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作者：杨东晓 庄秋水
自由、独立之现代之风骨，在大学精神衰微的当代，仍是一个教育古国的大学之道和文明之光。大师云集，学术灿然，人才辈出，清华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辉煌的坐标。1929年，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纪念碑，铭文里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人的精神、风骨的形成，伴随着中国政治、社会和生活方式的激变；考察它形成的情境和路径，正是百年中国不绝如缕的人文源流和现代梦想。
《看历史》：一个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它培养了怎样的毕业生，《看历史》这次选不同年代的班级，从清华毕业生的角度探讨清华的大学精神。请您谈一谈什么是清华的精神，又是怎么形成的？
何兆武：清华最初不是一个普通学校，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它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校。它的建制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校，是留美预备班。送留美的学生在出国前先经过训练，先念两年出国后好跟美国接轨，一直到1920年代才改成正规大学。所以清华里头的那些建筑、那礼堂，都是美国式的。你到美国看看，大学都这样。
后来清华觉得光办预备班，本身不是研究学术的，就增设了国学研究所。那是很了不起的。请了好几个大师，自己搞学术研究了。后来清华改大学以后，国学研究所就取消了，正式并到大学里了。国学研究所前后四年，不到一百个学生，撑起了中国国学研究的半壁江山。一直到解放后，也全靠这批人。
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前后只有短短四年，导师只有六位，学生先后不超过百人。然而它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支撑了文化转型时期我国精神文明与学术思想的半壁河山。它所培养的学生成为20世纪上半叶我国人文学科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不妨设想，假如把当时这个为数不足百人的团队的名单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抽掉，那么，我国的人文学术将会呈现为一副何等之苍白无力的面貌。我们前辈的学人曾经高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之总结清华国学院的精神。这是留给清华的精神财富。
《看历史》：直到现在，这批人的影响也还在。
何兆武：现在全国都在成立国学研究院。其实，国学是什么呢？北大原来有国学系，后来蔡元培给取消了。他说国学是什么呢，无非是义理、辞章、考据。讲义理的，分到哲学系，讲辞章的分到文学系，讲考据的分到历史系。所以后来北大就没有国学系，其他学校也没有国学系，解放后也没有国学系了。比如美国要是成立美国学系，研究什么呢？要研究美国历史有历史系，研究美国文学也有文学系。
不过，清华那批人，都能成为某方面的先行者，开一代风气，跟他们大都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关系挺大。这是我们这一代后人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以前有人提“清华学派”，严格上说，不存在这么一个有一致的立场、有组织的学术团体。有意无意之中，几代清华学人的倾向，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情趣和风貌，可以归结为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
《看历史》：您觉得清华在办学上有什么特点？
何兆武：最大的改革就是采取现代的教育方式，不是科举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有独立性。包括北大，比方蔡元培他请什么教师，有他个人的价值取向，像请梁漱溟，他那时才21岁，还是个小青年，也没有文凭。
《看历史》：您上学的时候，社会思潮中，中西冲突与融合是怎样的情况？
何兆武：现代化是共同的道路。现代化是两个方面的，一是物质上的，它摆在大家面前的，火车，汽车，全世界都在用；另外一个就是精神方面的，这个就比较难说，很多民族都是物质上现代化了，但精神上还是传统的。
清华很多老师都是兼通新旧两个领域的大师。朱自清、闻一多教授中国文学但都深入研究过西方文学。雷海宗讲中国史，但他的理论体系是脱胎于斯宾格勒，经他自己改造过的文化形态史观。皮名举讲西洋史，他是晚清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每每喜欢引用贾谊政论中的文字。陈寅格先生论中国文化史征引了圣?奥古斯丁、巴思卡尔和卢梭作为对比。没有对中西文化深人了解的人，是做不到的。有时候，反而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西洋文学教授吴宓一贯衷心尊孔，反而中国古典文学教授闻一多，却激烈反中国文化传统，他不仅反儒家而且也反道家。
《看历史》：抗战的爆发，对清华精神的传承有无影响？
何兆武：全民抗战的时候，特别前几年，自由空气是很浓厚的。这里也有偶然的条件。昆明在西南，国民党的统治一直在长江中下游，西南可以说是半独立的。国民党的控制没那么严，这和北京情况相似，民国几个主要大学都在平津，多少带点独立性。再说龙云是地方势力，他也不希望蒋介石来插手。
抗战以前，还有个党义课，党义课是必修的。我姐姐在北大，就有党义课。到我们没有了，每个星期就一个小时的军训，不是体育课，是军事操练。结束的时候还要喊口号，最后两句是“中华民国万岁 蒋委员长万岁”。我们好多人都说，现在是民国了，还要讲万岁啊。这说明学校还是有自由空气的，否则就不能这么问了。
《看历史》：学校会对老师有限制吗？
何兆武：联大老师讲课完全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你爱讲什么讲什么。有的老师尽聊天。比如我研究生时上课，就两个人，上罗伯特?温德的课，到他家里尽聊天，有的和课程有关系，有的没关系。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了，杜鲁门接任，我问他对杜鲁门什么印象，他说是biggest fool，就是最大的傻瓜。
也有的先生，一二三四，讲得很严格。比如郑天挺老师讲明史讲得非常有条理，而且非常细，讲到朱元璋的相貌，能讲一小时，哪本书上是怎么写的，总之他的相貌非常奇怪，给人很深的印象，很威严，不怒自威。
所以，联大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邹承鲁院士，他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有记者访问他，联大有什么特点，他说就两个字：自由。
联大老师各有特点，刘文典上课尽骂人，这个也看不起，那个也看不起。但是不同性格、特点的老师授课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吸收每个人的个性和特点。其余教科书上都有，考试时，也要求把该看的书看完，所以标准教科书你还得看。
《看历史》：当时求学的条件那么恶劣，为什么却是人才的爆发期？
何兆武：你知道，给人以自由，是发挥他潜力最好的一种方式。喜欢看这个东西，你让他看，最容易吸收；不喜欢的东西，强逼着他看，不会有成绩。所以我觉得发挥个人的兴趣跟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看历史》：清华的学风一直比较严谨，和这种自由有没有冲突？
何兆武：那个时候北京学校流传一个口头语：“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北大学生老，很多学生都是外地来的，在家乡有家学基础，傅斯年就是这样。师大不但不交学费还管吃管住，毕业后都有工作，所以穷学生都去师大。唯有清华可通融，是说清华条件比较好。一年级学生上普通物理，第一次实验，自由落体要实验加速度。在一个玻璃板上涂上白粉，要等白粉干，他们就不用水和白粉，而是用酒精。酒精多贵呀，但是干得快。在学术上，学校就舍得花钱，让学生也这么用，他不省钱。
自由，它能够启发你自动学习的精神，学习要是被动的，你就学不进去。你要是有兴趣了，就学进去了，就自然严谨了。
何兆武：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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