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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的学生们

--主笔:杨东晓

不仅是三门峡,这条黄河就是水利人最好的老师。我们需要学习的,不只是战胜自然的技术,更有价值的是人类与自然、科学与政治的相处之道。

1989年元旦刚过,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称黄委会)主任的纽茂生就约黄委会干部处处长冯国斌去谈话。纽茂生问冯国斌:组织上想提你到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任副局长,想听听你的意见,愿不愿意去?冯国斌答道,能到三门峡,你不提拔我,去当处长我也愿意。

早在1965年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时,冯国斌就想去三门峡工作,但他最终主动报名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该系“七条汉子下天山”中的一员。冯国斌是水动专业,在新疆工作的16年中,参与了多所水电站的建设,他对水电情有独钟。

1981年从新疆调到黄委会时,冯国斌又提出过要去三门峡。但仍没有如愿,这一次机会终于到来了。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曾是黄河中游最大的水利工程,一个力图“一库定天下”的水利枢纽。这个自从建成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改造的水利工程,曾让多少水利人在此“折戟沉沙”。但对于专业学水利,又半生从事水电工作的冯国斌来说,去三门峡工作,去治理中国最难治理的大河,却是一个多年以来挥之不去的情结。

少年治水梦

1953年,黄河洪水,黄河中上游的各支流也发了大水。冯国斌此时正考初中,他的家乡山西晋城在黄河一个小支流丹河边上,这一年也发了洪水。就在进城赶考的路上,他看到有路人被大水冲走。

建国初期那几年,黄河、海河洪灾频繁,最大的一次是1958年黄河洪水,22300立方米/秒的洪峰,创下了黄河洪峰的最高纪录。此时已经读高中的冯国斌,在他的家乡晋城大阳镇,再次看到了被大水冲走的老妇从村子前漂过。

为了治理黄河,1957年,三门峡水利工程正式开工。此时,冯国斌已经是晋城一中的一名中学生广播员,他曾用充满朝气的声音,朗读着4月1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正是1953、1958年的洪水,让他在高考前立下志愿:一定要读水利系,治理黄河。

20世纪50年代,也是新中国治水的开端。

1952年10月,毛泽东在黄河岸边的郑州邙山上留下了一张双手扶着膝盖坐在山头上的照片,这是他第一次考察黄河。他问当时的黄委会主任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办?”王化云回答:“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挡不住。”毛泽东临别时嘱咐他们“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同年,新安江畔一个平静的山谷,先是来了勘探队,接着进驻各路施工大军,重型工程车以至火车都隆隆地开了进来。1957年,前期的勘测阶段完工后,紫金滩桐官峡谷从此有了中国自己设计施工、自制设备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

从小学起就看着新安江畔建水电站的陈士贵,1953年儿童节前,给上海出版的《儿童报》“我的理想”征文投稿,说自己将来要做一名水电建设工程师。《儿童报》很快就刊出了他的这一“理想”。这一少年时的理想鼓励他在1959年高考时,填报了6年制的清华水利系本科,并被第一志愿录取。

1959年9月开始,来自黄河支流的冯国斌、新安江畔的陈士贵和海河边上的孟繁雨、王玄龄成为同学。他们,以及另外一百多名全国各地的高中毕业生,一同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

“水5”新生

这是一批平均年龄18岁的大学新生,他们是水利系1959级,将于1965年毕业。注册后他们有了个共同的名字--清华“水5”。“水5”共有142名新生,包括复学生和由其他系转入水利系的,来自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工科专业特有的男多女少的情况一如既往:女生只有22人。“水5”的学生年龄最大的22岁,年龄最小的胡锦涛还不到17岁。“水5”级共有五个班。由于水利系特殊的专业要求,从“水51” 到“水55”经常分班和重组,所以“水5”同学亲如一班,毕业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每次活动都是以系为单位。

这批水利人对黄河的了解,始于一句话:黄河是全世界泥沙最多的一条河。

关于这条河的一个著名争论,从他们入学前两年开始,到他们入学时已经平息,对于黄河的治理已经按照苏联专家的方案进行,曾经对苏联方案提出反对意见的张光斗和黄万里,仍在水利系授业。

