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分类:

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作者:周孜仁
  
虽然八十多了,三姐依然顽强地活着。十几年前,外甥女就老在电话里向我抱怨,说舅舅,瞧我妈妈啊,每天就吃那么一小点儿,简直就皮包骨,说不准哪天风一刮,她就倒哪!2000年,我去北京看她,小灶台上的铸铁燃气炉黑锈斑斑,破旧已如垃圾堆拣来的金属废品。我说三姐,商店里新型炉具多呢,便宜着呢,换一台新的吧!她淡然回答:谁知道我还能活几天?凑和吧!如今,整整十年又过去了,她依然顽强地活着,独自一人,活在冷清清的、空徒四壁的斗室里。
  
她确实骨瘦如柴,耳朵严重失聪,与邻居不相往来,唯一的生活乐趣就是用扑克牌算命。记得二十多年前刚退休,她就开始整日整日折腾那付扑克牌了,我去北京,她曾非常认真地介绍过算命规则--单调乏味的游戏我早忘得一干二净,而她依旧乐此不疲。我发誓,这付扑克她注定会一直玩到生命的终点,因为:在我家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按做事认真程度排序,三姐绝对名列榜首。他的认真完全到了固执甚至古板的地步。还有,既然生命中已经没有了别的乐趣,她必然需要一个忠诚的玩伴--扑克牌有幸被选中了。虽然这绝非最好的选择。
  
这并不说明三姐的生命追求太过草率。不是的。在社会职业领域,她从来非常优秀。早在五十年代她就读于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就是学习尖子;毕业后来到北京66中教书,次年就作了宣武区教育局的化学教研组组长--如果不是因为丈夫命运牵连,她青春时代许多美好的梦,也许已经变成了生命中真正的彩虹。
  
关于她的丈夫留待下面再说,现在先说三姐本人。
  
女秀才
  
三姐是我家十二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女。大哥懂事却少年夭亡;二哥聪明,却负气离家去满世界瞎折腾;老三虽为女孩,但从小知事达理,尤好读书,做事认真以至于古板。彻底失望于儿子的父亲自然便将加倍的宠爱集于三姐,寄予如对男孩同样的厚望。我小时曾见过她上初中(或小学)时的作文本,一手工整漂亮的毛笔楷书,丝毫不让于任何男生高才。只可惜初中尚未毕业,偏遇国共大交兵,世事纷乱,家道坠落,三姐只能辍学回家,接着去小学校代课挣钱,聊补穷家无米之炊。
  
大陆政权最终易手。共党掌权,天下太平。三姐的读书梦再度燃烧。她向学校辞了工,以“同等学历”身份参考大学,结果:中了。那年代不兴让邮递员一家家派发录取通知书,在报上刊登一则通告张榜完事。孰料《四川日报》录取榜上三姐的名字竟错了三分之二:姓氏“周”是没错的,双名则二字全错。这实在怪不得编辑粗枝大叶,为什么?三姐名字实在太生僻。父亲文化不高,却偏喜请故作高深的文人代给孩子取名。三姐的名字不仅电脑字库没有,我能找到的所有字典都遍查不到。你道什么字?“土”字旁一个“元”,据说读“XUAN”。按祖训,周家女性排行到我们这一辈当为“锦”,因此三姐的名字就是“周锦+左‘土’右‘元’”。录取榜将她的名字印成了“周绵坑”,虽说情有可原,可把全家人急了个团团转。虽知:如果高中,三姐个人、还有全家人的理想之船,就正式扬帆起航了!
  
谢天谢地!到编辑部一查,“周绵坑”果然应该是“周锦+左‘土’右‘元’”。三姐本人的高兴劲儿别提了,全家的高兴劲儿也别提了。
  
三姐之所以让全家骄傲,除了她是周家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还是我们家第一个坐过火车的幸运儿。1953年,成渝铁路刚刚通车。这条川人百年梦想之路是她开学赴校、放假返家的必经之路。听三姐兴致勃勃讲述火车如何之疾速,如何之平稳,平稳得连水杯里的茶水都不会泼出来,全家人都惊呆了。三姐假期回家,除了谈火车,还谈别的,比如食盐的学名叫氯化钠、和氯化钠里的氯同属卤族元素还有什么什么,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得大脖子病?那是缺碘呢!……这是普及到我家最初的化学知识--海带含有丰富的碘,她说,爸爸以后买菜,一定要多买海带;又比如,重庆有南北两座温泉,北泉便位于西南师范学院所在的北碚;北碚曾是重庆的模范区,那儿何等之树木葱笼,街道整洁……总之,她的每一句话都是闻所未闻的故事,让全家人兴奋莫名。
  
三姐回家度假不仅是我们全家的节日,也是她朋友们的节日。只是三姐做事太过古板,所以朋友不多。我记忆中最铁的就两个:一为陈俊茹,一为赵蜀琼。
  
陈老师文静寡言,脸上常带悲戚,定然也是一个朋友寥寥的寂寞女孩。她在远郊龙潭寺小学教书。近3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据说龙潭寺已成了成都的红灯区,有文章披露,达官商贾们夜夜豪车飞度,瞬间便可去那儿豪饮尽欢,呼妞呷妓。50年代的龙潭寺可是远得很。为了拜会蛰居远村的小学教师,我和小妹妹有幸被三姐带上,第一次去感受了风驰电掣而“水都不会泼出来”的火车。我和小妹妹成了我们家第二拨坐过现代交通工具的幸运儿,如同乘坐“神州”飞船遨游太空的的航天英雄,快乐得不行。后来知道,陈出身地主,乃父在“土改”中被中共枪决,小小年纪便外出讨生活,初通文墨,侥幸入了小教一行。三姐和她好,可能更多因为同情其可怜遭遇。龙潭寺几日,她俩天天徜徉在满眼青翠的田野,表情始终那么严肃,仿佛总在讨论完全不该属于少女们的神圣话题。
  
