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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大潮边上

·唐晓峰·


唐晓峰,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八年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一九七二年五月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一九七五年秋毕业,先在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一九七八年考入北大地理系做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一九八一年留校工作。一九八六年到美国Syracuse大学地理系读书,一九九四年获地理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五年回到北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书至今。 


在那个年代,对北京的中学生来说,考上男四中,是“前半生”一大功名,不管后来运势如何,这份小小的骄傲或虚荣都不会泯灭。

上四中

我初中在四十一中,也是个男校。一九六四年考进四中上高中。那次考试,数学考得不好,移项时把负号忘了,错了一道大题。院里的刘羽关心我,听罢说:“咱们这辈子都上不成四中了。”刘羽比我大,在十三中。

万万没想到,发通知,四中要了我。那时考高中,报三个志愿,如果都没考上,据说也由第一志愿的学校发通知。在传达室拿到四中的信,心里悬着,打开信大喜过望,旁边的女孩儿扑上来打了我几拳。

我琢磨可能是作文把分数补回来。考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如获神来之笔,写一句是一句,一挥而就。我这辈子,状态超好的感觉有过两次,一次是写这篇作文,还有一次是插队时到县里比赛乒乓球。在决胜盘比分落后的关键时刻,我气壮如牛,连得七分,反败为胜。

还没开学,一个叫赵永明的“老四中”同学来电话(我们宿舍院有公用电话)。“老四中”同学,是指那些初中就在四中的。我们高中班,由原来两个初中班的同学,加上新考进的外校同学组成。在学号上,头十几号和后十几号分属两个初中班,中间十几号是外校来的。我学号二十九。

赵永明找我,是要筹备“十一”活动。我填写的各类表格中,家庭地址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宿舍”。尽管没见过面,他认定我可以做文艺骨干。

我果然帮了大忙,从北影免费借来十几套红军服装(拍电影用的)。在赵永明带领下,我们班排练了舞蹈“长征”,在学校评比中,成为最优秀的两个节目之一。另一个是高年级的“水兵舞”。那年“十一”晚上,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跳了好几场。

第一天进四中校园,看见有人在树下读《毛泽东选集》,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天下真有这样的人!”不久又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有些本事:赵永明朗诵,十分专业;陈哈尔推铅球(北京市少年冠军),铅球在空中横行好一阵;朱景文游泳(北京市少年冠军),姿势不怎么样,但速度极快;刘捷测向二级;李宝臣夜读《史记》;邵立功摇头晃脑,讲述各种大道理。

开头的日子

“文革”前,我只喜欢自然科学,对文科毫无兴趣。上了高中,我参加北京业余体校航模组。这是个很正规的少年体校,拿出大量精致薄木板,任我们锯开粘合,制作机动模型飞机(配有小发动机,真可以飞天上)。寒假还要集训,天天泡在木屑和化学胶水气味里,但伙食好,按正规运动员标准,竟有油焖大虾。夏天,我还参加了后海舢板训练班,在大太阳底下“一二一二”划舢板。旁边的何大明提醒我:“小心硌破屁股。”

无论航模还是舢板,我都没长性。我最爱的还是攒半导体。几年前,在邻居郑保民叔叔(常演匪兵角色的演员)家见到他自制的小木盒居然能出声。“这就是半导体收音机,”他说。我从此着了迷,开始自攒半导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一管耳塞机到七管超外差,还设计万能电表,自制多刀开关。深更半夜,焊好最后一个线点,接上电池,飘出美妙的声音!

转年班上来了王大理,他因病休学一年,插到我们班。他才是半导体行家,有一天,他拿出自制的线路板,小板焊接得极其精美,导线塑料皮统统剥掉,精心布局,互不交叉,真把我镇住了。从此我跟王大理摽上了,常去他家欣赏他的新成果,课上也偷偷交换线路板设计图。

几乎每礼拜,我都要骑车出去,趴一遍电器商店的柜台。商家深知我们业余爱好者的心理,把新款收音机后盖打开,亮出“内脏”,摆在玻璃柜里,让我们看个够馋个够。

身边尽是有本事的同学,老师讲课引人入胜(刘钊老师的物理课我最喜欢),这是进四中最初的印象。四中也重视体育。我个儿不高,但投篮准,也成了班上篮球主力。虽说学习成绩不像初中那样总排前头,但眼下的日子倒挺合胃口。

政治来了

生活总不会由着我这样玩乐下去。学校空气中潜藏着什么,浓度越来越大,我是渐渐意识到的。首先是听报告。印象最深的两次是听李瑞环(劳动模范)和李晨(北京市教育局长)的报告。费尔巴哈这奇怪的名字,就是在李瑞环的报告中头一次听说的。

奇怪的是,政治课女老师讲课像报告,班主任开班会也像报告,把人说得热血沸腾、心情沉重。校一级的报告就更不用说了,往往通过有线广播,我们坐在各自教室,屏息凝神,鸦雀无声。