1961年,黄万里50岁,给清华大学水利系“水5”上“水文课”和“流域规划课”。水动是1963年开始上黄老师的课。今天黄万里的这些学生,也大都70岁了。谈到当年黄老师上课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

黄万里在1961年给“水5”讲大课时,这位早年留美的水利专家,已被定为“右派”4年了。但黄万里是个乐观的人,每天依然是灰色蓝格西装、白衬衫、打领带,整洁考究。他方面大耳,面色红润,嗓音响亮。“黄先生讲授水文概率统计皮尔逊三型曲线时,显示出他深厚的数学功底”,他当年的学生、“水5”的孟繁雨这样回忆。

“水5”的水文实习是在清华园进行的,原因是经费紧张。当时是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刚结束,这年夏天的实习课,黄万里亲自带队,别人都戴着草帽,唯独他什么帽子也不戴,顶着烈日跟着测量组跑来跑去。会游泳的孟繁雨下到河里测水深时,听到岸上的对话。他同室的李有林问:“黄先生,您怎么不戴草帽?”黄万里答“我没帽子”。这四个字,在水下的孟繁雨听起来,意味深长。冯国斌也记得,“黄先生从不认为自己是右派”。

清华“水5”是1959年入校,幸运地没有碰到1957年的“反右”,在校期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他们只赶上了“持续大跃进”这一政治运动的尾声。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处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1961年10月以后,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清华大学贯彻“高教六十条”,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工作开始恢复到“反右”运动以前。从这时开始,学生看专业书也不用在外面包“毛选”的“书皮”了。

 水利系自从1952年招生以后,招到“水5”时,已有七百多学生,在清华11个系中是小系。但是名教授多, 留美回来的,有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还有张光斗、黄万里等。此外,还有留苏、留欧的教师。

水利系主任是张任,张光斗是副主任,张光斗同时兼任水工结构教研组主任。水力学教研组主任是夏震寰,土力学教研组主任是陈梁生,水能教研组主任是施嘉炀,水利施工教研组主任是陈祖东。这些老师都是当时最著名的水利专家。不仅师资力量强,水利系还有新、旧两座试验大厅。

两位异见老师

张光斗和黄万里两位老师,都在课堂上讲过:三门峡水库设计中也安排了一定的供泥沙淤积的死库容,可泥沙刚一入库,流速一降,就沉在离大坝老远的水库入口处了,这叫“拦门沙”!

“整个关中地下水位飙升,造成渭河两岸沃土盐碱化。你们要牢记民以食为天。”孟繁雨记得黄万里讲过。

上个世纪50年代末,黄河上的那个著名争论,正得从这两位老师说起。

1954年,黄河规划委员会成立。1月,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克洛廖夫率领一个120人的专家组来华。在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行程一万两千多公里的黄河现场大查勘后,选中了三门峡作为在黄河上建大坝的坝址,否定了中方专家黄万里、张光斗提出的在三门峡以下八里胡同选坝址的提议。

黄河上自古有一个传说,“圣人出、黄河清”。在那个年代里,不少人希望用大坝工程蓄水拦沙,实现盼了几千年的“黄河清”之盛世景象。而苏联的设计方案显示,三门峡水库实现水力发电的话,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就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

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出现了建高坝拦洪蓄沙的“高坝派”、以温善章为代表的低坝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黄万里这位“反上派”--只有他反对上马三门峡项目。

黄万里认为坝址不能选在三门峡这个泥沙淤积段上,否则水患将从下游移到中游关中平原。而苏联专家认为,在黄河中游河南省陕县和山西省平陆县境内建这个大库,可以“一库定天下”。

然而,德国的水利专家在遥望亚洲这项正在热烈争论的工程时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异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黄万里还有个观点,在当时是超出人们认识的,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能起到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人们所期望的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并不利。

