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555.jpg

图:吴小龙

又一个书斋空了

    --悼吴小龙

作者:何蜀

《博览群书》2006年第9期发表了吴小龙的《我有迷魂招不得》。我知道这是编辑部为了表示对小龙的敬重而特意发表的。因为这时小龙已经因脑癌晚期而在医院昏迷一个多月了。这应该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而这文章的题目又刚好道出了他当时的生命状态。

我和小龙相识于2003年春。他来重庆出席卢作孚研讨会。我们一见如故。特别是谈起对文革历史的研究,他也有很大兴趣,已经作了多年的准备,用他的话说是一直在“打外围仗”。我就一直盼着他早日把精力投入到这方面来。他的一些文章我早已读过,此后我见到有他名字的文章就更要先睹为快。

小龙写作很勤,不断有新作发表。读他的文章,我总有一个感觉:他怎么能读那么多的书,记住那么多的事,熟悉那么多的史料?从古代、近代到现、当代,从国内到国外,他总能从一些人们习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程中看出被忽略的细节,而且信手拈来,悟出给人启迪的新意,在小龙的文章中,不时会出现一些表现形单影只的文字,如:“这是暮春4月的一个风雨天。我一早就独自来到了位于重庆北碚的梅花山麓。……也许是天气的缘故吧,修葺一新的陵园大门紧闭着,陵园里没有一个游人或谒墓者。工作人员为我这唯一的来访者开了门,售了票,打开了陈列室的灯,让我独自在室内从头到尾几遍徘徊逡巡。”(《谒张自忠墓》)

“在离开襄樊的前夕,我又独往细游,在隆中山林间漫步了半天。”(《二记隆中》)

“大年初一清晨的北京街道上,昨夜的硝烟已经散尽,留在地上的是零落的红色纸屑。行人和车流都还不多,我……蹓蹓跶跶又到了颐和园。”(《狗年初一》)

“一只银鸥悠闲地在湖面上飞着,又顺着昆玉河飞出公园,但顺河西飞不多远,就立刻又折返回来--它看来很知道自己的界限,不想去那车水马龙的三环路上自找没趣。”“渐渐昏暗的暮色中,可以看到林雾在慢慢升起。一只布谷鸟叫着飞过,那略带沙哑的叫声显得分外孤寂……”(《雨后紫竹院--知弈庐漫步》)

这些文字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我想,这孤独感与他生活中的离异多年和远离家乡独居京城也许有一定关系,但却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他在北京早已有了一个相恋多年的年轻女友,在他这次突发重病之前已经在商量婚姻大事,而且在他住院昏迷期间,那位可敬的女士一直在下班后来陪伴、守护他,一直不愿放弃……

我想,小龙的这种孤独感,应该是文化思想上的,是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荷戟独彷徨”式的孤独感。他在《细节的警示》一书的序中,列举了一些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风云人物之后,感慨万千地写道:“在那巨浪排空、奔涌前去的时潮中,那些各领风骚的弄潮儿(乃至对抗者)都展示了何等魅力炫人的风貌!……你还能在我们周围找到这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纵性任情,又在民族的历史文化上留下了一笔的人物吗?在经历了我们那极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独断的笼罩和洗礼后,你还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如此有声有色的人,拥有一个如此绚丽多彩的生命历程吗?”

小龙曾多次表露过想要离开京城的意愿。他在病重前发表的《狗年初一》一文中,就明白写道:“这些年,自己老是不时萌发离开北京的想法,但是又似乎有点舍不得。这儿,毕竟是个‘文化古都’--虽然它的古都文化实际已经所剩无几……已经成了我们应该相当费力地去寻找的东西了。至于环绕着我们的环境中,能感受到的只有花团锦簇、灯红酒绿的商业文化。”其实,使他感到格格不入的不仅是商业文化,更有那些大量制造文字垃圾的“官场文化”、“职称文化”……他想摆脱这样的环境,到一个更清静的环境里去更专注地研究学问。他对浮躁、喧嚣的世风在感情上本能地排斥,对当下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十分不满。他埋头笔耕,著述甚丰,发表文章很多,出版的几部学术专著也是很有分量的--决不是自己花钱买版面、买书号得来的那种所谓“成果”,但他却因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够要求而未能评上教授职称。

小龙性情温和,在谈到自己的不满,发牢骚的时候,也从不慷慨激昂。他对人对事都很真诚,有一颗赤子之心。在重庆出席卢作孚研讨会那次,他有一天晚上回宾馆时,在人行道上看见有个小偷在他前面掏一个女子的背包。他赶上去厉声喝斥,制止了小偷。他事后跟我说起这事,我说你可要小心,有时小偷是一群一伙的,旁边还有同伙。他说,他过后想起才有些后怕。有一次,我给他谈到我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整节被某高校一年轻教师一字不改地从网上下载抄袭当作其自己作品发表的事。他也告诉我,有一个外地高校的年轻人,为了写论文,通过他的朋友找到他“请教”,他毫无防备地把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电子文本全部发给那人参考,结果那人竟大段大段地抄进了自己的“论文”里,而且还“先声夺人”地主动告诉他:“对不起,我把你的……”弄得他无言以对。更令他气恼的是那人竟抢先把那“论文”出版了。而他自己这本多年心血写成的论文,直到他去世之前才得以出版。他曾感慨地说:“以后的人看了我们这两本书的出版时间,还不知到底是谁抄谁的呢……”