原来在四十一中,没这么多能做报告的老师,只有大队辅导员贾老师的时代感比较强,校长则老气横秋。四中大不一样。那些报告,道理夹着声势,声势夹着道理,搅得人灵魂深处不得安宁。核心是解决“做什么人的问题”。做什么人?不是做科学家,而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习不重要,斗私才重要,因为做接班人要从斗私、斗自己开始。人人要过这道大门槛。团员应该算过了一道小槛,接近接班人的标准,没入团的自然是落后分子,落后就证明还有私字,就得斗(起码自己斗自己)。好在我到家就把这些事忘了。

我有一张幼时的照片:五官端正,学生头,蓝制服,红领巾,左臂有臂章。有这副相貌的学生,都会受老师表扬,在班里总有一官半职。我从小学到高中,总是当官儿(只是级别越来越低,小学三道杠,初中二道杠,高中退队,在班上是课代表,算最低级职位),但不会有大政治,大政治是入团、入党一类,所需的条件我没有。初中时,我是中队主席,学习成绩优秀。一次,一个很淘气的同学对我说:“别看你,我入团肯定比你早。”我一笑而已。没想到,那同学不久果然入了团,而我一直没入上。后来上四中,政治开了窍,才意识到,那同学的父亲是“革干”。

那同学的家庭背景比起四中许多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四中的高干子弟多不淘气,我刚进校时,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工作积极,穿着朴素。我见同班的任志上衣有针补的痕迹,还以为他家庭困难呢。伍贻龄家离我家不远,放学常一块回家。路上,他一一告诉我,哪个同学(不光是我们班的)家里是哪种高干,让我连连吃惊。我那时想象干部家庭,天天夜里给儿子讲革命大道理,就像《红灯记》里的“痛说革命家史”。我对革命大道理敬而远之,革命不是我的事。我想求进步,但进步是件很难受的事,最难受的是谈心,当年英语课本上译成“heart to heart talk”。我平生头一次谈心,是与一个要帮助我的干部子弟,我俩在校园找了个背人角落一坐,那种感觉,比头一次搞对象还别扭。

革命无私心才能上战场,才能不怕牺牲,才能受得住老虎凳。我暗自想象自己坐在老虎凳上,肯定受不了,这说明自己不够革命标准。

我一直是满脑子科技人生模式,全然不知有政治一途。还有,虽然我们大院子都是拍电影、演电影的,但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去计划人生。一次晚上叫我去帮着配音,我老大不高兴,导演叔叔看出来了,只好白送我一顿夜宵,让我回家了。

那年头时兴“忆苦思甜”。对旧社会不能忆出甜来,但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必须忆甜,忆完了好接着批判。一次全校大会,有个外班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大会上自我革命,先忆甜,说他们家当年吃的猪肉有“这么厚的膘”,说话间,他五指并拢,横立手掌,比划了一下。他的手势太形象,我一直记着,每次看到肥膘猪肉,都想到他的手掌。总的说来,城里人“忆苦思甜”不易,苦都在农村。

某次班会,出身好的讲光荣,出身不好的讲罪过,表示划清界线。那是第一次气氛紧张的班会,不知是怎么开的头,几乎人人要表态。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富农,也糊里糊涂站起来讲了几句。我忽然知道富农意味着什么,心里吓了一跳。开始还没有什么,这和做半导体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学校的气氛,就是要把我心里这一角放大,再放大,直到成了一块心病大石头。看得出来,周围不少同学都有心病,脸色气质渐渐变了样。

中学也搞“四清”。“四清”运动告诉人们,你身边就有敌人的思想,甚至活动的敌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活人,挖不出来不算完。终于有一天,我们班教室后面墙上贴出了进步同学写的小字报,批判某落后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学校的政治压力是从政治老师、校领导那儿蔓延过来的,某些进步同学也加入鼓动,于是乎,校领导和进步同学(多为干部子弟)渐渐拧成一股劲儿。

讨论《海瑞罢官》

这件事开始还有点儿学术成分,引发了爱思考、爱发言的同学的兴趣。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组织讨论,同学发言挺热烈。讨论很快变成辩论。辩论时,站在报纸立场比较容易,现成的词儿很多。“反方”就不容易了,但因此也才有意思,学习好的、能言善辩的都愿意做“反方”。他们说的有意思,我们听的也有意思。

这次讨论不是脱离实际的课文中的陶渊明之类,而是外面社会上鲜活的大题目。有些同学又让我吃了一回惊。许健康引经据典,范泰林满嘴演说词汇,何大明情绪激动,观点出人不意。他们个个像小大人。校长杨滨大概听了汇报,在校园见到许健康,说:“许健康,你可真健康啊!”关于《海瑞罢官》的报纸文章我一篇没看过,但同学们讲得都很神乎,各有各的道理。抽象继承论对不对?真理有没有阶级性?清官能不能推进历史?我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题。

