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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者(后排中)和同学,在北京大学校门前合影。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作者:李荣欣

上个世纪70年代,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上学,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

1969年,我入伍进川,在成都军区某通信总站当战士,由于表现好、文化程度高(我是老三届,1967年高中毕业),很快就当上了连队的文书又入了党。入伍第二年的8月22日,也就是1970年的8月22日,我随总站站长从重庆出差回到成都,指导员找到我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北京大学学外语,这个表格你填一下。”由于“文革”,我没能考成大学,没想到入伍后倒被组织推荐上大学,而且是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着实高兴,急忙问指导员:“学哪门外语?”指导员说:“听军区干部部的人说学印地语。”我又问他:“印地语是哪国的语言?”“大概是美国的,美国不是有印第安人吗?可能是他们的语言,你们学了印地语,可能将来到美国帮助印第安人闹革命。”能出国闹革命?他这一说,我就更高兴了。直到入了学,才知道印地语就是印度语,与印第安人风马牛不相及。

总站共有两人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我去北京的校本部,另一位去江西鲤鱼洲的北大分校。入北大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也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北京北大校本部,一部分去江西鲤鱼洲。在北京校本部的学员大部分是短训,学习一年时间,去江西鲤鱼洲的是重点培养,学习两年以上。我是8月25日从成都乘火车到北京的,29日发了写有“北京大学”字样的校徽和盖有“北京大学”钢印的学生证。签发单位是“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当时,北大大部分系都招了新生,9月1日前陆续报到。后来知道,包括短训班一共是一万多名新生。有人说北大是“三个教职员工保障一个学员”,当时北大教职员工是三万多名。学外语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基本上都是解放军学员,那时的战备观念很强,是为部队普及外语喊话和搞情报培训教员和人才的。校本部的工农兵学员中,解放军学员占一半。我们印地语专业的一百多名解放军学员,来自成都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2.jpg

图:作者的北京大学学生证

由于“文革”的破坏,北大校园显得很是萧条和破败,门窗破烂、垃圾成堆。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清运垃圾。由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组织,我们一连干了几天,才使学校基本恢复了原貌。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全称是“×××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部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进驻北京大学的工宣队是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北京木材厂的,军宣队是8341部队和63军的。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是北大党委书记,但他基本上是挂名,具体工作由63军的副政委王连龙和政治部副主任刘信负责。模仿解放军的建制,学员们编为班、排、连。班长由学员担任,排长由学员或教师担任,连长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担任。解放军学员中各军区来的带队的作指导人员,连长不在时他们履行连长的职责。一开始,招呼学员的工作多由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负责,几个月后,可能是感到厌烦,他们都退到了二线,出操、开会等集体活动都由各军区来的带队人员施行。地方学员集中的中文、历史、数学等系一直由驻校工宣队和军宣队来管理。

9月1日,全校师生集中到北大东南角的大操场举行了开学大会。会议由杨德中主持。记得江青、姚文元等出席了大会,当时中央正在开会,听说他们是请了假来北大参加开学典礼的,典礼一结束,他们就匆匆坐车走了。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说他老人家对工农兵学员入大学很重视,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江青讲了话,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也在主席台就座,最后让她讲话,她就应付了几句。从座次看,聂当时已不很受宠。

开学典礼的第二天,正式上课学习,大多数系的学习内容和“文革”前的大同小异,只是政治活动很多,动辄就集中开会、集中讨论。说是“上、管、改”,其实每天只能听工、军宣队摆布,文化课的时间很少。我们解放军学员只得联名给学校递了意见书。周恩来对北大和清华的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很重视,曾在深夜接见了学员代表和各军区来的带队人员,对学习等事情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

四十年了,当初经历的有些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3.jpg

图:作者(中)和同学,在北大校园内毛泽东塑像前合影。

当年入校的工农兵学员,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只有小学毕业,听不懂课,记不了课堂笔记。但是,这些学员都是毛主席“请来的”,所以别人不得歧视、不得有微辞。学校安排中文系的老师集中给大家上语法课,从基础学起。一开始在百人的小教室里,后有多达千人来听课,学校干脆安排教师在大礼堂里讲课。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果然了得,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终身受益。

