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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作者:邸笑飞

这是一批特定历史条件下有着特殊身份的大学生,许多人还没来得及选择就被贴上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标签。他们不仅是背着麻袋来装知识,更是来“上大学,改造大学,管理大学”。

1974年夏天,20岁的清华雷达专业新生,庞亚军从北京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火车来到上千公里之外的四川小城绵阳,因为坐车的时间太长,他脚上的翻毛皮鞋都脱不下来了。刚刚下车,他就发现这里居然还有麻风病人,而街上挂的横幅上则写着“一定要消灭血吸虫”,这些景象使他感到特别惊讶。

下火车后,学校接站的班车还没有来,他和同行的同学到小饭馆吃饭,饭是用当地玉米面蒸的,他刚吃了一口就被一个乞丐抓了一把,只好整碗给了那个乞丐。绵阳火车站距离他要去的清华绵阳分校还很远。不一会儿,他们等到了来接他们的分校老师。校车驶过一条漫长而颠簸的石子路,来到了位于绵阳北郊青义镇山上的清华绵阳分校。在路过青义镇的时候,老师还特别警告大家:不要把头往车窗外伸,因为当时青义镇附近还有盗贼,可能会有人从山上推石头下来。当时绵阳周边并不太平,他记得因为学校地势高,晚上可以从楼上看到老远有信号弹发射,在夜空中一闪一闪。

这就是1974年9月,庞亚军最初到绵阳时的情景,从此,他正式开始了自己作为清华绵阳分校雷达专业4班学生的三年半岁月。

到三线去

绵阳分校之建立,源于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

当时越南战争正在进行,西、北部的边境线上,苏联虎视眈眈,中印边境地区也问题不断,国家领导人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全国上下都是一片备战的气氛。 最初搬迁到三线的主要是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业方面的单位,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讲:“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搬到三线去”,揭开了大学、科研单位向三线搬迁的序幕。

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清华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被叫到高教部三楼会议室,同去的还有北大的一位代表,时任教育部长的杨秀峰向他们传达了关于“中央决定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的决定,说是一旦打起仗来,总校就搬到那里。

办分校、建三线,这在当时显然是战略大事,刘冰回去后,清华大学立即召开书记会、常委会进行传达讨论,不久,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亲自到绵阳选址决定在此地建立分校。同期决定建立的还包括北大的汉中分校。(《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

校址选定后,很快由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八位老师带着两届毕业生设计分校校舍。当时他们就搭帐篷住在青义镇,每天步行到分校所规划的山头去画图、设计、计算。这批学生中,据称包括后来出任建设部部长、副部长的叶如棠和赵宝江。

因为有战时将整所清华大学都搬来的考虑,所以校园规划十分庞大。当年分校教师、如今西南科技大学的姚荣东书记听来得早的同事说,清华绵阳分校最早规划区域甚至包括如今学校对面的山头,还准备在山头之间架桥梁,计划十分宏伟。

但随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清华校园,清华全校“停课闹革命”,学校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大部分师生纷纷离校(金富军:《“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清华大学》)。整个分校建设无法按原计划实行,最初清华大学计划搬迁五个系来绵阳,后来变成三个系,最后真正搬来的只有无线电系的一部分。无线电系雷达二班的同学还记得,在他们入学之后,校园里曾经有一大片为预备建造教学楼而平整的空地,后来其他系不来了,空地都改为了水田。

无线电专业对于当时的中国至关重要,在国防方面尤其如此。这大概是清华选择将无线电系迁到分校的重要原因,在同时建立的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所搬迁的三个系中,也包括了无线电电子学系。

清华无线电系师生是分两次离开北京去往绵阳的。第一次是1966年11月30日,无线电系教职工及家属七百余人到达四川绵阳分校工地。第二次是1971年12月11日,绵阳分校大体建成,赴绵阳分校的教职工再次出发。最后,在北京的清华总校,整个无线电系只留下了一个电视机教研室(《清华大学九十年》)。

清华绵阳分校,是在山头上一点点长出来的学校,几乎所有的教职工和学生都参与了建设工作。据当年清华绵阳分校的青年工人回忆:“当时每个人吃了饭都要去对面山上运一次石头,讲师、教授们也要运,有的时候还要运两次,每次来回都要一个多小时。”即使到了后期,分校开始进行正常的科研工作后,每个教师也要轮流做半年基建工作,此外每周还要劳动半天。

