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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香港居民接济内地亲戚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作者:陈海儒

    1956年到1961年,全国缺粮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一场由中央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这些特殊的食品,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

    “粮食多了怎么办”

    随着1958年春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似乎吃粮问题已经完全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在农村公社食堂中曾出现了放开肚皮吃饭的号召,同时国家增加了粮食出口。

    事实上,当时许多地方不仅缺粮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相当严重。云南省在1958年春夏之间就有70多个县市出现严重缺粮问题。几个月之后,全国粮食不够吃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到1960年,全国缺粮问题不仅没有丝毫缓解,而且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

    肚子吃不饱,群众难免怪话连篇,以表达不满情绪。陕西群众说:“人民公社好,粗茶淡饭吃不饱”,“食堂光汤,吃了心慌,做活没劲,吃饭嚷仗”,“过去粮食打的少,还够吃,现在粮食打多了,却不给人吃够,政府不知道把粮食用到哪里去了!”面对极度缺粮的现状和群众的怪话与疑惑,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但出于种种考虑,各种媒体一面一如继往地宣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一面以群众对粮食的消费水平提高和城镇人口增加等原因对缺粮现象进行解释。

    《人民日报》在1960年8月25日的社论《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农业是逐步增长的,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增长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国原来的农业水平很落后,而解放以来,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却增长很快”,因为“凡是能参加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近三年来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了两千万左右;工业用粮也增加很大;农业基本建设队伍很大,去冬今春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千多万人,他们的口粮比一般农民多。”

    解释与宣传是针对思想认识的,并不能有效地缓解现实的吃饭问题。因此,在通过媒体对缺粮问题进行解释的同时,政府不得不采取“低标准,瓜菜代”的措施。也就是一方面降低城乡人口的吃粮标准,一方面大力生产瓜果、蔬菜和代食品。

    由于代食品的生产不像瓜菜生产那样要受土地面积和生长期的双重制约,因此中央对依靠代食品缓解粮食问题寄予很高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小范围的试验,到1960年11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一场由中央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让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自古以来,人们在灾荒年代都有采集、食用代食品的习惯。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性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发动全国人民采集和生产代食品,而且由各级党委成立了代食品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挥和领导各地群众研究、试验、开发、生产、收集代食品的活动。

    国家在代食品进行宣传时,尽量不提代食品是“度荒”、“救灾”的产物,而将代食品的生产宣传成对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及“人民公社的新发明”等等。河南将群众利用玉米皮制作代食品的举动说成是“人民公社喜事多”,并且编成歌谣:“大跃进,喜事多,玉米皮做出优质馍,不仅香甜又美口,营养价值真不错”。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利用麦秸、油菜秸秆、谷壳、豆秆、豆壳、玉米根、玉米秆、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人民日报》1960年7月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综合利用潜力无穷》:据广西河池县试验,一百斤麦秸可能制成湿淀粉六七十斤;这种淀粉掺和一些面粉和米粉,可以制成馒头、花卷、烙饼和面条,质量和面粉做的一样。

    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在制造代食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不仅从玉米粒上脱下来的玉米皮是上乘的代食品,而且玉米叶、秆、根,甚至玉米棒的包皮及芯都可以用来制作代食品。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各级政府大力提倡种玉米,《人民日报》也在1960年春的相关报道中不断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
 
    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在正常年份,人们食用的是甘薯的块根,茎和叶用作饲料。三年困难时期,甘薯的茎和叶也被作为食品推广。《人民日报》也称甘薯全身是宝:薯叶摘下来洗净晾干,就可当菜,或是掺饭吃;薯叶尖、叶柄放在开水中一烫,加盐腌一天,即可做干菜。
  
    南方的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云南等省对主要产于当地、产量大、平时作为猪饲料的芭蕉芋的充饥功能十分重视,《云南日报》多次介绍,称之为“地下粮食”、“人吃的好粮食”,说它含有大量的淀粉和糖分,吃起来味道甜美,可单独食用或掺拌饭吃,还可用来制出可口的馒头、包子、点心、凉粉等。

    在政府的宣传上,农作物类代食品的生产是对农作物废料的“综合利用”,野生代食品的采集则是“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的野生植物资源种类多、分布广,有许多可以为人类所利用。夏、秋季节,许多野生植物生长成熟,采集它们并制成代食品对于缓解缺粮问题有一定作用,因此,1959年秋,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采集和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的指示》,号召各地开展一个“小秋收”运动,上山采集野生植物资源。

    《人民日报》在报导各地“小秋收”情况的同时,也于1959年11月30日发表社论《赶快加工利用野生植物》,进一步推动“小秋收”活动。各地党委纷纷响应,把“小秋收”运动列为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了领导机构,竭力动员劳动力潜力,或利用农事间隙全民出动,划片包干,或组织“小秋收”专业队,分期上山,野生植物熟一批收一批。

    1960年夏季,一些地区总结上一年搞“小秋收”的经验,组织群众到荒野去采摘成熟的野生植物。中央对这一“小夏收”活动非常赞许,《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社论《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8月10日)对已经在黑龙江等地取得初步成果的“小夏收”予以推广,并要求各地同时为“小秋收”做准备。

