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似水流年

·牟志京·


牟志京,六七届北京四中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去白洋淀插队,一九七一年转到山西省山阴县插队,后在山阴县化肥厂和大同铁路分局当工人。高考恢复后,就读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大同铁路分局总工程师室工作。一九八四年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博士等学位,先后在美国布兰德斯大学、IB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波音公司等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和咨询工作。 


小学毕业时,对北京的中学几乎一无所知,听老师讲到男四中的好处,不知深浅报了。暑假从海滨回来,收到四中的一封信,想起落考生由第一志愿学校发通知的说法,心头一凉,打开方知虚惊一场。我和四中长达八年的不解之缘就这样开始了。

那时的四中,除了北边那栋不起眼的二层教学楼外,主要由平房小院组成。北面的小院是教研室,毗邻的是少数住校生的宿舍。礼堂兼学生食堂有些残败,座落在校园西南角。藏书可观的图书馆,还有数个设备齐全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分布在校园南边。操场在教学楼北面,标准的四百米跑道环绕足球场,北面靠墙还有几个篮球场。完整的院墙,把四中与外边的世界隔开。校内建筑大多年久失修,从东面正门进来,还是能感到一种肃穆的气氛。

上了中学,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虽难免为作业和考试所缠,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种领会新知识时醍醐灌顶的神奇感觉,特别在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和生物课上,老师就像来自天界的导游,把我们带进满是宝藏的神圣殿堂。我们这帮毛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长大成人。

本以为政治和数理化差不多,靠的是不断钻研与质疑,其实不然,那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自己引向是非的漩涡。

一 “四清”运动

初中毕业,老师在评语中,把我的政治表现说得一塌糊涂,让我很伤心,看来上高中是没指望了。一九六四年暑假从海滨归来,竟然收到四中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为初三一班升入本校高中的少数学生之一。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却没什么察觉。一天,我在操场打排球,正在兴头上,同班同学杨百朋走过来对我说:“你还在这儿玩啊!还不快到班上看看,墙上贴的都是什么。”说得我莫名奇妙。匆匆走进教室,才注意到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小字报。

同学们那些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最令我不安的是对事实的扭曲,其次才是那一顶顶惊人的帽子。我奶奶穷苦人家出身,天性善良,出嫁后一直想方设法周济穷人,几十年后,包括党支书在内的村民还时常怀念她。爷爷曾是大连、烟台一带的富豪,早在抗战胜利前,受到汉奸市长的敲诈迫害而突然离世。还没到解放,爷爷的土地资产散失殆尽,家里一贫如洗。虽不是文化人,新社会给穷人带来温饱,让自己家享有福利,奶奶还是看在眼里,心怀感激,怎会有变天之想。爷爷的花园楼宅被弃置多年,后来成了一所学校的宿舍,公私合营后,奶奶领到些微定息。我十岁以前住在大连,有时陪奶奶去领钱。不知这如何演化成奶奶指认大片房地产的“变天帐”的故事。

由于男校的特殊环境,女性自然是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课题。到了高中,受外国电影和文学的熏染,对爱情有了朦朦胧胧的意识。有一次骑车,一位小学女同学迎面而来,见到我毫无缘由地噗嗤一笑。我也许对同学讲过这“艳遇”,就成了我的“资产阶级恋爱观”的有力证据。

那一阵我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护国寺影院看堂吉诃德,深受感动,当晚在日记中自我抒发一番。有人对我的日记表示兴趣,我毫无戒心,拿出来与之分享。“四清”时给我戴的那些帽子,有不少取材于我的日记,结果是在批判中被歪曲和亵渎了。

除了文字讨伐,还开过面对面的批判会。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十几岁孩子,如何熬过那些令人难堪的场面,我真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西什库大街北口的小铺,我买了碧绿的青酒,一饮而尽,虽伤感有余,但还是没找到足够的勇气和决心。而“四清”的风波也慢慢平息了。

后来战死在缅甸的同学张育海,在“四清”高潮时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讲了不少令人费解的道理。他还找我到操场东墙边,坐在石头上促膝长谈,其中玄机多年后我才领会,无非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杨百朋也给过我类似的劝导。可惜我那时悟性差,白费了他们一片苦心。

二 《海瑞罢官》的辩论

一九六五年后半年,报刊上开始出现关于《海瑞罢官》一戏的文章。家里订了《光明日报》,其中有不少相关的重头文章,我饶有兴致读进去,慢慢看出其中一方的蛮横,心中不平起来。姚文元就是我当时最反感的笔杆子之一。几个月下来,我一篇不漏细细地读下去,在报上留下的批语也越来越长。到了六六年春天,语文课竟然出了这题目,在作文中,我趁机把几个月的激愤发泄出来,结果当然再次成了众矢之的。不过经历“四清”的风雨,这场闹剧就算不得什么了。让我不解的是,在讨论中,大家似乎对实质内容并无兴趣,都在关心我这个迟钝的人捉摸不透的某种东西。

一年后有人帮我解开这个谜,他就是我后面还要提到的遇罗克。相识不久,我们谈起《海瑞罢官》。说到语文课的作文,罗克马上问我时间,我说大约六六年的三、四月吧。他脱口说出让我惊讶的一句话:“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在那个时候写那样的作文。”难道真理有时间性吗?我狐疑满面,等待着他的解释。

他从屋角找出一张一九六六年二月的《文汇报》,上面有一篇署名遇罗克的文章。读下来,明明与我的立场一致,更加深了我的疑惑:难道只许他在大报上发表文章,不许我在课堂上写篇作文吗?

觉察到我的疑惑,他说他那篇文章投稿时间早在头年十二月,几个月后发表前并未再与他商酌。在大报发表文章让我暗自羡慕,不知其不满从何而来。“编辑把我的文章篇幅消减了三分之二,文字上改得面目全非,显得咄咄逼人不说,更重要的是,我根本就不想在六六年的春天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到底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出这一‘辩论’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在那样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无异于自投罗网。”

我终于恍然大悟。

三 血雨腥风

进了高中,学校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每年都要去农村生活几天,除劳动锻炼,还有政治教育。对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男孩来说,倒也不失为有趣的经历。

上高一时,我们去了北京远郊区的桃山。据说那是抗战期间所谓“拉锯地带”,开忆苦会,副校长刘铁岭把一位白发苍苍、情绪激动的老太太搀上台。谁料到,这位没文化的老太太哪懂政治,讲到痛心处,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八路军和日伪军统统都骂了。台上台下全都懵了,还是刘铁岭校长镇定自若,把老太太当即扶下台去。

六六年春,我们被送到郊区的农场劳动,睡在大马圈里。夜里被蚊子包围,浑身是疱;白天在烈日下干农活,挥汗如雨。日子过得很苦,我迅速消瘦下去。幸好校方突然宣布提前结束农场劳动,我们长途跋涉,一路高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回到学校才知道,世界已变了样——“触动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校园变了,变得让我难以辨认,恍惚如梦。教研组小院南墙贴出许多大字报,针对北京市委和北京教育局。我觉得很神奇,身为学生,他们从哪儿得知那么多校外动态呢?

某日,校领导和部分老师被拉出来游斗示众,他们胸前挂牌子,头戴高帽,一路被抽打推搡,还有学生往他们身上泼墨汁。我回到教室,从室内扩音器听到老师们带哭腔的发言,支持“小将们”对自己采取的“革命”行动。

某日,在总务处小院,我看见教地理的汪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坐在书堆上默默流眼泪。第二天就听说她和丈夫在香山一同自尽了。某日,在校园有人用担架抬着教历史的朱老师。他一脸平静,问起来,据说是自杀未遂。

新成立的红卫兵身着军装,武装带要么系腰间,要么在手中挥舞,威风凛凛。校园到处是娇艳的美人蕉,一夜之间,被抽得七零八落。南院堆着大量图书馆的书籍被点燃,化作青烟缕缕,升空而去。

不知何时,校园竟出现了“小监狱”。解放牌卡车进进出出,从车上推下被反绑的人,从“小监狱”传出一阵阵惨叫声。某日,我见有人扒在校长室后窗往里张望,也凑了上去,眼前竟是一排跪在地上的女生的背影。一个持武装带的人,时不时吼叫,那些女生把屁股纷纷抬起来,任他抽打。

一位同学带全班去批斗他父亲,我实在不忍看那父亲所受的侮辱,便溜出去到颐和园游泳,没想到回到班上,竟受到他本人的严厉指责。由校领导和部分教职员工组成“牛鬼蛇神劳改队”,时不时被拉出示众,低头弯腰请罪,还要唱所谓“嚎歌”。此歌含半音,唱不准,就要受辱被罚。刘铁岭副校长唱得最好,经常躬着腰领唱作示范。

我走在校园里,耳闻目睹这一切,不禁疑惑起来:这是个什么世道啊?

