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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作者:李庄

1962年,我参加了一次非常“幸运”的调查研究。说“幸运”,是因为1961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取消原草案中关于举办公共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规定。这种改变事关重大,先在各地进行试点。农村政策的这一重大调整.在各地试点时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为慎重计,毛泽东指定吴冷西组织一些人在北京郊区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摸底。于是以《人民日报》为主,新华社参加,组成一个包括八个编辑、记者的调查组,吴为组长,我为副组长。组里配备两位女编辑,便于接近农村的大娘大婶。中央打算做的,正是农民强烈要求的,也是我们所要调查的。万无一失,皆大欢喜,所以说我们非常“幸运”。

在此之前,一位原在《人民日报》工作、后来调到科学院的我的老战友,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公共食堂有八大弊病。当时绝不可办,写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调查报告给党中央。在中央最高领导批转贵州省委的报告,认为公共食堂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兴头上,公然提出这种逆耳之言,还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于是左批右批,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知过了不到一年,中央修改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要取消公共食堂,我这位老朋友的帽子也就摘掉了。

我们调查的村庄是北京郊区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两百多户人家,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在郊区都属中等水平,有较大的代表性。郊区粮食征购任务比较轻,每人平均能留三百斤口粮(原粮),如果自炊,并精心计划,干稀搭配,勉强够吃。这里的干群关系比较好,我们蹲点的一个月时间,无人反映干部有多吃多占现象。我们住在大队长吴士华家里,只有他家能挤出两间房子,一间住五个男子,一间住两位妇女。吴冷西很忙,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现职工作专事调查,只能过一段时间到调查组指点指点。吴士华原来是村里最穷的贫农,解放前对敌斗争、解放后土地改革都是积极分子,所以分得地主这座房子。经过一个月的观察,他的生活还很贫苦,这也是村里的干部比较廉洁的证明。

进村时,群众用惊异的眼光瑞祥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刚进村,一片静悄悄--情况不妙。过去在农村多年生活的体验,鸡鸣犬吠,人喊马嘶,才是兴旺欢快的景象;如果死气沉沉,人们连话都懒得说,必有什么大事。当时正是“四月闲人少”的农忙时候,还有不少人在门洞里闲坐着,用惊异的眼光端详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过了几天,我明白了,这是农民近年来积累的经验在起作用。他们很怕上边来人,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其实不只农民,干部也是如此。我们进村第二天,县委书记带着办公室主任来看望。他风闻中央正考虑停办公共食堂,取消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但未得确信,听了我们的介绍,眼睛马上睁大了。办公室主任奋笔疾书,大概是把我们又像透露又像传达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以便将来有事以此为证。我虽然反复解释这种新的决策,还不能完全打消他的疑虑,第二天,县委派来陪同我们调查的工作员就撤走了。我估计这是自保之计,可在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时,表示“县委概未参与”。

村里的干部和社员很快弄清了我们的身份,报社派来的调查组,不是他们的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弄清了我们的任务,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对供给制的意见和要求,向中央据实反映,不插手村里的任何工作。他们的顾虑很快消失,像自家人一样反映各种情况,表达积累多年的愿望。我们又分别邀请干部、老农、妇女、劳动力多和劳动力少家庭的户主、手艺人……开各种座谈会,又挨家挨户访问,征求意见。由于调查组有两位中年女编辑,工作十分方便。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除调查了羊头岗解放前后的社会情况,“大跃进”前后干群关系的历史变化,又着重了解了当前群众心里的主要“疙瘩”,确认中央新的考虑同群众的愿望完全相符。其实群众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把当前最不合理的一些事情纠正过来,他们就满意了。

真正沉到群众中,听到群众的知心话,我不能不痛苦地承认:这几年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一些领域确实不如根据地时期和刚解放那几年。例如密植,曾经是大力提倡的增产措施,载入“农业八字宪法”的。实行合理密植,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增产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但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在不少地方,合理密植层层加码,到了基层实际上变成越密越好,不仅不能增产,反而大幅度减产以至失败。农民靠种地吃饭,不愿意再搞密植;干部要完成任务,强迫群众密植,于是闹出笑话。种棉花,工作员要群众增加一倍播种量,群众知道这样不行,又不敢违抗,就把一半棉籽背着工作员煮熟,同未煮棉籽掺合在一起,工作员监督过秤、下种。结果只有一半棉籽出苗,避免了过密的损失。羊头岗的干部、群众向我们介绍时说,这不是讲笑话,当时是认真办的,劳民伤财,败坏党的威信,何苦打这种“哑谜”!