七天争议,黄万里反对无效。

于是,黄万里提出了最后的要求:如果一定要在三门峡修坝,就不能堵塞排水洞,以便将来设闸排沙。这个要求得到了与会中国专家的一致同意。

施工时,苏联专家还是要求把底孔都堵死了。他们认为保留孔洞没用。

曾经对苏联专家堵死底孔提出反对意见的张光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建议不要把导流底孔封堵,把进口闸门设计成能启闭的,这样洪水时泥沙多可开启闸门,导流底孔可泄洪冲沙,减少水库淤积,黄河水清时可关门蓄水。苏联设计主任工程师克洛廖夫不同意……双方争论起来。同意我意见的少数人不说话了,但我仍坚持己见。克洛廖夫问我,设计谁负责。我说当然设计院负责。他说那么听他的,要我不要提意见。我说是水利部请我来的。那时部内有同志拉我出去,劝我不要再争了,会成右派的,于是我不讲了。”

曾经想阻止这支轰轰烈烈的大军进驻会兴镇的黄万里,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很快就下到密云去修水库,住地窖子。

从1956年开始,全国水利系统抽调了各地的专家和施工单位,一个六千多人的陕县会兴镇,一下子就进驻了两万人的工程大军,还有上海内迁厂等。

1958年至1959年间,苏联水利专家多次到三门峡工地考察进展,每次都惊叹中国工程的进展神速。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9年秋天,学校受政治运动影响明显少了,但仍然有一些影响到学生的学习。

入学时,新生们赶上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水利系组织学生,到工程物理系宿舍楼看小字报。然后让同学们把自己的思考用小字报的形式写出来,挂在宿舍走廊中进行“鸣放”。

1960年春天刚刚到来时,学校里搞“红”“专”大辩论,“水5”在北院104教室开会,秦文霞的志愿是当工程师,这种志愿一下子就成了“又红又专”的对立面。

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但相比于57级和58级的校友,59级有了较为平稳的书桌,专业上也打下坚实的基础。

就在这期间,刚刚欢庆过开闸蓄水的三门峡水库,到了1960年9月已发现入库泥沙的93.2%淤在库内。距坝址113公里的潼关河床高程淤积抬高4米多。1962年3月起,三门峡水库被迫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敞泄不发电运用。由于三门峡到1964年10月,总计淤积达42.7亿立方米,渭河的淤积影响已到距西安三十多公里的耿镇附近。

1963年8月,“水5”的“水利工程施工”实习安排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黄河青铜峡水电站工地。在黄河沿岸,他们看到了先民们两千年前在银川平原上先后留下了“秦渠”“汉渠”和“唐徠渠”,使这里成为“塞上江南”。

青铜峡水电站是河床式的,孟繁雨在木模班跟班劳动,白天给师傅打下手,协助给未筑坝块支混凝土木模板,给已筑并养护到期的坝块拆木模板,晚上他就给工人夜校讲初中代数课。实习了近两个月,学生和工人师傅情同手足。

夜里,“水5”的同学和他们的师傅席地坐在浩瀚的星空下,看着联欢晚会,高唱《水利建设者之歌》:“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四方,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都是我们的家乡。住着帐篷和土房,冒着山野的风霜,一旦建好了水库大坝,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前面是滚滚的江水,身旁是灯火辉煌,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

在1965年以前,清华水利系的毕业生,分配方向就是“三院”:科学院、设计院、学院。从1965年起,有了三个新的分配方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地方。还有一句不成文的通则是“女同学跟对象”。几乎人人都在分配志愿表上写下:“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誓言。

孟繁雨回忆起当年分配的情景,“定的就是这些坑,这些萝卜你就得去,那些最危险的坑他们跳了,我们就可以不跳,跳一个比较舒服的坑。”他说的那些萝卜和坑,是冯国斌、顾烈烽为代表的“七条汉子下天山”。

“水5”同学在《水利建设者之歌》的歌声中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参加工作没多久,“文革”开始了。

“文革”期间,孟繁雨于1968年4月回过一次母校,时间还在清华两派大武斗之前,但是学校已经成了“战场”,此后直至1976年,他再也没有回过清华。他不想再看到痛心的场面。