赵蜀琼和陈完全相反。她天生丽质,永远漂亮而快活。记得我长大了读美国小说《麦琪的礼物》,作家欧·亨利描写女主人公 “长长的卷发瀑布一样披在肩上”,我就总会想起赵姐。她永远笑嘻嘻的,好象从不知烦恼为何物。事实上,她确实不该有什么痛苦事。父亲是民国时代的交通厅长,好象还开了一家什么硫酸厂。她的石榴裙边永远教公子哥儿们围着团团转。诱惑如此密集,焉能有心思读书?确实没有。可惜大陆政权易手,乾坤颠倒,锦衣玉食的富家境况从此不再,美女只好跟我姐姐一样,去小学当了代课老师。估计她的文化水平难以恭维,于是只好让三姐死帮恶补。每次她来我家,姐们俩马上就会躲在小屋里读书习课,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开怀嘻笑,十分亲热。她们好象还抽烟,躲小空间里吞云吐雾。我家从无抽烟习惯,唯三姐例外:估计就是从赵小姐那儿学来的。
  
我一直觉得,三姐和赵姐之间的友谊总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从内到外,她俩压根儿都是反着来,一个庄重恬淡,一个艳美耀眼;一个古板,一个张扬;一个代表着责任和工作,一个代表着享乐和欲望,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命运莫名其妙把她们挤压在了一起。
  
资产阶级丈夫出现了
  
三姐每次放假归来都是我们家的节日。只是妈妈是否也和父亲一样高兴则想不起了。三姐是妈妈的头生子,母亲对她的爱肯定毫无疑义。必须承认的是,母亲对四姐的宠爱程度大大高于三姐。为何?四姐勤快,嘴甜,尤其喜欢帮妈妈烹菜烧饭缝补浆洗。妈妈本是乡下巧妇,自然希望有好女接班,而三姐偏不吃这一套,她思想前卫,行为新潮,坚信未来社会是一个分工明确的社会:穿衣服找裁缝,吃饭菜有厨师,出门上路有司机……干吗要样样自己动手?土嘛!
  
三姐的摩登理念肯定是受影响于富家小姐赵蜀琼。我不止一次听她向我说起赵家的时尚生活:过生日可不像我们家就可怜巴巴煮个鸡蛋吃吃,人家又是吹腊烛又是分蛋糕又是用英语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什么的……而且,这类PATTY总有许多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捧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改变三姐整个一生命运的、我的未来的姐夫,就是捧场者之一。
  
姐夫叫胡乃镛,出身绝对的大户人家。先祖乃江西人氏,前清时科场得意,被朝庭派来成都做了官。封建官员和现在官员不一样。现在官员赚钱得遮遮掩掩,打擦边球、钻政策空子……总之,得绞尽脑汁又做婊子又立牌坊。封建官员赚钱则完全公开。“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穿,要钱不要脸,我就要赚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胡家是否清官已无据可考,但亦官亦商则是公开透明事。据说胡家传世技艺就是做酱菜,尤其豆豉堪称一绝。老祖宗利用公权之便在成都办了一间酱菜加工销售“托拉斯”,取名《太和号》,由于味道和口感俱佳,很快便大行其道并流传百年不衰,现在成都人一说豆豉,皆称“太和豆豉”--实为川饮食文化一支奇葩也。《太和号》传至乃镛之父胡子康,已不知贵为富几代了。除食品工业成功,太和号还广置地产,至共党掌权前夕,子康公已成为成都18家最大粮户(地主)之一。胡子康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之身份继承祖业,同时还出任过四川省民国政府高院院长,不仅精于商道亦精于政道。国民党溃败台湾,曾专门给他家搞来几张飞机票,结果竟遭拒绝。个中原因,有如下二版本:版本之一是,子康公因与川内亲共军阀刘文辉、邓锡侯过从甚密,对蒋介石政权早就深恶痛绝;还有一版本,说是飞机票只送来三张,而他极不愿意扔下一大家子人独自亡命海岛,只好作罢。俩版本孰真孰伪待考。下面这件事情则是千真万确:胡子康绝对拥护共产党;减租退押与政府配合绝对积极;1954年,大陆举行第一次普选——现在谁都知道这选举是咋回事,可老爷子却蛮当了真,当他眼巴巴得到了一张选票时,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张“选民证”让他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新政权的认可——这是三姐夫正式告诉我的。他觉得父亲很可爱很天真。
  
下面还说三姐夫。
  
胡乃镛生于富豪之家,锦衣玉食,尝甘餍肥,日子过得肯定很滋润,乃父还专门高薪延聘书画大师家教,让小乃镛从小便习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及至成人,成天在纨绔圈里厮混,对于时尚风习自然样样在行。直到几十年后,文革期间,他向我说起好莱坞影星克拉克·盖博、格里高利·派克、英格丽·褒曼……依旧一个滚瓜烂熟,如数家珍,甚至《出水芙蓉》电影里那位吹小号的某大牌,其悱闻轶事,亦不漏分毫,真可谓见多识广,多才多艺。
  