一开始,给工农兵学员授课的都是年青教师。听说“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助教是没有授课资格的。这时不但他们有,就连助教都不是的“鸡毛”们都来讲课了。所谓“鸡毛”,系指1964、1965届毕业留校的学生。他们入学一年甚至半年,“文革”就开始了,上的文课少,掌握的专业知识也少得可怜,根本达不到做大学教师的水平。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时,决策者们就用毛主席“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话来回应。从此,这些留校生就被人戏称为“鸡毛”。可是,一开始踌躇满志的“鸡毛”们,几节课下来就捉襟见肘了,不到一个月就讲不下去了,学员们纷纷要求换人。校革委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鲤鱼洲叫了回来。这时,“鸡毛”们也都自愿加入到学员的行列,乖乖地听起了课。

我们刚进北大的时候,除了周培源等几个毛主席、周总理钦点的教授在正常生活、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还在被“专政”,还在“劳动改造”。我们东语系学生生活、学习的那栋楼,楼门口的传达就由阿拉伯语专业的马坚教授充任,楼内厕所的卫生由日语专业的一位小个教授打扫。有人说他俩是“坏人”。一个星期天,我同几个战友准备上街去逛,途经传达室的时候,马坚教授正在看外文书籍,他对我们说:“你们来北大学习,是一次好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不要跟着他们胡闹。否则,将来会后悔的。”我们很是感激。后来,有空闲我们就去传达室同他们攀谈,很受教益。

我在校园里,几次看到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夹着手杖从校园大东北角的宿舍区,走着去大西南角的行政区听训话。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文革”前是北大东语系的系主任,当时校方专门把他叫回来,负责印地语专业的讲义编写,我们因此有了朝夕相处的接触。季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对学员十分的真诚。交给他编的讲义,要求一星期拿出来,他往往一天就编了出来,提前几天打印好发到学员手中。他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也没有,一有空闲,就到我们宿舍和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有时还请大家去他家中做客。当时的北大教师之间派性严重,有人借清查“五一六”,往季先生身上泼脏水,他在大会上把他“文革”以来每天的活动讲得一清二楚,并且都有证人,使居心叵测的人无懈可击。当时校方有一个指示:确因教学需要,可以让一些“有问题”的教师,把“问题”在大会上说清楚,解脱出来参加教学,是党员的可以恢复组织生活。季先生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东语系全体工农兵学员的共鸣,全体党员一致鼓掌赞成恢复他的党员资格,让他参加正常的教学和组织活动。季先生十分激动,当即掏出身上带着的一千五百多元钱交纳了党费。这一千五百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可以买一万多斤面粉、可以给近二百个解放军学员发一个月津贴。

我们结业离开北大时,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不顾年老体弱,顶着大太阳跑到北京站来送我们,火车开动了,他们还站在月台上挥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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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0年10月,作者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在北大,除了政治学习、开会讨论外,额外的活动很多。如国庆游行、迎接外宾、野营拉练等。入校不久,我们就接到通知:国庆节要举行大游行,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大家,从现在开始,进行队列训练。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十分激动。一开始,安排我们每周六下午在大操场练正步,“十一”前又集中练了一个星期,腿都肿了,可大家的劲头丝毫不减。国庆游行的前三天,我们就进入了临战状态。晚上,学校的大卡车拉我们到天安门广场彩排。“十一”前一天晚上,卡车拉来了一些崭新的肚兜连裤的蓝色工装和白衬衣,让解放军学员全部换上,充当工人参加游行。我们对此很有意见,但也无力改变上级的决定。

“十一”那天,我们凌晨三点起床,每人发了两段香肠、两块面包、一个苹果。卡车把我们拉到东长安街北京站的东边,在那里列队坐下等候命令。游行队伍组织得很严密,三十人一列横队,四十人一列纵队,一百二十人一个方队,十个方队有一辆彩车。北大的彩车体现的是“教育革命”的成果,借调的是当时我国最大的载重十五吨的大卡车。游行由设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调度,命令通过各方阵的步话机传达给大家。马路边搭建了很多厕所,安排了很多茶水供应点。

