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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拍《早春二月》而受到江青青睐的著名导演李文化(前排右一) (李晨声/图)

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作者:李晨声

李文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挚友。

李老师生于1929年,17岁参加革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电影艺术家。他拍摄的《早春二月》、《红色娘子军》、《海港》等,观众都非常熟悉。

《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的小说改编的,导演是谢铁骊,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主演,李文化是摄影师,1964年上映。虽然《早春二月》被打成了“修正主义毒草”,在全国受到公开批判,但摄影师李文化却因这部片子受到江青的注意,认为“拍得不错,色彩好,画面也讲究”。她因此把李文化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指定李文化担任第一部样板电影《南海长城》的摄影师。

影片还没有完成,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李文化被八一厂的造反派轰回更加混乱不堪的北影,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

到葛琴家抄家

命运再次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当时因为不同程度地与“文艺黑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和李文化都很低调,被称为“有组织的游鱼”。不久,即被群众组织的头头发现,如同《水浒传》中命杨志下山立“投名状”那样,派我们俩去分管文学的副厂长葛琴同志家“抄黑材料”。

葛琴同志是中共老党员、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女作家。早在“文革”一开始即被羁押,去她家造反无异于“打死老虎”,不会有半点风险,在当时属于最软的任务。可就这也难坏了我们师徒二人,骑车一路商量,直到人家门口也没商量出个结果。

我从未见过李文化着这么大的急,说死说活也不肯进去,一再推崇我“毕竟年轻”“有资格造反”,他自己实在是“勉为其难”。并一再保证在门口接应,绝不离开。实在没法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孤军深入”了。

想敲门,门却虚掩着,根本没关。屋里纸张狼藉,愈发显得空空荡荡。室内一角,有一张破藤椅,半卧着一个老人,我猜这大概就是葛琴同志的丈夫--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邵荃麟同志。我读过他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深为他的译笔折服。我吞吞吐吐地说明了来意,他生气地说:“都抄了多少遍了,哪里还有什么材料?”我不知说什么好,愣在那里。大概很少见这样的“造反派”,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一遍,不过语气和缓多了。我说了句:“那好吧,我走了。”慌忙夺门而出。在门道,脚下踩上个什么东西,俯身一看是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黄皮的,遍布脚印。这正是我渴望已久的书,我回头对他说:“这个……我能不能拿去看看?”他不耐烦地挥挥手。我狂喜地抱着书跑了出来。

走到门外,却再也找不到李文化了。四处张望,才发现他在远远的马路对面冲我招手。当他得知“无反可造,无材料可抄”的消息后,才如释重负,欢天喜地地各自回家。

向江青推荐谢铁骊、钱江和成荫

“文革”中的李文化经常处于尴尬之中,可一遇大事并不糊涂。群众组织的头头希望利用他和江青搭上关系,被他断然拒绝。而此后不久,名导演崔嵬却被利用,企图借江青是他入党介绍人的历史搭上关系,不料,却遭到江青矢口否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押进大牢,苦不堪言。

江青要拍样板戏,想起了李文化,多次召见他。每次李文化都极力推荐北影其他的大导演和老摄影师。经由他的推荐,江青先后接见了谢铁骊、钱江和成荫等艺术家,把他们吸纳入拍样板戏的队伍中。

拍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李文化担任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摄制组组长兼摄影。导演暂付阙如。

一天,江青突然让空军司令吴法宪给李文化等派专机去海南,并要求带上摄影机和胶片。去海南干什么?是体验生活还是选景?难道样板戏要在实景拍吗?谁也不敢去问。一头雾水的李文化在海南转了一圈,拍了一些风光,惴惴不安地交了上去。没想到江青很快就有了回音,称赞他“拍得好,采光和构图都不错”。李文化这才松了一口气。

军宣队在北影终于扒拉出一个出身好、与“文艺黑线”沾染少的老同志,派到摄制组担任导演,人马终于齐备,开始分镜头。

分镜头是导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吸收了主要演员刘庆棠、薛菁华、舞剧导演李承祥,还有摄影师、美工师参加。导演总是笑眯眯地号召大家发言献策,自己却始终一言不发,一计不出。面面相觑了几天,大家终于明白这位导演不大会拍电影。制片主任向军宣队报告。在征得了文化组领导的同意后,决定由李文化担当起导演兼摄影师的重任。

影片拍摄很顺利。其间《智取威虎山》摄制完毕,江青很满意,称赞之余,让谢铁骊、钱江抽空去正在拍摄中的《红色娘子军》组传授经验。谢、钱来到“红”组,正赶上拍“常青指路”一场。谢铁骊建议这场戏应该从特写拉开。刘庆棠认为:这场面洪常青、吴琼花、小庞同时有动作,用肢体传输不同内容的舞蹈语言,应该从小全景开始。争执不下,谢、钱离开拍摄现场,从此再没有来过。

在《海港》翻船

在江青对《红色娘子军》称赞有加之后,又下达了把样板戏《海港》搬上银幕的决定。仍由李文化担任摄制组长兼摄影。导演是上影的傅超武和谢晋。

由于轻车熟路,影片拍得很顺利。摄制组全体在观看完样片后,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江青当时无暇审看。傅、谢暂回上影等候,告别时二导演再三叮嘱:有了结果要尽速通报,以便及早分享胜利的快乐。

正在广州的江青决定调看《海港》,也许是出于保密的原因,她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到处于瘫痪状态的珠影。匆忙找来的放映员顾不得擦拭尘封已久的放映机,分秒不敢延宕地开始放映。结果银幕上一片灰蒙蒙,《海港》中的各色人等全如憧憧鬼影。江青勃然大怒,认为李文化“把方海珍拍得像个鬼”。即便不是有意破坏样板戏,也绝对是“黑线回潮”。陪同观看的北影军代表狄福才,早在北影看过样片并鼓了掌,此刻面对怒不可遏的江青却不敢吭一声。