后来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看来还是姚文元水平高,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击中要害。

“文革”爆发

我永远记得作为“文革”爆发标志的头两篇社论题目:《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牛鬼蛇神”一词,早在近几年的政治词汇中就被使用了,现在升了级,要“横扫”,而且是“一切”。这“一切”里面都有谁?报纸上点名的除了吴晗,还有几个文人,他们已经被扫了,还要再扫哪些人?“触及人们灵魂”,据这两年经验,凡是触及灵魂的事,没有什么是好受的。多数人的灵魂自带三分罪,因为都达不到雷锋、坐老虎凳的水平。

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公布了,北大成了革命焦点。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骑车去了北大。大饭厅(后来叫大讲堂)门口有把门的,我们自称来取经,就混了进去。大饭厅很大,人很多,里面满是大字报。有的贴在墙上,有的顶端粘在绳子上,下面悬空,随风飘。

由于是晚上,气氛有点阴森,你一转身,不定看到哪个熟悉的大名竟是“牛鬼蛇神”。“啊,李晨?!”“啊!这还有彭真!”北大的人是得了内部消息,还是水平高,自己看出来的?半夜从北大回来,几个同学到我家,和衣过后半夜。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这不一定是上级指示,但“枪声就是命令”,革命号角已经吹起来,受了多年革命教育、一直等待革命机会、要实现做革命者梦想的各色群众们,投入革命大潮中。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盖子揭开,没有“牛鬼蛇神”可不行。我们的运动向来是:抓右派,没有不行;找活雷锋,没有也不行。现在是揪斗“走资派”,哪能没有!

革命的首要标志是揪斗领导,校长、班主任就是眼前的领导,即使今天没揪,迟早也得揪。报上说要认清革命潮流,跟上形势,于是北京几所中学(有四中、八中等)联合召开了揪斗教育口“走资派”的大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只见一个个教育口的“当权派”被押上台,随着会场革命温度的升级,他们被勒令下跪、挂牌子、自我招供。张文松的声音纤弱,回话文绉绉的。“到底是领导,毕竟有些水平。”我心想。上台押送或主持会场的是根红苗壮的同学。记不得从谁开始,因为招供“不老实”,开始动武了!台上有人流血!这是我害怕但预感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忘记是哪一天,我们班也把班主任史老师的头发给剃了。当时把课桌排成方阵,大家坐在周围,让史老师坐在中心,由会用推子的同学执行。当时心情很复杂:我们终于也革命了,可实在对不起史老师,同时暗自庆幸,得亏我不会用推子。

废除高考

“文革”开始那几天,高三的同学还在看书复习,准备高考。但忽然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北京四中、北京女一中同学“废除高考”的倡议书——嘿,到底轮上我们四中了!“文革”开始好几天了,一直没四中的事儿,习惯当老大的四中人有点儿着急。

当天晚上,北京各界革命群众敲锣打鼓来四中祝贺声援。我到学校看热闹,灯光中见到去年刚考进北大的老四中同学,站在高处向母校致意。大家知道倡议书是高三五班少数人写的,但身为四中人,也沾了点儿革命的光。

准备高考的人收心了,这可能是永远的改变。对善长考试的四中人来说,算是断了门路。课早就不上了,现在课本也不看了,同学们每天坐在教室聊天、辩论。

后来听说,是几个干部子弟先知道上边精神才写的倡议。看来革命需要有背景,普通人要想革命,只能懵着来。

学马列

大家心中的革命样式主要有这样几种:“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农民运动(造反不怕过火)、武装斗争(政治的最高形式),钻研革命理论(做革命导师或党内理论家)、革命檄文(以大字报一鸣惊人),构成了“文革”运动的基础。

不过这不是人人学得来的,许多都要有资格(比如上街斗人)。对于出身不够好的同学来说,革命的路其实很窄。读马列、研究革命真理,成为某些四中同学(不得不,只能)选择的进步道路。况且,上边也在号召“认真读书,弄懂马克思主义”。

毕竟是书生,不少同学相信马列书中有人类终极真理,可征服世界。赵京兴、许健康是这方面的厚重代表。赵京兴在同学中很有知名度,他以理论见长,善于独立思考,质疑流行观念,马列语录张口就来,辩论时拿他没辙。对这样的人,我们即佩服又担心。当时有人把满口经典理论词汇的人称作“克思”,去掉“马”字,换上个人的姓,比如“赵克思”。克思,代表诚恳、厚重,开玩笑地说,中国的“克思”们只恨缺少大胡子。

“文革”初期,我与郭海军“一对红”,这是从部队学来的,一个先进的帮一个落后的。郭海军是我们班团支书,约我认真读毛选,逐字逐句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这类书。因为认真,小有感觉。我后来自己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读读到深夜,真是读进去了,顿悟开窍,激动万分,在桌子前头直转悠。由这本书,我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是“主义”。以前感兴趣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可实验的东西(物理、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现在打开一片抽象的天空——“原来这就是辩证法!”

