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拍《早春二月》而受到江青青睐的著名导演李文化（前排右一） （李晨声/图）
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作者：李晨声
李文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挚友。
李老师生于1929年，17岁参加革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电影艺术家。他拍摄的《早春二月》、《红色娘子军》、《海港》等，观众都非常熟悉。
《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的小说改编的，导演是谢铁骊，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主演，李文化是摄影师，1964年上映。虽然《早春二月》被打成了“修正主义毒草”，在全国受到公开批判，但摄影师李文化却因这部片子受到江青的注意，认为“拍得不错，色彩好，画面也讲究”。她因此把李文化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指定李文化担任第一部样板电影《南海长城》的摄影师。
影片还没有完成，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李文化被八一厂的造反派轰回更加混乱不堪的北影，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
到葛琴家抄家
命运再次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当时因为不同程度地与“文艺黑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和李文化都很低调，被称为“有组织的游鱼”。不久，即被群众组织的头头发现，如同《水浒传》中命杨志下山立“投名状”那样，派我们俩去分管文学的副厂长葛琴同志家“抄黑材料”。
葛琴同志是中共老党员、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女作家。早在“文革”一开始即被羁押，去她家造反无异于“打死老虎”，不会有半点风险，在当时属于最软的任务。可就这也难坏了我们师徒二人，骑车一路商量，直到人家门口也没商量出个结果。
我从未见过李文化着这么大的急，说死说活也不肯进去，一再推崇我“毕竟年轻”“有资格造反”，他自己实在是“勉为其难”。并一再保证在门口接应，绝不离开。实在没法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孤军深入”了。
想敲门，门却虚掩着，根本没关。屋里纸张狼藉，愈发显得空空荡荡。室内一角，有一张破藤椅，半卧着一个老人，我猜这大概就是葛琴同志的丈夫－－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邵荃麟同志。我读过他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深为他的译笔折服。我吞吞吐吐地说明了来意，他生气地说：“都抄了多少遍了，哪里还有什么材料？”我不知说什么好，愣在那里。大概很少见这样的“造反派”，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一遍，不过语气和缓多了。我说了句：“那好吧，我走了。”慌忙夺门而出。在门道，脚下踩上个什么东西，俯身一看是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黄皮的，遍布脚印。这正是我渴望已久的书，我回头对他说：“这个……我能不能拿去看看？”他不耐烦地挥挥手。我狂喜地抱着书跑了出来。
走到门外，却再也找不到李文化了。四处张望，才发现他在远远的马路对面冲我招手。当他得知“无反可造，无材料可抄”的消息后，才如释重负，欢天喜地地各自回家。
向江青推荐谢铁骊、钱江和成荫
“文革”中的李文化经常处于尴尬之中，可一遇大事并不糊涂。群众组织的头头希望利用他和江青搭上关系，被他断然拒绝。而此后不久，名导演崔嵬却被利用，企图借江青是他入党介绍人的历史搭上关系，不料，却遭到江青矢口否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押进大牢，苦不堪言。
江青要拍样板戏，想起了李文化，多次召见他。每次李文化都极力推荐北影其他的大导演和老摄影师。经由他的推荐，江青先后接见了谢铁骊、钱江和成荫等艺术家，把他们吸纳入拍样板戏的队伍中。
拍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李文化担任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摄制组组长兼摄影。导演暂付阙如。
一天，江青突然让空军司令吴法宪给李文化等派专机去海南，并要求带上摄影机和胶片。去海南干什么？是体验生活还是选景？难道样板戏要在实景拍吗？谁也不敢去问。一头雾水的李文化在海南转了一圈，拍了一些风光，惴惴不安地交了上去。没想到江青很快就有了回音，称赞他“拍得好，采光和构图都不错”。李文化这才松了一口气。
军宣队在北影终于扒拉出一个出身好、与“文艺黑线”沾染少的老同志，派到摄制组担任导演，人马终于齐备，开始分镜头。
分镜头是导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吸收了主要演员刘庆棠、薛菁华、舞剧导演李承祥，还有摄影师、美工师参加。导演总是笑眯眯地号召大家发言献策，自己却始终一言不发，一计不出。面面相觑了几天，大家终于明白这位导演不大会拍电影。制片主任向军宣队报告。在征得了文化组领导的同意后，决定由李文化担当起导演兼摄影师的重任。
影片拍摄很顺利。其间《智取威虎山》摄制完毕，江青很满意，称赞之余，让谢铁骊、钱江抽空去正在拍摄中的《红色娘子军》组传授经验。谢、钱来到“红”组，正赶上拍“常青指路”一场。谢铁骊建议这场戏应该从特写拉开。刘庆棠认为：这场面洪常青、吴琼花、小庞同时有动作，用肢体传输不同内容的舞蹈语言，应该从小全景开始。争执不下，谢、钱离开拍摄现场，从此再没有来过。
在《海港》翻船
在江青对《红色娘子军》称赞有加之后，又下达了把样板戏《海港》搬上银幕的决定。仍由李文化担任摄制组长兼摄影。导演是上影的傅超武和谢晋。