还有,乃镛兄生得浓眉大眼,一表人才,堪称帅哥,这样的男青年能没女人缘吗?肯定有。华西坝一带是解放前成都著名时尚区,乃镛兄正就读于地处该区的四川大学历史系,红男绿女自然常常来此聚众游乐。前面说到的美女赵蜀琼,正是在此让公子哥儿们环绕裙边打转(重点说明:最后是一名唤刘文轼的帅哥独占了鳌头,抱得美人归)。赵蜀琼的铁姐们儿、我的三姐,也正是在华西坝熙熙攘攘间进入了胡哥视线,为日后的悲喜剧埋下伏笔。客观地说,三姐并不漂亮,周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和胡公子家相比,更是悬若天壤,可以大胆设想,当时胡兄很可能没把三姐当成咋回事的。事情演变的关键是:中国解放了。胡家一落千丈。大资本家兼大地主之子身价狂跌。大学毕业分来北京,落难公子,人地两生,孤单落寞,思春之情焉能不烈烈中烧?于是其视线终于转向了家乡,转向了远在重庆的、我的三姐。
  
那时三姐正在西南师范学院念书。二人于是鸿雁传书,两地互动。前面说了,胡公子优点不少,还长得帅,怀春少女岂能不动芳心?我相信三姐对他是有好感的。公子当时在北京女四中教可有可无的“豆芽”课程:《历史》,这就趁三姐毕业前夕的关键时刻,请假赶去了重庆,日日或等侯楼前,或踟躅月下,大胆和我姐出双入对,公开恋爱关系,造成既成事实--最后干脆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然后凯旋回京。
  
对于三姐和三姐夫,那肯定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先说乃镛兄。他买舟东下,取道长江三峡,一路春风得意,画了不少风景速写、创作素材。回得京城,马上写信给我父亲请安报喜,潇洒奔放的毛笔行书一开头就砸来一个“泰山大人”--这封信曾让我百思不解,还问过父亲,说姐夫是不是写错了,怎么称你是山呢?我至今记得父亲溢于言表的喜悦,告我说“泰山五岳之首嘛,泰山就是岳父,懂了吧?”
  
再说三姐。因为照顾夫妻关系,毕业分配她便顺利到了北京。新中国首都,在人们心中曾何等神圣!梦牵魂绕已够味道了,遑论亲身去那儿生活工作!三姐赴京前成都辞别,全家人都像过节,尤其我--因为某日三姐牵我上街,很认真地说了:孜仁,等我安顿好,就把你也接来北京念书,愿意吗?天哪!我能不愿意吗?在电影里、邮票上看到北海白塔、天坛祈年殿、故宫太和殿、颐和园长廊……我从来只当是梦里天堂呢!更让我消受不了的,还有三姐告诉我,说你姐夫国画功夫了得,刚刚参加了1956年北京第一届青年美展,还得了一枚纪念章,而且,三姐竟然将姐夫送给她的信物:美展纪念章,留给了我。你瞧瞧!如果按照现在的审美标准,该纪念章的设计与制作都难让人恭维:就一镀了克罗米的矩形小铁板,四平八稳地镌了“北京第一届青年美术展览纪念”十三个汉字:如此而已。可它的象征意义,对于疯狂做着画家梦的小娃娃,相当刺激了。
  
对新生活充满憧憬的少女三姐,就这样去了北京。
  
危机
  
在钟鸣鼎食、鲜花著锦的富豪之家长大,姐夫性格自然很是大大咧咧,换一个说法,也就是挺豁达大度。西哲叔本华说过,与动物相比,人类之所以生活得特别痛苦,皆因人不懂得忘却痛苦,灾难记忆于是日积月累,便生出了厌世痛苦之情。姐夫却不,他对于享乐愉快的敏感指数和对痛苦的忘却指数同样很高。几十年后,他告诉我,说刚解放那会儿,他也受了不少苦的,尤其土改,他曾代父亲被抓去乡下,备受农会折磨。可事情到了1956年,知识分子迎来共党执政下稀有的政治春天,加上新婚燕尔,他的日子过得实在快活。小俩口在东四西颂年胡同租下房屋一套,日日于爱巢共度蜜月良宵——三姐家书信封上“东四西颂年胡同”这地名,成都孩子念起来实在拗口,所以我记得清楚。
  
现在有句话,男人有钱就变坏。其实,广义地说,男人一旦运程顺达,总是容易春风得意甚而至于忘乎所以的,更何况乃镛兄这样风流倜傥的帅哥、生性贪玩的女中历史教师,焉能白白虚度了青春年华?于是,晚上就经常这儿徜徉于舞池,那儿忘情于派对,简直又回到了解放前公子哥儿的快乐时光。
  
工作极端认真的三姐肯定是不参加此类活动的。前面说过,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她就已经升任京城宣武区的化学教研组组长,更重要的工作召唤着她呢,哪有功夫去歌榭舞场抛掷大好光阴?不但她自己没功夫,而且她也断断无法容忍老公虚掷光阴的胡作非为。新婚不久,夫妻开始闹矛盾了,甚至不排除大吵大闹,而每一次吵闹之后,肯定是脾气很好的姐夫沉痛认错,认错之后肯定又经不住诱惑,又去了舞场潇洒悠游……如此反复。办事认真的三姐终于忍无可忍,下定决心要和老公摊牌了:离婚。
  
按照现代社会学统计,青年人的婚姻危机往往发生在婚后的第二、三年。照此推理,在传统保守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危机完全应该发生得更晚些。可惜,三姐与姐夫的蜜月期实在太短了:不足一年!三姐本是刻板固执之人,说到就要做到--危机不可避免了。
  
颇具喜剧意味的是,恰恰在此悲剧即将发生之时,另一个更大悲剧呼啸而至,而正是后一个悲剧竟悄然化解了前一个悲剧——因为,后一个是关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剧:横扫全中国的反右运动。与此相比,家庭里的小打小闹算得什么?简直微不足道!三姐夫正是在大悲剧中被一巴掌打入了地狱。本来,照他的开朗和纨绔,对谁都不会招惹也不会得罪的,再说有土改整饬的教训,深知共产党手段厉害,不管毛泽东号召鸣放叫得震天价响,他就一声不吭半句没放。孰料人算不如党算,第二年“反右补课”,大约学校指标没完成,还是将胆小如鼠的三姐夫被“补”了进去。
  