也可能是学得不彻底而落下了毛病,辩证思维害得我黑白不分,左右难辨。每件事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英语“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很亲切)。见那些同学爱憎分明、言语痛快,很是羡慕。对我来说,真理越想越乱。多年后读陈独秀所言:“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真不愧是廓清云雾的大时代先驱!

赵京兴日后评论自己说,他的思想习惯是从怀疑出发,遇事先生疑问,然后证实。这又是我所不及的。我的特点是接受现实,遇事倾向于理解,寻求解释,这大概是从自然科学那儿来的。

我发现领头的干部子弟其实不读马列,而是读内部政治书,甚至是敌人写的书。我明白了,这才是真政治,而书生与政治无法同步。

学习归学习,话又说回来,在革命大潮中,比的是疯狂,不是理性,要“忠”不要“理”。那其实是个不讲理的时代。人们舞文弄墨、摇唇鼓舌,只是学会了豪言壮语,学会了挖苦损人,学会了诡辩上纲。

不过,写传单大字报,倒也是个练字的机会。有一阵,我负责刻蜡版、印传单,摸索出一种快速字体,像隶体,扁扁的,看着很整齐。有一回形势紧急,伍贻龄口授,我刻蜡版,一张传单转眼完成。还有一回写大字报,因为毛笔顺手,那字迹连我自己都吃惊。宋德镇在旁边边看边夸:“你小子肯定是一笔一划练过。”我自然很是得意。

“老子反动儿混蛋”

某天,学校里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我看了,心里一紧。我出身职员,不算“反动”,但那股杀气照样令我战栗。那明摆是错的,我们都摇头,但也知道,此刻已经没有地方讲理。从“对联”得到好处的人,正在社会上疯狂造势,别人没有吭声的份儿。

校园里传出《鬼见愁战歌》。关于“对联”,社会上很快生出变种,原来横批“基本如此”,有人觉得不够狠,改作“绝对如此”、“永远如此”,“鬼见愁”等。《鬼见愁战歌》是我们班陈小田与高一五刘辉宣作曲,我现在还记得那曲子:

1·1 5 5|5 31 2-|1·1 5 3|2 1 5-|6·6 5 5|15 12 3 23|6·6 5-|31 22 1-|(注:红字下面加点,是低音。)

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此结束,接着是叫喊:“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最后的“蛋”字喊得最响亮。这是仅次于《造反歌》的中学生“革命”流行歌曲。无论男生女生,张嘴“他妈的”,成了革命激情词汇。

“文革”开始了,我们照样下乡劳动,没干两天,突然接到回校通知。校园气氛异样。教室里播放北大附中彭小蒙的讲话录音:“江青同志感动得哭了……”什么什么的,声调激昂。又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撤消工作组。

一天,有个同学(干部子弟)冲进教室说:“海淀红卫兵受压,我们得去支持……”这是我头一次听说“红卫兵”。没几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名声大噪,引领时代潮流。

某天下午,忽见穿旧军装的同学云集操场转圈喊口号,不用说,他们都是“红五类”,都是“好汉”。原先班里除了几个身份明确的干部子弟,还有谁是“红五类”,我并不清楚。他们现身操场,我依次查看,噢,他,还有他,原来他们也是“红五类”。其中好几个人,原来都很谦和质朴,如今夹在气焰万丈的队伍中,也跟着挥舞臂膀,高呼口号。

阵营变得泾渭分明,我从教室望着操场,感到一道深深的沟壑出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

那几天,干部子弟纷纷换上旧军装,腰系武装带,足蹬将校靴,佩戴红袖章,显出逼人的英姿。比如刘辉宣,他虽然不是我们班的,但我对他印象深刻。那年春天筹办校运动会,我注意到有个身材不高的人反复苦练跳高,直到黄昏仍不罢休。他朴素执着,还以为是工人子弟。可如今他戎装一身,在校园风风火火,判若两人。

起初非“红五类”不准带袖章,后来成立“新四中公社”,才人人有权戴袖章。我的“新四中公社”袖章现在还留着。

在“红五类”、“黑七类”之间,按张育海的说法,还有“麻六类”。我听了,觉得好玩,也对,中间的混乱如麻,左右不是人。

许多地方都搞起“对联”辩论会,那根本不是什么辩论,而是以势压人。我去过灯市口中学的辩论会。强烈的灯光照在台上,“红五类”排队上台,在麦克风前厉声叫喊:“我出身革军!”(欢呼声热烈)“我出身革干!”(欢呼声热烈)“我出身工人!”(欢呼声一般)。台下出身不好的都沉默着。沉默干嘛还来?是要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最好是“红五类”)能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基本没有,绝大多数没这个胆儿。

四中干部子弟中有头脑的人私下说过:“谁真把对联看成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但现在需要这么说说。”潜台词是:过去对“狗崽子”们压得还不够(虽然早就受到限制,比如不准上大学),非得叫他们彻底屈服不可。