四 荒谬的“对联”

有一天,我们被召集到教室听重要讲话。演讲者是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最初就是从她口中听到的。

这怎么可能对呢?我查阅了毛选和中央文件,为自己找到理论根据,写了批判“对联”的大字报,骑车到红卫兵发祥地——清华附中。原以为会受到红卫兵阻挠而发生冲突。但那天校园十分清静,没什么人影,我把大字报贴好,安然离开了。

八月一日,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正开“对联”辩论会,我和同学李家柱一起骑车去了。在音乐学院校园,我们偶然碰见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他胸前挂大牌子正在铲煤。会场内外人山人海,几乎都是身着黄军装的红卫兵。主持大会的是个梳两把刷子的女生,我报名发言,她先问明我的立场。在我前头报名的不少,看起来且轮不上我呢,可没过几分钟,就有个女生过来让我准备上台,我感到意外,她解释说发言大都是支持对联的,让我这反对派上台,好增添大会的辩论气氛。

几个主持会场的全是穿黄军装的女生 , 我在后台等着前面的发言结束时,她们毫无粗鲁表示。没想到,我上台还没几分钟,那几个女生就冲上来,满嘴脏话,抢夺我的话筒。我双手攥住,她们使出全身力气也没用,接着她们拽我,用拳头在我背上乱捶,也没什么效果。让人讨厌的是,几个女生转到我面前,朝我脸上吐唾沫。我的发言就在这样有点滑稽的场面中结束。

下台后借来纸墨,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留下大字报,并署了名。过几天回去一看,居然有不少回应,大多是无理谩骂,只有一篇还算相对讲理,领头署名的居然与我同姓,是红旗学校的学生。明明是一帮女生,却在结尾处学男人的粗鲁腔调:“你xxx要是有种,就到我们学校来,让我们给你点教训。”

有约在先,我只好去赴“鸿门宴”。她们非但没给我什么教训,谈话气氛反而颇为友善。那位同姓女生容貌姣好,临别她象对待好友一直把我送到校门口,竟有些恋恋不舍。作为一个男校学生,那是我第一次与同龄女生打交道。

一天我在家中葡萄架下读书,一位同班同学找上门来,以班“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勒令”我立即去开会,宣布全班同学都正在教室等我,要跟我清算反“对联”的罪行。“你不但公然反对,还在外面到处散布反动言论,象什么话?”他愤然对我说。

全班同学果真在教室等待。一场所谓的辩论开始了。我发言后,一位高干出身的同学发言,讲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井冈山出发三十万,到延安只剩下三万。“我问你们,那剩下的二十七万人上那里去了?”他激动得尖声细气吼叫着,以此证明“对联”的正确性。

最难忘的还是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讲话,结尾时他情绪高昂地喊道:“我出身反动,我就是xxx。你不承认我是xxx,那你就是xxx。” 讲到那最后三个字,他满面通红,脖上青筋暴出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老兵”推波助澜的运动打倒了“走资派”,于是“老兵”中的核心人物成了“走资派”子女,按他们的逻辑,就是成了“狗崽子”。然而,“老兵”们断然拒绝这一逻辑的合理性,并组成以“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为首的威慑力量,活跃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与造反派抗衡。

五 “大串联”

“对联”辩论结束了,听说兰州“文革”形势激烈,我和同班同学刘捷、赵颐庚和王建复一行四人,取道呼和浩特前往兰州。谁料到,在包头被一伙当地红卫兵查问出身,以非“红五类”出身为由,将我们押送回京。一到北京,那些包头红卫兵就溜掉了。我们要继续“大串联”,却遭到学校和班里红卫兵的阻挠,于是来到中南海北门等待,盼着能拦到一位中央首长为我们作主。

一天晚上,在中南海北门外等得太久,赵颐庚担心他家院门已锁,我把他领到四中学生宿舍,打算介绍给别人,安排好留宿再回家。

我俩刚坐定,宿舍里一个熟人突然恶狠狠地问赵颐庚:“你什么家庭出身?”赵颐庚不快地答道:“你管得着吗?”那人便说:“好,你在这儿等着。”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宿舍小院人声嘈杂,七、八个手持武装带的红卫兵冲了进来,高声叫喊:“是哪一个?”带路人指指坐在床头的赵颐庚。为首的那人方脸盘,个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他上去就给了一拳。

我见状便朝那打手喝道:“你凭什么打人?”他转身朝我走来,站在我跟前,上下打量着我说,“看你满会打架的样子,不过,老子不怕你。”语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脸上挥来。我本能地举起拳头,突然想到前不久有人反抗红卫兵而被公审的案例,立即止住。那几个打手却认定我要还手,一拥而上,把我掀翻在地,拳打脚踢。我当时没有任何感觉。从小院出来,我感到牙齿有些异样,于是来到四中旁边的口腔医院。一位女大夫检查后,把一颗门牙复位再用钢丝箍好,她轻声问道:“这是怎么弄的?”我回答:“骑车摔的。”她叹了口气说:“唉,这年头啊。”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写歌的刘辉宣。

此后我们不再寻求红卫兵的许可,在北京站找到站长,开了一张乘车纪录,在八月三十一日,一行四人搭乘十五次特别快车,从北京直抵广州。在越秀山下的农村参加了几天劳动后,刘捷只身返回。其余三人离开广州继续旅行。我们在桂林游饱览了漓江山水,在遵义拜访了革命遗址,在贵阳吃到大馅汤圆,在闹市碰上被小孩们围追的巨人穆铁柱,在重庆参观了“中美合作所”,在成都目睹了刘文彩的“收租院”。

再沿宝成线,窗外闪过诸葛亮挥泪斩马稷的街亭。在宝鸡过夜,第二天搭上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

一个多月在路上,早已习惯了列车的拥挤,但这装满学生的列车还是远远出乎意料。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我只能“金鸡独立”,好在夹在人丛中,无须保持平衡即可放心睡去。上厕所是最大的问题,只能抓行李架,脚踏座椅椅背从空中穿行,没有点真功夫不灵。厕所也挤满了人,勉强钻进去,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如厕。

快到新疆,车厢一下子宽松了,我躺在过道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发现周围睡着好几个男女学生,脸贴脸,手脚互相交错,令人哭笑不得。

在哈密逗留后,游览了乌鲁木齐和石河子,再搭上东去的列车,我撺掇两位同伴去我向往多年的吐鲁番。火车停靠处,我们从车窗跳下来,四处张望,一片荒凉的戈壁滩。一打听才知,城镇还有几十里。仅有长途汽车,而红卫兵并不享有免费搭乘的特权。两位同学打退堂鼓,而我自费买了车票,与他们分手。在戈壁滩颠簸了几个小时,景色突变,汽车驶进充满异国风情的吐鲁番古城。

在街上游荡,不知当夜在何处栖身,见到县委的牌子便闯进去。侯书记是汉人,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把我安排在招待所,并打电话到吐鲁番火车站,安排王建复和赵颐庚与我会合。我提出到维吾尔族村庄劳动时,他满口答应下来。

走出县委,心里踏实多了。来到唐代遗迹苏公塔,只身爬到塔顶,从小窗孔眺望这低于海平线的吐鲁番盆地。回到招待所,被悠扬的歌声吸引,在另一房间,几个青年男女弹琴唱歌,与北京听到的汉人编的新疆歌曲几无相似之处,格外动听。

第二天,候书记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主食是一种叫 “馕” 的面饼。我把面饼转圈咬了一遍,竟连个牙印也没留下。只见旁人挥斧先砍个缺口,再用牙齿扩大“战迹”,我如法效尤。除了一碗粗茶,无菜,饭后端上本地西瓜,沙甜可口,这是我一生中吃过最好的西瓜。

从县城步行约一两个小时,来到红星公社前进大队——维族人村落。我寄宿在塞提老汉家,彼此言语不通,靠手势交流。第二天跟二小队下地,收割当地特产的白高粱。队长利普兹个不高,但身体健硕,天性开朗,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起干活的大多比我们年纪还小,也喜欢唱歌,有个满头小辫子的姑娘,歌声最甜美,她叫玛尔江。每当夜幕落下,村里阵阵歌手荡漾回旋,仙境一般。

一天,队长利普兹请我到他家吃饭,在炕上盘腿而坐,当热气腾腾的羊肉饺子端到桌上,出于礼貌,我等候主妇共餐,一番比划,利普兹明白了我的意思,便告诉我女人与客人不同席。那顿饺子特别香。饭后,他提议轮流唱歌。我很喜欢他唱的歌,问歌词大意,他摆摆手,用生硬的汉语说:“男的,女的,不好。”

