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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尹慧珉在海南岛海边

 

 

 

堂堂溪水出前村

    --怀念尹慧珉老人

作者:何蜀

1946年3月的一个夜晚。重庆近郊化龙桥红岩嘴山岗上。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召开的一次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当时中共在陪都青年学生中建立的一个秘密外围组织)核心组成员的重要会议结束了。按照南方局的要求,学运领袖们必须结伴返回学校以防不测。中央大学的两个男女学生被安排在一组,两人走出红岩办事处房门,一眼就看到皎洁的明月高挂夜空。走在下山的小路上,男学生说:“看月亮的样子,我的生日快到了。”女学生问:“你是哪天生?”男生说:“按农历我的生日是三个二:二月二十二。”女生笑了:“真巧,我也是这一天。你是哪一年?”男生答:“甲子年,就是1924年。”女生简直笑出声来了:“那就更巧了,我们原来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我读初中时有个同班女同学王俊,我跟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想不到又碰到了第二个。”7、.jpg

右图:尹慧珉与胡甫臣:抗战胜利后随中央大学复员到南京后摄于玄武湖

这个男生叫胡甫臣,女生叫尹仪南(即尹慧珉)。以后两人成了夫妻。

这个故事,我是在胡甫臣老人的回忆文章里看到的。

我在为供职的《红岩春秋》杂志组稿时与胡、尹二老建立了联系。那时二老都已离休,胡老原任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总编、党组书记;尹老虽也有相似的革命履历,却没有做到那么大的官,她的简历是:

尹慧珉,192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1943年考入因抗战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外文系;抗战胜利后随学校复员南京,1947年毕业后任中学教师;其后曾任武汉中小学教联副主席,《长江日报》编委、工业组长;《工人日报》编委,生产经济组长,副刊主编及文学研究所图资组干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室副编审。

两位老共产党人,当年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领袖,离休后都在反思历史中加入到了“两头真”(或曰“党内民主派”)的行列,他们都在八十岁前后开始学用电脑写作与上网,写作的内容都以历史回忆及反思为主,但文风有所不同,胡老的严肃沉稳,尹老的活泼清丽。尽管是老人了,尹老笔下还不时会蹦出几句俏皮话。我常想,如果能把二老的文章编一合集,一定很有意思。我为《红岩春秋》杂志编发了他们好多篇稿子,胡老的较多(因他写的在重庆上中学、大学时的一些经历,特别是参加中共地下工作的经历及有关南方局领导陪都学生运动的情况,正是杂志需要的内容),但尹老的文章更有文采,我更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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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尹慧珉与胡甫臣老夫妻俩在住家旁边一小公园

尹老有一篇写她祖母一辈女性(祖母、外祖母、舅祖母、姑祖母)的文章《久已逝去的一代人》,我就十分喜欢。她的祖父是清末的县太爷,祖母则团结起她的外祖母、姑祖母、舅祖母,合力办起了江西省第一个女子学校--南昌正蒙女校,把这个开新风气的女子学校办得颇有影响。文章里写了长辈们办学中的不少艰辛和趣闻,也写了几位长辈晚年时的变化,特别是祖母的变化,从一个勇于破旧立新的女杰变成了一个乖戾老人,甚至明赶暗算把外祖母赶出了家,造成全家长时间不和,给每个人的心上投下阴影。在文章最后尹老感慨道:

我常想:怎么会这样呢?是什么使得两个曾经志同道合、思想进步的好朋友竟变得势不两立、形同仇敌呢?当年那个生气勃勃的创业者、那个鼓励朋友挣脱禁锢的先进女性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竟用自己残余的精力去摧残当年的好友?……
青春逝去,豪情销尽,英雄变成庸人、顽固人甚至恶人。难道年龄对人的侵蚀竟是不可克服的吗?
鲁迅在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中曾慨叹他所敬佩的革命家章太炎终于退居为宁静的学者而与时代隔绝,《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老年时也把过去的豪气变成了固执。最近读这些书,联想到历史风云中一些自己曾经极为崇拜的人们,他们青年时和晚年时行为的对比,再联想到自己这数十年的小小人生经历,更觉感慨系之。
逝者如斯夫!或许,人生本自有其征途和归宿,历史本自有其轨迹和洄流。许多人不能抗拒时间的侵蚀,但永葆其思想青春的也大有人在。或许,遗憾也是并无必要的吧。10、.jpg

左图:尹慧珉幼年

尹老另一篇《我和舅父赌头颅》(写于2003年3月15日)则更让我印象深刻,曾向不少朋友推荐过。她写到1947年在南京参加学生运动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按组织要求转移隐蔽,她去了在江西一个小镇中学做校长的舅父家,并在该校任教。一次,她与舅父发生了争执,舅父反对她又在学生中讲政府贪污腐化,不同意她批评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说政府有政府的难处,并且说:“你以为共产党来了就两样了吧?告诉你,谁来了都一样。他当了政,不贪污腐化,学生闹事他不惩罚,我把头割下来给你垫屁股!”她也赌气回答:“决不会!共产党有自己的理想,不是政客!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也把头割下来给你垫屁股!”两人都赌了恶咒。

时间过去不到十年,正是五十年代初期气象清明的时光,一次她妹妹去上海出差,顺便拜访住在上海的舅父。舅父对她妹妹说:“我现在最怕的是见你的姐姐了。我怕她要割我的头呀!”并把当年赌头颅的事情细讲了一遍。他那时对共产党确实心服口服,承认自己当年的话是错的了。在文章最后,尹老写道:

几十年又过去了。现在我也垂老,甚至比他当年还老了。但这段久已忘却的旧事,不知为什么,却又常常萦绕心头。每当触景生情,便时常想起舅父,而且心感惭愧。当然,现在我已并不“怕”他来讨旧账,因为他也早已怀抱困惑逝去多年了。9、.jpg

右图:尹慧珉年轻时与女儿

2006年7月11日,已经82岁高龄的尹老给朋友们发出邮件说:“我在外孙女的怂恿和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博客,欢迎浏览,如有批评,更加感谢。”

我当即上她的博客《摘录者尹大姐》去看了并去信告诉了她。7月14日她回信说:“谢谢你的阅读。现在我写东西很慢,毕竟年岁不饶人,勉力为之吧,最近我为《红岩儿女》写了篇读后,附上,请指正。”《红岩儿女》是几位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学生运动的离休干部编写的回忆录集,其中写到的许多人和事都是尹老熟悉的。

她在这篇读后感中写道:“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或许是太天真、太理想化了。但是这却是那时一代人的实实在在的现实。那时只能根据当时的现实来分辨是非善恶,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那时想的不都是胜利以后随即来着手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吗?在那时谁能想到在最终夺取了政权以后竟还有一个‘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需要解决?那时人们读马列时或许连‘异化’二字也不甚注意,更别说是真正理解了。”