江青决定:此稿作废,另着谢铁骊、钱江重拍《海港》。李文化、谢晋跟组学习,贬做摄影助理和场记。

李文化焦急万分地找到狄福才:希望江青能换个放映室看一遍后再作决定。狄福才无奈地:“谁敢哪?要不你自己说去。”此后,整整四年,李文化再没有机会见到江青,更谈不上请江青重看他拍的《海港》了。

重拍《海港》时,我从干校调回,给钱江老师当副摄影,见到谢晋一身“短衣襟,小打扮”,跑前跑后,兢兢业业地当场记。当时谢晋已经是拍过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女篮五号》和《舞台姐妹》的大导演。沦落到这步田地,真叫人哭笑不得。李文化讪讪地在一旁实在插不上手,后来经钱江同意,悄悄地“蔫退”了。

据李文化说,这次贬谪,使他突然产生了一种“自由”感,他终于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创作了。

《侦察兵》受到周恩来的赞赏

1971年,他改编小说《一支神勇的侦察队》,自导、自摄了“文革”中第一部故事片《侦察兵》。

影片拍得很艰苦,突发的车祸把李文化从破碎的挡风玻璃中抛出去挂在树上,满头满脸的血。他发现眼前还有亮光:“还好,没有瞎,还可以拍电影。”经医院处置后回北影招待所休息。“文革”中的招待所,客人一律自我服务。李文化挣扎着去打开水,幸遇同在《海港》翻船的难友谢晋,谢晋忙给他做了碗热气腾腾的挂面,并通知他家。这才算过了一劫。

《侦察兵》完成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地方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这完全印证了周恩来总理在审片后的观感:“这部片子不错么,歌颂了解放军的侦察英雄,很好。现在广大群众正需要看故事片,《侦察兵》已经拍出来了,很好嘛。放映吧!”

《反击》成了“北影第一张批邓的大字报”

在此期间,我因参加影片《海霞》的拍摄挨整,终日焦头烂额,很少同李文化见面。打倒“四人帮”后,才知道他因拍《反击》而受批判。他向我诉说了事情的经过:拍完《决裂》后,他原计划拍反映重庆谈判的《针锋相对》,可厂领导让他拍《反击》。他读了剧本,觉得像活报剧,兴趣不大。可厂党委再三动员他拍。上马后,又一再要求他加进反走资派的内容,使影片成为“北影第一张批邓的大字报”。书记们保证说:“李文化你放心,《反击》这部片子政治上‘两校’负责;艺术上文化部负责;生产创作上厂领导负责,你尽管大胆拍就是了……”

结果,《反击》成了“特大毒草、阴谋文艺的代表作”,李文化正在被打成“四人帮的爪牙”,而几位书记却全属于说错话、办错事的一般问题,都留在原岗位工作,不仅不为《反击》负责,还反过来一起批判李文化和《反击》。

胡耀邦为李文化解围

李文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也愿意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但对一心要把他打成“四人帮”的爪牙,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无限上纲无法接受;对于过去热衷参与《反击》现在却摇身一变更热衷对他批判打击的人感到不解。

好几个中午,李文化都是在我房间度过的。他不断倾诉郁闷,说明真相,浩叹人的复杂多变与不可信赖,焦虑地要我帮他出主意。多数情况下,我只能做一个耐心的听众,同时,我也把自己挨整的经验告诉他,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如此。

压力似乎越来越大,好几天他没来找我,我为他担着心。

后来才知道,他给胡耀邦写了信,很快就有了批复,大意是:李文化是我党培养起来的文艺骨干,《反击》的责任属于领导的问题,李文化属于执行的问题,不要纠缠个人云云。对李文化长达两年半的审查和批判,终于画上了句号。

怀着绝处逢生的喜悦和立功补过的决心,李文化拍了新作《泪痕》。拍前他给耀邦同志写信汇报。耀邦让秘书打电话对他说:“希望你振作起来,努力工作,把影片拍好,为党的电影事业多做贡献。”影片拍得不错,先后获得了“百花奖”和政府颁发的“优秀影片奖”。

胡耀邦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泪痕》,我觉得不错。歌颂了我们的县委书记,歌颂了党。我看这部片子很好,建议大家能看看。但我有一点小意见,把《新来的县委书记》改成《泪痕》,我觉得不怎么样,又是泪,又是痕,好像哭哭啼啼似的。但也不一定非要改,不改也可以,就这点小意见。”

总书记的关心,使李文化终生难忘。1989年4月胡耀邦病逝,李文化提着大花篮来到胡家灵堂,进门就跪倒在地,深深地磕了三个头,禁不住泪如雨下。这就是李文化的为人:他待人以诚,知恩必报,绝不因对方处境的变化而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

探索娱乐片的制作

这以后,李文化渐渐从热衷反映时下的政治生态中淡出。他先后拍了《海囚》、《金镖黄天霸》等十六部故事片,题材多属于传奇武打之类。据说都达到了票房很好、观众爱看、投资者满意的皆大欢喜。有文章认为他在低成本、高回报的娱乐片制作上,做了有益的探索。

李文化在70岁的古稀之年,终于金盆洗手了。他身体不错,经常游泳,心无瑕疵,天高地阔。

然而,有些干扰亦不断袭来,比如有人颠倒事实地说他根本不愿意演《反击》,是导演李文化非要他演不可;也有人根本不在《红色娘子军》摄制组内却硬把它算作自己导演的作品,而且言之凿凿,接二连三。

为了对历史负责,李文化决定动手写下自己的传记,既是对自己一生的反思,也纠正几个被人有意歪曲的事实。祝愿他的书早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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