我跟一起干活的孩子学了点维语。每天早上,人人以“亚格西”彼此问候,模仿起来并不难。两位同学从村庄撤回到县里,我独自留下又住了几天。临行那一天,在塞提老汉家整装待行,心里竟充满依恋的感情。

正独自伤感,忽听到门外有动静,推开门,只见玛尔江泪水满面站在院中。她见到我,擦掉眼泪,面色凝重地递给我一本维文小书,其中夹着维文的信。盯着我的眼睛,她说出一串连一句也听不懂的维语。我示意让她等一等,冲到屋里,解开刚刚打好的背包,找到一本汉语书,递给玛尔江。

在回吐鲁番县城的路上,一想到村里那些纯朴的人们,眼泪就止不住上涌。县城在望,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调头往回走。在田里找到利普兹和那些孩子们,我终于哭了出来。

离开吐鲁番,到达西安,从那里徒步“长征”八百里,终于来到延安。一路上,以每小时十二里的速度,每天走一百里。途中拜碣了保存完好的黄帝陵。一路在老乡家的棚屋过夜,吃的是小米饭加盐粒和辣椒粉。第七天我发起高烧,幸好赶到某空军基地,得到及时治疗。休整两天后上路,第十天终于看到巍巍的宝塔山。参观了革命遗址,我们响应中央停止“大串连”的号召,带着一身虱子回到北京。

六 《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的诞生

“大串连”归来,京城风向已变,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收缴了“老兵”行使 “党卫军” 权力的牌照,出现造反派(或称为第二代红卫兵)诞生前的真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大会, 周恩来、江青等出席。 我们班同学王祖锷和高二(五)班汤池分别作了《宣判反动对联死刑》(同班同学朱景文起草),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言,其中提到我反“对联”的经历和代价,周恩来在随后的讲话中,对“这位同学”予以赞扬,让我十分感动。

十二月底,在北京西什库一根电线杆上,我读到油印的《出身论》,极其钦佩。在“对联”的辩论中,我的勇气来自本能的反感与义愤,仅此而已,几乎没有什么理论武器。《出身论》的作者却把出身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逻辑严密,正气凛然,文风清新,让人为之振奋。我当即按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的遇罗文。他是遇罗克的长弟,身材硕长,带几分书生气。我们相谈甚为投机。第二天他到四中回访,聊到扩大宣传途径,便产生了把《出身论》铅印传播的念头。

在校多年,固执的天性总给我带来重重险境,谁想到反“对联”之举,竟在新的形势下赢得正面的名声。靠这点政治资本,我向学校总务借贷,五百元轻易到手。我小学同学朱大年,是男三中造反派“刺刀见红”的头头,与“三司”(“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宣传部长有交情。我们骑车去地质学院,开出盖着“三司”大印的介绍信。

回家路上,经过北太平庄附近的解放军一二零一印刷厂,乘兴闯进去。负责接待的是业务部金科长,他戴金边眼镜,笑容狡黠,但一看介绍信,态度立即变得严肃认真。那时“三司”如日中天。印刷业务很快就谈成了。

那年头纸张极紧。六部口纸张批发部缺货,柜台后的职员,建议我们去地安门的农工民主党总部试试。那里果然有货,但很贵,终于买到十五令上好道林纸。这就是《中学文革报》创刊号用纸与众不同的缘由。

罗文从“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取来《出身论》新手稿,那是一叠白底兰格的超长稿纸,字迹小而清晰,让人望而生畏。可拜读后,我感觉行文中透着一股怨气,文字也显刻薄,大大削弱了理论客观性的份量,会让人对作者的个人利害关系产生猜疑。我虽对“小组””充满敬意,却并不妨碍我对《出身论》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修改。在理论上我了无新意,但无疑改变了文章的色彩与基调。不料遇罗文读罢,一反他温文尔雅的风度,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回到四中,他又向我道歉,说“小组”很欣赏我的改动。《出身论》修订稿就这样敲定了。

再到一二零一厂与金科长商酌,决定采用四开版五号字,本以为差不多,没想到排好版竟多了个“天窗”。金科长问如何利用这一空间,办报的念头油然而生。

我起了个毫无创意的名字——《中学文革报》,拉出“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唬人的大旗,并请擅长美工的三中学生朱维理拼出毛体报头。

我从小学同学朱大年和刘姜仁处各征一文,还有四中同班同学李宝臣署名“敌敌畏”的杂文,再选用师大女附中陶洛诵和汪静姗编的一组动态消息,准备完毕,我在原四中语文教研室连夜撰写《出身论》的编者按,和署名“司令部”的“坚决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公告。天近拂晓,我把版面、字体、字号、花边等编排好,把坐在椅上打呼噜的罗文唤醒,打了招呼,只身骑车去一二零一厂交稿。第二天我到厂里拿到清样,校订后签字付印。《中学文革报》(以下简称《文革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正式发行。

七 《中学文革报》的历程

《文革报》问世,在社会上激起极大反响。我们设在四中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来访者络绎不绝。其中索买观望的最多,而热情支持和恶意相向的也不少。支持者讲述他们受“血统论”迫害的亲身经历,反对者在联络处外墙贴满侮辱性的标语和大字报。

北京气象学校的李金环和纪亚琴来到接待室,要求参加我们编辑部的工作。我问起来,她们居然还没看过《出身论》,但从反对者的言论,她们坚信这是一篇好文章。在她们前后加入的,还有十三中的闫世钧和帖汉,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二十五中的遇罗勉和王嘉材,某校的陈加华,五十三中的韩基山,无线电学校的魏雷,轻工业学院的郝治。我们报社不断发展壮大。

《文革报》虽然只在北京发行,与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相比,印数微不足道,但全国的读者来信与日俱增,到了连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我们只好每天蹬三轮车去邮局领取。处理读者来信成了艰巨的任务,其中多数为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是为了向我们倾诉的。遭遇之惨烈,心声之真诚,往往让我们沧然泪下。

在一个贵阳市青年的信中,讲到他在市中心见到人们簇拥在长篇累牍的大字报前(不知哪位热心人抄写《出身论》一万五千字的全文,要多少纸张和功夫!)出于好奇,他从头读起,刚读了一小部分,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嚎啕大哭起来。为避免尴尬,跑回住宅,哭罢再赶回现场,读了几行又忍不住哭了。就这样,他不知跑了多少趟才终于读完《出身论》。

除西藏和台湾外,读者来信在全国各省分布均匀,来自北京的在数量和质量上并不突出。在《文革报》出版后短短几个月,各类小报纷纷出世,其中多数滞销缓销,而《文革报》刚好相反。每一期仅在市面出售半数,其余半数留给外地邮购和来访者。从读者来信中得知,有人花两块钱买一份《文革报》。一个小报交易市场在北京西单应运而生,其中《文革报》成了“硬通货”,可用来换任何小报,还出现过比值达一比五十乃至一比一百的交易。

我因杂务缠身,很少参加卖报。有一次跟着去了,我们的三轮车被围得水泄不通,无数只手伸过来,我的手中塞满大把钞票,刚递出的报纸,不知被谁一把扯去,甚至来不及找钱。转眼间报纸被抢购一空,我双手不停哆嗦,才知卖报的艰难。遇罗勉——罗克的小弟弟,也向我讲述过他卖报的类似经历。

据我所知,《中学文革报》是第一家没有官方背景的小报,此后非官方小报如雨后春笋。不少卷入《出身论》的辩论,有的为政治利害,有的为开拓销路。仅北京一地,就有《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杂志》等。李冬民的《兵团战报》曾以“首都兵团”名义登出“取缔〈中学文革报〉”的“通令”。

其中《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分别由我小学同班同学朱大年(三中)、刘姜仁(京工附中)主办。在《文革报》问世前,我们仨在大年家偶遇,看了我带来的《出身论》,一致认为值得广为传播,对出版、印刷和发行有过商讨与策划。后来果然各自推出报纸,互相配合,《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各为出身问题留出一版,由我负责编辑。从策略出发,这两家报纸对出身问题采取中立态度,同时刊登赞同和反对的文章。罗克对此十分欢喜,特地采用辩论文体为两家报纸撰文,以活泼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暴露反对派的荒谬。

《只把春来报》是我们班张育海、杨百朋、李宝臣、何大明和吴景瑞等人办的,高三的沈大伟和他弟弟沈大智,还有杨百朋的弟弟杨百揆也卷入其中。他们个个都是非凡人物——业余爱好多,擅长体育,平常不用功,但学习成绩好,头脑机智从报名就能看出来。在班里的“对联”辩论会上,他们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表示反对。对《出身论》的作者,他们都很敬仰,曾有意加入《文革报》。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使他们在佩服之余,也意识到出身问题背后所涉及的特权利害,便急流勇退了。他们那些文风晦涩、立场暧昧的文章,难免让读者猜疑与《文革报》的关系。