有些事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施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乌托邦”,群众看着不行,有些领导干部却认为很好,强制推行,只能碰壁。例如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部队、干部甲普遍施行,曾经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在和平建设时期,在几亿农民群众中,这种制度就行不通了。羊头岗生产大队辖几个生产队(规模相当过去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之间贫富差别不小,勉强实行全大队统一分配,原来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就认为吃了大亏,群众生产情绪普遍下降,本来不久就改正了。有些领导干部对供给制似乎情有独钟,认为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应该尽员保留,就让羊头岗大队想法带头。于是队里选定一个社员,二十多岁,出身不错,略认几字,从小不爱劳动,家有一妻二子,生活比较困难。生产大队送他到城内上学,说是“培养新一代农民,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创造条件”,他的学费由村里出,孩子由村里养,结果一家高兴,全村不满。群众说得好,全村2O0多户,论负担摊到一家一户没有多少,主要是觉得“太不公平”,提起来就恼火。支部书记徐德贵当时问我的看法,我避开此人此事,尽量通俗地说一通什么是共产主义因素,什么是“乌托邦”,目前我们国家处在什么阶段,应该实行什么政策等等“大”道理。看样子徐德贵听出了我的意思,听说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此事改正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几次到羊头岗了解我在那里调查研究时的“罪行”,曾经反复追问这件事,大概想拿到我“反对共产主义萌芽事物”的一个例子。徐德贵等重事实,准确介绍我们在该村调查研究时的所作所为,帮助我渡过了这一劫难。

农民最恼火的就是公共食堂,许多宣传像天方夜谭

农民最恼火的是公共食堂。过去干部下乡都吃“派饭”,主客皆大欢喜,现在我们只能到公共食堂吃饭。这也有好处,把公共食堂总算摸透了。羊头岗大队当时每人平均口粮(原粮)300斤出头,折合从商店买的商品粮250斤左右,大体相当1996年北京郊区人均口粮的三分之一。即使口粮不多,如果农民自炊,各家精打细算,大小人平均,干饭稀饭搭配,粮菜混吃,可以渡过荒年;把口粮集中到食堂就显得很不够了。我们吃的食堂,其实是个制作玉米窝窝头和稀饭的厨房,曾经供应过简单的煮菜,我们在时已经没有了。各家把主食领回去,添上自做的菜粥,勉强度日。报纸上曾经大肆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如果不是内行蓄意骗人,定是外行胡乱想象。说节省许多劳力,其实恰恰相反。农民自饮,基本由半劳力担任,一个老太太包下来,而且做得细致;羊头岗的食堂竟有七八个全劳力,群众还反映曾经在稀饭里吃出虫子来。说公共食堂节省燃料,更是天方夜谭。农民自炊,有点草柴,配上风箱,就可以把饭做熟;公共食堂非用硬柴不可。羊头岗的树当时还未砍完,大队长说,再办两年公共食堂,把树砍完,就只能拆房了。中央一位领导人在调查以后说:“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党和农民间的一个疙瘩。”可谓一语中的。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求实,搞清楚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调查研究的精神是务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容不得半点虚假伪饰。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发生重大路线偏差的时候,都是不讲真话、实话的时候,也就是不进行或者不许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大跃进”期间,假话盈耳,怪事迭出,领导不加干预,甚至欣赏和鼓励。当时并非没有头脑清醒的人,像前面提到的那位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公共食堂八大弊病,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干部,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突出代表。但在那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调查研究不被重视,许多干部在‘帽子”、“棍子”之前,显得十分软弱。我自己,以及继我到羊头岗调查研究的一位《人民日报》编委,在这方面表现都很突出。