大约在上午10点钟,扩音器里响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家精神为之一振,知道游行就要开始了。大概在11点多,轮到我所在方队过天安门,恰巧碰上毛主席进休息室休息。我们这些解放军学员大都来自祖国边陲,进京不容易,错过今天,再见毛主席的机会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大家手挽手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高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任凭总指挥在扩音器里高声劝导,我们依然定在那里不动。僵持了几分钟,毛主席还真出来了!我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往城楼下拥,场面太乱,这段画面,被新闻记录片剪掉了。

国庆游行后没几天,我们又接到一项任务:集中到清华大学校园去迎接外宾。解放军学员还是装扮成工人。与国庆游行不同的是,这次我们每人要手举一杆红旗。

北大离清华不远,我们在清华大门口等了不到一个钟头,外宾的车队就到了。外宾走下轿车后,我们发现原来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以及宾努亲王和夫人。中国方面陪同的是黄永胜。那个年代常看新闻纪录片,对他们并不陌生。黄永胜穿着军服,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面无表情地陪着西哈努克等人在欢迎人群中穿行。也许是我们解放军学员服装整齐、精神振奋,或是他看出其他端倪,正在双手合十、微笑着向大家致意的西哈努克,走到我们身边时,竟同我们握起手来。

第二年的4月,西哈努克又访问了北大,这一次我们东语系的学员没有参加欢迎。还有一次是夹道欢迎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我们参加了。也许因为这次欢迎的是“同志”,我们解放军学员没有更换便装。齐奥塞斯库由周恩来陪同,站在敞篷轿车上,不住地向欢迎的人们致意。周总理显得很消瘦,神情肃穆地挥动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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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1年7月,作者(中排左三)和老师、同学的合影。

1969年冬天,解放军某部进行了野营拉练,毛泽东知道后,对此予以肯定。1970年冬、1971年春,野营拉练在部队、工厂、机关、学校蔚然成风。北大在1970年底、1971年初,也组织工农兵学员和青壮年教员,分批进行了一次为期十多天的野营拉练。我们每人还发了三发子弹,在长城脚下用“三八大盖”实弹打靶。我打了个优秀,心中很高兴。我们打着红旗出发,十多天里,沿着通县、顺义、怀柔、密云、昌平转了一个大圈。各班排自炊,面盆洗脸洗脚又当锅。买不到新鲜蔬菜和肉蛋,有时连玉米糊糊都吃不饱。北京郊区的乡间道路很是难走,领队的又专拣羊肠小道,很快就有人崴了脚。不少人脚上打了泡,晚上躺下疼得直哼哼。有人掉队,被后边的汽车收容。解放军学员没有一人掉队。学校组织有宣传队,站在半道上说快板书、唱革命歌曲给大家鼓劲,酷似战斗故事片里的场景。晚上分散居住在老百姓家里,睡的是土炕,热情的房东把火烧得旺旺的,前半夜烙得睡不着,后半夜又被冻醒。我们在怀柔碰到一个农民家庭,临近春节,他们才从生产队每人领到六斤麦子过年。女主人四十来岁,从没去过百多里外的北京城。长城脚下的冬天极冷,中午,我们在居庸关外吃干粮,开水不一会儿就能结冰。经过十多天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到了昌平分校。分校专门做了可口的饭菜,还安排大家参观了正在组装的我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听了它演奏的《东方红》。那台计算机占据了好几个房间,粗大、笨重,但那时北大能搞出来已经很了不起。我们很为北大骄傲、为北大自豪。参观后,学校派来了大卡车把我们接回学校。这时,全国性的野营拉练也在开始降温。

我们入校时,尽管北大校园里的大字报已不再满天飞,武斗也熄火了,大辩论也不盛行了,造反的学生也离校了,但极左思潮还在泛滥,还在大力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一次全系大会上,一位朝鲜语专业的年青教师激动地说,“文革”前,他被“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看中,选送到平壤留学,搞了几年的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可是很无用。为了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他当着大伙儿的面,撕掉了自己的博士证书。组织批判大会的工宣队员带头鼓掌,并当场表扬了他。我们对他的这一行为很不以为然,私下里议论他是出风头。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我国高教之树上的一朵“另类之花”,它悖常理、常规而开放,其寿命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如今的它虽早已凋零,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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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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