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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作者:姜弘

“八十年代”是个迟来的命名,当年的经历者开始用怀旧的口吻谈论它。彼时本是个百业初兴的时期,国家刚刚恢复元气,思想和生活的自由逐渐开启。正在成长、正当青春的是任曙林镜头里的少年,也是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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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北京171中学 (任曙林/图)

在北京做生意的王琳,一看到照片上的26年前的自己,眼泪就掉了下来。影像中,她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那是1985年,他俩正在北京171中学上高二,一个没事就在学校转来转去的“怪叔叔”拍的。“怪叔叔”叫任曙林,他在王琳的母校先后拍了近十年,拍掉了三百多个胶卷。策展人那日松从三千多张照片里挑出159张,在北京798映画廊举办了一个“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展。

王琳是2011年4月30日开幕那天,接到了中学同学程文的电话,听说了这个摄影展上,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可能是她--程文大学毕业后回到171中学当老师,现在是学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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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北京171中学,王琳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他们在谈恋爱,后来分班两人被拆散,再后来,他们考入相同的大学,结婚、离婚。 (任曙林/图)

照片上的那一年,王琳在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那天放学后,教室里就剩下他们两人了,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听到有人要来,两人慌忙分开,走进来的正是任曙林,他按下快门,捉住了这个瞬间。

任曙林是在摄影展开幕式上,才知道自己26年前进门拍照前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他原本的记忆是这样的:“我进屋后,只能听见夕阳移动的声响,他们是那么专注地在看书写字,似乎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但我可以强烈感到波与场的存在,对方的每一次心思念头都是可以相互感觉到的。我觉得我是个不应该出现的第三者,拍下他们后,我悄悄地走了。”

后来,王琳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的事被老师发现,高三分班时,他们被拆开了;后来他们双双考入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再后来他们结了婚,又离了婚。

王琳看展览后给前夫打了电话,前夫很忙,不能来看展览,她就把那张照片传给了他。

直到6月1日摄影展结束这一个多月里,和王琳一样的171中学学生们呼朋唤友地来了。大家在照片上辨认着: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成了银行行长,那个现在是工程师……映画廊变成了同学会,失散多年的同学在这里重聚。也是二十多年后,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个人干的竟然是这么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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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171中学教室 (任曙林/图)

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的十年拍,始于拍摄1979年高考,此后他开始走进校园。

1979年,任曙林25岁,在煤炭部下属的煤炭科学院电影室里工作,他托人找到了离家和单位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北京171中学,和校长说他是搞摄影的,想长期拍中学生。老师们一开始不大同意,怕影响课堂秩序,但最后校长还是答应了,条件是不能拍课堂。

北京171中学位于和平里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了东城区重点中学。那时,不断有挎着相机到学校来的记者,老师会按要求组织学生“配合”拍摄,这让不少学生反感,“不就是表现‘四化’建设成果嘛。”叛逆的男生会在私下里痛骂这种“配合”,对积极“配合”的女生不屑一顾,一旦挎相机的来了,他们就会放倒消息树--“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也被学生们当成了来拍“四化”的。可没多久,孩子们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大一样,老师不做任何组织工作,这个人也来无影去无踪,你做什么他也不干涉你,就忽而按一下快门,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也不懂有什么好拍的。“不说话,不交流”是任曙林刚进学校时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我不是老师,也不是他们的朋友,我就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他们学生牛,我也牛。”任曙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从初一到了初三毕业。一天,有学生给了他一张纸条:晚上,北海五龙亭。他如期赶到,发现就他一个“外人”--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毕业道别会。

任曙林曾用文字记录那次拍摄的情景:“录音机中的圆舞曲把同学们带入了欢快且伤感中。乘凉的游客在不远处围观,窃窃私语不时传入耳中,此情此景有点像一出舞台剧,亦真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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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171中学教室。三个女生擦教室玻璃的照片,是这次展览最受欢迎的照片之一。任曙林十年间拍女生相对较多,他觉得人在中学时代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我也很欣赏男孩子,男生、女生都是我心中的神。” (任曙林/图)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留个影

任曙林第一次摆弄照相机是在1966年,那一年,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父亲有一台上海202照相机,“一摁皮腔弹开,镜头就伸出来了。”开始,父亲不让他动相机,后来“文革”开始了,父亲去了五七干校,相机落在了家里,也落在了他的手中。