从北京清华分配到分校的教师中,有14名正副教授以及几十名讲师、助教。那段特殊岁月,教授也一样要参加基建工作,因此即便是一些简单的工程,也用上了当时的“高科技”。雷达专业的张老师是享誉全国的定向爆破专家,学校的游泳池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定向爆破出来的。庞亚军记得自己当时游泳特别厉害,百米蛙泳全校第一,本来要参加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可惜后来因为开始“批邓”,没有能够成行。毕业后,他也常常会回忆起那泓映衬着梧桐树影的清水。

特殊的学习岁月

庞亚军等人到来时,已是清华绵阳分校的第四届学生了(1971年停招一年,因此74年入学为第四届)。他就读于雷达专业,雷达四届一共有八十多个人,本来是两个班,临近毕业时合并成一个,因此他所在的班级又被称作“雷4班”。他们八十多人中,工农兵皆有之,年纪最大的有三十多岁,但大部分学生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

“文革”期间学校教育体系受到极大的破坏。直到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恢复招生。1970年秋,清华绵阳分校迎来了“文革”四年来中国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工农兵学员。这是一批有着特殊身份的大学生。

清华本科学制本来是五年制,因为“文革”中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不得已改为 三年,但工农兵学员很多是初中毕业,基础较差,为了给他们补习基础知识、文化课,又加了半年,一共三年半。(《清华大学志》)庞亚军、陈留根等人都是1974年9月入学,1978年春天毕业。

1970年,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来到绵阳分校时,分校上上下下的道路仍是土路,只有三栋住宿楼,而三栋教学大楼中,一栋楼虽已基本完工,但室内尚未抹灰粉刷,另两栋楼则只完成基础,雷1班的学生们花了很多时间用在校园基建上。而等到1974年庞亚军等人进入学校时,学校主体已经建成,但他们仍然参加了校园建设--比如拉土渣、运石头、修足球场……

雷2班的蒋治云还记得当时清华招生面试问他为什么想读大学,他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把‘文革’耽误的课补起来”。进校之后,他才听说,如今上大学“不仅仅是背着麻袋来装知识,而是‘上管改’,上大学,改造大学,管理大学”。

雷4班学员一入学,他们就开始学工、学农、学军。学工,在成都锦江电子厂;学农,在绵阳的龙门镇;学军,在江油的高炮旅,一次二十天。除此之外,三年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开门办学、军事拉练等。1972年,刘冰去绵阳分校后,就开始关注教育质量问题,他认为当时运动非常多,真正用在教学的没有多少学时,基础课理论课被削得几乎没有了;技术基础课、专业课也削减了很多,学制至少应当改为四年才合适。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学生在运动中耽误许多,基础又比较差,学制却只有三年半,这是一个异常困难的问题。

无法改变时代,只有改变自己。当年清华绵阳分校的师资力量很强大,而且教学的热情很高--因为这几批学生,是他们盼了好多年才盼来的--那些老师基本上都是五十年代毕业的老清华,他们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来教这几批学生,没有教材自己编,没有实验设备自己造,师资不够四处调。进工厂、学军、下部队,去农村时师生都住一起,老师年纪大了,学生们睡上铺,让老师睡下铺。

这几届学生或许是不幸的,因为读书时正逢一个混乱的年代,但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其他时候的任何一届学生,可能都没有如此“亲密”地和老师们接触的经历。因为当年的特殊情况,雷4班的同学在校没有经过任何一次考试。“我们这届特别逗,那年张铁生交白卷,入学都没有考试,出了校门都没有拿考卷。”庞亚军这样回忆道。

地处西南偏僻小城,又处在一个混乱的年代,他们没有好的实验设备是不难理解的。雷4班的学生还记得,当时他们使用的数字电路还是分立元件的,晶体管就是本校半导体专业做的。学校当时有台小型计算机,算是很先进的,可以用打孔机输入程序,设计一个电路进行计算,但只有做实验课的时候才能偶尔用到,规矩也特别多,要换鞋、穿白大褂,生怕把机器弄坏了。当时计算机的磁芯板是十分珍贵的设备,庞亚军还记得分校曾有一次派人从北京购买磁芯板,为了不震动损坏,专门由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抱着,先坐飞机到成都,然后用小汽车运回学校,当时情形特别郑重,学生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件。

