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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1976

----作者:季思聪



  多事的1976年那年我高中毕业。

  3月5日那天,我们被敲锣打鼓地夹道欢送到延庆县永宁公社太平街大队插队落户,在这里经历了大地震、毛主席逝世、和“揪出四人帮”。

  我至今记得那次彻夜不睡、赶了几十里山路的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时我正在乡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消息来得很突然。那天我们一群知青正在地里干着活,大队书记突然铁青着脸来了,说收工了,坐下听广播,听完之后全回村去。有个二百五女生见他脸不是色,傻呼呼地一个劲追问∶“怎么啦?你怎么啦?”书记说:“毛主席逝世了。”她第一个反应是∶“哎哟,你真反动!”不过她马上就老实了,大喇叭里果然是播音员夏青沉痛的宣布。所有的人都傻了眼。

  晚上吃饭的时候,知青们一起议论,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应该回北京去,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追悼会,即使只能站在北京家里的电视机旁参加追悼会,那感受也比站在这村里更有其历史意义。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是强弩之末,平时我们和队里关系又都不错,想回北京探家一般都会批准,且这次我们拿出的理由是“要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自觉口气不容反驳。

  不料北京方面进入了戒备状态,不准人口流动。公社奉命看好知青,不可妄动,队里管知青的人当然地说谁请假也不能批。全体知青和管知青的干部坐在一起,气氛很僵,大家都沉默,又都不肯让步,最后也没个结果。

  但是从这里回北京实在太方便了,出了街登上车就走,真想走的话想拦也拦不了。何况法不责众,要是所有的人一齐走个干净,又是为的毛主席,想必队里事后也不一定真追究,怕它怎的——我和几个要好的女生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一些坚决要走的知青没有上工,大家议定,不管准不准,一定要回去。不过,当时的整个形势是,不允许回城的理由也很压人,长途汽车的班次和容量也有限,我们一窝蜂要回北京的行动还是大受限制。为了不至受阻,大家决定悄悄地行动。下午最后一班车,让身体不好的同学先上车回北京,一些身体好的则留下来,造成大家并没有一锅端地回北京之假象。而留下来的人的行动是:天一黑就连夜步行,沿著长途汽车盘山公路的路线走回北京去!

  我身体好,又满怀着进行一番创举的兴奋和好奇,决定留下来参加夜里的步行行动。伙房在晚饭时蒸了糖包,给大家带上夜里充饥。白天收拾好的行李包已由上车的同学先带回家去了,他们还会通知众人家里明天早上迎接我们——十八、九岁的年龄,没有成熟到凡事考虑必要性、可行性、变数和后果,却也足够把一个统一行动的方方面面都安排周到了,让我至今想起来,仍为那群孩子那一晚的一切激动不已。

  天一黑(可惜忘了是几点了),我们一行五个女生、十来个男生便悄悄上了路。从延庆永宁通向北京的是一条叫做108的盘山公路,据说以有108处急转弯而得名。路标上写著到北京共是88公里地。以往每次坐车上山下山,都多少有些悬心吊胆∶车的一侧就是万丈深渊,一翻下去定然活不成——好在一次也没翻过。现在步行着,起码还不担翻车这个心。

开始一段一路顺风,女生们觉得兴奋无比,难免叽叽呱呱,走在前边的男生只好时不时回头警告一声:别吵!不能暴露目标!公路上如来了车就躲一躲,不然大半夜的这么走著一队人会令人生疑。

  要说走夜路,我们倒都不是第一次。十二、三岁的时候兴“拉练”,因为毛主席亲口号召说“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本是针对军人说的,不知道红卫兵、甚至红小兵也跟着添什么乱。据说是“冷练三九、热练三伏”,所以专在最冷最热的时候“拉出去练”,大夏天白天太热就睡觉,专门一夜一夜地不睡觉去行军!那时候还背著老大一个背包、左一个挎包右一个水壶呢。

  不过这一次完全不同——不是别人命令的,而且是有目标有实际意义的,所以觉得挺豪壮!