第三期出来后,我们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了大会,由罗文上台发言。但开场不久,就有一伙人点燃鞭炮,朝主席台冲上来。负责保卫是一帮初中小孩,吓得呆若木鸡。有个汽车司机组织刚与我们结盟,头头问我要不要把他们在场的人调上来。为避“挑动工人斗学生”之嫌,我谢绝了,报社成员从主席台一侧的通道溜出会场。《文革报》第四期五、六版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并刊登了未宣读完的发言稿。

冲击会场的很可能是“老兵”和“联动”的人,我们在四中的报社也不断受到骚扰。有一次回到四中,有人告诉我彭小蒙刚率领上百之众,骑车呼啸而来,把在场的王建复吓得夺窗而逃。

其实,“老兵”也有比较理性的一派。创刊后第三天,几个身着黄军装的学生来访,通报学校姓名,原来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目。他们态度平和,跟我谈及“配合”与“协作”,让我深感意外。办报后期,有些“老兵”在兵马司胡同开办“出身论”的辩论场所,气氛严肃而健康。反而在校内外造反派中有少数人深怀敌意,作过损害我们的事情,在此也就不谈了。

《文革报》多次惊动有关领导人。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红卫兵会面时,被当众问到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看法,他说没看过,人们就递给他一份,他当时读得入神,直到有人提醒他回去再读,才把会继续开下去。不久在另一场合,人们再问他的看法,他圆滑地回答:“太长了,没时间看。”

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我参加过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会晤。我当场解下鞋带,把一套《文革报》捆起来,请前边的人传给江青,只见那捆报纸辗转递到她手上。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向我索取全套《文革报》,他说这是受“中央文革”之托,为毛泽东本人准备八种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文革报》应在其列。另有传闻,中央政治局曾以大号字体翻印过《出身论》。

自《文革报》创刊起,就有两名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神秘人物定期造访。第三期出版之际,他们郑重向我转达“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的传话: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

“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讲话中,点名批判《出身论》和《文革报》,从而为我们的命运画上了句号。林彪在同年五月一次讲话中,大谈出身问题,他讲到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反动”的观点,虽未点名,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八 《中学文革报》的终结

由于出版一再受到“联动”等势力的严重干扰,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到了第七期,在北京出版已不可能。我独自乘火车去天津,在火车站外蜷身露宿,终于联系上一家小厂。再次赴津,我正在厂内小屋校稿,抬头看见李金环和纪亚琴二位女生站在院中,神色沉重。她们告诉我戚本禹的四月十三日讲话,并说罗克建议我立即返京商议对策。

回到北京,我从火车站径直去罗克家。罗克把我迎进他的“冰窖”,讲了一下大形势,他抱歉地对我说:“你这样年轻,就由于我而置于这种形势,真对不起。”我不以为然,一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心里惦记的还是报纸的前途。罗克问起来,我说:“我看一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对抗,原定第七期照印不误;二是投降,在第七期上作检讨;三是停止出版,既不对抗,也不认错。”“那你准备走那一条路呢?”“走第一条路是不识时务,走第二条路有违良心,我看只剩下第三条路还可以走。”“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致。”随后,我召开报社全体会议,宣布这一决定。《中学文革报》由此告结。

《中学文革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创刊,同年二月二日、二月十日、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六日和四月一日分别出版了第二至六期。这六期先后在解放军一二零一印刷厂(第一、二期)、西四印刷厂(第三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第四、五期)和西便门印刷厂(第六期)印刷。第一期印数是三万份,其他几期印数在三万到六万份之间。除了这六期,还在景山胶印厂影印了一万五千份创刊号,另外还出版了以《出身论》为主要内容的特刊,先后付印两次,总数约六万份。除第四期为六版(售价三分),其余每期都是四版(售价二分)。全加在一起,总印数共三十万多,销售总额在六千元以上。

在我们报社,大家都尽力而为,谁也没有正式头衔。卖报时各自拿一垛,回来把钱交上,无人点过报,数过钱。大家因公外出办事,从来没想过报销这回事。这在当时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其实很不寻常。

遇罗克作为特邀主笔,以“北京市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在六期报纸上分别发表了《出身论》、《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和《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六篇文章;此外,他在《中学论坛》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发表了《谈鸿沟》;他还在《首都风雷》创刊号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署名“步曙明”的反对《出身论》的文章,另一篇则是以“小组”名义驳斥步曙明的文章《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罗克还以二十五中“齐声唤”的名义,在《中学论坛》发表了以对话形式讨论出身问题的文章《〈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而第五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略评〈雄一师〉报的四个版两万字》,则是罗克和我不约而同各写的一篇同主题文章然后合成的。

九 《中学文革报》成员及其命运

报纸创刊时,我们只有三人:罗文、同班同学王建复和我。我的语文老师毛宪文当过技术咨询(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婉拒了加入的邀请),他曾任《内蒙古文艺》编辑,我向他学了不少编辑知识,受益匪浅。《文革报》的版面设计美观大方,显然与毛老师有关。王建复“大串连”与我同行,跑遍大江南北。罗文初次造访,建复在场,就这样成了创办人之一。

创刊号问世后,不少人陆续加入报社,前面已提到。到了后期,女五中张颖和王玲,女十二中张君若和张富英也加入进来,报社成员一度接近二十人。

在创办之初,罗文是“小组”和报纸之间唯一的链接,没有他办报是不可能的。后来出特刊,与“老兵”在兵马司辩论,也都有赖于他的操持。

财务最初由我掌管,办到第三期赚了钱,如数还清学校贷款后,还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王建复毛遂自荐,从此由他接手财务。

李金环、纪亚琴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并为订户邮寄报纸,工作繁重,却从无怨言。从名字到相貌都不像汉人,贴汉矢口否认有外族血统,虽是初中生,却显示特有的稳重与才能。他是唯一与我分担过编辑工作的人。阎世钧出身“革干”,憨厚实干,为报纸各种杂务跑前跑后,总是笑嘻嘻的。韩基山社交广,举手投足带江湖气。我一到会场,他总是喊“司令到”,在危急时刻他对我说:“司令先行,有我护后。”在联络等事务中他功不可没。王嘉材和陈加华头脑灵,点子多,腿脚快,在后勤与卖报的分工中贡献最大。

郝治是罗克的朋友,高个子,一张喜剧性的长脸,化名马列。按他的话,这名字别人不敢喊“打倒”。由于年长智深,他常在会上对我的决策表示嘲讽。魏雷年岁稍长,唇上留髭须,每逢棘手事,最是老谋深算。张颖、王玲、张君若和张富英等女生加入时,我们已陷入逆境,她们没领略报纸昌盛的风光,倒甘愿与我们分尝这最后的苦果。

有一次,陶洛诵和阎世钧在清华碰到“三司”司令蒯大富,一场舌战把蒯大富说得哑口无言。他问洛诵哪个学校的,“好厉害的一张嘴”。他们二位随后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讲起这趣事,大家笑弯了腰。

由四中“红旗”战斗队写的《我们为什么支持〈出身论〉》一文,登在《文革报》第五期第四版上。罗克从不干涉报务,但读了此文,深为赏识,极力劝我邀请“红旗“加入。谁料到”红旗“第五期后加入,第六期还未出就倒戈了,他们在四中校园贴出大字报“出身论是大毒草”,还到西便门印刷厂,企图抢走刚要出厂的第六期。

还有一个小插曲。“首都兵团”派了个间谍打入我们报社。此人第一次面我就起了疑心,罗文却极力推荐。随后其他成员也都觉得可疑,最终查清他的身份,于是用各种方式捉弄他。我们常在景山和北海会面,却故意把他引到别的地方,还屡次向他提供假情报。在严峻的形势下,给大家平添不少轻松快乐的时刻。

《红旗》杂志社记者向我传达关锋的话后,我陷入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几天未在报社露面。然后我召开全体会议,向所有成员转达了关锋的话,指出再往下走,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请求对牺牲没做好准备的成员离开报社,而别人对他们“没有理由予以任何指责。”让我难忘的是,全体成员无一人畏退。

一九八零年夏天,在全国各大报刊纷纷为罗克平反正名后,我召集报社成员在陶洛诵家相聚。我这才知道除罗文在六十五中受到严重迫害,其他中学生大都未遇到太大麻烦。而郝治、李金环和纪亚琴几位大专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分别在轻工学院和气象学校被残酷批斗。

那次见面,本以为看到的是大家的无悔与自豪,没想到更多的是看破红尘的自嘲,令人怅惘,但我永远忘不掉当年那集体的勇气。

我们也为少男少女提供了浪漫场所。遇罗文与陶洛诵之间有过恋情,后与另一成员张富英结婚。陶洛诵与四中“红旗”的赵京兴结为连理,他们的罗曼史被传为佳话,并历尽重重艰难。在此不谈。