正如一个朋友评价的,小龙是个真正隐于市的大隐。在喧嚣的市声包围中,他“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于书斋,潜心做学问。除了有一个堆满书籍的书房以外,他的居住环境并不算好。他曾对我说,他的住地旁边一个散步的地方都难找,要么就得走老远。学校的校园小,操场和周边的林荫道又常被学生们占满,他常常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独自下楼去散散步,而且为了避免与不时碰上的同事或学生不停打招呼影响思考,他只得埋着头,目不旁视。他自嘲说:“学生们看到我这样子,一定会认为吴老师又失恋了。”他今年初去过一次海南大学,觉得那里的环境真好,他就想能到那样的环境里去。但我给他泼冷水说:“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外在环境。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也许去了不久你就会发现那里有同样的人事纠纷,同样的体制弊端,那你怎么办?”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只有苦笑。

小龙身上流露出来的那种书卷气,那种不屑于追逐那些被不少人看得很重的市俗流行价值而洁身自好的品性,使我觉得他是现在已经很少的“书斋学者”,我给一些不认识他的朋友介绍他时都称他为“典型的书斋学者”。但他又决不是那种不谙世事的书呆子。2006年3月底,我们在北京参加由徐友渔、崔卫平、郝建等几位朋友发起的民间的文革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城外远郊一个安静的地方举行,我和小龙住同一个房间。晚上要走一段没有路灯的夜路到另一处去吃饭,虽是没有坡坎的大马路,但他知道我视力很差,还是小心地扶着我。他知道我有好多年没到过北京,而且很长时间没有出差的机会,就担心我不会使用现在宾馆的那些盥洗用具,在刚到宾馆那天晚上,饭后回到住地,他说要出去散一会儿步,叫我先漱洗,并十分细心地给我讲各种盥洗用具怎么使用,牙膏的封口怎样用牙膏盖倒过来戳破,冷热水怎么开等等,讲了还不放心,对我说:“我就站在门外,等你开好了冷热水我才出去。”会议结束后,我跟他一起回城,路上他的女友已经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了。但他怕我不熟悉道路,不好找到借宿的地方,一定要把我送到了住地才回家,又怕我独自在外找地方吃晚餐不方便,特地带我到一家特色饭馆去吃饭。饭后结账时,我抢先把钱递给营业员付了账,他也不跟我争,只是在营业员走后微笑着对我说:“你犯了个错误。”我感到不解。他解释说:“争着付账往往会出错。怎么也得把账单拿过来看看,即使看不明白也得装着样子看……”然后他就去把账单要过来,仔细审看了一番,果然发现多收了我们一个菜的钱(点菜时点了但后来没有上,我俩只顾谈话都没注意到)。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他其实对世事是很了解很明白的,只是不愿让自己也变得世俗罢了。

北京这次文革研讨会后,我把自己近十年间所写的文革历史方面的文章汇编到一起,打算出一本书,经一位热心朋友介绍,与一家出版公司签好了合同。我请小龙给我写序。他读了我发去的那些文章(有的他已经读过),很快就写好了,他在文中指出:“文革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但在这四十年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时代,始终在自觉地掩饰和遗忘这一段历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有过对这段历史进行批判和清算的尝试,但很快鸣金收兵了,并且大踏步后退,并且演变成大张旗鼓地明令禁止对它的思考和研究。这个倒退令人深思。我们习惯于对别人大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是对文革这个我们自己的‘前事’,却一直在自觉地或被迫地回避对它的思考。遗忘,在我们这里成了一种共识。因此我们现在除了少得可怜的某些口径一致的官方出版物,和某些前政治要人的‘回忆录’之外,几乎没有可供文革史的研究使用的可靠的材料。”“一个对自己的罪错不作忏悔的个人是可耻的个人,一个对其国家罪错不作反省的国家是可悲的国家,一个对其历史进程中的挫折和失误不接受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反省和忏悔的重要性在于向世人昭告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不对自己历史进行反省,这个民族就最终不能够融入世界进步的主潮,我们就始终自外于世界文明国家之林。当然,对此,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文革史研究的学者们是无法承担责任的。但他们还是把这个责任担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在修订完后给我的邮件里说:“落款的日子写了4月26日,一是因为初稿是那天起草的,二是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写下这个日子,也是对自己的责任的一种自我督促。”

我很欣赏他写的这篇序,但我这本书却因“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出版无期,小龙的序也就被束之高阁了。等到今后书得以出版时,他这篇序就要算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

三年前,在读完小龙的《细节的警示》一书后,我曾给他写了这么几句感想:“论史评文视野宏,寻章摘句笔生风。沧桑感悟多新意,掩卷犹闻警世钟。”

如今,那支健笔永远停下了,那个书斋人去楼空了。他已经准备按计划进行的《毛泽东与文革》的研究,只在北京研讨会上作了扼要的发言,还没有正式开始写作。他经我介绍和另一位友人合作对文革初期若干重要文献进行重新诠释的写作计划,也才刚刚开头。他还有就俄罗斯问题写一组文章的计划……他才五十一岁。他的学术生命才刚刚步上一个新的台阶……

听说小龙最后留下了一声叹息,这是一声轻松的、解脱的叹息,是一声无奈的、沉重的叹息,还是……也许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他那使人感到温暖的微笑,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一种鞭策的力量。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