我曾经在一则回忆文章里写过,我家父亲心地善良得一塌糊涂。三姐是为父亲的掌上明珠,所受影响自然最深。几十年后,已被生活折磨得万念俱灰的三姐向我说起姐夫当年的荒唐,说起她的痛苦与失望,于是我就问了:姐夫被划右之前,你们的关系不是已经走到边缘了吗?为什么最终没有离婚?姐姐沉思良久,很无奈地回答我,说爸爸生前总是教育,要我们善待弱者,同情不幸的人。“如果他不划右派,”姐姐肯定地说,“我和他早分了。反正当时我们还没有孩子。”
  
三姐还告诉我说,正因为和右派老公划不清界限,她自己的前途也就结束了。宣武区化学教研组长很快换了人。
  
三姐还告诉我,说胡乃镛的同学刘文轼已被老婆一脚踹了。赵蜀琼响应党组织号召,和“阶级敌人”老公彻底划清界限:马上离了--就为这个,三姐说她从此再也瞧不起这个铁姐们儿。她也和赵美女划清了界限。三姐觉得她的品德实在不怎么样。
  
再来说说赵蜀琼
  
胡乃镛划右一事三姐始终对我们家保密。其实,当时发生的仅仅两件小事--如果具有政治家的判断力的话--从中推测发生了什么灾难,已经绰绰有余。可惜那时我只是个娃娃。
  
第一件事情,当时我正疯狂地着迷于国画,而经济上和精神上偏偏得不到父亲半点支持。三姐不是骄傲说过我姐夫正是个国画高手吗?于是我曾悄悄给三姐去了一信,请求姐夫把他的颜料寄一点给我,信中还一本正经开出清单:朱砂、石绿、花青、赭石什么、各份量多少等等。我之所以如此斗胆,因为自觉姐姐们都挺爱夸奖我聪明,我的画作尤被她们作为一张好牌向外人称道。我以为我对姐夫的小小要求决不过分。谁料得我很快收到回信,信中却是三姐非常严肃的一顿教训,她说,今后你千万别再想当画家了!美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在中国非常危险!赶紧学好数理化吧,那才是真功夫呢!至于我要的“石绿”、“花青”之类破玩艺儿,姐姐说,我通通给姐夫扔垃圾堆了!调色用的碟子,我全部用来装了酱萝卜酸腌菜。
  
我大吃了一惊。
  
第二件事,就是赵蜀琼走进了我的生活,并且对我出奇地友善。
  
赵姐原来在哪儿教小学,不知是何原因,后来就调中学来了,而且恰恰就调来我就读的成都五中教地理。我家离校较远,每天中午回家吃饭都得来来往往地跑。当时同学们都穷,都没钱在校搭伙,虽说跑得辛苦,但大家都挺习惯。赵姐知道了,就主动来家找我父亲,说她就住学校附近,要我中午就去她那儿吃饭,顺便抓紧睡睡午觉。赵是姐姐的朋友,年龄比我大很多,现在又是我的老师,去她家吃饭睡觉我肯定会很不自在的,皆因父亲一口答应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照办。
  
赵姐家干净整洁,还有个比我小些的男孩,对我很有礼貌又总是怯生生的,赵老师对我又特别客气,而且总是友善地微笑--这些,让我每顿饭都吃得小心翼翼,拘谨不堪,只有等我按照赵姐吩咐去屋里睡午觉,她动作优雅地把门关上了,我才会松一口气。平时家里学校两头跑,从无午睡习惯,等赵姐一走,没午睡习惯的我马上强烈反弹,开始翻箱倒柜:赵姐的家很摩登,处处都让我好奇。几十年后,我已想不起小调皮都翻过些什么,但一扎保存完好的明信片却记得绝对清楚:每张背后都用潇洒字体写着“你的文轼”送给“亲爱的蜀琼”,都是祝贺生日或其他年节之类的。我很快联想起三姐常常提到的刘文轼。两口儿过年过节还要搞得那么客客气气,实在让娃娃我有点莫名其妙,只猜想贵族生活,可能都这样高雅吧?顺便说一句,贺卡中给印象最深的是一幅苏联油画,叫《大学生》:四个英俊小生正在屋里诵读诗歌。窗外春和景明,莫斯科大学教学楼高高的尖顶蒙着一片灿烂阳光。正是这幅画催生了我对大学生活最初的向往。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当时“亲爱的蜀琼”已和“你的文轼”离婚。赵恰恰为了消解三姐的责怪,修补二人之间的友谊篱芭,这才对三姐的小弟弟出奇友好。几十年后我曾向三姐提起那段往事,三姐只是毫无表情地淡淡向我介绍,说文革时候,赵蜀琼当了造反派,风风火火带一大帮人到北京告状,曾去看过三姐。三姐完全礼节性地接待了她,之后就再没有了下文。
  
真相
  
我家父母亲都没经济收入,家里的生活(包括我们弟妹读书的费用)全靠已经外出工作的姐姐们寄钱供养。姐姐们对父母亲什么都可以隐瞒,但钱的问题却无论如何隐瞒不了,或者说,只是到了钱的问题实在隐瞒不下去的时候,这才不得不揭秘真相。
  