由于主办《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我的小学同学朱大年与刘姜仁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刘姜仁曾很长时间被关在校。《只把春来报》成员中,张育海和沈大伟越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先后战死。吴景瑞(毛子)和我一起去越南从军未遂,不久赴东北后失踪。何大明在张育海一案的调查中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幸好后来完全恢复,并写过办报的经历。

十 遇罗克其人其事

《文革报》创刊号出版时,我并不知道“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身份,随后去罗文家拜访,初次与罗克见面,哥儿俩全无相像之处。他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得难以置信,深度近视,扇风耳,大驼背,其魅力却在动态之中。他一张口声音宏亮,言辞清晰明朗,妙趣横生,一圈圈厚镜片挡不住那犀利的目光。

罗文把我介绍给他,他开玩笑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就大笑起来。一张口就让我感到绝非一般人物,并开始猜疑他与“小组”的关系。第二期出版后,交往渐深,他向我讲明他就是《出身论》作者。基于形势,他请我对此保密。多数成员在办报期间,从未被正式告知“小组”的身份。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突破时代局限的巨匠。“文革”对中文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在政论文章中仍清晰可辨。而罗克的文风却出污淤泥而不染,自成一体。读过其文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其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文辞犀利,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他的写作速度惊人。由于出版上困难重重,往往无法预知下一期的出版时间。罗克放下话,只要头一天告诉他,他能第二天交稿。他在报纸发表的所有长文,都是这样一夜写成的。

罗克非书痴,小脑也很发达。和我玩一种打手游戏,他总把我的手打得噼啪响。他能同时下两盘盲棋。我试图捉弄他,告知他说的棋子不在其位,他沉吟片刻,坚称我所言不实。

他独自住在正房与院墙间搭成的小屋,严冬无法取暖,号称“冰窖”。我与他常在“冰窖”对坐,彻夜长谈,直至天近拂晓。他兴趣广泛,跟我谈的主要是哲学、历史和文学,而非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

他是一个机敏的人。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们同去东北。在火车上,一个面相凶恶的人突然问他:“你还认识我吗?” 此话不知从何而来,让人莫名其妙,但他毫不迟疑地巧妙答道:“我看你面熟。”

罗克对自己的口才相当自负,蒯大富曾讲过我们成员的坏话,罗克一再托付我向蒯下书,在公开场所辩论,而蒯从未应战。

他一直在不断思索。我们同游北戴河、秦皇岛和沈阳三地,并约好各写游记一篇。在沈阳街头,看到大量日伪时期的建筑,他不快地问我,为什么解放多年的建筑,竟不能与日本在某占领地短期留下的痕迹相比。

在报纸停办后,罗克开始写一篇新作——《工资论》。他向我列举论资排辈的贻害,并以此为起点,提出工资政策的建设性方案。可惜那时此文已无处可刊载,他被捕后不知下落。他进一步观察到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病,并设想改革的方向。郝治曾讲罗克是“东方的曙光,宫殿的一角”。我常想,十年后在中国开始的体制改革若有罗克的参与,不知会获益多少。

有一次,我注意到他书架上有一本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就提起我也有一本。他听后很兴奋,当即与我拟订共同攻读此书的计划,并交换读书笔记。

他批评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必定借助语言垄断。“猫睡觉做梦时,四腿有时会作出跑的姿态,胡须也会颤抖。难道它也使用某种语言吗?”有时他会问我从未想过的问题,比如“你作梦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罗克问到我对鲁迅的看法。他把鲁迅的作品比作一盘珍珠,每颗都很明亮,却没有串成一条彼此相关的项链。他喜欢杰克·伦敦,提到濒死的狼和一个人的搏斗,最后以人饮到狼血而获胜。“他的人物在逆境中表现的毅力,在别的作品中是难能看到的。”他向我推荐梅里美的《卡门》,并把书借给我看,谈起女主角那奔放自由的性格,极为感叹。

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很有见地。谈到《浮士德》一书的翻译,“郭沫若的译本比起冯至的拙劣错讹之处甚多,但被出版的却是前者。”他对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成就非常钦佩。他讲过一些朱生豪的故事,如何在战乱逃难的途中不缀译笔,但终未实现译完莎士比亚的弘愿而早逝。

在他的小屋,我们一起不知度过多少时光。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感叹:“你的知识多么渊博啊!”他听后拉进我们之间的距离,一反他平日的诙谐,用严肃的语气说道:“等你到了我的年龄,你的知识会比我更渊博。”虽然我对他无比信服,但还是不相信这番话。

讲起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他找出一张鲁迅赠给瞿秋白的手迹:“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他神情郑重地把它送给我。

他对毛泽东相当尊敬,对毛泽东诗词的造诣尤为钦佩,特别喜欢《蝶恋花》一词。

十一 遇罗克之冤案?

从东北回来后不久,形势越来越紧。罗克告诉我他已被跟踪,出于幽默,他转身找到跟踪者,开他们玩笑,弄得他们很尴尬。凌晨从他家离开,我也被跟踪过。有一次我骑得飞快,把跟踪者甩下一大截,再转身慢悠悠迎面骑回来。在昏暗的路灯下,跟踪者看看我,又看看前方,一时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朝前方骑去。

一九六七年年底,罗克告诉我,他感觉自己被捕的日子不远了,建议我从那一天起,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终止往来。他还请求我在将来的调查中,不要犹豫,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因为“不管你承担什么责任,他们要加给我的‘罪责’是不会减轻的。”他把事先写好并封口的一封厚厚的信交给我,请我“在今后情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罗克于六八年一月被捕。此信屡屡更换藏匿地点,但插队多年后竟不知下落,实有愧于他的在天之灵。

那时四中在“军宣队”掌控下,我与负责我们班当兵的和指导员常常激烈辩论,反倒给他们留下坦诚的印象。有一天,当兵的在操场找到我,说有人来“外调”,又说“指导员让我告诉你,不用紧张”。进了指导员小屋,两个穿警服的坐在里面床上。指导员把门关好,对他们介绍我说:“他一贯忠诚坦白,你们可以完全信任他。”那两位听了这话,满脸不快。但那时解放军的势力远在公安之上,他们也只好忍气吞声。

此后一两个月,这二位多次来四中找我。我一口揽下自身的责任,这态度让他们诧异。我讲话时,两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我意识到,他们的调查无非是两条,一是罗克是《文革报》的幕后操纵者,二是罗克的“反动”言论。这两条均非事实,我毫不费力地挡回去。

他们要我揭发罗克的“反革命”言论,我回答“一句没有”,无可奈何,他们退而求其次,要我写下他的言论。几日后他们当面一读,勃然大怒。“照你这么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份子了。告诉你,他是中央定了性的反革命份子,你还包庇他,你可知道性质的严重吗?”其中一个把掏出枪来,朝我晃了晃,又“啪”地拍在桌上,显得十分滑稽,我忍不住失声大笑。

相持一阵,他们的调查忽然转向,集中到“手榴弹事件”上。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心里不禁一惊。与罗克停止见面后,出于同一考虑,所有报社成员也都停止来往,我无从了解原委。他们试图把他说成这一事件的指使者,却发现在我这里找不到任何线索,便对我失去了兴趣,从此不再打扰,竟让我多少有被冷落的感觉。

罗克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被捕,一九七零年一月九日的公告中被列为二十几名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一月二十七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除了遇罗克,公告中所列死刑犯当日都被枪决。而他的死刑延至三月五日,在另一次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公审大会后执行的。在六八年他先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但拒绝签字。据内部消息,他的死刑是经最高层亲自指示,并委托重要人物办的。在最后关头,罗克保持一贯的机智和幽默,在一月二十七日公审大会后,他声称有重大案情未交代,作为“五·一六”份子,他与某某单线联系。为自己争取了一个月多的时间。

为何从十五年徒刑改判死刑?在判决书上,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出身论》却只字未提。

罗克是如何涉嫌暗杀的呢? 一九六七年夏天,东北武斗正盛,部分《文革报》成员结伙北上。一到长春,在火车站就给每人发武器,离开长春时,我曾嘱咐大家将所有武器退还,以免留下祸根。后来才得知,罗文并未退还领到的手榴弹,把它带回了北京。