从“对联”开始,我对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原有的敬意全无(与个别人还是朋友),他们身上再无父兄折射的光芒,只剩特权带来的狂傲与利益。而在另外的群体中,却有着真正的智慧、才华、幽默与尊严。

“红五类”与“非红五类”,这两大群体间的冷战热战,渐渐成为中学生的主旋律。要说这两拨人根基都不弱,成熟干练,满嘴马恩列斯毛的大道理,背后可大不一样。差异不是嘴上决定,是背后决定的。一边是说对了也没用,另一边是说错了也没事。高干子弟中的党员不再是学生,他们早就准备接班了。“文革”一开始,从校一级到班一级,领导都换成干部子弟。工农子弟虽属“红五类”,但地位不高,他们的父辈是老干部的群众,自己则是干部子弟的群众。

“对联”在社会上逞够了淫威,才被上边叫停。此后人们嘴上不说,但心里明戏,每次填写人事表格,上面都有“出身”一栏。填表填到这里,不同出身的有不同滋味。出身一直是沉重的政治包袱,党的政策虽然不“唯成分”,但还是要“讲成分”。这包袱直到改革开放才卸下来。

“八一八”

前一天得到通知,要去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说有大首长出席。校方要求每班先确定参加者名单。我们班坐在教室桌子上开会评选。我是一般人儿,没问题,但说话尖刻的刘捷没选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他是团员,还一直是我的入团联系人呢。

那天排队出发,一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四中被安排在正面偏东的位置,离城楼很近。我在一个灯柱下,眼见着各校一队队人陆续到来。

等了好一阵,城楼上还是空荡荡的。忽听大喇叭喊:“各校派x名红卫兵到天安门下集合,有任务。”当时还以为是叫去执勤,站岗维持秩序什么的,学生领袖们都没走,而是派了些勤快的人手。没想到,他们很快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得意地向下面的人挥手。我非常吃惊:“豁!居然让他们上了天安门!”革命总是出新招。

原来空旷的城楼上显出热闹气氛,渐渐,人越来越多,有些显然是首长。

不记得是否伴有《东方红》的乐曲,身穿军装的毛主席和林彪出现在中心位置。我是远视眼,看得很清楚。刘少奇没穿军装,一身灰蓝制服,也没有与毛、林站在一排,他在前面一排,台阶位置低一点,身边也没有簇拥多少人。周总理的身影很明显,穿浅蓝色短袖衬衫,在上面来回走动,像是在维持秩序。

大会开始。

林彪讲话,显得气力不足,声音尖细,与我期待的差别很大:他是大元帅,名字又是“彪”,应该铿锵有力。好在讲到“立四新”:“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声调忽然悠上来,加上湖北口音,有些力量。再就是讲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也是这样。事后看《参考消息》,外国报纸评论,也说林彪这几句话讲得有些力量。

彭小蒙这一阵正出名,她上来讲话,一点也不意外。我记得她的豪言壮语:“前面有刀山,有火海,但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她口齿凌厉,飒爽英姿,皮带一扎,效果比男生强。

还有谁讲话,忘了。

讲完话,毛走到城楼西头,招手,我看到那身姿,十分英武,有统帅的样子。我跟旁边的人说,这个姿势肯定会有照片特写。

散会后,大家自由往回走。我碰上同班的杨英杰(“红五类”,但不是高干子弟),他劈头一句话:“我他妈上城楼子了!”他接着激动地说:“想跟毛主席握手,挤不上去,一回头,看见刘主席旁边人不多,我上去就满手握住……我站在李聚奎旁边,让他签了字,你看——”他掏出小本让我看。我原来不知道李聚奎,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报纸登出了许多照片,引人注意的是干部子弟们。宋彬彬走到毛主席身前,报上自己名字。毛问“是哪个彬字?”“文质彬彬的彬。”“要武嘛!”几天后,听说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八一八”过后,红卫兵小将以革命的名义,在社会上掀起“破四旧”的狂潮。“要武”的社会作用很快显现,大批“黑五类”分子和“流氓”被殴打。北京城充满血腥的恐怖气氛。

一天我进校门,看见花坛被抽得一片狼藉。到处贴着标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西纠”

海淀区“红五类”创造了红卫兵的奇迹,四中的不甘示弱。“八一八”以后,社会秩序大乱,一拨拨红卫兵为所欲为,借这个机缘,以四中干部子弟为主,成立了“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最初的目的是要管束街上红卫兵们“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当然,“西纠”的头头自认为比一般的红卫兵要高一等。不用说,比一般老百姓就要高好几等了。

“西纠”发布了一连串《通令》,宣布某些革命纪律和公共政策,印成一大张一大张的,贴到大街上,比警察的话还管用。有些内容我觉得还不错,比如实施多年的晚间骑车要带灯的规定(连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也提到),被某号“通令”给取消了。《通令》说,北京城大街上路灯明亮,骑车没必要再带灯。我很拥护这一条:晚上骑车总有警察或志愿者找麻烦,没有灯,就得推着走。北京人的车灯,从此成了家中犄角旮旯的废物。