时间是1962年。三姐夫被赶出学校后便去了怀柔还是哪沓儿学苏武牧羊,在山区受罪三年有余,政府终于宽大为怀,给他把“帽”摘了。他学的专业是历史在中学教的也是历史,这行当可是属于意识形态啊,让摘帽右派染指是万万不可的。咋办?出路两条:一,保留公职,继续留山乡牧羊;二,发一笔生活金让他退职回家,事情彻底了结。掐指算来,夫妻俩结婚已有六年,三姐年龄本不小,再拖下去,生孩子都困难了。京城白领为何大多不愿“早生儿女早享福”?道理很简单:米珠薪桂呀!请一个褓姆收入就得减一大半。三姐俩口儿经过商量,终于痛下了决心:与其渺无归期地牧羊、夫妻长相分离,不如干脆让老公回家来,权当请进一个男褓姆,女方也就抓紧生孩子--权衡利弊,这样做实在不吃亏。三姐本属理科生,最懂运筹学。她算过了,各方面只要节省点,一人工资养仨人,还是凑和能对付的。
  
只是给父母亲的钱必须扣减:现在得公布真相了。反正情况已经变化,除了我和小妹还读书,还需要提供经济支持,其他兄弟姐妹都已工作,困难该大家分摊了。三姐寄书陈情,我们方才知道:家族里,原来又新添了一个“阶级敌人”!
  
于是他们开始生孩子。
  
第一个是男孩,取名“平”:据说是男方主意。三姐夫说他最赞赏大诗人屈原身逢厄运而孤高自傲,屈原名平,故给孩子取了一“平”名。家有全职男褓姆,养一个也养,养两个也养,于是继续生。第二胎是女孩,参照上述原则,直接取名“原”。 男女皆备,品种齐全,夫妻俩都很满意,姐夫于是兢兢业业地开始了父亲兼褓姆的漫长生活。带孩子是异常繁琐异常艰苦异常需要耐心的苦差事,而乃镛兄偏偏出身富豪之家,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的褓姆生涯是怎么对付过来的。就是说,每天一早起来,怎么把婴儿的小裙小褂洗干净,像彩旗一样挂出去?怎么心急火燎地给孩子煮奶喂奶?半夜里孩子拉了稀,得硬着头皮爬起来,睡眼朦胧地换尿布洗屁股;如果病了,得发疯一样地抱起便往医院跑……这些,我都很难想象。传统中国的家庭分工是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新社会把三姐的家事颠倒了,女方全职挣钱,所有家务都由男方处理。
  
三姐供职的北京66中位于宣武门外枣林前街,离“东四西颂年胡同”足够遥远,每天必须早出晚归:这种状况实在该改变一下了。学校位置不能改变,就想办法改变一下自己的位置吧!首先,当然是别老跑得那么辛苦,其次,西颂年胡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实在可恶。右派摘了帽,她依旧成天红眉毛绿眼睛的,三天两头来找碴,像敬业的狱吏对于取保侯审的罪犯。三姐夫妇俩心里很不自在。
  
当然只能租。照当时的经济条件,买房绝对只是一个梦。没承想一偶然机会,竟让他们突然间美梦成真。

一招臭棋
  
1964年,前民国政府四川高院院长(大陆政权已被共产党接收,他只能是“前”)、前太和号酱菜公司董事长(1956年已经被合营、即财产被政府收编,他也只能是“前”)胡子康盍然长逝。虽说土地没了,公司没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留在个人手上的钱财总还是经得住折腾的。老爷子一死,大堆儿女便天南地北地回成都处理后事,分配遗产。
  
我从来有个感觉,芸芸世界,能成大事者,总当有一些过人之处的。或敢作敢为,硬拼出一片天地;或大肚能容,拢来一帮哥们兄弟同闯世界;或工于计算,在艰难时事中游刃有余……胡家能把家族事业做大,肯定是有些超乎常人优点的。从乃镛兄性格中的大大咧咧,我至少感觉到他的心胸开阔和对于生活的达观,而这些,必然是从父亲那儿遗传或者潜移默化来。推而广之,他的兄弟姐妹也都继承了这一优点,因此遗产分配全然没有当今社会你争我抢甚至你死我活的可笑甚至无耻的闹剧。恰恰相反,兄弟姐妹们觉得乃镛家生活困难,在平分秋色的前提下,还单独为他提出一笔补助金。这样,三姐家得到了在当时简直属于天文数字一笔遗产。你道多少?人民币6000元!为何说这是天文数字?看了下面便知。
  
巨款到手,夫妻俩就合计了:买房吧!不能再受制于房主了!尤其不能再让居民老太太对自己实施监视居住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要买就买它个大大的,除了自用,还可以租些出去,反正家庭经济困难,干吗对人民币仇恨?能赚一点算一点。蚂蚱也是肉。
  
这样,他们砸出4000元钱,在交道口寿比胡同10号买下一座四合院:虽然袖珍,却肝胆俱全,除了自己居住,确实还能挪出富裕的两厢租给客户。6000减去4000,余下2000元留作保底,衣食可暂时无忧了。计划实在很周密。
  
只是,在我这个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看来,三姐这一经济行为简直就不可理喻,甚至愚不可及。须知:这是1964年的下半年呀,中国人的私有财产早就扫荡殆尽,而阶级斗争的弦在所有领域越绷越紧--再过一年多,企图彻底摧毁国人最后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的文化大革命就要横空出世。我们家就曾经挪过空房出租,远在大学读书的我每次过团组织生活、搞社会主义教育,都要被搞得灰头土脸,都得痛心疾首地交代剥削思想的影响,父亲死后,要我签字放弃房屋继承权,那一刻,我高兴得如释重负!瞧,年龄比我大那么多的三姐俩口儿,公然顶风作案,买房出租,这不是没事找事,往自己脸上抹屎吗?
  