罗文是个酷爱化学的人。他曾对我说,对他来说搞政治纯属误会。他曾热衷于恶作剧,比如在我家撒下几滴威力极大的催泪剂。他还为报社成员表演火箭发射,火药想必就来自那颗手榴弹。私下带回手榴弹也罢,他却在风声正紧时,找了几个靠不住的人去香山埋藏。当局一恐吓,有人就招供了。他们试图让我证实罗克是其幕后操纵者,我当时尚不解,直到读到判决书,才知道当局的企图。罗克、罗锦、罗文、罗勉兄妹虽个个聪慧,但办事往往有失周全。罗克当年托罗锦藏日记,她竟藏到中山公园公厕。罗文从东北带回手榴弹,罗文、罗克拒绝销毁读者来信等,就是明显的例子。不过,把罗文的手榴弹归结为罗克的暗杀阴谋,并非愚蠢的推理,而是懦弱的陷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十三年后的夏天,为罗克平反的时机终于到来。我和罗锦在《光明日报》社与记者王晨数次会面后,《划破夜空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于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登载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他成了广为人知的英雄。

十二 峨嵋山

一九六七年四月报纸停刊,我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不久,我和杨百朋、吴景瑞(毛子)、王建复、陶洛诵、遇罗文等四中同学和报社同人一起抵达成都。

从成都搭乘慢吞吞的长途车,我们来到了峨嵋山,下车就去报国寺投宿。大殿有三尊佛的立像,全然不为尘世纷争所动,安详地俯瞰人群。早听说蒋介石国难当头时曾在此隐避,对这座寺庙格外好奇。虽是动乱年代,在庙里挂单的游客却不少,大多数是学生。到斋堂用饭,师父先问每人饭量,据说饭越少,菜越精,收费都一样。菜端上来,见到鸡蛋很惊奇,这才知道素食的涵盖比想象得广。在报国寺还吃到“雪磨芋”,味道和口感让我想起北京的冻豆腐,但更鲜美。

翌日起了个大早,草草洗漱后开始上山,抵达洗象池天色还不算晚。大家决定在此歇脚。庙里住宿费本来就不高,我正要交钱,被百朋拦住了。在寺外与一群猴子逗耍一番,百朋招呼我再去登记,果然又价钱又降下不少。名不虚传,果然有白象在池中,混沌不解其义。一夜平安,早上发现厕所悬空架在悬崖边上,方便时往下一望,让人心惊肉跳。

离开洗象池不远,山路在云雾缭绕之中。离开上山正路,拜访了几个小庙,殿中无人,经书满地,显然遭过破坏。但象峨嵋山所有寺庙一样,佛像都是完整的,这在那年头也算得奇迹了。

一路上林茂竹密,鸟叫猿啼,此起彼伏,令人惊心动魄。与几位同伴钻进林中,很快被枝蔓纠缠,无路可走。只好用菜刀开路,没过多久,我们已筋疲力尽,并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绝望中齐声呼救,本以为无望,却意外听到回答,在不断应和声的引导下,我们终于回到正路,对周围草木有了敬畏之心。

暮色降临前接近金顶,浓雾中,下起瓢泼大雨,未带雨具,很快就成了落汤鸡。到了庙前,一位比丘尼迎上来,把我们引到生着火的殿堂,帮着烘烤衣服,让我感到亲人般的温暖。耳边雷声滚滚,闪电的蓝光不时照亮殿堂。有人喊看神火,从山门口望出去,果然有蓝色荧光在暗中游弋,灿烂夺目,实为奇观。

翌日晨,为看日出早起。第一次见到云海,汹涌澎湃,几座天际的雪山如海中仙岛。太阳跃然而出,苍茫云海瞬间换了颜色,由铁青到雪白。稍晚,无人应邀同行,我独自去了千佛顶和万佛顶。海拔三千多米山顶,植被与山腰不同,依然赏心悦目,散发浓烈的草木香气。

为观看天下闻名的峨嵋光,我和建复留到下午四时后下山,然后与他人在九老洞汇合。这一奇观定点定时,在上有阳光下有云海时才会呈现。一位比丘好心引路,岂料头上阴云密布,只好败兴而归,那师父忽在我们身后喊道:“有了”。只见阴云裂开一道缝,阳光射下来。待我们赶上去,阴云又合上了,可惜终未看到这一奇观。

从金顶到九老洞本是一天行程,我们却在下午四时后才出发。上路不久,天色渐渐暗下来。在黑暗中穿过峨嵋山有名的险路,坡陡路滑,到处都有坠入悬崖的危险。天完全黑下来,仍看不到九老洞的影子,我们早已精疲力竭。而鸟鸣兽吼,被夜的寂静放大了。眼前又是个大坡,我俩认定翻过坡再看不到九老洞,就只好死在这里了。爬到坡顶,居然远处有几点昏黄的灯光。

用餐时间早过了,僧人还是为我们备了饭菜。夜宿的大堂有几十张床,只有我们一行。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产生强烈的恐惧感。陶洛诵是同行中唯一的女生,她不敢独宿,请求我们允许她与大家一起过夜。我煞有介事把菜刀枕在头下,但很快被疲劳征服。再睁眼,一片光明,夜间的恐惧显得非常可笑。

在火车上听到九老洞的传说:几个和尚备了七天食物,打着火把,走了三天未达洞底,又折返回来。如此神奇的洞,我非进不可。听僧人说洞口离寺庙往返三十里,众人都失去兴致。我独自而行,来到洞口,周围尚有大片积雪。进洞没走几步,便是令人魂飞胆丧的轰响——无数只受惊的蝙蝠从洞中飞出。没走几步,陷入无边的黑暗中,用小手电筒照出去,什么都看不见,只好跌跌撞撞摸回洞口。

从九老洞下山,一路从容,与同伴们在报国寺相聚。当晚与毛子商定去越南的计划,次日便踏上东行之旅。

十三 越南之行

越南之行其实目的不明。过去虽在政治风波中屡遭批判,政治信仰并未动摇。办报的失败,才使我真正陷入迷茫。莱蒙托夫的诗句“他在疯狂之中祈祷风暴,/幻想着风暴会带给他平静”,或许正是我那时心境的写照。

与峨嵋山之行的同伴分手,我和毛子踏上去广西凭祥的旅程。按照计划,我们买下几斤巧克力和一把快刀。

“如果我的手指被毒蛇咬到,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帮我把它切下来。你答应吗?”毛子严肃地凝视着我。虽说彼此承诺,但这还是心理上的严重挑战,我问毛子如何作想,他却摆出不屑的姿态。

北上成都,东抵重庆,与几位各地游客凑在一起,步行至九龙坡扒货车。九龙坡是个大编车场,几十股轨道上机车呼啸滑行,让人目不暇接。我在一条轨道上行走,陷入暇想,对人们的呐喊和调车员的哨声毫无反应。突然有人猛然把我推出轨道,我正要发作,只见一节车厢从我身边悄然滑过,这才意识到是一位铁路工人救我一命。他追上那节车厢,跳上去,没给我一个道谢的机会。

从九龙坡搭上的货车,在贵州某站被查处,我和毛子自恃一路练就的本领,漫步到车站数里外,等开动后再扒飞车。那火车司机早把我们的意图看在眼里,列车一起动就全力加速,汽笛长鸣不已。不顾毛子的呼喊,我奋力疾跑,几次伸手抓到车厢扶手,可每次都被魔术般反弹回来。列车驶入前方隧洞,轨道上只剩下我们俩。我看出毛子对我的失败而庆幸,果然,在他估算出车速后,并未像我那样尽力。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我买下两张短程车票,搭上一列东去客车。在靠窗座位上,我要了杯热茶,安然坐下,读起史第文森的小说集,毛子在我对面昏睡过去。几个小时后,列车员查票,我和毛子将在下一站被赶下去。

对列车员的粗鲁很反感,我心生一计,叮嘱毛子留在原地,车一靠站,我就跑到售票处买了两张票。还买了些食品,待回我们车厢门口,在我出示车票后,列车员仍拒绝让我上车,毛子也被两人从车厢架到门口,他拼命挣扎着,拒不下车。列车起动了,我扔掉手中食品强行登车。经过一番搏斗,我被踢下车门阶梯,我们的背包被扔出车外,而列车载着毛子消失在远方。

我向站长报怨,讲述了刚才的遭遇,他把我请到办公室,挂了几个电话,建议我到车站附近用餐后再来找他。在小饭馆昏暗的灯光下,满耳犹如异邦之语。沮丧和屈辱之中,想起史第文森笔下一对老夫妇的悲惨遭遇,感到十分凄凉。再次见到站长,他告诉我已安排好毛子在贵阳下车与我会面。他语调平淡,面无表情,刻意掩饰那与时代相悖的善意。

