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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1950年代初,“割蛋”和“毛人水怪”的谣言曾经引起局部的恐慌。两则谣言政治色彩鲜明,矛头直指政府。不法分子的蓄意曲解和蛊惑加速了谣言的传播,扩大了谣言的影响。在政府的宣传教育和严厉打击下,谣言很快平息。

    既然称作谣言,无疑是荒谬的。但是一般说来,大规模谣言的产生准是有一些事件激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尤其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

    1950年代初期,华北和华东地区分别爆发过“割蛋”与“毛人水怪”两大谣言,其波及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其传播跨越了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安徽和山东数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涉及约100个县,数千万人口。从1950年第一个谣言的大规模爆发到1954年第二个谣言基本结束,延续数年。期间过百人因此丧命,上千人被捕。

“割蛋”可造原子弹

    “苏联要造原子弹,原料是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小孩的肠子。政府答应供给苏联,于是派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

    这是“割蛋”谣言的主要内容。

    反政府、反苏联是这一谣言的基本政治倾向。谣言明确说“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政府派干部宣传辟谣,又被说成是“共产党是为了欺骗麻痹你们,你若相信他,正好拿你开刀”。对于政府的辟谣解释,部分群众甚至基层干部,认为这是向他们放烟幕蛋,搞欺骗。有谣言说,因为“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是毛泽东的命令,所以捉住“割蛋”的送到公安局,公安局一看介绍信就放了。所以,民众捉到被认为是“割蛋”的人就往死里打,一些无辜者因此被打死。

    谣言传播之处,民众高度恐慌。男人晚上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不敢下地干活,行人不敢单独走路。个别人因情绪紧张而幻视幻听,往往在夜里听见狗吠而惊惶失措,望见影子大惊失色,以致发生误会。一处喊叫,全村响应,一村呼喊,邻村震动。张家口地区在1950年7月27日至8月8日这13天内,群众无故乱喊相互惊扰即达166起。同期在北京市郊区,因为民众恐慌,仅一个400户村民的村庄,就因谣言购买手电筒1000个,门户紧闭,彻夜亮灯,每晚消耗点灯煤油25斤。

    据分析谣言的雏形可能是1950年4月在当时的“绥远省”陶林县出现,基本上集中在1950年7月间在各地突然爆发,最迟到1950年9月还在北京市昌平县传播。在地广人稀的华北北部地区,这种情况显得尤为奇特。这个现象暗示着谣言突然暴发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策划在同一时间散布谣言;二是在发生谣言的地区,共同发生了某一件事情,引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前者是政府对谣言爆发的解释,认为是一贯道组织策划了这一谣言。尽管这一解释不无根据,但是一贯道是一个松散的、派系林立的宗教团体,虽然其成员在谣言传播中起重要作用,但是不足以认定谣言传播是一种有预谋和计划的事情。再有,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除了京(北京)包(包头)铁路沿线之外,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很难想象会道门如何能够短期内,让谣言散布开。因此后一种解释就应该是主要原因。

“毛人水怪”刀枪不入

    “毛人水怪”(有的地区称“水鬼毛人”)则谣传:“美、英、法等国进攻苏联,苏要制造原子弹以对付5国进攻,要中国提供女人奶头、男孩生殖器作为原子弹原料”。共产党放出“毛人水怪”,挖人心、人眼,奶头、卵蛋(睾丸)、扒孕妇的胎儿,送给苏联造原子弹”。“水鬼”、“毛人”白天是挂证章的干部,晚上就现原形。谣言说“毛人水怪”一蹦能上房,一跃能过河。也有的谣言称:“毛人”毛手毛脚,手脚一伸就是火,刀枪不入。“毛人水怪”被认为怕光,谣传“‘水鬼毛人’不怕枪,不怕炮,就怕点灯来睡觉”,因此许多地方夜晚不敢熄灯。