我们调查组以解剖羊头岗这个“麻雀”为主,也到附近几个生产大队看看。哪块地的小麦长得好,不必问,准是农民的自留地。当时自留地不多,每户合计半亩上下,一般能收三百斤小麦,换成玉米,就是一家人几个月的口粮。看看集体的大田,能收自留地的一半就不错了。这种现象已经接触到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个问题,当时这就是人民公社的核心问题。村干部和农民主张适当扩大自留地,认为这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有效办法;领导的意见却是进一步缩小自留地,认为这样才能巩固集体经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怎样把集体的地种得和自留地一样好?这是问题的关键。但是,这个问题太敏感,我们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当然有借口: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实际是怕担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时我已入党多年,职位不低,以这种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研究,怎能起党中央“耳目”的作用?中央有预案的就调查,也可以提出明确的意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反对的就回避,不管对人民有多么重要。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当时从上而下被严重破坏了。

当时人人畏难自保,实事求是的传统从上而下被严重破坏了

我们写了一个相当详尽的调查报告,对公共食堂绝难再办,“供给制”不应坚持,都有鲜明的态度和有力的论据,但对我们已经看到的更重要、很敏感的问题却避开了。这样做,说轻些是畏难自保,我要负全部责任。就是这样的报告,报社造反派在“文革”初期还抓住不放。我们的调查报告是铅印了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形式也是一字不漏,再能上纲也无问题。于是改追“阴谋”。毛泽东指示作此调查,党组织选派全部人员,堂堂正正,有何阴谋?折磨我近半年,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后我曾想过,造反派如果不追阴谋,而批评我为什么这么怕负责任,为什么胆子这么小,明明发现重大问题(自留地引起的农村体制问题)而不向中央反映,哪像一个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我大概就不会理直气壮地申述自己没有阴谋,而要作出发自内心的检讨了。

我们调查组结束不久,报社又派了一个调查组到羊头岗。派到同一个地方,这是一个省力的办法,因为基本情况已有积累,不必从头调查起,而且我们同大队干部和许多社员已经建立了朋友关系。这个调查组由四人组成,一位编委牵头,但他们一直跌跌撞撞,远不如我们“幸运”。

原来在1962年7月,邓子恢本着为革命、为人民负责的精神,不计个人利害,在中央党校、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相继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生产队包产,生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农活,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主张,是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结合长期农村工作经验提出的真知卓见,近似现在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许多领导干部表示赞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得风气之先,派出不少人到北京、河北、安徽、同川等地调查包产到户的有关情况,去羊头岗的四人小组就是其中之一。没料到邓子恢的主张触犯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并且错误地批判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主要指彭德怀给党中央、毛泽东写申诉信一事,彭在这封长达八万亩的信中,请求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特别申明在党内从来没有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竟被指为翻案),严厉指责所谓“黑暗风”(指对当时的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正确观点),正确的意见再一次受到压制。

因此,这个调查小组的遭遇十分坎坷。小组的一个成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像羊头岗这样的生产大队,社员生活仍然偏紧,特别是集体耕地和自留地的巨大差距,看得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还大有潜力。几乎所有社员、干部都要求扩大自留地和分‘口粮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一种变相要求。”群众的思想摸准了,问题的关键看透了,该怎么办也搞得清清楚楚,写调查报告却犯了难。当时“包产到户”十分敏感,最高领导同广大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激烈“顶牛”。调查组非常聪明,先写了一个初稿,内容简单明确:“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万无一失。调查报告还未送出,组长在报社听到“气候”,对组员兴奋地说,中央召开会议,允许“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地区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不同方式进行试验,包括“包产到户”的试验。全组立即改写初稿,充实内容,增加篇幅,明确肯定“口粮田”和“包产到户”。改写稿送出之前,组长突然召集组员开会,“神情十分紧张,压低声音说,精神有变,要批‘三自一包’。”大家火速返工,“调整报告”,压缩篇幅,“重点又转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这样的调查研究很像小学生的橡皮泥,捏成方就方,捏成圆就圆。在此之前,《人民日报》、新华社派到各地调查研究的人员,写了不少肯定“包产到户”的材料,在新华社办的《内部参考》发表,毛泽东对此严加批评,命令“以后不许再登”。

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调查研究有效,也有限。不过,只要不是想推波助澜,总是有调查比没有好。就以60年代这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说,对最高领导大概不会有多大影响,但对几年来习惯于根据下面来的不实材料作决定的许多中上层领导,很可能起一些清醒头脑,摸清家底,克服官僚主义,纠正虚假作风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克服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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