在贵阳车站候车室见到毛子,让我欢欣不已,毛子却摆出无动于衷的嘴脸,仿佛这重聚早就在他神算之中。

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广西凭祥。一踏上站台,便感觉到浓重的战争气氛。南下的列车满载大炮和装甲车等重武器,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人。让人惊讶的是,从制服、帽徽和肩章上看分明是越南人民军,在饭馆吃米粉时发现他们讲的竟是中国话。一位同桌的士兵向我们眩耀说:“美军在越南五十万,我们人数从不在他们之下。只不过说起来一个没有,因为我们是人民军,不是解放军。”讲到此,他诡秘地一笑。我心中甚是羡慕,他忽然叹口气加上一句:“剩下半年,咱回家看媳妇喽。”顿时让我扫兴,怎么会有人在媳妇与打仗之间作出那么糊涂的选择。

从凭祥到越南的捷径不是南下而是西进。在无区域地图的情况下,我们靠指南针一直向西走,一路上绕开有人烟的地段。傍晚时分,进入茫茫无际的山区。每座山丘虽不算高,但陡峭危险,满山齐腰高的野草,茂密得迈不过去,每一步都要把脚抬到草尖上,再踩下去。举目望去,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苍山绿海,让人怀疑是否能走出这无人地带,再度回到人间。

夜幕降临,下着毛毛细雨,在半山腰踩倒一片草,铺好塑料布准备安营扎寨。由于坡度陡,必须用脚蹬地才不至滑下去,再加上湿衣服贴在身上,看来这夜难熬了。伤感之余,也为境遇的荒唐与危险而兴奋。我探出头,瞥见一串摇曳的光点向我们移动。我唤醒毛子,用食指放在嘴边示意不要作声。我们屏息观察,断定那是一支打着手电筒的巡逻队。不一会儿,这些光点接近我们的宿营地。令人不解的是,光点的大小亮度并没有因距离的变化而变化。我下意识伸出手去,居然抓住其中一个。毛子打开手电筒,我松手一看,吓个半死。原来是一种带萤光的丑陋飞虫,与常见的萤火虫毫无相似之处。

第二天一早,吃上几块巧克力,我们又踏上行程。我浑身都是蚕豆大小的蚊疱,不时停下来抓痒。毛子手持木棍在前边打草开道,反复嘱咐我准备好刀子以防蛇咬。有一回我刚要落脚,瞥见草丛中盘着一条蛇。它仰头与我对视,毫不示弱,最后还是我绕道而行。下午时分,在山谷中遇到一条小河,我们脱衣洗浴,毛子身上的蚊疱还不及我三四成,心中有些不平。

晚上宿营时,估计已进入越南,百感交集,我在手电筒下写了很长的日记,其中有对父母的歉意,对祖国的离别之情,以及对前景的期望。夜里梦到西贡,梦见电影院门口有许多外国电影海报。再上路,草丛没那么密了,坡度也平缓多了,我们加快了行进速度。忽然在山脊看到一条蜿蜒小道,穿过漫无边际的山丘。我们坐在小道上,正享受美味的巧克力,忽然有个人从坡下冒出来,让我们一惊。我故作镇静,先后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跟他打招呼。他专注倾听,却只是连连摇头。我和毛子不禁欢呼雀跃,庆祝我们越境成功。那人受我们感染,也咧嘴笑了,然后弯着腰朝山下指去。沿着他指的方向走下去,来到一个仅几户人家的小村子。

在村口碰见一位年轻农妇,模样标致。她招手示意,让我们跟她走。她家是架在几根木桩上的竹棚,地板和墙到处是缝隙,透光漏风,对我们来说,异国情调十足。语言不通,但她的微笑充满善意。她升炊做饭,又围过来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好奇地打量我们。她端上热汤,又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能磕磕巴巴讲几句汉语。看来他把我们从北京来这事说清了,围观的人不禁唏嘘。农妇问到我们此行目的时,他似乎未听懂我的回答,农妇听了翻译照样满脸疑惑。喝完汤后,并没有再上饭菜,让我大失所望。

与农妇道别,踏上山间蜿蜒的公路。不知为什么,毛子在后面越拉越远,我知道没有岔道,便大步先行。走了一两个小时,忽然有人在我肩上一拍,是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他把夹在后座的书递给我,示意让我搭车。我跳上车,翻开书,首页是托尔斯泰画像。再一翻,是沃伦斯基与安娜在火车站分手的插图。在这战火中的国度,遇见一位托尔斯泰的热心读者,让我无比感动。我们开始用英语简单交流,他对我所说的一切都理解都认同,似乎远比我见过大世面。我们来到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年轻人放下我,我们告别。

我在街上东张西望,一个小姑娘凑过来,用标准普通话大大方方问我:“你饿吗?你要吃东西跟我走。”我感到惊讶,问起来,她指指胸前的毛泽东像章说自己是中国人,问她什么地方,她说谅山。我告诉她在等一个同伴,她向我保证会领他与我会合。跟她走进一个院子,全是身穿制服的武装警察。一个中士能讲流利的中文,我向他讲明去河内参军再南下的意图。他摇了电话,告诉我第二天有车带我们去河内。大约一小时后,那小姑娘果真把毛子领来了。

晚餐除了清汤只有一小碗米饭,我们饿坏了,就是十份也填不饱肚子。大堂里,不少人在烟雾缭绕中围观下棋,居然是中国相棋。毛子在旁观战,时不时摇头叹息,很快就被请上去。毛子的棋艺在四中是有名的,那帮越南人那是对手,不甘认输,又到镇上搬来援兵。毛子不失大将风度,不动声色,越杀越勇。我感到无聊,倦意袭来,便独自去睡了。

数日来第一回头上有顶,肚中有食,这一觉睡得香甜自不必说。醒来,毛子还在梦乡。我到院中漫步,碰到会讲中文的中士,问起去河内的车何时能到。不料他态度粗鲁,让我起了疑心,回去摇醒毛子,提议逃跑。可不管我说什么,他只要睡觉,终于误了大事。

一辆吉普车到了,一位英俊的少尉跳下来,向我们行了军礼,把我们请上车。他讲的中文无瑕可击,却绷着脸不与我们交谈。问起我们是否正去河内,他说先带我们见一位首长再说。一路上时有石峰拔地而起,有桂林山水之秀。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吉普车拐入一座戒备森严的军营。我们被领到一间厅堂,不一会儿,连汤带肉外加米饭端了上来。虽有不祥的预感,我们吃得好香,只是牛肉太老,把腮帮子都嚼酸了。勤务兵收走碗筷后,一位有首长风度的胖中校走进来,坐到我们对面。他和颜悦色,通过少尉翻译听完我们的陈述,对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表示欣赏。接着他讲到抗美援越要经由政府安排,我们应回国申请。绝望之余,我言辞越来越激烈。那少尉停止翻译,居然直接与我争吵起来。毛子拉拉我的胳膊,说了句很可笑的蠢话:“别那么说,要注意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啊。”转念一想,抗争也不是出路,便假装认输,盘算在回中国的路上另想办法。

两位军官消失了,一个头戴瓜皮帽的下士进来,示意跟随他走。我以为他就是司机,可从厅堂走到营外不见车影。问起,下士只咧嘴微笑,露出一颗金牙。没走几步,路一拐,前方忽然出现一座城楼,上面刻着“友谊关”。下士走到关前,与中国士兵互敬军礼,然后金牙闪闪与我们道别。刚一入关,我们被一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拖进小屋,不由分说地在胳膊上扎了一针。走出来,又到另一处登记,并递给我们一份中央文件,是专门写给自发去越南的“革命小将”的,又是那些套话。本以为天下去越南的,只有毛子和我二人。吃饭时遇到好几十个学生,才知道在那个年代,亡命之徒大有人在。回凭详的卡车上,我打量其他学生,发现胳膊和腿也满是搔破的蚊疱。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都穿着红卫兵的黄军装。

我们从越南回来不久,张育海和沈大伟成功地越境到缅甸,加入了德钦巴登顶领导的人民军,先后战死在沙场。

十四 长春三日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与《文革报》大部分成员外加遇罗克,一行十几人去北戴河,当夜步行到秦皇岛,搭上一列无点运行的列车北上沈阳,游览北宫后与罗克分手,我们继续向北,抵达长春。

我们刚下站台,脚跟还没站稳,就被一伙全副武装、戴袖章的人领到站台一端。与上百个年轻人一起,莫明奇妙成了他们的兵源。有人发言致谢,然后把枪枝、弹药和手榴弹发到我们手中。

对我们的款待包括一顿丰盛的晚餐。我把武器搁在一边,正大快朵颐,同行的王嘉材面色凝重地凑到我桌旁。“嘿,你知道站台那些席垛下边是什么吗?”“粮食呗,” 我信口说。“不是。跟我来。”

到了席垛跟前,四面张望,他猛地掀起苇席一角。我心一沉:哪里是什么粮食,而是一具具尸体。“昨天夜里抢武器库给打死的。”有人凑上前来,扔给我们这么一句。

晚餐后,我们被唤上了几辆卡车。每辆有六七个保镖,驾驶舱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两侧站着自动枪手。我们这帮学生蹲坐其中,车队以疯狂的速度向城区驶去。出于好奇心,我刚试着站起来,被大声喝住。另一保镖见我不快,侧过身来歉意地向我笑笑:“上一趟死了两个,不能大意啊。”

目的地是长春地质学院。晚上与嘉材住同一间宿舍,睡得正酣时被他唤醒,只见夜空被焰火般的弹道切割,传来一阵阵柔和的爆炸声。我刚要走到窗前探身出去,嘉材喊道:“你疯啦!趴下。”第二天早上,在走廊里听说两个与我们一起的学生死于半夜的流弹。大院里在开追悼会,十几个死者都是二十岁上下的汽车司机。一个悼亡者在喃喃自语:“妈的,拼了!拼了!”