不过,“西纠”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很快就与更“革命”行动对接了——“西纠”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比红卫兵更激进、更残酷的组织。比如,六中劳改所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西纠”的名声很快就完蛋了。

我们班有几个人,批判“西纠”最勇敢,最有力。那一阵,我们常聚在教研室小院某间小屋议论时政。一天晚上,王祖锷提出到“西纠”总部门口去贴大字报。这可太悬了,那帮人说打就打,铜头皮带抡起来,很危险,没几个人敢去。王祖锷说:“那有什么,你们不敢去,我去。”他果然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除毛主席、林彪外,中央首长悉数出席。王祖锷上台做主题发言,批判“西纠”。有人照了照片,前面是念稿子的王祖锷,后面坐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这次大会标志着“西纠”的终结。

批判“对联”、“西纠”,还有后来的“联动”,令干部子弟大受挫折。很多人不服气,于是喊出著名的口号:“二十年后见高低!”

其实干部子弟中也出现分化,因父辈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的子弟底气没了。我们班陈小田,大串连出发时还是队长,路上看到批判他父亲的大字报,就地被免了职。最早那批红卫兵不到一年就“老”了,为了与新红卫兵区别,被称作“老兵”。批判“血统论”后,所有学生组织均可自称红卫兵,于是红卫兵满街都是了。

我们高二(二)班

“文革”高压,我们班的“黑五类”、“麻六类”却没怎么退缩,很有几个敢干的人。再有,按何大明后来的分析,因为班里“红五类”的小首领邵立功与学校那些大头头们有矛盾,隔着邵立功,大形势渗透不进来,于是我们高二(二)班的气氛有些不同。

班上辩论“对联”,反对的声音很大。杨百朋反对“对联”,对方称他为“混蛋的平方”,也只不过是借助外边的声势,在班里没什么作用。听说牟志京到外校公开反对“对联”,差点挨打。他坦定、自信,从不大喊大叫,但胆量过人。他从不在班上结伙,独往独来,到社会上结识了遇罗克。牟志京与王建复创办了《中学文革报》,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轰动社会。随后,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何大明等人又办了《只把春来报》(“报”字双意),登了张育海的《论出身》。那阵子,常见张育海等人蹬着平板三轮车到大街上卖报。

我们班的“非红类”成立了三个战斗队:“长征”、“卷巨澜”、“星火燎原”,合称“长卷星”,听起来好像是天上的妖星。三个战斗队合而不同。

“星火燎原”有许健康、王祖锷、伍贻龄、朱景文、黄琪等。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最认真,在批判反动路线、批“西纠”等事上贡献不小。许健康(我们称“老许同志”,是模仿《红岩》中对许云峰的称呼)是北京市“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常委,王祖锷和吴宝麟,都是四中“大联合”后的校革委会副主任。

不少重要的批判稿是由朱景文起草的,他还热爱朗读其文。我们半真半假,夸他的声音像齐越(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男播音员,主念中央文件、重要社论等)。

我和任志、陈小田、王大理、赵永明等在“长征”战斗队,我们最喜欢大串连,打算徒步去井冈山,买了绑腿、“红卫兵长征地图”等,就等开春了,故叫“长征”。比起“星火燎原”的人,我们玩性大些。一九六七年夏去成都,住在西南局大楼,正赶上武斗,在子弹的呼啸中讨论下一步任务。我们说要去桂林,黄琪则批评我们“抓军内一小撮”不认真。

“长征”战斗队占了生物教研室,里面有架钢琴,我在那学会了“乱弹琴”,后来唬了几十年。没想到在那儿的贮藏柜见到杨百朋家的相册和照相机等,估摸是我校红卫兵从他家抄来的。一二零相机好像已经坏了。照片显然都是解放前的,打扮庄重,很有身份的样子。

生物教研室有个大桌案,我们开会,也包过饺子。那次过年包饺子,大家分工,我擀皮,王大理找肉,何大明偷食堂的白菜,他溜墙根偷白菜,我在后面望风。我们常常“战斗”到半夜才回家。

王大理热心,认识各校不少人,他脑袋大,张育海叫他“交际瓜”。任志记性好,尤其善记事实真相(后来在北京市档案馆工作,上级可算知人善用),他是保校长杨滨的重要人物。

杨滨的专案问题集中在一份会议记录本上,有几句杨滨的话很“反动”,有点不像是真的。于是其真假成了侦辨的焦点。有一天晚上,在阶梯教室举行伪造记录“听证会”,是“保杨滨派”组织的,张育海、孙沛都出场为杨滨辩护。张育海还特意穿了件新衣服,带上围脖,像“五四”革命青年的样子。孙沛考证细密,娓娓道来,根据记录本上字迹的颜色、摩擦程度论证其伪。

