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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白羽·


白羽,北京四中七零届三连五排(按当时名称)学生。一九六八年进北京四中,一九七零年离校后当小学教师。一九七七年进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毕业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节目主持人、编辑和记者。自一九八八年起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和导演。导演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获得多种国际国内奖项与荣誉。 


一九六八年初我进入北京四中时只有十三岁。所谓“进入”,是由于那时已取消了入学考试和男女分校的规定,我们这些“七零届初中生”,连男带女,按居住区域就近分配到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当然,我自认为即使没有“文革”也能考进来,因为我在小学成绩突出,又是少先队大队长,原来的理想就是考四中。虽说就近入学已无昔日的荣耀,可迈进四中大门那一刻还是挺激动的。

辅导员们的精神向导

第一次走进四中校园,到处是西北风撕扯翻卷的大字报碎片。而高年级学生和老师们却文质彬彬、几乎没有社会上革命造反的火药味,我恍如回到“文革”前父辈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感到很亲切。虽有“新四中公社”等群众组织在,但很少在校内搞政治活动,只看过他们的合唱团演出的《红卫兵组歌》、《长征组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诗歌联唱。在那短暂时期,政治空气并不怎么浓烈,学校已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复课闹革命”,似乎有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承继了“文革”前四中的传统,我们七零届和六九届以及后来的七一届各班,都有“老三届”的学生做辅导员,正是这些辅导员和他们的同学,把我带入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我很崇拜这些辅导员,他们博览群书,谈吐不凡,善于独立思考;他们在讨论或辩论时,或慷慨激昂,或沉潜深邃,或妙语连珠;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或崇尚理性,或性情浪漫,或以天下为己任,或独善其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阅读和讨论的内容,譬如德国古典哲学、国际共运史、世界局势、“文革”内幕以及西方文学名著,令我们这些渴求知识的少年如沐春风,为之陶醉。在思想禁锢的年代,应该说那是我们启蒙的开端。辅导员及其同学们就像大哥哥,他们取代了老师,成为我们的精神向导。

我清楚地记得“老三届”一位同学的文章第一句便是:“法国大革命这个真正的金刚力士……”,读得我热血沸腾。他们传阅的一位高干子弟的文章则开宗明义写道:“中国共产党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历史感。

潘廷宏在老校长室给我耐心讲解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还画了图示。刘志民每天下课后仰靠在窗边的课桌椅上,啃着大部头理论书籍,低年级新生常扔石子骚扰他。有一天,我去郭世杰家,他讲述了美国宇航员登月之举,以及尼克松就职演说提到的“那个蓝色的小球”。“上山下乡”前,他送我一本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化革命大事记》,我至今依然珍藏着。王小平登台讲解“反右”和彭德怀事件。廖致杰听说我家藏书幸免于难,趁夜色专程来翻阅品评。娄宾用复写纸传抄“九大”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讲话以及各种内部文件。王文光读遍了巴尔扎克全部的中文译作,认为其笔下的人物仍活在今天。在我看来,常去他宿舍的曹一凡就长得颇像某个插图中的人物。我常常倾听高一学生在宿舍的高谈阔论,有柏铮、金铮、祝文、褚维春、高中等。马凯每天都打乒乓球,登台为我们讲解马丁?路德?金和美国黑人运动。唐华谱写了许多歌曲,我们排练后去中央电视台(当时的北京电视台)直播演出。还有一位高手常给我讲解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的哲学,穿着打扮像农民,言谈举止像大师,个不高,圆头圆脸,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

“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暂时的平静,很快就被“清理阶级队伍”打破了,一大批教师成了“阶级敌人”。

在我记忆中,留下某些难忘的画面:学生们冲进校长室质问杨滨为什么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她气得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刘铁岭在全校大会上批判自己的“反动日记”态度平和;一位中年女教师用剪刀铰断自己的喉咙,惨死在大礼堂后面的夹道里;不久前还登台演唱毛泽东诗词的音乐教师曹会澄穿着破工作服,神情黯淡地砌墙垒砖;有一次,我们在长安街游行,把“打倒刘少奇!”错喊成“打倒廖锡瑞(语文教师)!”让别校的游行队伍莫名其妙;二十多位中老年教师(阶级异己分子)关在“牛棚”里,由红卫兵小将日夜轮流看管,饮食、起居、劳动、学习、批斗、“早请示晚汇报”……