由于轻车熟路，影片拍得很顺利。摄制组全体在观看完样片后，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江青当时无暇审看。傅、谢暂回上影等候，告别时二导演再三叮嘱：有了结果要尽速通报，以便及早分享胜利的快乐。
正在广州的江青决定调看《海港》，也许是出于保密的原因，她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到处于瘫痪状态的珠影。匆忙找来的放映员顾不得擦拭尘封已久的放映机，分秒不敢延宕地开始放映。结果银幕上一片灰蒙蒙，《海港》中的各色人等全如憧憧鬼影。江青勃然大怒，认为李文化“把方海珍拍得像个鬼”。即便不是有意破坏样板戏，也绝对是“黑线回潮”。陪同观看的北影军代表狄福才，早在北影看过样片并鼓了掌，此刻面对怒不可遏的江青却不敢吭一声。
江青决定：此稿作废，另着谢铁骊、钱江重拍《海港》。李文化、谢晋跟组学习，贬做摄影助理和场记。
李文化焦急万分地找到狄福才：希望江青能换个放映室看一遍后再作决定。狄福才无奈地：“谁敢哪？要不你自己说去。”此后，整整四年，李文化再没有机会见到江青，更谈不上请江青重看他拍的《海港》了。
重拍《海港》时，我从干校调回，给钱江老师当副摄影，见到谢晋一身“短衣襟，小打扮”，跑前跑后，兢兢业业地当场记。当时谢晋已经是拍过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女篮五号》和《舞台姐妹》的大导演。沦落到这步田地，真叫人哭笑不得。李文化讪讪地在一旁实在插不上手，后来经钱江同意，悄悄地“蔫退”了。
据李文化说，这次贬谪，使他突然产生了一种“自由”感，他终于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创作了。
《侦察兵》受到周恩来的赞赏
1971年，他改编小说《一支神勇的侦察队》，自导、自摄了“文革”中第一部故事片《侦察兵》。
影片拍得很艰苦，突发的车祸把李文化从破碎的挡风玻璃中抛出去挂在树上，满头满脸的血。他发现眼前还有亮光：“还好，没有瞎，还可以拍电影。”经医院处置后回北影招待所休息。“文革”中的招待所，客人一律自我服务。李文化挣扎着去打开水，幸遇同在《海港》翻船的难友谢晋，谢晋忙给他做了碗热气腾腾的挂面，并通知他家。这才算过了一劫。
《侦察兵》完成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地方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这完全印证了周恩来总理在审片后的观感：“这部片子不错么，歌颂了解放军的侦察英雄，很好。现在广大群众正需要看故事片，《侦察兵》已经拍出来了，很好嘛。放映吧！”
《反击》成了“北影第一张批邓的大字报”
在此期间，我因参加影片《海霞》的拍摄挨整，终日焦头烂额，很少同李文化见面。打倒“四人帮”后，才知道他因拍《反击》而受批判。他向我诉说了事情的经过：拍完《决裂》后，他原计划拍反映重庆谈判的《针锋相对》，可厂领导让他拍《反击》。他读了剧本，觉得像活报剧，兴趣不大。可厂党委再三动员他拍。上马后，又一再要求他加进反走资派的内容，使影片成为“北影第一张批邓的大字报”。书记们保证说：“李文化你放心，《反击》这部片子政治上‘两校’负责；艺术上文化部负责；生产创作上厂领导负责，你尽管大胆拍就是了……”
结果，《反击》成了“特大毒草、阴谋文艺的代表作”，李文化正在被打成“四人帮的爪牙”，而几位书记却全属于说错话、办错事的一般问题，都留在原岗位工作，不仅不为《反击》负责，还反过来一起批判李文化和《反击》。
胡耀邦为李文化解围
李文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也愿意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但对一心要把他打成“四人帮”的爪牙，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无限上纲无法接受；对于过去热衷参与《反击》现在却摇身一变更热衷对他批判打击的人感到不解。
好几个中午，李文化都是在我房间度过的。他不断倾诉郁闷，说明真相，浩叹人的复杂多变与不可信赖，焦虑地要我帮他出主意。多数情况下，我只能做一个耐心的听众，同时，我也把自己挨整的经验告诉他，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如此。
压力似乎越来越大，好几天他没来找我，我为他担着心。
后来才知道，他给胡耀邦写了信，很快就有了批复，大意是：李文化是我党培养起来的文艺骨干，《反击》的责任属于领导的问题，李文化属于执行的问题，不要纠缠个人云云。对李文化长达两年半的审查和批判，终于画上了句号。
怀着绝处逢生的喜悦和立功补过的决心，李文化拍了新作《泪痕》。拍前他给耀邦同志写信汇报。耀邦让秘书打电话对他说：“希望你振作起来，努力工作，把影片拍好，为党的电影事业多做贡献。”影片拍得不错，先后获得了“百花奖”和政府颁发的“优秀影片奖”。
胡耀邦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泪痕》，我觉得不错。歌颂了我们的县委书记，歌颂了党。我看这部片子很好，建议大家能看看。但我有一点小意见，把《新来的县委书记》改成《泪痕》，我觉得不怎么样，又是泪，又是痕，好像哭哭啼啼似的。但也不一定非要改，不改也可以，就这点小意见。”
总书记的关心，使李文化终生难忘。1989年4月胡耀邦病逝，李文化提着大花篮来到胡家灵堂，进门就跪倒在地，深深地磕了三个头，禁不住泪如雨下。这就是李文化的为人：他待人以诚，知恩必报，绝不因对方处境的变化而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
探索娱乐片的制作
这以后，李文化渐渐从热衷反映时下的政治生态中淡出。他先后拍了《海囚》、《金镖黄天霸》等十六部故事片，题材多属于传奇武打之类。据说都达到了票房很好、观众爱看、投资者满意的皆大欢喜。有文章认为他在低成本、高回报的娱乐片制作上，做了有益的探索。
李文化在70岁的古稀之年，终于金盆洗手了。他身体不错，经常游泳，心无瑕疵，天高地阔。
然而，有些干扰亦不断袭来，比如有人颠倒事实地说他根本不愿意演《反击》，是导演李文化非要他演不可；也有人根本不在《红色娘子军》摄制组内却硬把它算作自己导演的作品，而且言之凿凿，接二连三。
为了对历史负责，李文化决定动手写下自己的传记，既是对自己一生的反思，也纠正几个被人有意歪曲的事实。祝愿他的书早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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