也就在此后不久,“干部下放”“五七干校”这样的时代词语,就频繁地与“水5”的同学们捆在了一起。

孟繁雨毕业时分配到水电部水利水电施工研究所,同时分去的有孙耀增、王树德、刘永清、丁连盛。1969年3月到1970年9月一年半的时间,孟繁雨和刘永清被下放到水电部青铜峡“五七干校”,在中滩四连一班种菜。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孟繁雨被隔离审查了一段时间,直到分配进干校还没有把问题鉴别清楚。在干校继续进行人事鉴定的时候,多数同事都不再敢说对他正面肯定的话,只有刘永清在会上发表意见:“孟繁雨同志做人很纯。”在刘永清那次仗义执言五年之后,水电部有关部门才对孟繁雨正式做出了“经审查没有问题”的结论。

改建三门峡

这一时期,这批学生的老师黄万里已从江西下放地调到了三门峡。三门峡多年的泥沙淤积,从建成的第二年起,就一直在考虑改建。

张光斗的记录是:“1961年过汛,三门峡水库果然淤积,潼关水位提高,危及西安。

周恩来于1960年、1963年、1969年三次主持了治黄会议,提出泥沙淤积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是燃眉之急,不能等”。为加强三门峡第二次改建的技术力量,周总理提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三门峡去。

在三门峡工程需要补救的时候,政府方面又找到了张光斗。

“1962年汛后,三门峡水库淤积更为严重。水电部又召开会议,讨论三门峡水库防止淤积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认为必须设法泄洪冲沙,减少水库淤积。对于打开导流底孔,有些同志说,经过计算和试验研究,打开底孔,结构上不安全。我说如果库水位降低到330米高程,结构就安全了,大家又不同意。”(张光斗《我的人生之路》)

1963年冬天,周恩来参加了水电部关于治黄会议的最后两天议程。周恩来说:“我也同意原来设计,也有责任,现发现水库淤积,危及西安,提高了认识,就应该调整做法。”最后由周恩来决定挖左岸两条隧洞,进行泄洪排沙,汛期库水位不超过330米高程,最好更低些。

自此,三门峡开始了它长达三十多年的改造工程。水库淤积虽然变缓,但是排沙能力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泥沙越积越高。人们开始认识到大自然能量的强大,是人的意愿所不能违抗的。

下放在青铜峡的孟繁雨就在黄河岸边,感受到了自然力的无情。

196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黄河发大水,干校紧急招集百十名男性青年学员,组成抗洪抢险突击队,开赴到黄河左岸一处弯道的堤坝上抢险。27岁的孟繁雨,年轻力壮,加入了这一抢险队伍。“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粗大的砂砾料装进草袋里,抬到丁坝坡码放起来;推土机连根推刨出几米高的大树,用双股8号铅丝的一端捆绑牢树干,另一端捆绑预制混凝土轨枕后,再把轨枕置于近2米深的坑中填土,形成‘地牛’,在树枝上,也捆绑若干个预制混凝土轨枕,由众人翻滚挂置在丁坝坡。河工称这一作业为‘挂梢’。挂了几个‘梢’后,冲向堤坝的洪水被明显地‘挑’了出去。大家欢庆成功的声音还未落,黄河上一股一米多高的浑浊主流突袭过来,一眨眼半个丁坝连同几百个麻包和几个‘梢’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年轻人都被惊呆了;开车载我们来的水电部的一位老司机,大声感叹:‘这就是黄河啊!’”