    为了配合“小夏收”、“小秋收”,《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对多种野生植物资源进行了图片或文字介绍。据《人民日报》介绍,每百斤橡子可提取橡子粉30—50斤,经过水或碳酸纳溶液浸提,除去单宁,即可食用;“橡子粉的淀粉含量虽略低于大米和面粉,蛋白质含量也较低,但橡子粉中含有17种氨基酸,其中包括有人体所不能合成而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的8种氨基酸。”

    据《农业技术》对沙枣的介绍:主要分布在甘肃、新疆、青海、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以甘肃省最多;沙枣的果实生吃、熟吃和混在主食中都很可口;沙枣面可以蒸馍、作饼、作面条,还可以作糕点、果酱、酱油、糖、酒和醋等副食品,每百斤沙枣可产沙枣面38斤左右;沙枣的嫩叶煮熟可以当菜吃。

    三年困难时期,小球藻一直是政府相当看好的代食品,这大概与小球藻不与农作物争地、易培育、生长快等因素有关。《人民日报》最初对小球藻的宣传却是以培养猪饲料为名的,直到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才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此后各媒体有关小球藻的报道主要讲它食用营养价值如何之高。《云南日报》报道“人吃了小球藻以后,最突出的效果是精神好,在一般的情况下,经常定量吃小球藻,体重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有些地方用小球藻做糕点、糖果、菜肴、藻酱等食品,质高味美,清香可口。有的地方给体质病弱的人吃小球藻,病人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人们称小球藻为‘水中猪肉’、‘植物牛奶’、‘人造鸡蛋’。”这些报道,使许多人对小球藻在度过困难中将起到的作用无比憧憬。

    胡乔木看了这些报道后上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毛泽东于1960年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国,要求全面推广小球藻。很快,全国掀起了生产小球藻的热潮,农村、城市纷纷建池、沤人畜粪便以培养小球藻。与此同时,推广小球藻培育方法的图书纷纷出版,仅1961年就出版了《国外小球藻的试验和研究》、《小球藻生产知识》、《小球藻生产技术问答》等。

    合成类代食品的生产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大范围推广的难度较大,一般先由科研部门试验,再把成功的经验向各地介绍。陕西省科学分院和陕西科技大学试验以萝卜、红薯取代琼脂、葡萄糖为培养基的人造肉生产技术,陕西省大荔农校以粗制淀粉加玉米叶粉培养链孢霉的技术,以及西安化学研究所利用农村土炕培养人造肉的方法成功之后,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迅速地于1961年1月向各地介绍这一经验。

缓解了人们对饥饿的恐惧

    应该说,代食品对缓解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缺粮问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农村尤为突出。当时广大农民的口粮标准极低,1960陕南汉中地区年平均每人每天的口粮按原粮计算,一些平川县区的大队为半斤,丘陵地区只有4.1两。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户的口粮仅仅靠精打细算、多吃瓜菜根本难以果腹,因此用农作物的根、秸、叶等生产的粗制代食品和利用“小夏收”、“小秋收”采集的野生植物制作的代食品有效地填补了粮食上的不足。汉中地区的多数平川社队按1斤代食品、3斤青菜、5两原粮安排群众每日生活,丘陵地带的社队每人每日约吃2.5两荞花、稗谷、包谷皮、榆树叶等代食品。

    不过,农村食用的粗制代食品因口感粗糙、味道奇怪而难以下咽,正如有人记载的困难时期赴农村参加整社的工作组成员吃由蕃茄秆、茄子秆、包谷秆、红苕藤混合在一起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馍馍后的感受:“听说发馍馍,三人笑开颜;人均三四个,生活大改善;渴望多少日,饱餐将实现。馍馍端上桌,三人互谦让;拿在手中看,有似马粪状;送进嘴里尝,怪味满口腔。一口咬过后,二口嘴难张;狠心咬三口,呕吐倒胃肠;感谢造物主,有此大犒赏”。

    然而,在农民眼里,能有代食品果腹已经很不错了。陕西就有农民将榆树皮磨成面掺些粮食做成熟食后高价出售,获利最少的也赚到150元,最多的一户获利竟达到500元之多。

    且不说代食品有没有营养、是不是有食用价值,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代食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饥饿感,对人们从精神上战胜饥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经历过严重饥饿的人都知道,腹中无物的空荡荡的感觉使人心慌神乱,可以为了任何一丁点能够入口的东西去拼命。代食品的使用对处于饥饿中的人们来说,似乎看到了一线战胜饥饿的希望,有助于缓解因饥饿而导致的精神上的极度紧张。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各级政府部门对代食品的安全问题比较重视,一些出版社也配合代食品生产工作出版了不少有关鉴定和防止代食品中毒的书籍,但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在对一些代食品的性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试验就食用,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陕西洋县谢村公社有五个管区先后发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现象;洛南县有个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叶以致58人中毒;商洛专区从1960年12月2日至21日这20天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

    在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在救灾度荒方面起到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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