就在这天,她写了篇博客文章《受害者.加害者.同路人--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摘录了《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发表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汉学家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一文中的一些论述,发表感想说:

读了此文后首先使我震撼的是,我确实从来没有把我的国家和德国二战中的纳粹暴行联想在一起。此时却想起了许多事。忽然忆起文革结束周扬复出后在一次讲话中检查自己当年批判“人性论”时说的:“人性有什么不好?总比兽性好嘛!”这话当然是从文革的经历中有感而发,没想到在批判了多年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以后,在文革中却迎来了触目皆是的“兽性”和“兽道主义”。诚然,我们这里没有奥斯威星的焚尸炉,在这里,虐杀残害的是自己同一民族的同胞。但是,虐杀残害自己的同胞其兽性的程度究竟是更大还是稍小?虎毒不食儿嘛!以“革命”的名义吃掉革命的儿女,冠以“兽性”的帽子还算是客气的。在文革中,吃人肉(不是大饥荒时的偷着吃,而是杀死“坏人”会餐),杀戮、挖坑活埋,灭绝“成份不好”的一家一族,叫他断子绝孙,这些事决不是个别。至于戴高帽游行、喷气式、拳打脚踢、非法抓人、囚人,那更是司空见惯,不在话下了。为什么在辉煌革命辞句充塞空气中的时候人能公然做出这种事来,难道不是兽性么?其根源何在,难道不值得“宜细不宜粗”地反思一下,或如这位外国学者所说的“讨论”一下么?
魏格林这篇文章给我以启发的第二条是她对文革中受害者、加害者、同路人关系的分析。确实,在很多人身上,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只是每个人心中三者所占的分量有所不同而已。我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也是如此,既曾受害,也曾加害于人,由于严重的迷信,当然也入了同路人之列。再看看报章书刊上的某些回忆录,听听周围人们的言说,像作者所说的那种“突出自己的受害、回避自己的加害”者,比比皆是。而且其中有些人并不是有意说谎,在他心里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式,不认为是谎言,反认为是完全正确、符合事实的,所以他也不感觉到有什么如作者所说的“矛盾”或“尴尬”。
特别是“同路人”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想起把刘少奇开除出党的事。这件事是经过“合法” 讨论、举手表决、正式作出决定的。大会表决的时候,不举手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陈少敏同志;事后,公开反省自己当时的违心举手并向陈少敏同志表示敬意的也只有一个人,是胡耀邦同志。其他人呢?可不可以理解为同路人?我想很多当事人不会同意。他们认为当时只是无奈,是必然要这么作的。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思维定式”。
魏格林的文章中还有一段话:“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一直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来看,这是最不应该有的观念。”这就顺带着越过文革,回头从清末说起了。这令人立刻想到最近在《冰点》问题中抨击袁伟时的那种高论。总是外国人不对,总是我们被欺负了,悲愤已极。至于义和团和慈禧干了些什么,那就是关起门来自家的事了。任由这样一种习惯思维方式泛滥,岂不是要再演一出“火烧英代办”吗?
文章最让人惊警的是结束语中关于文革道德反思的那段话,大意是:“中国人向来是以道德高尚自傲的,现在却失去了对自己高尚道德观的自尊心,只能通过其物质方面的成绩把自己突出起来。”这是给我们敲起了警钟,能给我们敲起这种警钟的人应当说是我们的诤友。事实上,文革给我们民族造成的最大、最难补救的损失就是道德上的损失,不作这方面的反思和补救就难保类似文革的灾难不重来。让我们再也不要遮遮掩掩,不要再瞒和骗,把真实敞开,力求补救和更新吧。(2006-7-14)

2006年7月31日,她写来一封长信:

谢谢你拨暇读了我的博客。其实我是一时兴起被怂恿弄出这个东西来的,现在感到很费劲。年老之人,思维和手脚都很迟钝了。曾经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公开刊物又不愿去争取发表,现在文网很紧,害得编辑们也不同程度地患了过敏症,胆颤心惊地在那里删删削削。不甘心被删削,为自己这点小文章去争论又觉得没意思,再说我对这些编辑同志还是很同情的,所以这些年来就断绝了这条路,偶有所得只堆在自己的电脑上,自得其乐,当然也不免寂寞。后来忽然“五柳村”发现了这里有一支笔,拿了些去发表,我也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发泄渠道。现在又弄了这么个博客,也是免得书空咄咄、自言自语的意思。弄了它,我本来希望至少每星期能发一篇的,现在看来难,只好拿些储存在电脑里的旧货来充数。既办之,也不便立刻收场,姑且试试吧。
记得小时读过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孩被老师督课甚严,一天要交一首诗。小孩写诗发牢骚曰:“我又不是蚕子变,肚中哪得浪多丝。”(浪多、丝,都是吴音)当时我颇生共鸣。想不到年老了又自设枷锁,也得变成蚕子了,不免自笑。
《读〈红岩儿女〉》你也看了。这篇东西我自己是不满意的,吞吞吐吐。之所以写成这样,就是由于对自己和对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的灿烂年华有割舍不了的“青春无悔”的情绪,又被四位同龄作者辛勤劳动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很想写出一篇能够争取公开发表的文章来做些宣传,于是删改又删改,最后还是憋不住,写了几句不合分寸的话,只能发在网上了事。
我对自己这一代人的人生遭遇怀抱着很矛盾的心情。当年革命的心是真诚的,万死不辞的,但是认识水平却很低,很幼稚。现在被人称作老革命,但革成这么个样子,还有何可说。正如瞿秋白诗所说:“枉抛心力作英雄!”这些就不必多说了。
何方的那篇回忆录我也看过,写得很清楚,条理分明,特别是对造反派的分析。我是从你的文章中才明确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区别的,在何的文章中他又给解剖了一个具体的麻雀。“老兵”不属“三种人”,因而不影响仕途迁升!历代皇朝的皇帝当然当然是要传位给龙子龙孙的,但士之子恒为士,官之子恒为官,虽是当然事,毕竟不好明文规定,总也还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说法来做遮羞布。我们的皇朝,想不到又进了一步。
……
这封信写得实在太长了,我也不知怎么就写了这么啰唆的一大堆。记得你说过很愿意和老胡和我接触,有同龄人的感觉,这对我们是很大的褒奖。我们也是很希望能和年轻的人交流的,这次就也放任自己,犯如上所说的不爱惜读者精力的过错,来一次倾盆大雨吧。
慧珉  2006-7-31

这之后,我上尹老的博客,看到她一篇《两首写“水”的诗》:

读朱熹《读书有感二首》之一,使我联想起胡适推崇的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两诗如下:

《读书》: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两首都是写水。前者是写大水,一涨起来就可以让“蒙冲巨舰”轻驶而过,用以喻作者读书在艰苦思索而不得其意后豁然开朗时的舒展意境;后者写的是一条小溪,喧闹着冲出大山的阻拦,终于奔到坦途。看似单纯写景,其中亦自有寓意,让每个读者自己去体会。例如现在的我,就觉得那“万山”竟就是对中宣部的写照。
一条小溪,用“堂堂”二字形容它在奔突喧呼终于冲出万山的包围阻塞之后的情意,真是少见而绝妙。胡适欣赏这样的诗,足见他也并不只是浑身平和,也有对激越抵抗的感情的爱好,所以能提出文学改良诌议并欣赏独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也。(2006-2-20)

我在8月26日给胡老的信中说:“我又上尹老的博客去看了,看到尹老分析那两首写水的诗,说那‘万山不许一溪奔’中的‘万山’是中宣部,我忍不住笑起来。真是一针见血。”胡老将信给尹老看,尹老也笑了。

2007年4月23日,尹老发来她读长篇小说《如焉》后的感想:《〈如焉〉人物散论》:

我原来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喜读小说。近年来却读得少了,其原因,是很有几次慕名去读几位当红作家的作品时感到失望,不愉快,有时甚至恶心,很难读完篇。这里面或许也有自己的偏见。
在近期读到的不算多的小说中,我很喜欢“八本禁书”之一的《如焉》。喜欢它,是因为它直面当前的现实,当前的人和他们的思想。读的时候,时常对我有所触动。

她在分析书中各人物时,对卫老师有这样一段分析:

还有一句话,是卫老师在临终时写的。对这句话,我想作一些自己的解读。
卫老师是患非典死去的。据医院方说,他在病中表现得很顽强,每天还勉力写作,记下自己的思想。这些简短文字都和留在医院的遗物一起经过消毒交还家属了。检点那些遗下的纸张时,发现最后一天写的那张已经歪扭难辨的是这样几个字:“不是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不是。”众人不解。卫老师的妻子 赵姨说:“你们只要将非典两个字加进去,就可以都懂了。”众人也就明白了。
小说这样写,似乎卫老师的这段遗言是针对治疗过程的谴责了。确实,治疗中是有问题,开始疏忽,在并未确诊时就把他和疑似病人放在一起,很容易被传染,去世时实际已是患非典了,却又由于怕“影响不好”,“由院里专家组一致作出结论定位”,说他患的是“慢性肺炎急性发作并发心衰”,并希望家属理解,和医院一起“为整个大局的稳定做出贡献”。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处理这类问题的办法。但这是否就可以确定卫老师临终这几个字应当理解为仅仅是针对着治病过程呢?
我想,重病治疗,事关自己的生死,是人人都会重视的,做得不好,也会埋怨的。但是像卫老师那样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是不是除了病和死以外,还有着更深的忧思?
这临终写的几个字,引起了我更多的联想。我们在几十年来的生活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人和事:一个人本来是热爱着祖国也热爱着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的,抱着这样的热爱敞开心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却有人把这个“第二种忠诚”的热爱说成是“反党”甚至“反革命”了。他不是“反”,但人家说是“反”。后来他改正,“觉今是而昨非”,认为不能像当年那样单纯地看问题,应该看得复杂些深刻些了,就像卫老师“六十自贺”的那副对联那样:“涉水吟天问,扬天唱广陵”。这时,他决绝了,“反”了过去那种盲目的热爱,不愿做怀抱冤屈始终忠贞投水自尽的屈原却要做完全决绝的嵇康了,这时人家却又不说他“反”了,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在悼词上给他以“热爱”甚至更高的评价。这样的事,我们在反胡风、反右、反右倾以及在此以前以后的许多运动中都见过。这层意思作者没有写,只让赵姨作了一种表层的解释,并让众人也同意。但是后来达摩他们又把这句话作为“斯卫绝笔”印在追思会的记念卡上,将其意义留给读者自己去联想,这确实使人感到有含蓄不尽之意。

2007年4月26日,她看了我的回信后给我来信,谈到了她的一些往事:

何蜀兄:
来信收到,每次我有信或有作,都能很快得到你的反应,而且总有恰当的评说,给人以安慰,绝无鲁迅所说的在荒漠中行走的寂寞之感了。
这次读到“对卫老师临终遗言的‘另类’分析,出人意外,令人折服”一句,我忍不住坐在电脑前哈哈大笑,联想到上次你信中所说我对“万山不许一溪奔”中“万山”的比喻时的会心之笑,我想:“此人真敏锐,是把鸡蛋里的骨头挑出来的能手,中宣部尽找些僵化的蠢人,如果把他找去做审读,则我无宁日矣。”你以为如何?
这篇文章我自己知道写得并不好。我虽然从小就爱好文艺,长大算得个文学青年,后来编过副刊,又在文学所干了十多年,按说对文学是个本行。但几十年来写的都是些遵命之作,而且是心甘情愿地遵命的,有时还写社论,甚至自认为是“代党立言”呢。你可以想见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了。文革中被揪,我把在报上登过的文章全部抄了一份,自己先审查一番看有什么出格之处,结果全部“纯正”。我放了心,把这一大包存着,作抵抗侮辱之需。文革后此一大包已无用,我连捆包的绳子也不曾打开,全部扔进垃圾坑中,与臭鱼烂菜同腐,为我那最能出活的二十年的中年划了一个句号。言之痛心。
其实我当文学青年时写的那些诗和小说虽然稚嫩,还是有点希望的。自动投稿,从《中学生》到《文汇报?笔会》、《时代日报》,都蒙采用,编辑还来信指出优缺点,有培养之意。那是在49年以前。我把那些信和稿都剪贴成一册,我想你能体会那种年轻人的心情。可惜55年我和小说中的卫老师同一遭遇,于是不待勒令就把这个册子交出来,目的也和卫老师一样,为了说明我从来就是跟着党走的。结果适得其反,交出来的东西正好成了铺天盖地的批判靶子。你不会记得反胡风时有那么一幅漫画吧,画着胡风和蒋介石站在铁路边阻止青年去解放区。蒋介石拿枪,胡风拿笔。在我们报社的漫画却是由我来代替蒋介石了,只是画面上是两人都拿着笔,因为十来岁的小女子实在不会用枪。匪夷所思的艺术灵感真令人哭笑不得。不过我的命运比卫老师要好些,最后结论是“你不是胡风分子”,而我则“感谢组织”。事后多年我才敢请求把稿件退回,却早已尸骨无存了。现在我手头仅有的一篇“少作”,说也好笑,竟是一篇刊在《新华日报》上的《在女同学中开展工作的一点经验》,当时不知为什么没贴上册子去。
这话扯远了,我其实只想说我并不曾写过什么文学评论,近年来也不搞文学而且不大看作品了,偶然想为禁书张目,又不安份起来,结果自找苦吃,立意也不明,苦思苦想,结构也屡屡改动,最后还是自己也不满意,交卷算了。老年迟钝,以后可再不敢这么干了。
慧珉2007-4-26