  走着走着才发现一路上还真有设卡子的!大概北京城周围接到指示,不放闲人进城去,沿途生产队便派人执行。我们躲过去过,也硬闯过去过。大约夜里12点多,在我们以为

又躲过了一关的时候,突然身后脚步声、喊声大作,一大群由村干部率领的大人孩子打著手电追上来,让我们不要再走了。看来这次是闯不过去了,我们只好乖乖地跟他们进了一个小学校,听他们说着接到上级电话、阻止闲人及知青进北京的一大堆话。

  我们可不甘心坐到天亮再花钱被长途汽车送回村去。几个伶牙俐齿的男生一个劲与那干部模样的人动之以情:我们的家就在北京,能添什么乱?有很多知青已经坐车回城了,放过我们几个也多不了什么,我们保证回去不惹事,就是想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我们热爱毛主席,所以才连夜赶路呢。我一贯在知青中间没主意也没动静,整个行动都只是跟着走的,这会子情急也忍不住插了一句嘴,说的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惊得连我们自己人也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没想到我竟也有这胆子和这口才。

  没想到那干部不知怎的竟被他们磨通了,说放我们走。这个转机突然得就象刚才被人抓住,我至今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记得高兴死了,也跟着大家感激地去握他的手,他呢,象个大英雄般宽宏地让我们一一和他握手道别。

  在这之后就基本畅通无阻了。明天还要出工,哪个农民能熬过后半夜?我们自己愿意夜里不睡觉地满大山里转,人家可就不陪了。大家走着走着,后半夜乏上来,再没人叽叽呱呱了,都闷头赶路。有时女生在后边掉了队,不时跑起来追赶一番,半夜里这劈哩啪啦的脚步声传出老远,在大山之间引起回声。前边男生赶快说:“告诉后边不必跑,危险!现在正是大下坡!”

  我一定是边走边睡了,因为后边的事已全不记得。只记得走到天发亮时终于出了山,走到这里就不会再有人拦人进北京了。我们上了郊区车的头班车,在把车钱递给那个打着哈欠的女售票员的时候,我激动得觉得心都快从嗓子里跳出来了。早班车上加了我们这十多个人变得满满当当,乘客和售票员一定都觉得今早上奇怪,这群人奇怪,所以我们不住地挨打量。男生们很仗义地把座位都让给女生,我一直睡到终点下车——北京到了。

  大家散伙,各自上了回家的市内汽车。我忍不住地咧嘴笑:还真的就这么到家了?下了公共汽车,昏头胀脑往家走,半路竟碰上昨晚挤上汽车回到北京的一个同学,看见我,而且是这副德性,他又惊又喜:“你们都走回来啦?!”睡眼朦胧中他欢呼的样子至今仍很清晰。

  进了家门,爹妈见我真为了“开追悼会”走了一夜山路,既不忍又不解,让我赶快睡觉去,“下次可别再这么干了!” 

  我却觉得“甭管怎样,我到家了是真的!”先顾不得毛主席,一觉睡到天黑。傍晚,听见我妈对人说:“走了一夜,还睡着呢!”原来是坐车先回来的女同学来慰问“英雄”了!我翻身坐起,粗声大气地朝外一喊:“我来啦!”



    原来属于河北省的延庆县,因为有八达岭和长城,在我下乡时已经被划归北京市。我们生产队离北京城只有三小时长途汽车的路程,每天有两、三班车可以回城,票价一块七

毛,车站就在从我们宿舍步行五分钟的街口上。生产队对知青挺不错,不少老乡对我们的生活起居也是多方照应,北方的农活对于年轻人来说一般吃得消,知青又有自己的伙房,不用象当地农民那样,收了工还要辛辛苦苦自己烧火作饭、喂猪垫圈的。所以,这样的插队生活,和当年去东北、内蒙、延安、云南的知青相比,实在已经谈不上任何艰苦。