事情果不出我所料,收房租的历史大约刚刚两年,文革烽起,这就出事了。
  
我已在学校参加了造反派。那年十月去北京,我照例去姐姐家探访。走进寿比胡同10号(那时已改成南头条10号)那小小四合院,只见姐夫一人正站在凳上贼惊惊地敲打什么。见我进门,他提着榔头跳下地,神色慌张,又惊又喜,像地下党员接头一样告诉我,说你姐跟学生外出串联去啦!最近风声紧,万一红卫兵前来抄家,我一个摘帽右派抵挡不住啊!说着便从床底下取出200元现金要我收下--那是我迄当时为止一次性见过的最大巨款--我忙问什么意思?他继续神色慌张,说:你收下吧!就当是给你的生活费。如果这家一抄,什么都没有了!保住一点是一点。我又问他敲打什么?他又答,你瞧,我们家就俩大人俩小人,住一厅两卧,害怕被人抓把柄呢!干脆再隔一间出去,加上俩厢房,一起上缴政府,看他们还有何话好说?蚀财免灾呐!
  
其实,他们家所住的三间房子本身已经够寒硶够窄的。
  
我帮他把侧门钉死,用报纸把墙壁整个儿裱上,憋不住又抱怨了:当初,你们咋想到买房出租嘛?瞧,现在弄得赔了夫人又折兵!把钱全部存进银行,慢慢用,谁会知道?不料姐夫非常豁达地笑起来,解释说,损失4000元有什么关系?如果继续住在西颂年,居委会那个死老太太找个岔儿,叫一帮红卫兵前来造反,我这个摘帽右派,说不定命都早没了——就算花钱买平安吧!
  
如果换到现在,交道口那个四合院值多少钱?肯定是真正的天文数字!如果有人来白白拿走,你会怎样?摇着国旗当钉子户不?跳楼,以死相拼不?扔煤气罐不?姐夫却只是个淡定恬然,一笑了之。
  
我真服他了。
  
三姐:风暴潮下的平庸现实生活
  
文革风暴渐渐平息,学校重新开始上课,三姐依旧非常敬业地继续她的教师生涯。每天一早出门一晚回来。归家路上,顺便就把蔬菜买好,回家和姐夫一道烧火做饭,教儿育女。
  
仄逼的屋子永远被她收拾得整整洁洁。虽然烹调技术一般,可样样食品都被她做得中规中矩。比如,每次我去北京,她都要我陪她去购买菜蔬。采购地点、采购数量和产品品质,她都掌握得非常准确。她最拿手的技术、也是款待我最多的品种当数饺子,一则该食品肉馅无需多少,而白菜价格又最贱,成本好控制;二则饺子加工方式重复规范,非常符合三姐的理科思维模式和认真负责的行事风格。说到她操持家政的精明节俭,还有一例:某次我去北京看她,忽想起正是端午前夕,三姐二话不讲,立即站上高凳,从堆码得整整齐齐的若干旧纸箱中准确无误取下一只,打开,原来是前一年使用过的棕叶,被她洗得干干净净,成叠收藏其中。接着她熟练地泡上糯米,再包出棕子若干放入铁皮大锅内煮个通宵达旦,第二天果然让全家大快朵颐。食毕,三姐再次把用过的棕叶洗得干干净净,重新收藏已备继续循环使用。
  
历史真会开玩笑。三姐从小不喜女红,她向往并且坚信摩登时代的社会分工:做饭有专业厨师、洗衣有洗衣妇……她只管一心一意干她的事业就得了。过了几十年,这种情况压根儿就没有出现,相反倒是,曾经志向高远的三姐,家庭主妇的所有活计现在她都得自己干。
  
除了家政克勤克俭,三姐对孩子教育也兢兢业业。钱没有了,房子产权没有了,但没遭抄家,没挨斗挨打,京城里最恐怖的年月总算平安度过,孩子平安长大,该进行教育了。姐夫虽然也名为教师,其实教育绝非强项;责任感使然,两个孩子的教育就全给三姐包揽了。老大儿子,和乃母一样,性格内向,从小酷爱读书,就读的北京五中就在交道口附近,父母十分放心;老二小女正相反,遗传了更多父亲因子,生性贪玩,三姐就让她跟自己早出晚归,到她就教的66中上学,以便随时耳提面命。路太远,担心孩子受不了,三姐就在单身职工的集体宿舍安一张单人床,旁边加一块铺板,母女二人合睡,干脆都不回家了。为了孩子的前途,三姐可谓茹苦含辛。孟母三迁,其情也不过如此!
  
有了母亲这样的精神,孩子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老大胡原参加高考,张榜便中了京城“亚元”。得到通知,儿子非但没有兴高采烈,反而闭门谢客,整天呆家里独自唉声叹气,直说“惭愧惭愧!”母亲问他为何?千追万寻,始得道出真相,孩子说他一直铆着劲儿要考京城状元的,没承想竟落到第二名!母亲将她狠说一通,这才压力缓释,出去接受了同学们的祝贺。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招办的老师轮番来到寿比胡同(地名又复辟,不再叫“南头条”了)10号破落的小小四合院,希望准状元能填报地处北京而名冠国中的大校。儿子反正不吭气,他得听母亲主意。三姐的脸上也绝没有儿子金榜提名的洋洋自得,也不冷不热,就是个不表态。
  
她对孩子说,京城是什么地方?政治风波的旋涡中心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最爱闹事,被人当枪使,你留这儿能学什么?要做学问,就得离京城远远的。
  
于是,胡平去了远离北京的安徽合肥,他就读的中国科技大学那个班,集中了全国十三个省市的高考状元,还等不到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闹那场风波,他们全被美国佬一个叫“卡士比亚”的什么留学基金弄去了大洋彼岸。

姐夫:风暴潮下平庸的现实生活
  
前面提到姐夫虽为教师,可教育孩子绝非强项,下面补充一例说明:
  