    谣言在爆发初期,也同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毛人”是政府的,并与苏联相关。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这两点不断被强化,甚至具体化。明确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群体排除在“毛人”的袭击对象范围之外,把受害对象界定为民众,刻意分化农村社会群体。因此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党员、团员、干部就成为民众攻击的对象。类似说法遍布安徽省中部的长江流域及北部的淮河流域地区。

 在谣言传播中,干部和群众之间关系紧张。捆绑、扣留、殴打、制造骚乱事件时有发生。无为县曾有7000多人去乡政府捉拿“毛人”,打坏乡政府门窗,打伤4人。该县干部下乡追查“水鬼毛人”谣言,被当地群众围住,被夺去枪支和非法扣押。还有人趁机杀害干部。到了1954年初,谣言甚至出现了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成份。

    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引起了各地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山东省郯城县,谣言蔓延全县,致使群众彻夜不眠,田禾荒芜,无人安心劳动。在江苏省,谣言波及苏北35个县、市,历时6个月才基本平息,各种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仅据15个县、市的统计,各种误伤事件就造成群众伤814人、死35人。有的地区民众白天不敢下田干活,夜间集中住宿,学生不敢上学,每天要在太阳出得老高,才有人外出行走。安徽省谣言流行地区,村民普遍集体睡觉,青壮年男子均组织起来,持枪弄棒,枕戈待旦。所有窗户一律堵死,以防“水鬼毛人”钻入,到处是灯光长明。一有响动,即认为是“水鬼毛人”来临,大声呼救。有的用广播筒向邻村传播“毛人情报”,以提醒邻村加强防范,从而轰动全乡、全区乃至全县。个别乡甚至出现小村并大村。有的地方民兵,在混乱中盲目放枪壮胆,造成伤亡。还有人因过度惶恐而自杀。也有因男女集体睡觉,妇女被辱,导致羞愤自杀的。

    谣言刚开始传播时,可能是没有预计到传播范围之大,对民众的影响之深,地方政府并不太注意。如在江苏省,1953年4月沭阳县谣言爆发,两个月之后,上级淮阴地委才批转了专署公安处《对沭阳县平息谣言的几点意见》。7月江苏省公安厅发出注意处理毛人水怪谣言的指示,并派一位副厅长率工作组到准阴指导平息谣言工作。这时谣言已经扩散到苏北各地和安徽部分地区。与江苏省相邻的安徽省同样也没有能够及时防范谣言在境内的扩散,农村的局面一度出现失控。为了制止谣言引起的骚乱,地方政府不得不动员大量的人力。

    当谣言扩散后,政府对谣言的传播者进行的严厉打击。除了逮捕和处决一些人,地方政府还通过公审大会,现场判决等形式,对谣言的传播者起到威震作用。通过强制性的方法,加上大量干部下乡宣传教育民众,终至谣言基本平息。

若隐若现的集体记忆

    “毛人”、“水怪”源于民间传说,“毛人”见于《山海经》等古籍,后来不断有相关传说。“水怪”的传说则至少在战国时期李冰治水时就有,后来“水怪”、“水鬼”更是古代文学中常见的元素。这些由民间传说构成的一种虚幻的集体记忆,在民间以口述的方式延续,并且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传播。

    对“毛人水怪”,江苏省曾有一个官方的解释认为始于沭阳县房山区,不过这种说法不太准确,因为至少在1953年以前“毛人水怪”的传说就存在。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在1947年就有“毛人水怪”谣言。1947年夏秋之交,江苏省大丰县(苏北地区)就盛传“毛人水怪”。说此物每到夜间便从河中爬上来,挖人眼睛,扒人心。民众惶惶不安,一到夜晚,到处风声鹤唳,家家整夜点灯,有些群众集体住宿。后来捉到一个假装“毛人水怪”的人,此人因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分掉六亩田,怀恨在心,因此造谣和装神弄鬼。1949年7月,“水鬼毛人”谣言曾经在刚刚解放的安徽蚌埠市流传。1949年10月,江苏省灌南县局部地区也流传过“毛人水怪”谣言,当时的连云港地区政府发出布告,号召群众揭穿“水怪”谣言,追查破坏分子。在镇压反革命前,连云港北部与山东省交界的赣榆县的会道门传播谣言说,“共产党放出水鬼毛人,挖人心人眼,扒孕妇的胎儿,送给苏联造原子弹”。大丰县、蚌埠市、赣榆县与灌南县之间均相隔数百公里,由此可见“毛人水怪”有浓厚的民间基础。由于民间对“毛人水怪”保持记忆,1952年夏,江苏省有匪徒在荇丝湖、大运河—线奸污妇女、行劫客商,诡称自己是“毛人水怪”。其实类似的谣言此后也没有真正绝迹。有资料显示,1955年安徽省来安县,“毛人水鬼”谣言又起,不过很快被平息。