“卷巨澜”(简称“卷派”),是一帮才华横溢的“痞子”,有张育海、吴景瑞、李宝臣、杨百朋、刘捷、何大明等。这帮人的性情与那个时代反差最大,压力也最大。参加“文革”,他们是半真半戏。

不管什么关头什么事件,只要张育海在场,都是中心人物。赶上班里讨论(或辩论),他既有见解又有乐子。某校运动形势吃紧,张育海偶然在场,大家素不相识,因其见解过人,部署合理,当即被推为司令。但熬完夜到第二天,这位司令却不见了。

杨百朋被张育海誉为“班里最聪明的人”,相对论的原理,就是我高一刚进校时听他讲的。吴景瑞不善言辞,但心大,有毅力。一九六五年参加京密引水工程劳动,挖了一天土,够累的,收工往回走,他却挑着两个土筐,里面各放一块大石头,摇摇晃晃走在队伍后头,为了炼出铁肩膀。他在大串联中神秘消失了,不知所终。李宝臣文科底子好,经常与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辩论。我是语文课代表,毛老师私下对我说这个学生其实不错。“斗批改”时,他去颐和园参加“运动”,住当年皇家房舍,我去转了一圈,正值夏天,里面很是阴凉舒适。中学期间,宝臣多次造访西太后御前女官容龄,得知不少清宫秘史。

“卷派”自然而然与遇罗克这样的人走到一起,常听他们讲遇罗克哥儿俩的事。他们的观点、言行,总是与革命主流格格不入。

复课逍遥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大家都被叫回学校,有军代表进驻管理,每班有个排长(其实是战士)。回到学校并没有什么“复课”,“闹革命”也是虚的,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逍遥起来。我也看明白了,这革命,底下怎么“闹”都没有用,一切都是上边说了算。

除了继续攒半导体,还多了一样,我开始拉手风琴。手风琴是从北影借的,120贝斯。我们班一下冒出三个拉手风琴的,除了我,还有陈小田、赵颐庚。小田和我一样是新学,赵颐庚练得早,已有相当水平。陈小田拉琴不连贯,一顿一顿,听着让人着急。杨百朋评论说:“小田拉琴像拉屎一样,赵颐庚拉琴像撒尿一样。”我善拉革命歌曲,只要会唱就会拉,很实用。我和赵永明合作的手风琴伴奏《红灯记》,后来成了保留节目。

我们班,还有张育海拉小提琴,蒋效愚打扬琴,杨百朋吹黑管。一天,杨百朋吹“阿拉伯舞曲”,让军管“排长”听到了,觉得味儿不对,问:“杨百朋,你吹什么哪?”百朋答得妙:“阿拉伯人民热爱毛主席。”在对面北医礼堂开全校文艺联欢大会,轮到我们班,呼啦啦上去半个班,人人手持乐器,真真假假排出乐队的规模,引起台下一阵骚动。

大家都喜爱文艺活动,于是有人出面组织正式的合唱队。报名的不少,我们班赵永明、陈小田、渠川屿、范泰林、张幼声、伍贻龄、刘勇,还有我,都报了。分高低音部,我们都争当男高音,没人挑低音部。音乐老师曹汇澄动员说:唱高音只是唱主旋律,容易,而唱低音难度大,因为旋律不同,所以唱低音的才水平高。我们几个改挑了低音部。

合唱队还需要一半女生,都是从附近三十九中请的。四中的老爷们没有“处过”女生,于是殷勤备至。张育海赞扬朗诵的那个小女生有“深情”的眉毛。

排练大合唱《红卫兵组歌》(其实是造反派组歌,造反派的狭义概念是指受过“血统论”压迫的),曲调套用流行的《长征组歌》,歌词由语文老师李颐扬改写,有“国防科委擒如璋”(揪斗“走资派”),“何处青山埋忠骨”(大串连),“阴云布,恶风狂”(反动路线),“造反派想念毛泽东”等。唱到“中央文革”,背景大幕上出现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照片。人们认为“中央文革”救过造反派。

在合唱队,我们班赵永明是台柱子,又唱又朗诵,声音浑厚,相当“男一号”。蒋效愚去新疆串连,回来晚了,一个萝卜一个坑,而老蒋凭着一手新疆学来的手鼓,终于挤进合唱队。没过多久,他倒成了主心骨,合唱队头头们开会:“老蒋没来商量什么劲儿,得等老蒋来!”