当时全国上下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之中,清华大学属于重灾区。庞亚军至今还记得,在食堂里常常看到曾经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系主任李传信默默打饭的身影。但偏安一隅的分校相较北京的清华总校而言,一切都要平静得多,“也贴大字报,但那个时代就是那样,记忆中没有怎么闹”,他们平时周末“除了去厨房帮厨,就是去去老师家串门”,分校几年里,师生们共同经历了很多政治和社会上的大事件:批林批孔、批邓、1976年的“四人帮”倒台和周恩来、毛泽东的逝世。周总理逝世的时候,大家自发地做了大量的花圈放在食堂四壁,追悼会那天,不停地有人哭昏过去。

共同经历了那样的岁月,师生感情特别亲,2006年毕业三十周年之际,雷达二班三十多个学生回清华母校,蒋治云记得“我们的化学老师当时生病,在做肾透析,我们二十多个人涌到他家去看他,他看到我们就哭,我们宽慰他,然而他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我们呆了多久,他哭了多久。”

如今毕业将近三十三年后,雷4班的学生们还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老师的名字:冯正和、李正凡、马习惯、朱正中、茅于海……还念念不忘在冬天寒夜里,教数学的陆老师把学生叫在一起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起煮火锅吃。对那些时光,他们很感慨,一方面是美好的回忆、难忘的师生情谊;一方面是艰苦与动乱,“我们当时很辛苦,生活也不太好,到山上扛石头,连个安全帽都没有,有的同学把命都丢在那里了……想起来,也不住地心酸……”。

困难时光的科研

就在基础建设、“文革”“批林批孔”的间隙中,清华绵阳分校的师生,还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包括光通信机、川沪输气管道、120路数字电话微波接力系统、反波管等一系列在当时有重大影响的技术、设备。据陈留根回忆,长虹最早的彩电,也是1975年由分校和长虹一起搞出来的,当时还留了几台彩电安装在空教室里,在那里陈留根第一次看到彩电。

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本身师资很强,其前身是1932年建立的电机工程系电讯组。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将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组与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电讯组合并建立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该系曾参加我国第一座电视台的建设,完成了600/1200波特数传机,八路PCM通信终端等项目,并在国内率先开始了硅晶体管制造和集成电路的研究。

清华绵阳分校有五个本科专业:雷达专业、电真空器件专业、多路通讯专业、半导体器件专业、激光专业。20世纪70年代,地处小城的清华分校有着当时几乎全国最先进的激光技术。清华大学的激光研究小组是在1962年美国发明“红宝石激光器”的促使下上马的,属于科学的最前沿,但是刚刚建立,“四清”“文革”等一连串运动接踵而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当年分校教师,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炳琨带着一个科研小分队,几次到江苏的工厂坚持搞科研和生产。1970年,他们从无锡工厂返校不久,就得到通知随无线电系内迁至四川绵阳。

周炳琨记得,分校所在的地方当时还是一片农田。他们一边参加建校劳动,一边建设激光教研组,夜以继日地进行固体、气体激光器、激光测距仪及激光陀螺的研究。黄春凡是分校在知识青年里招收的第一批青工,有高中文化,一直留在激光教研室工作,他还记得自己当时参与了气体和固体激光的科研工作。

而绵阳分校的另一项科研成果,“数字通信系统”,则是清华分校的师生“争取”来的。1975年初, 分校得知,四机部已决定立项研制一个和国家重点工程“川沪输气工程”配套的“数字微波通信系统”。分校赶紧和当时在数字通信方面有较好基础的重庆 716厂及绵阳734厂联合,向四机部提出申请,最后被批准作为“南方点”承担起了这套系统的2GHz系统研制任务。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分校师生在国内首次完成了2GHz 30/120路低功耗无人值守数字微波接力系统的研发工作,于1978年3月在石家庄的全国总联试中取得成功,并先后投入生产。

怀想起当年,吴佑寿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绵阳分校是我国数字微波通信技术发展的一个摇篮。直到现在,曾经在数字微波通信领域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同志,以及一些当年在分校学习的工农兵学员, 都想念着绵阳分校,还经常谈起共同战斗的日日夜夜。”(吴佑寿:《数字通信肇始与发展》)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机载激光测高仪”和“激光炮兵测距仪”等成果获奖,当年两位主要带头人,吴佑寿和周炳琨,也都当选上了院士。

当时,国家对于科研院校的科研成果要求要尽快投入实际应用,要求厂校合作,因为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绵阳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因此成为当年三线建设的重地,“一五”和“二五”期间,国家在绵阳安排了一大批大型骨干项目,厂校合作基础特别好。