    与“割蛋”类似的谣言同样早已有之。1920年代四川省就传说有人割男女生殖器、乳头、胎儿卖与西药房转卖外国人,作造药之用,并因此引起民间恐慌。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后,还有1951年山东的沂水与临朐两县流传过“扒窑子”(掘墓)的谣言:“沂水县有个专门扒窑子的组织,行动很神秘,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他们把死人的眼睛、膝盖、生殖器摘去,卖给国家制一种药,而且在100只眼睛中必须掺一只活人眼,才有灵性”,并且认为“政府保护扒窑子的”。 这段谣言的流传长达3年之久。

    而“割蛋”谣言中的所谓“抖肠子”,可能来源由中国一些传统戏曲中的剖膛特技。一些被开膛的剧中人,用暗藏洗净晾干的猪肠子假装人肠子,并且被拉出体外,观众对此感到惊奇恐怖。

恐慌是谣言的温床

    在华北地区,会道门众多,以一贯道势力最庞大。原北平市长彭真曾说,一贯道是北平的第一“大党”。1950年底,北京海淀地区一贯道徒2万多名(1950年全区14.3万人)。据1951年初“绥远省”的不完全统计,全省一贯道人员估计在30万以上,约占全省人口的11%。共产党在取得政权的地区,很快开展了打击一贯道的行动。如1950年春察北地区(今张家口地区)结合土地改革工作,进行了取缔一贯道工作,据统计全区有1.7万名道徒退道,其中向政府登记的道首近600人。一些顽固的道徒转入地下活动,并且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劫难”、“魔考”,预言有重大灾难发生,在道徒中广泛散布危机意识。

    毗邻谣言主要传播地区的东北地区和华北老解放区在谣言爆发前大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在这些地区的改革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激行为。当时认为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10%左右,但实际上,一些地方打击范围超出的这一标准,伤害了一些中农、工商业者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地区的相对富裕者产生恐慌心理。谣言传播的大部分地区正是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整个农村正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土地改革的降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初期,民间对战争的恐慌心态,加上当时许多地方存在着比较强大的反政府势力,因此有关“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要反攻大陆”之类的政治谣言流行,加深了民间的恐慌。

    民间的不安气氛,变成了突如其来的谣言。是什么因素催生了变故?笔者认为,当时发生的两件事可能是导火索。

    第一件事,应该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苏联,实际上由于乘座火车花费的时间长和在一些地方停留,毛泽东1949年12月6日动身,1950年3月4日才回到北京,离开北京的时间接近4个月。毛泽东访问期间,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协定,开创了两国关系的蜜月。传统的中国,是没有国家元首出访的,因此毛泽东的长时间出访,在民间引起种种猜疑。毛泽东出访和条约的解读如果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很容易演变为离奇的谣言,“割蛋”谣言就涉及中苏之间的利益交换。

    第二件事就是一次被遗忘的签名运动,这一事件的影响可能更加重要。1950年3月中旬,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发出呼吁,要求世界各国普遍发动一次和平签名运动,接着这一运动在东欧共产党国家迅速开展。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个阵营之间的宣传角力,因此中国政府也比较积极响应了这一运动。同年4月28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发出通告,要求全国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妇女、文艺工作者、机关工作者,普遍地参加签名。紧接着全国各地普遍进行了“拥护世界和平、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而一些农村地区签名人口比重高得惊人,如甘肃庆阳地区的比重高达80%。如此高的签名比重,只能说明两点,一是数据有假,二是绝大部分人是在稀里糊涂中签名的。在“割蛋”谣言传播地区的签名运动也如火如荼进行。爆发谣言的地区之一的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张北县,有的签名是用举手就算数了。