“老兵”也组织了合唱团,由刘辉宣任指挥,不记得唱什么歌。有一天建校“飞虎队”闯进四中,个个头戴柳条帽,武器有铁刃和螺丝母弹弓。他们找“老兵”寻仇,杀气腾腾,一下改变了以耍嘴皮子为主的校园气氛。“老兵合唱团”正在食堂排练,一见“飞虎队”那架势,四散逃离,逃得最快的数四中的“老兵”,他们熟悉地形,很快从后面翻墙而遁。刘辉宣是指挥,背对“飞虎队”,毅然站立,直到最后一刻。

六斋(宿舍)是个痞子窝,以高一(五)的人为主,我们班陈捷也在住。这里渐渐成为高二(二)与高一(五)两班臭味相投者的窝点。较熟的高一同学有表面文质彬彬的赵振开和大头曹一凡等。赵振开用文雅声调说痞话。曹一凡略施小计,为制作“新四中公社”铝质徽章露了一手,一时成为英雄。我记得到六斋熬夜洗照片,放大机是陈捷借来的,环状灯源,很奇特。

“复课闹革命”期间,也常有游行任务,每班一个方队,全校走成一条长龙。每班有个带头喊口号的,我们班是蒋效愚。他嗓门巨大,别的带头喊,只有本班听到,老蒋一声吼:“打倒某某某!”,只见前面五六个班的人跟着挥手呼应,声势壮观。

又去“串联”

“复课闹革命”不到半年,学校又乱了,我们趁机上路,这是六七年夏天。

头一次“串联”是六六年九月,我们去上海,那次上面最支持,我们最舒服。住在华东师大,白住白吃,每天逛大上海。当然,也要摆出几分革命的架式。我们乘公共汽车,宣读“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不知从哪儿捡的),传单用的都是狠词儿,车上的上海人一声不吭。下了车,我们消失在上海食品商场的迷宫中。

有一次在饭馆吃晚饭,不知怎么与上海人呛呛起来,后来演化为大辩论,招了一屋子人。我们这头有几个“红五类”,目中无人,横竖有理,把上海人气坏了。大概是谁讲了“中央的人也可以反”,有个站在高处的上海青年激动地喊:“誓死保卫党中央!”他的手举在头上挥舞,差点碰到旋转的电扇。

后来还去了北大荒赵光农场,白天坐马车收玉米,晚上访问上海老知青。那是冬天,天气寒冷,我们都在鞋里塞了乌拉草。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去西南,上面已明令禁止白坐火车,只有另想别的招数(包括坐车厢顶上、搭货车等),一路辛苦。我们从成都转到桂林、贵阳、昆明、广州,游山玩水,品尝各地小吃,也目睹了武斗场面。从广州回来,火车已被严格管制,扒不成了。出路只有用学生证借车票,事后还钱。我们几个借票时都把学生证上的名字改了,任志改作李林,宋建华改作勇求实,我改作唐逢喜。四中收到催债名单,发现大多数都“查无此人”,我们班只有王大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老实实还了钱。

从广州回来,不但没车票钱,连饭钱也没有。头一顿饭我们都不买,两位北京铁道学院(后改为北方交大)的大学生问:“你们怎么不吃饭?”“不饿。”第二顿饭我们又不买,大学生问:“你们是没钱吧?”大学生马上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份盒饭,后来顿顿买(如今连他们的名字都忘了,真是忘恩负义)。到北京下车后,我先到学校,因为头发长,脸黑,衣服脏(现在说,有点像犀利哥吧),进校门把一个同学吓了一大跳。多年后他还老提这件事:“你那回那副德性真吓人!”

离开四中

上面不让我们老泡在学校,开始叫我们到社会上就业了。这是大势所趋,当时的说法是新的革命大方向。有去北大荒的。老蒋在张罗去新疆,但没什么结果。我迷迷糊糊的,工厂对我没新奇感,“文革”中我去过北京无线电三厂“学工”,无聊。

一天早上到学校,门口小黑板写着“内蒙古土默特旗下乡插队,自愿报名”。我看了也无所谓。碰到陈小田、任志,他俩拿着地图,说土默特旗虽然在内蒙古,其实不算远,而且在铁路线上,要去插队,这个地方还行。越说优点越多,越说越觉得合适。

插队看来是躲不过去的“大方向”,插就插吧,当时就这么简单,一个上午敲定下来。我心想,到农村插队也只是个过渡,总不会有去无回。下乡劳动不也好几回了吗?先走了再说。

很快赵永明、黄钧也加入我们的行列。进村不久,蒋效愚、王大理、陈捷也赶来了,形成我们班内蒙插队的一伙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们登上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土默特。车上陈小田拉手风琴,赵永明唱歌,似乎豪情不减当年。

四中的岁月结束了。

一九六九年夏秋,在山西山阴县插队的刘捷来我们村玩。我俩坐在哈素海的岸上聊天。刘捷说:“你们这儿干得还不错,不过你的志向恐怕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县吧?”我说:“那当然了!”其实我底气不足,但不能说软话。现在回顾我的官运,我这辈子当过的最大的官儿只是生产队长,在农村垫底。后来到学校当教研室小头头,在学校垫底。被任命为教研室头头时,我说:这是平级调动。现在系里的会计还叫我“生产队长”。

那时我妈常说我:“上了四中,尽想一些不实际的事情,还不如不上呢。无线电没干成,手风琴也没干成。”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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