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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后的留影一
第一、二、三排小学生,第四排座椅上的左起:李富春、邓小平、董必武、朱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江青、薄一波。第五排左四起为:马玉涛、张越男(?)、才旦卓玛、郭兰英、王昆、阿依杜拉、刘长瑜(?)、崔美善、莫多哥玛、刀美兰。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作者:杜欣欣

一九六四年暑假,我患肺炎住院,出院不久即就收到立刻返校的通知。因寄宿学校只有假期在家,母亲并不愿意让我返校,但听说是政治任务,她也就不能说什么了。

我和其他孩子被带到景山公园的一间大殿内,屋内因高大而黑暗。几缕阳光自窗外射入,浮尘飘动其中,三四位老师站在光束中。老师中的一位曾与我母亲同事,后转至少年宫工作,因此我猜她们都是少年宫的老师。每位老师的面前都排着一队孩子,轮到我时,老师让我靠着她的前胸站直,再用手比了比我的个头,转头问道:“这么高就可以了吧?”然后她就将我拨到一边儿。作为一个十岁的孩子,我知道是在选拔,却不清楚选拔去做什么。获选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将要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在获知之际以及此后,我们又不断地被告知此事的重要和参与的光荣。

我不记得当时考过歌舞,但我曾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歌舞表演,我猜那也许是初选。在后来的排演中,我接触的小学生都来自几所干部子弟小学,北京市实验一小,实验二小,史家胡同小学和府学胡同小学等。

大歌舞的排练都在人民大会堂中的大礼堂进行。排练之初,周恩来连续数天到场观看,老师也一再提醒我们“周总理就在台下”,故有“周总理是东方红大歌舞的总导演”的说法。大歌舞的一个场面是在二胡曲《江河水》凄惨的音乐下鬻儿卖女的生离死别。周恩来看了之后说:“你们没见过旧社会卖孩子,那是要插草标的。”于是那被卖到女孩头上就竖起一根相当粗的植物。

这个大歌舞的参与者高达三千,其中的一些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知名演员:中国歌舞剧院的郭兰英和王昆分别演唱《南泥湾》和《农友歌》,煤矿歌舞团的邓玉华唱《五彩云霞》,总政歌舞团的张越男唱《松花江上》,东方歌舞团的胡松华唱《赞歌》。女声独唱里只有张越男采取西洋唱法,由此可见当时多么注重民族化。当时的少数民族演员因长相和服装独特尤其引人注目,她们是维族舞蹈演员阿依杜拉,傣族舞蹈演员刀美兰,蒙族舞蹈演员莫多歌玛,朝鲜族舞蹈演员崔美善和藏族歌唱演员才旦卓玛。

简单地说,大歌舞的主题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才能救中国,必须跟他们走”。为了诠释这一主题,歌舞场面包括一九四九年前后。我记得一九四九年那场戏被命名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起始于混声合唱《歌唱祖国》,其后为舞蹈《钢花飞溅》(名字不很确切),《丰收歌》,混声合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混声合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最后以大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红太阳”的演唱者包括舞台上以及站在舞台两边的合唱团员(据说他们都是大学的合唱团成员)。演出服装为白衣,蓝裙或裤,气氛庄严虔诚。此歌起始于高昂的男声:“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红太阳。”随后为温和的女声“无论我们站在什么岗位上,身上都闪耀着你的光芒。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总是觉得近在你的身旁。”此时曲调相当抒情,继而是铿锵有力的混声:“跟着你,我们踏碎了多少惊涛骇浪,跟着你…”。这是一首真正的合唱,并未载歌载歌,但却把大歌舞推向了另一个崇神的高潮(开场的葵花舞是第一个高潮),这时的提法除了大救星,还有“四个伟大”中的两个--导师和领袖。这首歌与后来文革中流行的《敬爱的毛主席》并非同一首,那首歌流传得很广,但词曲过于直白,而这一首若去除政治化的歌词,还颇可一听。

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开始时,少先队鼓号手先从舞台两边跑至舞台后部。这几个鼓号手都比较高,我猜可能是初中学生。在鼓乐声中,两位少先队男性旗手与四个女性护旗手分别自舞台两侧走出,合唱队跟随其后。这四位护旗手都是从众多的女孩子中挑出来,每一个都是身材高挑容貌美丽,一见难忘!大概是1980年代,我曾在地铁上遇到其中的一位。她依然是黑发浓眉,皮肤白皙,嘴角的小黑痣最引人注目。当时我真想问她:“演《东方红》时,你是不是右边那个护旗的。”文革后期,经人介绍,我母亲收了一个名叫车健的学生。第一次来上课,我即认出她是《东方红》中的一个护旗手,一问果然不错。当时车健刚从东北插队回京,就业无着,从我母学习声乐后,她加入了一个军队歌舞团。

当旗手和护旗手在舞台两侧站定,童声合唱队也呈箭头型自舞台中央向后逐渐展开。第一排第一人要引领全队至舞台中央,而那舞台对一个小孩是太大了,因此我为自己只需跟队而高兴。指挥秋里叔叔来自中央乐团,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唱到“爱祖国,爱人民”时,他会用手势示意摇摆,我们的头也随之左右摆动,这是整首歌中唯一的肢体动作。

童声合唱完毕,我们还要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再次上场。那场戏的参演者都着亚非拉服装,高个男演员满脸涂黑,化妆成黑人。唱到最后一段时,我们小演员就棒着纸花跑上台,把花献给“亚非拉”朋友。我记得那首歌的歌词是:“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时合唱队唱得排山倒海之气,如我这类观众也听得激情无限。