黄万里就是在改建三门峡的历史背景下被调到三门峡的。1971年他到三门峡水库后,不是被安排参加三门峡的改建,而是去打扫厕所。从1969开始,清华大学水利系在三门峡当地招收工农兵学员,并计划把水利系搬到三门峡去。

进入1970年代以后,在大自然给人类留下的教训面前,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始了第二次改建,水电站改为低水头发电。当服从政治在科学与自然面前遭遇失败后,尊重科学再一次被提了出来。早已建成的坝体中,将在287米的低高程处,重新炸出多条直径10米的大孔洞,以便安装低水头的发电机组。另外,当年堵死的8个底孔,为了排沙也炸开了。

三门峡第二次改造接近尾声时,“文革”也结束了,1977年恢复高考,清华水利系的老师才陆续回到北京的清华园。

不久,三门峡的第三次改造也在1980年代初动工了。这次是实施泄流工程的二期改建,就是要把当年被苏联专家封死的底孔,在安全、稳定、止水良好的情况下重新打开。

自然和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清华大学有不止十位泥沙专家,都是从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失误和改建中,走出来的。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又是一条被称为“中国的忧患”的河,是世界上泥沙最多、最难治理的河。1950年,印度召开的世界水资源大会,预言黄河将在50年内消失。事实上,黄河也的确断流过,最长的一次长达7年。围绕三门峡工程所做的各种努力,成了在大江大河上建大库的样本。

几十年过去了,黄河水依然夹杂着大量泥沙,浑浊并堵塞河道、抬高河床,这就是黄河。对大自然进行了几十年的认识和摸索后,人们不得不承认,黄河它就是清不了,不要再考虑它出不出泥沙。只要黄河资源能持续地用,持续发展就好。

黄委会的“老清华人”冯国斌说,人定胜天不可能,人与自然只能由不和谐到和谐,清华精神就是求实,工程上半点虚假也不行。三门峡是一个很好的教材,你说是反面的、正面的都可以。

黄河的学生

从三门峡水库往下130公里处,1994年开始兴建黄河干流三门峡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是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性工程,小浪底工程大坝副总监理工程师陈洪天是清华“水5”人。

1994年9月小浪底水库主体工程开工,3年后实现大河截流,1999年底第一台机组发电,2001年12月31日全部竣工。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成功,基本解除了黄河下游凌汛威胁,可滞拦泥沙78亿吨,相当于下游河床20年不淤积抬高。

1999年3月26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视察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工地,还见到了自己清华水利系的同学。这一次视察的感慨,他在同年4月返校参加“水5”入学40周年纪念聚会时,和同学们谈到过:“现在的水利水电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与过去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还回忆起自己上世纪60年代末在刘家峡水电工地工作时,当时刘家峡的施工装备和施工技术在全国是领先的,但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也就是有几台缆机,几台塔吊,载重汽车和六方的混凝土罐,仅此而已。他认为,最根本的还在于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不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的施工技术和管理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现在的水平。(《办好水利事业,为国家为人民做新贡献》)

黄河小浪底大坝工程是黄河三门峡工程失败后的补救,小浪底工程的设计和调度吸取了三门峡的经验和教训,小浪底对于泥沙和泄洪管道的设计,就是在三门峡重新开挖底孔的教训上得来的。

从2003年开始,小浪底水库通过控制流量和流速等方式,把库区和下游泥沙冲入大海,称为“调水调沙”。至今十次调水调沙已把下游河道部分河段的河床降低了1.5米至2米。

三峡工程同样吸取了三门峡工程的教训和许多重要经验,三峡工程的总工程师张超然和副总工程师秦锡翔,也都来自清华“水5”。

孟繁雨曾感慨道:“不是黄万里教课,是黄河教课!人和自然不和谐就要受惩罚。你能把黄河打成右派吗?受到自然惩罚的人再不调整好关系,那就叫天灾加人祸。”

2010年10月,“引黄济津”潘庄线路调水工程正式通水,一千万天津人民每年可得到八亿立方米黄河水的滋养,“我老伴鞠慧敏天天说,咱天津现在用的就是黄河水,来之不易。她叫我把洗涤用过的水存储在桶里,冲厕所时用。”围绕水工作了一辈子的孟繁雨,在家这样被老伴提醒着。

据不完全统计,“水5”同学中,一直在或曾经围绕黄河工作过的有厉易生、冯国斌、黄树茂、陈伟煜、阎宗泽、胡锦涛、刘永清、孟繁雨、文航玲、王信茂、汪恕诚等41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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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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