2007年9月16日,她在收到我向她推荐的沙漠老师(住在青岛的一位老话剧演员)的几篇文章后来信说:

寄来的沙漠文章已读了。这是我的同龄人,可能小一两岁,她在重庆北碚读书时我也正在沙坪坝上学。那时我也演话剧,也演过《上海屋檐下》,不过是业余。所以读来很亲切。何况她的文字也好,流丽清顺,写当年的灿烂年华、坎坷遭遇和自己对专业的执着的爱,真情流露,使人感动。可惜我在46年即随学校复员到南京,没有看过她的戏。
不过我觉得我们两人的文风还是有些差别的。她的感情真而深,人到老年仍然保持着少女似的激情,而我文字虽然也算清通(在《真假包公》中已经有过狂妄的自评,想你不会见笑),却总想收敛一点,含蓄一点,结果是不敢放诞,汪洋恣肆则更难做到。比如我在电脑上本来也列有一个“岁月留痕”的栏目,生平也有一些从个人来说是大喜大悲之事,离休以来也胡写了二十来年,对这些事却总不愿动笔,这就表明自己已经有了一点老年人的世故气。这是我文字的一个缺点。

2008年8月10日,她在博客上发了一篇读后感,谈到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她写道:“这篇文章较短,但其述及之事中有两个情节是我从未听说,颇感惊奇的”,她谈了使她“颇感惊奇”的两点:

一是蒋介石对抗战时期教育所持的原则态度:“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为此他说过一段话:“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忘记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他这段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方面的损失非常大,原有高等院校108所,91所遭日军轰炸,25所因此被迫停办,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也急剧下降,财产损失达3360余万元。此时由于日军已经占领了我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东南沿海地区,使政府失去了占全部财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收入,军费开支又急剧上升,财政状况极为窘迫。因此,有些政界和教育界人士就倡导实施“非常教育”或“战时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中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当时提出这种见解的人肯定绝无恶意,动机是急国家之所急。但是这种见解却无疑是短视的。如果当时真的照这种建议去做,我国在战后建国时所需的各种高端科学技术的带头人,院士、学者,必将十分缺乏,后来的诸如两弹一星、华人得诺贝尔奖金等事,肯定将再经过艰难努力才能推迟出现。“文革”时大学甚至中小学“停课闹革命”等等,造成改革开放初期那种知识断层的危害,不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吗?当然把这两件事并举也不完全恰当。因为抗战初期那些主张实行“非常教育”的人们虽然未免短视,却还是为国家民族着想,而“文革”中的那种举措则完全是置国家前途和青年一代的命运于不顾,祸国殃民的肆意胡搞。
我对蒋介石几十年来一直痛恨,不仅认为他是一个凶狠的独裁者,更认为他是个不学无术只会在政治上耍光棍的人物。近年来读了一些报纸上摘录的他的日记和有关学者的研究文章,观点略有改变,现在读这篇短文以后却更有感触,觉得至少在当年战时教育这个问题上,他的眼光是开阔远大、是在考虑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的。懂得知识的重要,嫉恨政敌,但不普遍嫉恨知识分子。
接着还要问另一个问题:好话人人会说,蒋介石这番话到底是做秀的官话还是真要实行?从文章中所述的事实和所报的一批数字看,这些话确实并非官话,而是要真正照办的。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门就根据蒋介石的原则制定了“战时需做平时看”的办学方针。以下就是事施这个方针的有关情况和数字。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款以后并未偿还,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靠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等九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抗战八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2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胜利前的76%。职业教育方面,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25000余人。
大学的研究院,抗战初期曾一度停办,1938年教育部给各国立大学拨经费,令其继续开办招收研究生。
最后还有一点使我深感意外的是:文中说到: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军费。
当然,这些成绩也不能全归功与蒋介石那么一句话,这里面有全国特别是教育界师生们的热情和艰辛的支撑。而且,在那么一个原则下,事实中肯定还有缺点和猫腻。贷金很少,许多学生衣食不周,教师的薪金也很低,同样有许多衣食不周。记得当时有“教授-教瘦”之说,可不是吗?知名的闻一多教授就得靠刻印章来贴补家用。但不管怎样,师生总是有了继续传道授业和学习的机会,弦歌不辍,薪火不绝,这就是一件好事。
以上这些材料和数字都是从文章中抄录的,我自己并未作研究,所以只是一篇读书笔记。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经历可以为之作证,因为我自己就是就是抗战期间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我的四年大学就是靠公费读下来的。当时觉得学生读书政府拿钱是当然之理,不算一回事,后来回想,就有比较和鉴别了。现在我们的政府在大中小学生身上花多少钱?要求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花多少钱?我国现在不是战时,是承平时期甚至是崛起时期,但是我们的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的百分比是多少?特别是提出什么“教育产业化”以后,等于是把教育当商品卖了,能忍心作这样的买卖吗?回想我当年读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景况比一般流亡同学还算是较好的,因为父亲在抗战后期一直没有失业(做教职员),所以我只失学三年以后便能持续上学。除公费外,有时还能得到家庭一些零用钱的接济,但是我家有兄弟姐妹6人,四个大的都在读中学或大学,如果那时也“教育产业化”,父亲虽然未必便“跳楼”,那日子也肯定更不好过。
所以我深感执政者教育思想的重要。这篇文章最后有一段话:“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国家复兴和富强的根本,正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的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见到成效和回报,因此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是政府有无远见、是否负责的试金石。”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这个看法。(08-8-7)

这是一个当年曾积极参加反蒋学生运动的老共产党人的看法。她对蒋介石看法的改变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就在收到她这封信的时候,我退休了,有了充裕的时间、精力,与北京的朋友启之一起办了个供文革研究者交流的电子刊物《记忆》。我去信向胡、尹二老约稿,特别提到请他们写写当年工人日报社的文革及胡老被打成“五一六”的情况。尹老10月26日回信说:

看到你给老胡约我们写文革稿件的信,又把当年写的那篇《莫须有》看了一遍。那是我在离休后不久在电脑上开始写“非奉命文字”时的一篇即兴之作,写的时候满肚子抒愤懑之气,一泻而出,写得很顺利,因为是写给自己和至亲好友看的,在人事关系上也没什么顾虑,所有正反面人物虽然没把名字写出,姓却都是真的,报社中人都一看就知是谁。给陶世龙时也是给他个人看的,谁知他在五柳村上竟一气把许多篇都刊了出来,作者也署的是真名真姓,这我倒也无所谓。这次再读一遍,竟佩服起自己当时的记忆力了,能把这些真事都串起来写成那样,文字也算不错(你不会笑我老王卖瓜吧),但是要再补充却也困难了。所以我想,那篇文章如果你觉得还可用也不顾忌别人已经用过就用吧,我没意见,五柳村更不会有什么话说。不过工人日报这个单位的文革虽然别处有的事它也尽有,身历者固不免痛定思痛,仍觉伤痕缕缕,和别的地方比起来还是要“文雅”些,并不够典型。文章如何处理,由你决定好了。真实性我完全可以保证,修改亦可,只不要伤筋动骨。
发来的两期《记忆》我都逐字细读了,觉得你们做这件事真是功德无量。巴金办文革博物馆的遗愿至今无人理睬,据说有的地方有人办了,但是规模小,影响恐不会有像你们的文字这样范围大而迅速。十年文革给予人民的大伤害及其遗害之无穷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根本抹杀不去的,现在网上甚至纸媒上都时有可见,但无人归总。你们把这个担子挑起来,真是太好了。读后我本想写信给你祝贺,一时事忙,拖下来了,后见有许多人来祝贺,足见此事很得人心,为你们高兴。我非名人,也就没再来凑热闹,所以这个祝贺的马后炮直到现在才来放。
看到第二期的关于重庆墓群的文章,忽忆起若干年前,我曾在《二十一世纪》上读到过同样内容的一篇文章。那时香港杂志还很难读到,社科院还只有副研以上的人被允许借阅,还得在阅览室读,不能借出。我那时精力尚可,就是坐在那阅览室里读的,还做了笔记……

她在信中还热心地提出了一些办好刊物的建议(她毕竟是办刊物的老手了),其中一点,是可以发些生动的小故事,并且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事关贵省的廖伯康,他写了一本有关萧李廖案始末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是文革期间的事。他们在文革中当然也被抛出来,但是死老虎,人们兴趣不大。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到四川去揪这个据说的“反党集团”,审讯之后发现这是冤案,几个人并不反党,是好人,而在当地有危险,就把他们“押解”到北京隐蔽起来,躲过了文革中的蹂躏。廖的这本书是请李锐老写的序,一次我有幸在李锐家几个人的闲谈中在座,听李锐谈起书中的这件事,他说许多文章中谈到红卫兵造反派都是说他们做了什么什么坏事,从这件事看他们也是做了好事的。李锐是否把这意思写在序中了我不得而知(注:李锐在序中写了,序名为《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发表于《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但这话是我亲耳听他说的。我觉得就这件事是可以写点东西的。
廖、李都是知名人物,萧李廖案也是全国性的一件大事,我接着想说的第二个故事则是凡人小事,事关我的一个妹妹。她那时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年龄不到四十,也算一个老编辑了。此人性格爽快、言语尖利,是个容易得罪人的角色,文革中也造反,带着一大堆“黑材料”来北京代表她那一帮子人告状。来我家时我正落难蜷缩在家中,她慷慨激昂地劝我“自己解放自己”。不料回南宁后不久在派性斗争中她自己也被揪了,她是422派,(即周恩来所说的“杀人放火的422”,当然我相信她还不会有杀人放火的本事)当然没有好果子吃,阴阳头也剃过,也受过种种皮肉之苦。到了文革后期,大家都没事儿了,军代表为了整顿秩序,求“大联合”,搞了个“一对红”活动,不知怎么看中了我妹妹有“典型意义”,从她开始,对手也是个编辑,是青年,正是文革前对她执弟子礼甚恭后来又揭发打骂她最凶的一位。于是由军代表召集,三方坐在一起谈话。对方很能顺军代表的意,首先开口:“过去老尹对我工作上帮助很大,文革中我因为没能辨清敌我矛盾的界线,有很多对不起的地方,现在我先道歉,愿意结成‘一对红’,以后互相帮助。”这个头开得不错。我妹妹却说:“这‘一对红’不用结了吧。敌我矛盾是很容易混淆的,比如韦国清是好人,我看了小报上材料,就把他看作该打倒的了。不过韦国清在远处,你我却在近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辨别不清。另外互相帮助也做不到,我的缺点你恐怕帮助不了,至于我,也帮助不了那种老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拂袖而去,军代表的愿望未能实现。
我听她说这件事的时候觉得很痛快,写了一篇小文,但只在兄弟姐妹中传看,以写为乐,说说笑话而已。当时也没搞博客,更没有向外投稿的发表欲。但事后想想,虽是凡人小事,却也很有意义。军代表搞“一对红”,正符合当时的形势和毛的处境,先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想在乱中达到自己的种种目的,大放之后却收不拢来了,于是想出许多“和谐”的办法来求平安体面的收场。至于我妹妹的那种做法和语言,也正符合我的思想感情,也许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家庭教养出来的吧,只不过我比她文雅些迂缓些。我并不主张报复,不主张“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觉得是非必须讲清楚,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讲清,而不是暗地里私和了事。我拥护宽大、宽松等当时很多人都在讲的“三宽”,但对有些人把它的含义延伸到无限大则不满意。所以在以后徐光耀写了《昨夜西风凋碧树》诉说当年被打右派的经历,刘白羽写信道歉忏悔自己有罪,徐又赶紧回复并在信中大唱刘当年在文坛立功的赞歌,甚至说刘无罪,“如果我当时处于您的地位也会那样做的”。那时,我很不以为然。上述“如果我……”那种话我曾听好些人说过,都像听“娘打孩子”论那样的反感,心中嗤之以鼻:“别抬举自己了,像你那样还存有一点良心的人够格去狠整别人么?”这种“抬举自己”的人往往被人称赞为善良,实际带有虚伪的成份,连儒家“恕道”也曲解了。当然我那种嗤之以鼻的话也只放在心中,不好意思对这种受害者当面直斥之,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又犯了我的“王大娘裹脚”病了。就此打住。
又,以后你来信如有和我有关的内容,请在发文时直接把我写在“抄送”一栏,因为我和老胡各用一个电脑,“办公室”虽就在隔壁,由他转发有时还是会慢一些。

2008年12月28日,尹老特别写来一信,谈到当时网络上已经流传开的一个有关提倡民主宪政的签名运动,她说:“……仔细读后我就按其第一次的网址发信签名。发信时间是12月13日。……此信顺利发出,未见回音,我想也是当然的。”后来她见到几批签名的名单,查看都无她的名字,不知她的签名是否成功,若未成功,要怎样才能顺利签上名。“我知道自己现在能力有限,并不能为此事尽多大力量,但这件事意义很大,表一表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她请我设法帮她查一查。  