儿女胡原,长得乖巧可爱,真算得艰难时事中上帝恩赐的宝贝。姐夫本是一下地就穿金戴银的主儿,对自家女儿自是宠得无以复加,只是举家贫寒,难填孩儿欲望。某次,女儿发现父亲外衣乱挂床头,这就伸手去口袋里摸将起来。父亲发现碎银有失,当即大吼一声:“干吗?”孩子顺势往床下一钻,理直气壮答:“买冰棒!”。父亲追问:“买冰棒为何偷钱?”答:“我没偷!”又问:“你手上攥的什么?”又答:“没什么!”又问:“你出来,让我看!”断然拒绝:“不!”接下来父亲只得让步:“你出来吧!”,依旧是:“不!”而且摔出条件谈判,“你不给钱我不出来!”父亲更加低三下四了:“你要多少?说吧!”本来只“偷”了五分钱,现在加码为一毛。僵持许久,终以父亲的投降告终:“出来吧!宝贝儿,你要多少,都给都给”。
  
孩子吃冰棍得花钱,穿衣服得花钱,上学得花钱……什么都得钱。四个人靠三姐一人工资度日终于捉襟见肘,姐夫须得想办法挣了。交道口的居委会挺人性化的。不是听人说脱帽右派是个书画家吗?好咧,就安排去街道誊印社刻腊纸刮油墨吧。月薪27元,让孩子买冰棒吃,绰绰有余了。只是毕竟属于阶级敌人,也不能太便宜了你,每周总得安排两次重体力义务工:其中一项,就是在军人监视下进北海公园挖防空洞。四人帮垮台后有正式红头文件批露,北海公园确曾关园多年专为江青私用:姐夫出义务工恰当此时。某次我去北京,正遇姐夫收工回家,他将肮脏工服一扔,便骂了:“江青那王八蛋!”我很少见他那么认真地生过气。
  
事虽如此,文化大革命同时也给他带来不少快乐。整当权派啊!揭共产党的短啊!看一帮傻瓜和疯子你争我斗啊!你说有多解气!多刺激!每天下了班,不管多累,他都得骑单车直奔王府井看大字报,天已向晚方才回转家来,独个儿咂几口小酒,陶醉一番。三姐是不谈论政治的,娃娃又小,如果遇了我到北京,姐夫就特别兴奋,总要以我为对象,纵论一番天下大事。
  
喝小酒是需要钱的。27元的月薪肯定得精打细算。一般只能喝寡酒。有一次我带儿子去北京,在小饭馆要了一份五毛钱的罐肠,吃剩两三片,胡乱找一张肮脏报纸包了,回去便放在小柜上。三姐夫收工回来,一边好奇地剥开肮脏纸团一边问:“什么?”我答:“小孩吃剩的。怪可惜,就包回来了”,乃镛兄大喜过望,当即取过小酒,斜依小柜便津津有味地饮将起来。
  
按照三姐家的经济状况,即使喝寡酒也是不敢随意放开的,必须计划。实在酒瘾难当怎么办?只有变卖家当。乃父胡子康离世,兄弟姐妹们除了给他多分了6000元钱,还分了不少珍宝文物。无钱换酒,只能把宝贝翻出来折钱。据姐夫告诉我,说原有一只绝品端砚,雕工之精美自不用谈,只见水往砚池一倒,池底便会有两条蛟龙忽隐忽现,翻卷不止。你道卖了多少钱?50元!如此贱价让我大吃一惊,姐夫依旧豁达一笑,说:有什么后悔的?如果当初红卫兵来把家抄了,还不啥都没了!就当50元是在马路边检的吧!
  
新时期的快乐日子
  
后来姐夫就“改正”了,重新回了中学教书。离开二十多年啦,已然桃花源中人,业务早已荒疏。垂垂老者,教育本属外行,娃娃们当然瞧他不起。一旦胡老师上课,学生们便最快活,各行其是,打打闹闹,甚至窜位出室,满校园乱跑,任姐夫挥臂顿脚,终是“唇焦口躁呼不得”。于是无可奈何向校方领导叫苦了,说现在娃娃实在难管啊!领导对姐夫的观点深表赞同,也认为现在的娃娃难管,他们宽宏大量地请胡老师千万别着急。你甭管讲什么,领导说,只要想办法把娃娃关在教室里不乱跑就成。得此指令,胡老师干脆完全脱开教材自由发挥。讲什么?《天方夜谭》!书中故事让阿拉伯少女山鲁佐德向暴君山鲁亚尔讲了一千零一夜,用来对付区区一节课45分钟绰有余裕。三姐夫告诉我,这一招效果好极了!
  
阿拉伯的离奇故事尚未讲完,已轮到胡老师退休了。20多年饱受欺凌,现在彻底开始坐享清福,而且有退休金,有医疗保障,不用再受居委会老太太的白眼,不用成天扑在昏黑屋里刻钢板,不用脚蹬三轮下苦力--啊!世界多么好!生活多么好!虽然青春不再,毕竟衣食无忧,自由自在啦。
  
他开始画画。
  
一边咂着小酒,一边挥毫泼墨,寄情于自己笔下的山水花鸟,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除了酒与画,他的生活中又增添了一件全新的乐趣:看电视。酒、画、电视这三样宝贝一经他组合,既无计划又无安排,完全信手拈来,相得益彰,几入化境。具体描述一下:不管白天夜晚,三姐夫只要兴趣来了,马上斟上小酒两盏,然后信笔涂鸦,或鸣禽,或奇石,或古树,或霓霞……但见满纸彩墨,便得意了,往墙上一挂,再来两盏小酒,身子往床头一歪,看着看着便酣然睡去,大梦醒来已不知过了几时几分。接着打开电视看国内外新闻,兴致勃勃了,又来两盏小酒,又信笔涂鸦,又是山水花鸟,奇石枯树,又挂去墙壁闲看,又来小酒两盏,依然往床头一歪,欣欣然酣然入梦。
  
顺便补充说明:三姐家的电视是29吋的索尼。如此名牌大彩电在八十年代是国人罕有的,全赖儿子在彼岸留洋功读,辛辛苦苦攒下钱从美国弄回来孝敬了父母。在此之前,姐夫的生活乐趣只有画画与饮酒。
  
某天,乃镛兄酒画之后正酣睡梦乡,忽然间听得有人敲门了,起身开门时醉眼朦胧,见门前站一年轻后生,莫名其妙便问了:
  
“你找谁啊?”
  