任曙林的父亲是老红军,后来做到了商务部副部长--用现在的话说,是典型的“红二代”。相机到手后,他有了很多可拍的:防止苏联空袭的防空战壕里,同学们并成一排,仰天长啸;天安门广场上,哥们手持毛主席语录摆出半蹲的姿势……开始时也没什么章法,后来想办法找到摄影书,按图索骥买显影粉,自己配药,自己冲洗。“文革”爆发后,任曙林发现那时候打人最狠的就是初中生,而且往往是女生。“奇怪了!到他们岁数大了反而不会那样子了。”任曙林后来进入了艺术领域,他说这“把自己救了”。

1979年的一天,他忽然想起了红卫兵年代,于是叫上女友,穿着白衬衣,戴上红卫兵袖标,外面穿一个褂子,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拍了一张照片。他想留住自己青春时期的感觉。“文革”期间,任曙林家也受到了冲击,父亲被审查。“文革”看到的一切让他意识到,13岁到18岁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段关键时期。他像观察小草、落日、蚯蚓一样观察他们。“我当时有很多谜还没有解开,到现在是否解了,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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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北京总政游泳馆 (任曙林/图)

四月影展·八十年代

1977年,任父找到了老战友、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赵子岳。赵子岳介绍了电影厂的一位摄影师给任曙林当老师。1970年,任曙林中学毕业后已经成为工厂里的一名工人。1977年,他给厂里拍了张《先进个人》,那也是他的第一个作品,他把学来的布光手法全用上了。他想让先进分子在照片里一看骨子里就是,而不是那个年代通行的模样。

对任曙林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出现在1978年,那一年,他参加了池小宁家的摄影沙龙,池小宁是美术家池宁的儿子,沙龙更像是摄影课堂,老师是老摄影家狄源苍先生,任曙林把那两年称作“恶补时期”,每周五晚上他都从卢沟桥准时赶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11号--这里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圣地。

狄源苍懂外语,有许多原版画册,从不照本宣科。沙龙开设各式各样的讲座课程,从美术、音乐、雕塑到电影,甚至还包括造照相机的。“我们学了两年,每个礼拜五晚上两三个小时,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现在的大学,学法很不一样了。”任曙林这样描述他的“星期五沙龙”时代。

1979年1月,两位当时的“江湖高手”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星期五”沙龙,任曙林把这次见面称为“历史性的会面”,并认为奠定了后来“四月影会”的基础。

任曙林是“四月影会”的成员,而“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它于1979年4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自然·社会·人”摄影展,那是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次非官方摄影展,至1981年解散。“文革”结束,解冻时代到来,“四月影会”与其后的“无名画会”、“星星美展”成为艺术领域的解冻标志。

当时官方首次允许举办民间摄影展览,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张艺谋也参加了“四月影会”摄影展,在后来公开的一封书信中,张艺谋写信给策展人,对他们能费尽心力让其作品“过关”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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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8日,北京54中考场。 (任曙林/图)

1979年高考前,有人对他说,“你不是喜欢照相吗?高考你不去拍啊?”当年,高考这种事还不被认为是新闻,连新华社记者都不会去。7月7日,高考头一天,任曙林没有任何证件,只能在考场外面拍。后来他设法搞到了监考证,以监考老师的身份拍摄了他的“高考系列”。“换了现在,肯定不行啊。”任曙林笑着说。

到1987年,任曙林去171中学拍照的时间就开始少了起来。直到1991年才开始拍摄《矿区劳动者》。再后来被时代裹挟着去深圳“下海”,拍起了商业作品。“人不能选择时代。对个体来说,任何时代都是合适的。有人老说生不逢时,我觉得这等于是屁话。”“任曙林特别奇怪,他是一个资深摄影家,但很多摄影界的人并不认识他,因为他很少出现在摄影圈里。”那日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想起了任曙林的“中学生”,任曙林挑选了一些放了幻灯,才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任曙林。那次研讨会,顾长卫也到场了。

在展厅内复原1980年代课堂的想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没想到171中学现任副校长竟然是他的大学同学,现在展厅内摆放的是学校翻箱倒柜找出来的1990年代的课桌椅。

照片下的王琳现在有一个儿子在北京的一家外国语学校里读中学,她觉得,现在的中学生还是比那个时代幸福,“他们的选择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王琳说,“不要过多指责他们,我们的上一代人也曾经这么指责我们。”“八十年代中学生”系列照片拍摄结束几个月后,任曙林和新结识的女友去了一趟北京颐和园,当时,公园里人很少,十分清静。任曙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路过长廊,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跟着录音机跳舞……朋友走进长廊跟着扭了一会儿,我在廊外拍下了这个场面。我一下子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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