嘉材在追悼会场转了一圈,双手围拢在我耳边说:“嘿,你知道他们怎么开车?蹲着开,看见电线杆子拐弯。”在白花圈和黑袖箍的包围中,我感到极度麻木。

下午时分,我被唤去处理一个不快的事件。我们同行的几个,发现附近文研所无人看管,顺手牵羊拿走几本西方小说。而遭殃的只有君若,她被剪了头发关起来。她来自女校,受过舞蹈训练,长得美身姿也好。从北戴河步行到秦皇岛,她一路向我倾诉,关于黑暗的现实和绝望的心境。此后我有意无意避开她,没想到这回倒霉的偏偏是她。再见面是在回京的火车上,她头戴假军帽,见到我默默无言。

第二天嘉材和我找到一个自由市场。国营商店全部关门,自由市场反倒繁荣起来,玲琅满目。走着走着,忽闻一阵枪声,一辆吉普车载着几个全身武装的人,在人群中疾驰而过。有位老汉摆摊卖蒜头,我上去问价,老汉满面堆笑说:“老总,看上就随便拿。”不管怎么说,他死活不肯收钱,最后我拿了两个蒜头走开。心里正纳闷,嘉材在旁冷笑说:“不看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原来我手握折叠水果刀,削过罗卜忘了收起来。没走多远,只见前面聚众成群,围着一个倒在血泊中的人。有人感叹道:“唉,就为了跟那帮人要苹果钱。这年头。”

听说长春有座大楼原是伪满州国的银行,坚实到连大炮也啃不动。一路找去,四周渐无行人。远处有一座雄伟建筑,我抬手一指,一阵枪响,在头上方的标语牌留下一排弹孔。我和嘉材立即扑倒在地,敏捷地匍匐前进,向附近的墙角爬去。速度之快,超乎我自己的预料。越过大楼的视角,我们站起撒腿就跑。

当晚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决定次日去哈尔滨。临行前,我说:“重要的是所有武器一律上交,以免招嫌。” 我带头把武器上交,以为大家也都跟着做了,后来才知并非如此。

第二天赶到火车站,才知道因武斗客车不敢进站。候车大厅拥挤不堪,我跑到站外,刚在一个门洞躺下,就昏睡过去。不知睡了多久,被密集的枪声惊醒。一个枪手藏在我的门洞,向斜对面的铁路局大楼射击,大楼上闪烁着还击的火光。“进站里去,这儿不安全,”那枪手头也不回地说。“别跑,慢慢走。他们专打跑的。”他补充道。我犹豫着迈出几步,周围的枪声格外密集起来。身不由己,我飞快地跑起来。那枪手朝我大喊:“别跑,别跑啊!”

车站大厅,人们围着一位老汉,他胸口被炸开碗口大的洞。他大口喘息着,在众目睽睽下咽了气,身边留下一箱没卖掉的冰棍。这场枪战,更让我怀疑搭乘客车的可能,便决定带大家搭货车。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一列北上的货车。车长好说话,让我们坐在守车里等着发车。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同行中有人不顾我的反对,非要去买食物充饥。走后不到一刻钟,列车哐当一晃缓缓驶离车站。嘉材和我对视一下,随即把他们的背包推下守车。我们终于离开长春。

在武斗的硝烟中,我和嘉材游历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连。我们在哈尔滨横渡松花江;我在大连看望亲戚和童年好友,在宁静的海滨游泳、抓海砺子。途径沈阳时,竟奇迹般与长春分手的同伴会合。

据洛诵说,最后一次与毛子见面,他说要去东北找我。从此渺无音信,如果他真去了,很有可能在那里丧生。

十五 插队之际

六八年年底,辍学两年的中学生开始去农村插队。一位小学女同学到山西绛县,我和刘姜仁到北京站跟着混上“知青”专列。站台上,车厢内,哭声震天,连欢送的锣鼓声都被淹没了。列车启动,这告别的一幕达到高潮。

在晋南与列车上的“知青”分手,我们南下渡黄河,西进抵华阴,在严寒中游华山。再回山西,跟着姜仁去他老家。那是晋南襄汾的小村。两个北京学生到来的消息传开,招来一些好奇的老乡。其中有个原北大的学生,打成右派后下放到这里。他个头矮小,衣衫不整,满脸稀疏的胡子,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滔滔不绝,连讲了好几个小时,从农村的贫苦到政策的失误,能看出他心中无尽的苦楚。

村边有三嶝山,孤零零坐落在平原上,并不算高,但很有气势。我和姜仁爬到山顶眺望,在薄雾下,村落星星点点,阡陌纵横,方整的田地一直延伸到天边 ,令人心旷神怡,一时忘掉心中的烦恼。

我们来到山顶的古寺。听村民说,虽寺舍残缺不全,一位法师却拒不下山。踏进山门,那法师双手合十迎上来。他清矍安谧,黑色髯须飘逸,真有如仙人一般。

古寺不大,院中有各朝代留下的石碑,不少已毁,但文字尚可辨认。我边看边向法师请教,他回答简要。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对话离开碑文,涉及到宗教本身。

我对佛的认知大致来自《西游记》,实在少得可怜。问到佛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佛象你我一样,是一个人,如果你发愿,你也可以成佛。”他又告诉我,人生有八苦,一个人通过修行,达到不以八苦为苦的境界,那他也就成佛了。

只身离开襄汾,我又到盂县看望刚插队的小学同学,下了火车,才得知长途汽车因大雪停运。在雪地徒步三日才到目的地,在那里,我对插队生活多少有了些体会。

在太原火车站搭上回京的夜车,座席已满。我站着,注意到一位坐窗口的姑娘满面泪水,不断用钢笔在小桌上画画。待我坐到她身旁,聊起来,发现她也是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在周围乘客的阵阵鼾声中,我们一直聊到北京。她转乘去唐山的火车,我陪她在车站等候。即将分手时,我们突然变得沉默。把她送上火车,走到天桥上,望着那列火车冒着浓烟消逝在天际,十分惆怅。不久收到一封厚厚的来信,一张是《牛虻》中亚瑟的肖像,另一张画的是在火车站两人分手时相对无言的情景,其中的我戴着那顶黑色狗皮帽子。

十六 尾声

罗克的被捕,使我失去了良师益友。而我的交际由此扩大了,逐渐形成新的圈子。“文革”的疾风骤雨,无情摧毁了我的政治信念,在心里留下一片空白。即将步入成年,发现自己对人世间几乎一无所知。与新结识的朋友一起,我们开始如饥似渴的读书生活。其中包括“白皮书”,诸如《新阶级》、《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赫鲁晓夫主义》,在政治上增添了新的视角。在哲学上攻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企望从中找到社会与人生的“元素周期表”。与此同时,我陷入文学狂热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科夫等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家,尤其让我着迷。而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莫泊桑、斯汤达、拜伦、雪莱、莎士比亚、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霍桑等欧美作家也开始进入我的生活。

我在四中的最后一个冬天,晚间时光大都是在冰场度过的。与八年前不同,我的冰鞋从三十五号换成四十三号。幸运的是,四中的八年时光,在自然科学上让我打下坚实的基础,政治上的磨难为我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一九六九年春,姜仁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学鲍有悌。他俩收到白洋淀一个叫吴世陆的同学的邀请,姜仁不能赴约,由我替代。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在徐水站下车,步行到安新县城,在城东码头搭上去郭里口的六艙渔船。从县城到郭里口十几里水路,碧波荡漾,煞是好看。到了那四面环水的岛村,刚坐到炕上,一个陌生人闯进屋来,莫名其妙拉着我们去大队部,显然被误作他人了。一位村干部拉长脸嘟囔着,给我们开出户口迁移证,所在地是安新县王家寨公社郭里口大队。将错就错,我从此离开四中,开始了在白洋淀的插队生活。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