毕业:跌荡三十三年

1978年初,雷4班的学生毕业了。当时的分配原则是: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也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庞亚军记得,他们班有三个人回到了地处绵阳的“九院”,而在雷三班有人回到“长虹”,其他的同学也如他们最初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那样,又回到了他们各自所属的“五湖四海”之中。

他们毕业不久,清华绵阳分校也搬走了。那是1978年4月中旬,有位同志由北京返回绵阳分校,带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的一句话“北京大学分校搬回北京了”。绵阳分校党委当晚召开常委会讨论“我们怎么办?”大家一致意见是派代表回北京,向学校反映群众要求,争取将绵阳分校搬回北京,恢复无线电系。最后几经波折,清华大学提交报告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批示“全力支持”,有了小平同志的批示后,绵阳分校搬迁回京的工作如长江归大海一般势不可挡地开始了。(王美旭:《绵阳分校回迁之追忆》)

建设是漫长的,搬迁却是迅速的,尤其是在大家都归心似箭的时候。1978年下半年清华绵阳分校开始进行搬迁准备,1978年底开始搬迁,1979年5月搬迁工作就全部结束了。很快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校搬进了清华分校的旧址,1993年更名为西南工学院,2000年西南工学院与绵阳经济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为西南科技大学。

如同学校的变迁一样,雷4班这届学生在毕业后的三十多年里,也经历了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三十年,他们毕业后不久,便开始了改革开放,社会气氛慢慢活跃起来,工作的机会也逐渐丰富起来,国外无线电、通信等领域的科学进展信息也传入进来,令人眼花缭乱。

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了国有企业改革,很多分校毕业生毕业分配的单位都是大型军工企业,是那种“名字需要保密,用信箱作代号,厂子内部有厂医院、厂子弟校、幼儿园、甚至还有冰糕厂”如同小社会般的大型单位。但是到了90年代,这些大型企业开始不再吃香,大多或缩减规模或者转型了。当年的毕业生也随着时代大潮的起落,身不由己地走了多种多样的路。

1978年毕业后,庞亚军回到了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北京广播器材厂(761厂),该厂当时负责为电子计算机做键盘、显示器设备。他还记得1980年,有些科研单位派人出国,带些部件回来,内部展出,发现人家制作的成本只要他们的1/10不到。1982年,很多单位都逐渐开始用国外的元器件,庞亚军他们设计的东西,实际最后并没有用武之地。

“国外的设备一进来,冲击就大了,差距不止20年”,因此“搞技术没有前途,就往别的方向转”,在这种技术冲击的无奈之中,庞亚军转变了方向,到中科院电工所下属的企业中科电气做技术转让方面的工作,并见证了中关村最初繁荣的岁月。

其他大部分同学也是如是,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中,各自找各自的发展。有的同学干科研一直干到底,有的同学改革开放做生意去了,有些走行政路线了。但是无论如何,清华分校始终是他们人生中最初的一抹底色,每个人都还深深记得自己的清华分校岁月,并保持着对自己清华毕业生的身份认同,他们拥有共同的搜狐校友录“清华雷4班”,还一起组织起来为母校奖学金捐款,也有人会悄悄回分校来看看。

庞亚军抽屉里还保存着当年毕业时照的一张合影。那是绵阳照相馆来学校照的,后来洗出来每个人发了一张。“我保存得比较好,前几年还专门压膜,但是膜压得不好,现在都有点起泡了,也舍不得揭开,只有这样保存着”。说起当年的岁月,雷4班的毕业生最多的一句是“忘不了”。这个山环水抱的校园,不仅是他们学习生活的地方,也是他们特殊的青春记忆,并且影响了他们未来的人生。当年的清华无线电系64级学生黄云森想起来,还不由自主地冒出两句四川话,他说,留在那个山坡上的是他“最珍贵的十年”。

如今继承了清华绵阳分校校址的西南科技大学,已在当年清华分校所在的山下、涪江边建设了一片新的校区。2008年5?12地震后,分校当年修建的很多房子受损,大部分教师宿舍在地震后被拆毁了,但仍留了两座,因为“老清华绵阳分校的人怀旧,时不时就回来看看,因此留下两栋,让人们回忆”。在保留下来的两座古色古香的石头小楼旁边,一栋十八层的电梯公寓正在拔地而起。那是新的教师宿舍。

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吴佑寿院士,西南科技大学姚荣东书记、王姮老师、黄春凡老师,清华大学绵阳分校雷4班庞亚军、陈留根、梁新怀,雷2班蒋治云、黄云森老师等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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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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