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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人”之死

--作者:童话

一九六六年“红八月”风潮快平息时,我从姐姐那里得知了黄伯母的死讯,她的死在我意料中。我姐姐所在的中学接受了去黄伯母家抄家的任务,由于是熟人,姐姐就找理由悄悄回避了。

姐姐当时是神气的红卫兵,猛一看她酷似大名鼎鼎的宋彬彬。清瘦高挑,戴着朴素的白框眼镜,穿着发白的军装,宽宽的皮带束腰,乌黑的长辨子变成两把短刷子在耳后颤颤的。她在文革前就由于黄伯母而与我的妈妈“决裂”了。“红八月”时她和妈妈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

黄伯母是协和医院退休的理疗科主任,她丈夫曾是国民党官员,他们都留美归国,算是我妈妈的朋友。我父母分手时母亲一时找不到理想的住所,经黄伯母邀请,就带着我们做了她的房客。黄伯母的住宅在东单,庭院深深,是座优雅的四合院。她腾出外院四间南房让我们暂住。我父亲一九六五年初从杭州调回北京,得知离婚妻带孩子在那里住,顿时勃然大怒。他找到我妈妈,破口大骂,“你这糊涂虫!和国民党同流合污,和美帝沆瀣一气!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那个龌龊的地方!”父亲又找我们谈话,痛心疾首说明黄伯母夫妇是怎样的坏人。

我们完全相信父亲的话,那个幽深的庭院尽管春天海棠盛开,椿芽满树;秋天红枣挂枝,月桂飘香,可在我的眼里确实是龌龊的地方,黄伯母夫妇也确实不是好人。他们生活得过于讲究,黄伯母的丈夫因“共产党给的工资太低”而在解放后一直不工作。我看见过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前来收购他家的古画,他们出了天价而不能成交。我也看见过作为统战对象的国民党要员张治中一家来访,同住一个胡同只隔几个门,就那么几步路却还驱车而来。他们家的男宾西服革履,女宾珠光宝气。那些人谈天时,说着说着就变成洋文,你一句我一句得意洋洋。他们不是廊下听雨,就是庭前赏花,一副吃饱了撑着的模样。他们管劳动人民的工作叫“车夫”、“厨子”、“佣人”。我和姐姐有自己的名字,黄伯母却叫我们“Amy”和“Deer”。他们挂耶稣像,过圣诞节,吃饭用刀叉,家里还有一件歧视黑人的家具。那是一个托着银盘子的木制小黑人,喝咖啡时,他们就把小黑人立在跟前,在盘子上放咖啡具。

他们家坏人的迹象实在太多了。

我和姐姐自视为革命后代,在黄伯母面前行为很检点,管住自己不对各种洋玩意儿显出好奇。她唯一的儿子在清华上四年级时死于实验事故,所以她常常把慈爱转移,但是我们矜持地与她保持距离。

一九六五年初姐姐终于没有声明就不再登妈妈家的门了,她当时不到十五岁。她的中学离黄伯母住宅太近,她再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下走进臭名昭著的院落。母亲对姐姐的做法非常伤心,只好通过我了解她的生活情况,小心翼翼地让我给姐姐送东西。为了看一眼我姐姐,母亲常常在米市大街、东长安街一带的路边等待姐姐所在的鼓号队经过。当姐姐敲着缀黄穗子的小鼓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里时,从来不曾想到妈妈的目光正落在她的身上。

父亲继续做我的工作,弃暗投明对我有相当的诱惑。但是我可怜多病的妈妈,担心采取决裂的行动她难以承受,我只是不断恳求她快搬家。母亲终于在一九六五年底草率地找到前门外一处条件不好的房子,而她离开黄宅的抉择恰恰使她在“红八月”免于一死。

“红八月”里黄伯母那样的人几乎必死无疑。当红卫兵涌进她的宅院时,她拦住他们问“凭的哪条哪款法律”,红卫兵一下子怒火万丈,挥着皮带命令她在廊前下跪。她丈夫乖乖跪下,被她盛怒下踢了一脚,她挺着脖子喊“我是协和医院戴大红花退休的医生,是自食其力的医生!”红卫兵一阵暴打把她摁倒在地,她还大喊“你们无法无天”。她是医生,平日既会保养又懂得锻炼,虽然六十多岁但身体相当健康,红卫兵边斗边打折腾了小半夜,其实并没有致命地伤着她。天明时她从住宅里溜了出来,渗血的衣服贴在后背上,她想去大华影院旁的德昌厚食品店照常喝牛奶吃点心,但是刚跨进食品店就被巡逻的红卫兵发现,追来的红卫兵也赶到了,他们把她拖了出去。红卫兵们一面打她一面向过路行人宣传她是怎样的坏人,于是过路行人也有上手打的。她就这样死于米市大街路边。

姐姐向我叙述完坏人之死,我们俩长时间沉默。后来,她忽然说:“红八月以来我没有打过人,你相信吗?”望着她的装束,我难以正面回答。我只说:“我求你不要打人,我真害怕。”

坏人死了。

过了没有半个月,我的与“坏人”势不两立的父亲脖子上也挂了牌子挨上了斗,再后来他居然身陷囹圄长达七年。他是金洲湾贫苦渔民的儿子,曾经是日本鬼子悬赏捉拿的通缉犯,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阶下囚;他曾经在白色恐怖中做地下工作,曾经在开国时为破获李安东、山口隆一的间谍案立功……他是那样重视他的革命气节,连妻子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关系”都不能迁就;他是那样注意教育子女,让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时刻明白自己身体里流动着红色的血液,他怎么会是坏人呢?


(注:黄伯母的实名是黄厚普,当年住宅地址:东单新开路三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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