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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青年郑孝胥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作者:张荣明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及内阁中书的金梁于一九一○年送给郑孝胥一首诗:“久闻诸葛大名垂,笔法乃同兵法奇。偶见卧龙一鳞爪,苏龛墨宝海藏诗。”在这首诗中,作者高度颂扬了郑氏的智慧、诗才及书艺,这三样东西使得这位生于八闽之地的海藏楼主名震天下而顾盼生辉。

海藏楼主郑孝胥(一八六○-一九三八)足智多谋,擅长纵横捭阖,敢于出奇弄险,看他的精神气质,似乎更像元初刘秉忠、明初刘伯温一流人物,然而两刘皆不及郑之多才多艺,负海内一时之重望。倘如把他比拟成汉初张良、汉末诸葛亮--双方智商大可一比--则郑氏后半生不辨民族大义,悍然下水投敌,大节有亏,人格卑污,又不足论矣。然则海藏楼主果为何物哉?想来想去,或许可以勉勉强强比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的首席智囊,那个满腹经纶、扪虱而谈的王猛;其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占地为王,士人的政治气节和民族大义好像不如后世森严壁垒、泾渭分明--不过,汉族出身的王猛虽然辅助氐族的皇帝,但王氏其人又何尝事敌?那么,干脆剥去五代十国时期把幽燕十六州出卖给契丹的石敬瑭之皮,蒙在号称“一时奇士”的王猛身上,两相凑合,在历史舞台上,大抵可以扮演郑孝胥这个慧黠强悍的角色矣。

郑孝胥丰富的人生历练及学识修养导致他个人的精神世界极为错综复杂,他自认白鹤转世,“非疆吏不为”,渴望做一番大事(见拙文《鹤知夜半:郑孝胥的隐秘情结》,载《万象》二○○一年第八期)。青年时代,郑孝胥随公使大臣李经方东渡日本,曾任神户大阪总领事。因甲午战争而归国,东西南北中各路封疆大臣总督巨僚慕其名争相延揽,时有“诸葛”“卧龙”之誉。郑孝胥多才多艺,他的诗歌、书法造诣极深,可谓独领一代风骚。

一九○六年岁末,上海一群官宦名流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公推郑孝胥为会长,南通籍状元张謇尚屈居其后为副会长。次年,清廷对郑孝胥的考评语为,“才识深敏,任事果决。中外古今政治得失,均得洞悉源流。于轮、电、铁路各事,尤能考求利弊,抉择精透,言皆可用”(见《郑孝胥日记》一九○七年八月二日。以下简称《日记》)。先后授予他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等职,皆辞不赴任,此时此际,朝廷大臣及各方总督对郑孝胥倚重甚深,纷纷保荐他才堪“大用”。

一九一一年六月,清廷复授郑孝胥湖南布政使一职。不久远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对此发表评论,“中国直省大员中,其办一事或建一言之可称为优美明达而卓然具有政治家之态度者,盖久已寂寂无闻者矣。今何幸而得某大员,抵掌而谈,发挥所见,聆其议论,洵不愧为优美、为明达、为政治家也。此某大员即新任湘藩郑苏堪,其奏对之辞已备载于各华报,大抵审度时势既极精当,复极博大,无论世界何国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国能简拔如是之人才十数辈或数十辈,列诸要津,畀以政权,则中国之应付时局,其和平坚卓自应远过于今日也”(《日记》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二日)。由此可见郑孝胥其时誉望如日中天,犹如鹤鸣九皋,声名响彻神州大地,甚至直播域外如英格兰、美利坚诸国。

本文以郑孝胥落水投敌为界,仅仅谈谈他的前半生而已。

一、声誉鹊起  名督大僚争相延揽

一八九四年之秋,爆发中日“甲午战争”,郑孝胥随公使下旗归国,暂居南京城。此时,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北上山海关前先指挥各路清军对日作战。十一月九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来到南京接印,署理两江事务,次日遣幕僚沈爱苍、辜鸿铭访问郑孝胥,招其一见,“先询文学,后讯倭情,将一时许,余乃退出”(《日记》一八九四年十月十日)。张之洞与郑孝胥谈柳宗元、庄子,谈班、马文章,谈日本国情及朝鲜形势。总之,初次见面,张之洞对这个福建青年的印象相当不错,数日后,即请他代草谢恩奏折。10-zx5.jpg