年轻人傻了眼,大叫一声:“爸,我是胡平呀!”
  
你也别说乃镛兄喝酒糊涂,毕竟功力在,画出的东西都像模像样。1984年美国佬举办奥运会,他还托人带许多去洛杉基卖钱换酒喝,成交价每一张都远胜父亲传下来的游龙端砚。后来,他的名气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传到了香港汇丰银行驻京办一位叫高小姐的高管那里,高于是亲自来交道口小胡同登门拜师,向胡老师道出一番希望学习国艺的切切之情,学生如此情真,姐夫当然只能马上答应。
  
从此以后,三姐夫的生活又增添一项新内容。每到预定时间--我记得时间是固定的,都是每周周几下午--胡老师就要把那件洗得早已发白的中山装穿戴得工工整整,提上那个同样很古旧但同样搽得干干净净的手袋,准时到汇丰银行驻京办去向香港小姐传授中华文化。汇丰银行驻京办在建国门一幢什么豪华高楼,大楼保安威风凛凛,盘查得非常厉害。旧社会的公子哥被新社会的政治运动早折腾得九死一生,自然风采不在,小有权力的保安盘查时要大施淫威便理所当然了。为减少麻烦,胡老师接受了学生建议,以后都从楼后工作人员的便门进出,果然省去了很多尴尬。
  
教学任务很轻松,皆因学生基础实在太差,儒子不可教也。胡老师自然要求也不高,每次也就几笔兰叶、几茎竹枝而已,示范之后就完全让学生去信笔涂鸦。办事处的外国及港澳报刊甚多,这让姐夫最兴奋。作业布置完毕,姐夫马上就往沙发上一坐,兴致勃勃便读起报来。高小姐看出老师心思,就顺水推舟做人情,让老师带走。除了报纸,香港学生每次还送香烟一条或超市买来的牛肉一盒作为束修。这样,姐夫总是满载而归了。
  
每次我去北京,姐夫都要把汇丰银行驻京办拿来的报纸转赠与我,然后我们一边读报一边纵论天下大事。
  
终点回到起点
  
老大继承了母亲对于事业的认真与执着,在大洋彼岸攻读硕士博士,而后在享誉全球的贝尔实验室供了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女儿则继承了父亲游戏人生的随遇而安,学业虽无成就,但在皇城脚下找份令外省人羡慕的好工作却轻而易举,于是在财政部下一个什么杂志社当了会计,也嫁了人。
  
儿女都离开了,家里又只剩下俩人了:和1956年新婚燕尔时一样,生活由终点重新回到了起点。前面说过了,新婚不久二人就开始闹矛盾,那时年轻,总是一闹就没完。要不,三姐怎么会说他们已经走到离婚边缘呢。几十年后,家里又只有二人朝夕相向,虽说家庭积累下的矛盾更是一大堆,但现在,大家连吵架的心思都没有了,有事都憋在肚子里,不说话,冷战。
  
我出差北京,一般都住在三姐家。姐姐姐夫自然都把我当作了最好的沟通平台。饭后寝前,他们都喜欢和我说话,尤其姐夫。但是每次姐夫和我的话题一开始,姐姐马上就会在另一边命令了:孜仁,过来!然后要我陪她外出散步,到迷宫般的胡同里瞎转悠,听她诉苦,讲她和老公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三姐说,这一辈子,她的眼泪已流干了,现在是欲哭无泪。我总是试图缓和局面,说些姐夫的好处,而每一次都总是被她打断。事虽如此,我还得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和姐夫说话……住进姐姐家,我才最懂得什么叫公共关系。
  
我、推而广之,亲人和朋友在三姐家的出现总是短暂的。我很难想象余下的日子他们怎么过。危机刚开始时,反右帮助挽回了;后来,孩子的出生、长大、教育……其中的欢乐与痛苦把所有灾难与矛盾都掩盖了,现在这新一轮的尴尬,什么时候才有个尽头呢?
  
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姐夫去世了。患什么病而死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临终前他要求海葬。胡兄到北京几十年从没有去过长城,比长城更远的天津大海,他肯定也是没去过的。为什么要回归那儿?是不是开朗的性格使然,他觉得自己最宜与大海为伴?
  
事隔几年,我们全家在成都团聚。办事认真的三姐什么也没有带回,只带了一盘磁带,说是你们三姐夫葬礼的录影,大家都看看吧!谁知,性格痛快的七姐一句话给她顶了回去。七姐是我们家第一个去北京工作的人,和三姐在同一城市生活多年,对三姐和姐夫知之甚深,说话也最率直。她说:这录像一放,我们悲伤不是,不悲伤也不是。悲伤吧,说我们不和你站一边;不悲伤吧,说我们起码的人道主义不讲。你还是收起来吧!别让兄弟姐妹为难。
  
办事认真的三姐无话可说,只好讪讪地把录影带包好,郑重地收了起来。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