我回信告诉她我没参加那个签名(为了让《记忆》不受干扰地继续办下去,我和启之相约不参加签名),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签上名。但对她的作为感到佩服。她回信说:

复信收到。此事既然你不清楚,就作罢。还是得感谢你复信迅速。得到你的佩服,更不敢当,其实像我这样一个普通人,作此事本不需要多少勇气的。北京本来也认识几个首先发起的人,但都是比我更老的长者,不好意思麻烦他们。当初见签的人只有三百多个,就起了摇旗呐喊之意,现在已上万估计还会更多,主事者可能统计数字也来不及,更不能要求逐一打收条了。就由他去吧。
从你信中知道了签与不签,还有两种不同看法(在我们家中也是如此),使我想起了当年捷克“布拉格之春”的后期,也有过声势浩大的签名活动,在同是爱国正直的人们中也有两种不同态度。签派中有哈维尔,他而且是一份宣言的起草者,不签派中有昆德拉,各有各的道理。我对这个文件是仔细看了看的,觉得写得不错,至少是表达了一种正当的愿望。这么多个认识上同中有异的人能结合在一起表达,早些时恐怕也很难做到,这标志着时代在向前走。既有了这么一个东西,署名者多一点更好。这就是我的想法。
文件内容大部分是人们已经说过多遍的共识,但也有些新东西。例如公然提出联邦制共和国,孤陋寡闻的我以往好像还没有见过。我当时看了心里一跳,因为这正是我以为正确但还不敢完全肯定的一个想法。从了解孙中山与陈炯明“联省自治”之争时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以后了解美国各州自有宪法等等制度,想到欧洲各一块地方自成一国,各国拥有的土地在我们这些泱泱大国之民看来不过是弹丸之地,但自由发展的结果是比我国迅速,确实不能“鸡蛋瞧不起鸽蛋”。秦始皇现在当然已是人人皆骂,但谁也不敢否定他统一中国,书同文、车同轨的功。,我独不以为然。大真的就比小好吗?大一统郡县制真的就比春秋战国时的分散小国好吗?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外蒙古独立当年共产党支持当然是讨好苏联,这段历史对一个党来说是不光彩的,但甩掉了这一块虽然使中国地图从桑叶形变成了马鞍形,但和强扭的瓜儿扭在一起闹民族矛盾相比究竟孰好是坏?这些想法在脑中酝酿已久。但自己不是搞这一行的,学问太浅,只有一般推理的想法,具体知识不足,是乎非乎,实在不敢确定。半月前读南方周末一组关于山西省的报道,不禁同情起山西省的官员来,想写一篇《假如山西不是一个省而是个“联邦”或“联省”会怎样?》,已经起了头,却仍觉说理不透而半途搁笔。
这些都是顺笔写来的题外话了。知道你很忙,就不再多说。慧珉  08-12-31

我为这位老人的精神所感动,觉得应该成全她这个签名的心愿,便将她的想法转告了一位参与这次签名发起的朋友,并转去几篇尹老的文章供其了解。那朋友也很为之感动,代她签上了名。至于84岁的尹老后来是否为签名而受到过“请喝茶”之类打扰,她没说起,我也就不知道了。

在这之后,我曾发给二位老人我写少年时代受父亲“右派”问题株连打击的回忆《少年宫画梦录》,2009年8月3日尹老来信说:

《记忆》承每期都发来,近来又发来许多很好看的文章,想发表些感想却总未能写出,作为朋友我常有负疚感,只好请你原谅老年迟钝。最近那篇关于少年宫的回忆,不但使我对你有了更多了解,而且感慨深深。49年以来运动不断,都是伤人杀人的。不但祸及本人,而且连累家属亲友,不但使其生活经济紧迫,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创伤。成人犹可,敏感的、正在瞻望幻想美好前途的青少年尤甚。这话很多人都已说过,但从当年的青少年自己笔下写出的我还见得不多。你这篇文章完全写实,并无多少唏嘘感叹之词,但使人读来凄然。我的儿女比你的景况好些,因为我和老胡遭难的时期较晚,时间跨度也较短,但也够他们受的。虽然他们并未表示任何的怨恨和歧视,我自己长期以来却对他们深感负疚。我由此想到你父亲(应是我的同龄人,或年长一些),当年的日子一定也是很难受的吧。除了自身所受的苦和辱以外,在家庭里,面对妻、子女、长辈,该是怎样一种心情?改正后怎样?日子过得可好?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可能较快地治愈吗?

2009年8月13日,我们在《记忆》“五一六专辑”上发表了尹老写的《一场莫须有的大运动--记在干校时的清查“五一六”》,她来信说:

第20期收到。把我的稿子发在那么前的位置,真不好意思。
人之常情,首先还是看自己的文章。我写得真太啰嗦了,害得自己也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才看完。这是个严肃的主题,但是俏皮话似乎太多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本以为你总会删去一些的,谁知都保留着,大概是编辑偏爱吧。至于我自己,也有一点敝帚自珍,心想:幸亏当年写了下来,现在写不出来了。
……
今天刚好写完一篇东西,是一则日记,不是投稿。我这人没发表欲,但是时有写作冲动,目的只在自娱并与朋友同乐。这篇也啰嗦杂乱,但不算太费时间,附上,有空时看看吧。

她的这篇日记题目叫《惊闻朱厚泽重病》,写于2009年8月9日,她得知朱厚泽重病的消息后,久久无语,心中悲愤,怅惘。“我有幸识荆,但只有数面之缘,直接接触谈话只有一次,谈不上有什么交往。但他是我真正敬重的有数的几位人之一。”“为什么敬重?因为有事实。大多并非目睹,而是耳闻。但我相信都是真实的。”

在回忆了一些从不同方面听来的有关朱厚泽的往事后,她写道:

最后再写一点或许是无关紧要的事。上文说到我和朱厚泽曾有一次接触交谈。那是一位朋友请李锐老和朱厚泽聚会,向他们有所请教。我和老伴也被邀请。在场的共是四对老年夫妇。我因为刚好在网上读到朱写的一篇谈改革路径的文章,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谈话中就顺便向他提出。他也认真地作了些说明和解释。原来这篇文章也是一次下去调查研究的结果。他说完我就笑说:“你说话倒很坦率。”他也笑说:“在老同志面前口无遮拦啊。”这本是一件笑谈中的小事,他自己恐怕早已忘却了。但是我对这些话以及那天他的谈话及其他言语活动却留下相当深的印象,印证了原来的一些看法,觉得这是一个生气勃勃、随时都在思考和行动的人。而且感到遗憾:觉得这人虽然现在也到老年了,毕竟比在座的其他人要年轻十来岁,放在适当的位置,起码还能为人民做出许多贡献。为什么就没人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呢?当然,人的活力是控制不了的,不在其位,仍然会做。
正是这种印象引发了我们家庭里一次有趣的闲聊。那是听到台湾国民党改选,全党直选选出马英九当主席的时候。我向老伴感叹:“想不到人家国民党倒能直选领袖了。我们入党也六十多年了,还一次也不曾拿到这么一张选票呢?”说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又说:“唉!我们现在几乎都不会过民主生活了。真像鲁迅所说:花开花落两由之!想想当年我们在学校搞学生自治会竞选时那个热劲儿!真的,如果你现在得到这么一张选票,你选谁?”老伴被我这么突兀地一问,茫然不知所答,就把球踢回来:“你呢?”我也没想过这问题,不可能的事嘛,谁会去想它?不过这么偶然一触动罢了。但我还是想了想,我说:“要说党内人望最高嘛,当然是李锐。不过李老的年岁太高了,谁也不忍心加给他这么重的担子。其他一些老同志也一样。我选朱厚泽。”
这当然只是家里两人之间的闲谈,不作数也不足为外人道的。然而现在却突然听说朱厚泽病了。不过我还是相信,以他那样旺盛的精力,宽阔的心态,一定能战胜病魔,继续做他该做的事情。

我读到她这篇日记后,觉得很有意思,便马上转发给了一些朋友,包括远在青岛的沙漠老师。没想到沙漠老师与朱厚泽夫妇常有邮件和电话来往,她马上就转发过去,让病床上的朱厚泽知道了,朱厚泽赶紧打招呼叫别再传了。

尹老得知后,深感不安。我接她来信后回信安慰她,她于8月18日来信说:

何蜀兄:信收到。沙漠也来了信。看到你们的信,心中不免自笑,想:何蜀一向对我印象不错,是真心的,这回一定也发现这老太婆有点婆婆妈妈了吧。不过你们都很宽容。你只用“不会被说成‘劝进表’”幽了一默,还先说了句“只怪我……”……
于是这事就算完了。只剩下自己在笑自己,干嘛去小事化大,没事找事呀。只好请原谅了。
我女儿前几天也批评我,说我最近有些焦躁,不像过去那么开朗。说可能是自觉比前迟钝,写的东西自己总不满意,想做的事多多却做不到的缘故。还分析了我“天生我才必有用”恨难实现的潜在思想,说这是你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都有的悲剧命运,岂止你一人。现在只有认命,放开心,利用余下尚有的时间,选自己觉得最重要、最感兴趣的事慢慢做。多年母女成朋友,这话也是知我心者抓到痛处了。  珉  09-8-18

2009年11月9日,尹老发出一篇博文:《不允许给消灭自己人民的人平反》:

“我坚信,任何国家的发展,它的任何成就、宏图,都不应当以人的痛苦和损失为代价。任何东西都不能高于人生命的价值。任何迫害都没有理由。决不允许在恢复历史正义的名义下替消灭自己人民的人平反。”
这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前些时在视频博客和电视台上说的话。他还说:“对民族悲剧的记忆同对胜利的记忆,一样神圣。”
这番话是从何而来呢?
原来,从1991年起,每年俄国都在十月三十日纪念他们国家的二十世纪受政治迫害者。今年总统发现为斯大林喊冤的人大大增多了,这些人认为斯大林进行政治迫害是为了“某种最高国家目的”。梅德韦杰夫总统认为不能忽视,他是为了维护神圣的“对民族悲剧的记忆”而说这番话的。
我读了这条消息,真感到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这也是他山之石啊!原来在这世界上像鲁迅所说的“在淡淡的血痕中”丢失记忆的人竟到处都有。现在在中国,不是也有大唱“红歌”,“万岁”、“大救星”之声又行时了吗?不是又有人忘记了几千万被饥饿、被其它各种运动摧残至死的同胞的血泪了吗?我期待有像梅德韦杰夫这样的身居高位却还能维护正义、强调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人挺身而出,但我不相信这期待能实现。(珉)

她的这篇博文写出后就发给了一些朋友,也发给了《五柳村》网站主编陶世龙(《五柳村》已经发表了她几十篇文章),陶世龙立即将其发在《五柳村》网上,刊出几小时,点击数就已上百,而且有许多跟帖。陶还立即查到了原文的出处(是刊在《莫斯科华人报》11月3日的一则消息),一起刊登出来。尹老读到后,马上又写了一篇《梅德韦杰夫还有更深层的意思》,指出:

他还有更深层的意思。这就是他所说的“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年轻人不仅掌握历史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能够共同体会和感受俄罗斯历史上这次巨大的浩劫。”他的讲话中提供的一项比例数字更令我吃惊:“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18至24岁公民中,有90%的人不知道那些在大清洗中受难的知名人士。他们的姓名、事业正在被遗忘。”
啊!世界上不同地方发生的事情竟然这样惊人地相似!我立刻想起了自己的国家,自己周围的晚辈青年。他们都是很好的、很善良的年轻人,但是正如梅氏讲话中所说:“对这段往事所知甚少”。我没有看到本国的什么调查材料,但是也有不少亲身经历。有时在朋友见面时谈到一些往事,在场的年轻人便表现惊奇、怀疑:“能有这样事么?”“这么残酷?”“他们为什么这样?”惊奇之后,这事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了。
我在上次的文章中曾对在“淡淡血痕中”患了遗忘症的人们表示谴责,那是针对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长的人们的。对年轻人表现漠不关心却不能这样谴责,因为他们确实“所知甚少”。但对这种状况又决不能报以同样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否则长期蒙昧下去,七八年再来一次七斗八斗的日子恐怕又要重演了。
怎么办?梅德韦杰夫提了两项办法。一是要让青年掌握历史知识,即把真相告诉他们;二是要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使他们对历史浩劫能有所感受和体会。这两项办法,在总统能在个人博客视频中现身讲那样的话的国度,或许还比较容易作到吧,在我们这里可就难说了。因为在我们这里,在上者,由中宣部一马当先,着力在做的主要还是遮盖和回避历史真相啊。“让他们掌握历史知识”已无从说起,更何况“培养公民意识”呢?当然,“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我们这里除了在上者还有民间,我还是乐观的。

接着,她又写了这个专题的第三篇《一个国家怎样面对自家的丑事--再谈梅德韦杰夫的讲话》。对“10月30日为斯大林大清洗遇难者纪念日”这句话生发出许多感慨:

……我们中国也有许多法定纪念日,例如国庆节等等。但俄罗斯这个纪念日是追忆灾难和表示哀伤的,我国却没有这种纪念日,我国的法定纪念日是只有为了展示辉煌的。
突然脑子里又蹦出一个词来,那是70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八、九岁的小学生的时候常听老师、家长提到的“国耻日”。现因久不提起,几乎遗忘了。现在我还能记起的“国耻日”已经只有“五七”和“五卅”,那是日本人在我们国内大肆欺侮和残杀中国人的日子,称之为国耻日是为了痛恨国家积弱不振、抵抗无能,唤起民众发奋图强。
我又想,被外国人欺侮残杀而无能抵抗,当然是很没面子的事,称之为耻,恰当不过。本国人残杀本国人又如何呢?何况这残杀者又是本国当局者中的第一把手,是万民称颂的领袖;何况在残杀之后还照样万民称颂。岂不是耻而又耻,没面子再加没面子了吗?若按我国老话“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就只能藏着掖着,假装视而不见,混过去算了。当年斯大林那件案子对俄罗斯就是这么一件没面子的事。但人家当时虽然也不敢说,但从赫鲁晓夫就开始揭发,然后又公开档案,把真相清理清楚。当然这过程也花了相当的时间,中间也有过周折和阻扰,但最后毕竟有了这个法定的“遇难者纪念日”,而且在面对那股要求为斯大林翻案的思潮时,总统能亲自出面顶住,再次历数事实肯定斯大林犯的是“罪行”,而不是又打出一个什么“斯大林思想万岁!”的旗子来。他们叫纪念日而不叫国耻日,意思也差不多,总之是出了一件没面子的事,人民受了害,以后再不能这么做。
我觉得,定出这样一个“纪念日”来确实意义重大。肯定了当年的受害者是好人遇难而不是有罪当诛,也肯定了斯大林确有伤害自己人民之罪而不是正义执法。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是非分明。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两点好处。一是等于政府向人民表示了愿意以史为鉴,绝不再干斯大林那样无法无天的事,并提醒后来继任的执政者也要照此办理。这对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极有好处。二是让人民了解真相,破除当年黑箱作业造成的蒙昧状态,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意识。这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

尹老的这三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我想,今后如果编公民课教材,这三篇文章是可以考虑选入的。

2009年12月7日,尹老来信说:

今天整理了一下这段时间保存下来的伊妹材料,重读了你写的对印红标着《失踪者的足迹--文革中青年思潮》一书的评论,在欣赏之余恍然记起,当时曾很想得到这本书读一读的,这也是保存下这篇评论的原因之一。再读之后,仍然有这种愿望。不知你能否为我购买一本或借我一阅。我以前对杨健的那本书就很感兴趣,也记了一大堆笔记,此书内容看来更有意义。你的评论也写得很好(对作者要求稍苛),我觉得你确实比过去进步多了。你们年轻,越来越成熟,工作量也可很多,实在令我们这种如在逆水行舟中挣扎的暮年之人羡慕。

我当然马上把她的信转给了印红标,书很快就给她送去了。

从当年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领袖到今天反极权讲宪政的“党内民主派”,尹老走过的道路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不过,她并不是(或者性格的主要方面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人。在2010年2月22日的信(同时发给沙漠老师和我)中,尹老谈到看了一组花卉照片后的感想,可以看出她性格情趣的另一侧面:

还有一组图片是最近发来的菊花。当然是很美的,但我却另有想法。这样热热闹闹色彩浓厚簇拥在一起的菊花不是我心里所想的菊花,大概是外国人所爱的菊花吧。她们成了景点和房屋的装饰,却失去了自己的那点儿灵气。我心里所爱的是“采菊东篱下”的、“人比黄花瘦”的、以至《红楼梦》里林姑娘“偕谁隐”、“为底迟”、“何寂寞”、“可相思”的菊花。桃杏可以成群、而且必须成群,方显其灿烂,日本人爱的樱花也是如此。牡丹也可成群,显其富丽。菊花、梅花却最好不成群。菊是孤傲的、梅是冷艳的,各有自己的那种独特的令人遐想的东西。花也是有灵魂的。对吗?
看来我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爱好还太传统,或就可说是陈旧。小说戏剧方面我很难接受西方现代派,当然也有例外,如卡夫卡。诗画我都爱中国味的,根本看不懂毕加索。穿衣服我也喜欢我们当年那种溜肩膀的旗袍,看不惯现在那种靴子、裤子、短裙、上衣一截又一截地叠着,外加小外套和许多口袋。好!停下吧,遇着同龄人,知道即使不同意也不会笑我的朋友,就肆口胡说些没意思的话来了。
此信我也给何蜀兄一份,因为信中写了些平常没机会谈的意思,信手写来,毫无顾忌,而你们两位都是我不顾忌的人。

2010年5月17日,86岁的尹老给朋友们发出邮件:

我的信箱一度塞满,信件进不来,被退回了。现已全部清理腾空,已试收到了第一封信,无阻碍。请继续给我发信吧。  珉

我收到后暗笑,老太太真是精力充沛,一付要大干一番的样子。11、.jpg

右图:尹慧珉晚年

胡老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自从学会上网发邮件后,他就经常把在网上搜索到或别人转发的好文章大量向朋友们转发。我与他建立邮件联系后,几乎是每天都会收到他转来的一些网上信息和文章(他自称这是用当年搞反独裁争民主学生运动时散发传单一样的干劲继续做宣传宪政民主思想的事)。2010年5月25日,我收到他发来的两个邮件,一个是一组网上信息,另一个是……讣告!谁的?朱厚泽刚走,又是谁?我带着疑问和不安打开一看,大吃一惊:

我老伴尹慧珉于今下午四时,在附近卫生站输液时,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平安去世。享年86岁。根据她生前和我商量的意愿,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不留骨灰,不修坟建墓。特此敬告我们的亲朋好友,敬请转告你身边的我们的亲朋好友,敬请节哀。  
胡甫臣

这实在是个太意外太意外的噩耗。似乎昨天还在谈笑风生,还在说俏皮话的“尹大姐”,刚刚把她的邮箱腾空准备大量接收邮件和信息的“尹大姐”,怎么就这样走了?

悲痛中,我上网打开《摘录者尹大姐》博客,再次浏览她那些总能给人带来启发与思考的文章。当我再次看到她那篇有关写“水”的小诗的文章时,忽然想到,她赞赏的诗句,那冲决阻拦的“堂堂溪水出前村”,不正是她那自由思想的写照吗?无论是“万山”的阻拦,还是死神的骤降,都无法征服她的文章和思想的传播。她的一些永葆思想青春的文章将会长期流传下去。溪水仍会向前奔流并汇入海洋--人类自由思想的海洋。


感谢作者来稿。首发于《记忆》总第50期。版权归作者所有,转发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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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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