    有人估计1949年河北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80%以上。从谣言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说,这一地区的教育水平应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笔者推断1950年谣言爆发地区(北京与天津除外),文盲人口占成年人的比重应在90%左右,甚至于更加高一些。在这么一个高度文盲的地区,让根本不知核武器是什么东西的广大民众签名反对使用原子弹,非常容易让老百姓产生误解。特别是“弹”、“蛋”谐音,如果有人把签名与制造原子弹联系起来,然后互相传播,这就可能诞生谣言。美国与苏联分别是当时两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在民众心目中都是“洋人”,把“原子弹”、生殖器的“蛋”、“外国”这几个概念联系起来也不足为奇了。同时,这场签名运动本身就是从苏联和东欧国家那里传来的东西,民众便把苏联与“割蛋”进一步联系起来。因此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的导火索可能就是这场在政府统一部署下,各地同时铺开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不安的社会气氛中,民众用自己的集体记忆对政治宣传作了重新解读,这就是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让许多人会相信谣言的社会基础。

    而“毛人水怪”广泛流传的地区,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最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都是重要的战场之一。前苏联在1949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3年8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通过新闻媒体的渲染传播,广大缺乏科学知识的民众对核武器产生了神秘和恐怖的心理。与“割蛋”谣言类似,容易把核武器与生殖器联系起来。

    在种种不安定因素之下,治淮水利工程中新沂河的开挖与三河闸水利枢纽工程客观上为谣言传播提供了条件。新沂河是沂河下游新辟排洪河道,于1949年着手开辟,1953年春完成;三河闸是1952年动工,1953年完成的洪泽湖调洪蓄水工程,是淮河入江水道的咽喉。这两个工程都是20世纪50年代整治淮河的重大工程,每个工程都动用了超过数十万民工。当这些工程完成后,“毛人水怪”谣言就在新沂河经过的沭阳县爆发,随后在治淮民工来源地的淮河流域各地爆发。

    毫无疑问,建国初期的水利工程是为民造福的工程,政府为治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因为工程的动工在建国伊始,无论是政府的财力还是管理水平均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而民工付出的代价就更大,因为工作过分劳累、干部管理作风粗暴、报酬偏低、工期延误等等原因,不能排除在几十万民工中会产生一些敌对情绪,甚至于有意无意的造谣和传播谣言,这或许是“毛人水怪”的谣言爆发的真正原因。

    当时民工的生活条件相当艰难,发生过十几个民工在运送材料过程中被冻死的事件,也曾有过大规模的疾病流行。1950年春季,30万民工中患各种疾病人数的比例达到2.55%,患者送回家乡后,又把传染病扩散,导致对工地的负面影响。为了赶工期,民工的工作量极大,体力的消耗也达极限。泗阳总队3万余民工,当时除患肠胃病不能工作的4千人以外,劳动过度而吐血的就有700余人。宿迁总队很多干部也因劳累过度而吐血。一些有官僚作风的干部、党员在被任务压得无计可施时,不时发生打骂、甚至绑押民工的现象。据统计,其中大队一级干部,发生以上现象的就有80多起。

    三河闸工程动工比较晚,工程时间比较短,应该说民工的情绪比较平稳,但是也出现过因工资过低,一度引起严重的混乱现象。三河闸不会是谣言最初产生的地方,但是由于工地是一个只有1.5平方公里的地方,最多时云集10万多民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谣言传播地点。江苏省泗阳县1952年冬,有些参加建造三河闸工程回来的人造谣说:三河闸工地上民工被冻死五六千人,不久“毛人水怪”的谣言就在当地爆发。

    谣言的爆发具有其偶然性,不过偶然背后,蕴藏了深刻的社会现实,这正是回顾谣言、研究谣言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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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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