不久,一些学生也受到迫害。我们旁听过对刘源源(刘少奇之子)的班级批判会,刘源源站在讲台旁,面对发言和口号声似乎无动于衷。后听说他挨了打,红卫兵团长张杰(其父是总参军械部某处处长)通过关系把他藏在白洋淀。八届十二中全会刚结束,军代表向全校传达说,周恩来把刘源源兄弟姐妹几人找到中南海谈话,告诉他们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还参加过批斗傅亮(彭真之子)、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孔丹(孔原之子)等干部子弟的全校大会,他们的“罪名”是“对文革不满”,一共二、三十人,一律“喷气式”……

我还有两位校友也是邻居,一位是电影导演陈凯歌(北影导演陈怀恺之子),一九六六年几个红卫兵抄家,罚他面壁而站。另一位是同龄同学刘平梨,他父亲是老红军、“八一厂”创始人之一,母亲是“三八式”干部、北影的医生。刘平梨把江青三、四十年代的轶事讲给一位要好的同学,结果被揭发出来,打成“反动学生”,在全校批斗并劳动改造。最尴尬的是学校指令我代表学生上台发言批判,我不愿意,老师说:“你是跟刘平梨亲还是跟毛主席亲?”吓得我只好遵命。上台前,站在一旁的刘平梨笑眯眯对我说:“快点儿念啊!让我少站会儿。”他一贯是乐天派,从来不生我的气,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

赵京兴案

最为惊心动魄的是遇罗克、赵京兴案。一九六八年,初三学生赵京兴在校园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声称要利用宝贵的青年时代饱览群书,将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虽然我自己对“上山下乡”充满了浪漫想象,却由衷地理解并赞同赵京兴的选择。首先我认为年轻时应该多读书,尽管当时社会舆论鼓吹实践重于读书,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再者我认同使命感:“天生我材必有用”。

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时,公安局逮捕了遇罗克,作为他的密友和同案犯,赵京兴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巧合的是,我不仅是“牛棚”的看管,还参加了学校“专案组”,专门负责对他的批判,也就是说,无论在北京市任何地方批斗赵京兴,我都要跟着登台作批判发言。这样,我与赵京兴“朝夕相处”,对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赵京兴当时十七八岁,已是饱学之士,文、史、哲、政、经无所不通。他不仅协助遇罗克办报,并撰写了八万字的《哲学批判》和三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批判》。他还对一九六六年以来的“两报一刊”社论逐一写了批判文章。

他在日记本扉页上题词自勉:“卡尔,努力吧!”他在被关押的小屋墙上挂着条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我经常向赵京兴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则欣然指点,侃侃而谈,让我受益匪浅。有时批斗回来,赵京兴会告诉我今天批判稿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应该怎样批才深刻,我简直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批判他的发言稿的!

不久运动升级了,遇罗克被枪决,专案组对赵京兴封锁消息,据说是有利于审讯。一天晚上,我们严阵以待,等来了三个中年便衣警察。他们说奉谢富治命令而来,一进门便厉声喝道:“站起来!你叫赵京兴吗?”赵站起来从容回答:“我是赵京兴。”警察问:“你对你的言论反悔吗?”“不反悔!”警察说:“你被捕了!”两个人上来给赵京兴戴上手铐,押进停在校门口的黑色大型高级吉姆轿车,扬长而去。随后,赵京兴经常在警察的押解下被批斗,我就像他的影子一样,每次都陪他登台发言,不过他从未再看过我一眼,也没再跟我讲过一句话。这类批斗会比从前多了一项内容,就是在会前会后有一拨人在小屋里或卡车上毒打他,拳打脚踢外加扇耳光,赵京兴总是默默忍受着。最后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同时被判的还有一位名叫闻佳的美女,气质高雅,清丽脱俗,令观者无不动容。

七十年代末一个夏日傍晚,我在故宫筒子河边见到赵京兴,他正与三两个朋友散步,谈笑风生。我犹豫再三,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至今引为憾事。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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