道刘德荣和我一样,也只差那一张师部的证明,就把刘德荣也找来,让我带上刘德荣一起去。

谁都知道,刘德荣有重病,她患风湿性心脏病。带这么个女生赶夜路,她有心脏病,这行吗?我犹豫了。刘德荣说,你带上我吧。她那是恳求我了。我一想,是得带她去,不能落下她。就差一张证明,就差一天,要被卡下,谁受得了?我就说,行!德荣,我带你去!

直等到夜里十一点,连里都熄灯了,一片漆黑,我才带着德荣出发。我往怀里揣了一把食堂的菜刀,遇有不测,我得用这家伙保护她,我就那么揣了把菜刀带她上路了。寒风刺骨!放惯了夜马,在黑暗里我能看得见路。德荣跟着我,无心说话,我俩一心赶路。印象很深的是,黑夜里地边的盐碱霜很白,地里没有庄稼,所以我说那是二、三月里,是1977年的初春。夜那个静啊,听自己的脚步,发出一点儿沙沙的声音。

五十里路我们整整走了一夜。后来天亮了,终于走到了五原县城的长途汽车站。但是,德荣的腿、脚全肿起来了。她说她没事,其实快支持不住了。

七点钟去乌拉特前旗的那班车已经卖完了有座位的票,我们只好买了站票。带德荣出来,我就得照顾她。我搀着她上车时,打定主意,不能让她站到前旗,得找座儿让她坐下。乡间的路那么颠,起码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她怎么能一直站到前旗!上了车,我抢先把她按在一个座位上,自己也坐在了旁边。持票有号的人来了,让我们起来,我按住她,什么也不说,就是不起来。

我那是不守坐汽车的规矩,是强占人家的座位,可我就是觉得不能站起来了。因为这倒霉的最后一天,因为办病退,逼得她走了一夜,她累了,她犯病了,她就应该坐着!可我怎么讲这个理?这难处,这委屈我向谁说?干脆就不说了!售票员、司机都过来了,赶我们起来腾地方,德荣挺了挺身要往起站,我一把死死地按住了她。我瞪着眼直着嗓子,啊啊、哇哇地乱喊,装作聋哑人护住了她,就是不站起来了。越让我们起来,我就越喊叫,他们声音高,我喊叫的声音更高。就这样管用了,售票员給拿票的人挤出个地方坐,劝他们忍让,我和德荣坐到了前旗。

到了前旗的师部医院,德荣已经肿的不行,上气不接下气,真吓人。马上就給她抢救了。抢救得还不晚,她缓了过来,没出大事。天气那么冷,她这样有病的人跟着我,走了五十里,走了一夜!

那是1977年初春的事,那时我们都二十几岁。

一晃二十五年,2002年夏天我们聚会那次,德荣从天津来北京了。那是我病退回北京、她病退回天津以后的第一次见面。她看见我,一把抱住我,哭了。她说‘我的好兄弟啊’,就那么抱住我,痛哭流涕。真辛酸。我也掉泪了。

2007年,她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就老是回想和她赶路的那一夜。老是想,我应当把这件事写下来,給德荣的儿子。

我也給我儿子讲这件事,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理解。那时,没有门路的知青只能靠自己、靠互助,在患难中就产生了那样的战友情,就吃得了那样的苦。我担了那么大的责任,德荣连命都差点丢了。

但要让现在的年轻人懂得这件事,真困难,也真够复杂的。他们对那个年代知道的太少,也不爱了解那些。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知青是怎么生活的,‘病退’是怎么回事,他们都不知道。我儿子说,我那么做不对,因为我对别人的生命得负责。他不懂,我必须帮德荣,必须带上她去前旗开证明,因为那是最后的一天,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大家都办病退,都想回家,德荣有病,我怎么能让她失去最后的机会和希望?”

这是一个曹玉龙定义为“战友情”的故事,它包含了对青年时代苦涩生活和个人品行、气质的追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情和亡友刘德荣的记忆。

但我想到的不止是“战友情”,而是亲身体会过的不知道前景的迷茫和绝望。回看1977年,有资料表明,事实上内蒙兵团办理病退的政策趋向了松动,最终最没有门路的知青,也都以“病退”的名义赶上了返城的末班车。这使这个故事因一丝荒诞而更加沉重。当焦虑酿成“截止日期”的传说时,有多少人像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样,又将“截止日期”信以为真。无人看见实据的“截止日期”竟造成了弥漫的恐慌,就像本文回忆的事实那样,怀揣自卫菜刀的曹玉龙冲进了漆黑的寒夜,不顾生命安危的刘德荣长途跋涉,挣扎向前。


20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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