某次彩排之后,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员。当时天气已凉,他穿着一件灰色制服站在我身后与大演员握手谈话。我很好奇,就转身去摸周恩来的衣服。他的衣服不是毛料的,摸上去比较轻滑。我刚摸完,周恩来就转过身。当时我非常害怕,立刻转过身去,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突然听到周说:“小朋友,你站到我这边来。”我向旁边移动了一下,但依然不敢回头,只感到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然后闪光灯闪了好几次。大概是十一前后,毛泽东也来观看演出。演出完毕,他走上舞台与演员合影,但他并未像周那样与演员谈话,逗留的时间也比周恩来短得多。

排练和演出期间,我们于下午3-4点就乘车到达人大会堂,之后,即被带至特定区域。我从不清楚所处的区域,更不知道厅名,但还记得一些摆设,比如某个厅里摆着一座玲珑剔透的小型天安门,外边罩着玻璃。我问老师那是什么做的,老师说那是矿石盐岩。我们候场的厅内靠墙的一圈是红木座椅。坐到指定座位之后,我们就开始换演出服装。正式演出时已是秋冬,女生的演出服是白衬衫粉红色背带裙,白鞋袜。换好衣服之后,每人要将换下来的毛棉服整齐地叠放于红木座椅之下。当时后台纪律森严,不但要求保持整洁肃静,连去厕所都要求排队。最开心的是演出之后的夜餐,每桌有两盘富强粉馒头,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白的馒头。当时车子调度似乎有问题,某次演出结束后,我们在大会堂门厅里等到深夜,很多人就在大理石地板上睡着了。对于小孩子来说,熬夜是兴奋的。因为演出,我们耽误很多课,我的算术老师因此很生气。她是一个短发,黑脸厚唇的青年教师,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气,发起火来桌子拍得山响,发火之后,她就给我们布置了更多的算术作业。

那天是1964年10月16日,所有参演者都去了人民大会堂。此前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等要来。在大会堂外排队时,我后面的一个女孩儿要和我换位置,我想都没想就让她站到我前面。进去大会堂后,我们小学生分为两排。前排席地而坐,后排坐在小凳子上,我的座位之后是一排带白套的座椅。我记得那是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走进场,刘少奇和周恩来紧随其后。继这三位之后的进入者也并非鱼贯而入,彼此间隔了一点距离,有时两位走在一起,但江青是独自进场的。她的脸非常白,身材非常苗条,戴黑框眼镜,围纱巾。因无人在室内围纱巾,令人感到奇怪而且印象深刻,又因为她的头发非常短,最初我甚至不清楚此人的性别。

毛泽东入座后,他的座椅之后站着郭兰英,王昆以及在《东方红》里独舞的少数民族演员。毛泽东曾与他们交谈。坐在毛泽东和朱德之前的小学生与我同学,名叫高晓,而前面提到的车健则坐在江青的前面。毛的右边坐着朱德,然后是董必武,邓小平等。毛的左边是刘少奇,刘少奇左边为周恩来,彭真,江青等。我后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军人,文革中他曾频频露面,后来作为“杨余傅”之一被打倒,因此我知道他是杨成武。杨成武和蔼地问我在哪里念书,叫什么名字,问完了,还说了一句套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所有的领导人坐定之后,大照相机绕场一周,开始合影。合影后,周恩来离开座位,走到场地中央,他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问周围的孩子,他们也不知道,不知是谁传过来:“那就是一颗炸弹”,于是我们跟着为一颗炸弹爆炸而欢呼。

参加那次合影的人视交费多少而获得了一两张合影。其中的一张为使用照相纸的正版,但正版只包括参与者的那一部分,而另一张印在画报纸上的才是全体合影。这两张照片都被卷起放入长方型的硬纸筒里。纸筒为暗红色,筒面上有黄底红字“国营北大照像馆转机合影—北京 打磨厂285号,电话75.0081”。我母亲还用钢笔写了“欣欣参加国庆十五周年东方红,1964年10月15日”(日期有误)。2009年,我回国在旧信旧照中找到它,看到刘少奇,彭真和杨成武的像上被用钢笔打了叉,很可能是我文革中所为。在那张照片里,我所在的那排人都摄得比较模糊,原因是当时技术必须在那里切换镜头,而次日报纸刊出的照片就截至与我调换位子的那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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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后的留影二
第三排右起第三人开始为:杨成武、周扬、聂荣臻、第二排右起第二人为作者 

大歌舞的演出至少持续至1964年年底,其后就开始拍电影。据说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够强大,电影删除了混声合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混声合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大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如此一改,所有的小演员都被打发去作前排观众。作为观众演员,一旦拍摄开始,我们既不能回头也不能走动,又因为看了太多次,我们几乎学会了里面所有的歌曲,也会背很多台词,诸如“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啊……”“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那时毕竟年纪小,在封闭的反复灌输下,即不知道刚经历过大饥荒时代,也不可能证伪。有时实在太无聊了,我们就拨弄桌上的无线电设备,估计其中的不少被拨弄坏了。终场时我们要全体起立向后面的观众摇纸花,那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电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我对“红色回忆”兴趣不大,记下这段史实以免散失。


写于二O一O年初
改于二O一O年八月十日

感谢作者同意在此刊出 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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