  很多老乡也是知书达理、见过世面的,与知青们很谈得来。队里的两个老党员,是朝鲜战争的复员军人,那时四、五十岁,但看上去要苍老许多。他们的生活也和其他人一样,拖儿带女,辛苦劳作;但他们毕竟是有过些经历,精神境界终究是有些不同的。当年盛行“传达文件”,往往先党员后群众,每当大喇叭里一叫“今天晚上,党员到队部开会”,就显出他们的不同来了——别人收了工赶快回家做饭吃饭,喂猪喂兔,忙活自留地,他们却集中到队办公室去开会。  
 
  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一一被揪出是一回事。自从林彪被“揪出来”以后,已经好多年没有再揪出什么人来了,我当时再想不出还有什么人可以被“揪出来”。不料,老宋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

  其实我一贯并没有太多的“反骨”。文革之初我刚上小学,到这会高中毕业,所受的全是文革的教育,什么大批判、游行、办学习班、“拉练”、插队,没有一件事是自己想干的,可只能乖乖地去干,这种满拧已成天经地义。对报纸上说的一切当然全不相信,但对于一切必须那么说却是习惯成自然。虽然反四人帮在当时早已是暗潮汹涌,可我本人的“觉悟

”并不特别高——“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乡下了,没有亲历,从在城里的同学们嘴里能听到的,不过是一些侧面情况,小道消息,顶多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并没有很清醒地认为应该、也可能推翻个什么。现在,“江青被揪出来了”这句话,让我突然之间一切蒙昧都开了窍——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我们几个女生马上追问:“还有谁?”他说“还有姚文元”。我竟接口说“是不是还有张春桥?”一分钟前我都不可能有这个灵感。答案是“对!”我激动得头直晕,“这回真的要变天了!”虽然老宋想不起来第四个人了,但不要紧,只要这三个被“揪出来”,再揪谁再不揪谁都差不多。

  从“揪出”林彪的时候已不兴上街敲锣打鼓欢庆胜利了,可这一次又是从城到乡大街小巷游行的一片海洋,我们大队也组织去游行。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这是第一次真心高兴地又游又嚷。看见横幅标语上的口号“打倒四人帮”时,我想的是“四人帮这个词今后该成为常用词了”,果然直到现在还用呢。

  秋收后回到北京探亲。北京市民为这件大事的终于发生而欢天喜地一片欢腾,人人的高兴、痛快、解恨之情千姿百态溢于言表。西单菜市场在卖活螃蟹,有人称“给我三只公的一只母的”,引得不少人喝彩和效法,一时传为笑谈,听说售货员就乾脆把三公一母挂在一起,人手一份。   

  四人帮倒了,一群受他们宠的人也跟着倒。北京人天生嘴巴尖刻,这时候继承了四五天安门诗抄的传统,大兴特兴写旧体诗来抒发自己的开心和解气。一大堆不知名的作者写

了一大堆满江红西江月十六字令水调歌头什么的,讽刺嘲弄“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台上台下。那些诗写得又贴切又压韵,妙语连珠,好多都比郭沫若那首被谱成豫剧、让常香玉唱得痛快淋漓的“大快人心事”要精彩得多,我看得乐不可支。当时尚不知有复印机,想自己留一份的话全靠手抄,我又是个急脾气,往往新诗一到手,就等不得过夜地立即赶抄,通
宵的时候都有。抄完也拿给别的同学看,很出了点小风头。

  很快,一些老演员、歌唱家纷纷登台,把他们当年风靡全国的拿手戏重新唱起。虽然他们人老了,丑了,可是那些久违了的曲调和他们当年的风采都让人目不暇接,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久旱的禾苗逢甘霖”,那些歌曲于是结结实实地渗透进我的每一个细胞,直至今天还是我情感中的最终极偏爱,不论多高兴或多不高兴,听它们都是永远少不了的一个
项目。

  第二年夏季左右,在国家教委工作的父母告诉我,从今年起要恢复高考了,各种全国统一高考的准备工作正在紧急筹备,因秋季入学来不及,将在冬季考试,推迟半年到下年

春季入学。我马上把消息告诉所有知青,引得群情振奋,我于是又出了点小风头,成了个咨询站。大家随即投入了复习备考,不少人(也有我)后来成为响亮的“七七级”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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