右图:张之洞

这时节,两江总督张之洞已是苍髯老翁,数十年宦海生涯,阅人可谓众矣,但青年才俊郑孝胥的学问见识、言谈风采还是受到总督大人的激赏。不到一旬,郑孝胥即“接督署来札”,聘其为“洋务文案”。

当郑孝胥与张之洞门生章鸿森一起赴总督衙门报到时,“坐定,香帅(张之洞)乃抚掌曰:‘衙官屈宋,真可笑也。’”(《日记》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廿日)此时,张之洞大有当年唐太宗“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气概,得意之态跃然纸上,意即吾把天下屈原宋玉一类的文才皆招纳幕府中,真是可庆可贺。但以“真可笑也”取代“真可庆也”,一字之差,在激赏宠爱的口吻之中又不失一位“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的朝廷大臣矜持尊贵的身份;此种举重若轻的姿态,足以显示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官场文化已臻圆熟精妙之境地。

然而郑孝胥却是生不逢辰,入幕数日,即传来清军在甲午战争中迭遭败绩的消息。次年四月,清廷派遣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在此期间,郑孝胥频频向张之洞上说帖,出主意,如拒和力战,迁都废约,联英制日,显示了一位青年幕僚的爱国情怀。

一八九七年,张之洞回湖北任湖广总督。这年的冬季,郑孝胥应张之洞之邀,赴湖北一次。翌年,郑孝胥再入湖北,不久,北上京城,以湖广总督之特保,蒙光绪皇帝召见,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恰遇戊戌变法失败,乃回武昌,居张之洞幕府,出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等职。一九○○年庚子事变发生后,郑孝胥全力协助张之洞筹划“东南互保”之策,“草拟案牍,每至午夜方归”。总之,郑孝胥在湖广总督府七八年,张之洞对其倚重极深。“当时湖北官场,言必称郑总文案,其势可见矣”(陈一《向斋谈往·郑孝胥》)。

张之洞是晚清三大名督之一,少年时代即有神童之称,仕途一马平川,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至晚年入京出任军机大臣。这位总督性格独特,喜欢白昼酣睡,深夜或黎明招人痛谈。一八九八年正月,诗坛名家陈衍在上海被张之洞招去湖北任官报局总编纂,至武昌之日,被告知明日拂晓相见。第二天黎明,天色尚暗,陈衍“至节署,则仪门以内,庭燎光彻大堂,主人已衣冠候于花厅门内。广雅(张之洞)长不及中人,而广颡伟鼻,目三棱有光,髯及腹,行坐揖让,仪观秩然。自黎明坐至日午,勺水不入口,谈不绝声”(《陈石遗先生年谱》卷四)。滔滔不绝一口气谈了七八个小时,这位在民间传说是老猿转世的张总督显然是精力过人,而其初次接待远方来客的场景时间也不免有标新立异震慑人心之处。

张之洞掌控湖广督府十多年,幕中人才济济,杰出者如辜鸿铭、陈衍、缪荃荪、谭献、沈曾植、梁鼎芬等人,皆术有专攻,各擅胜场。国学大师章太炎年青时因友人推荐,一度亦成为湖广督府入幕之宾。不过,章太炎毕竟是读书种子,昧于世情,入幕之后不探深浅先胡乱放炮,结果是几乎遭不测之祸,狼狈而归。据张慧剑《辰子说林·教主》记载:

张(之洞)在鄂督任次,最宠梁鼎芬,梁对太炎之放言高座、意气侈张甚不愉,屡谮之于张前,幸幕僚钱某为辩解,得无事。一日,梁与太炎共谈,评可当世之维新人物,梁曰:“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太炎大笑答曰:“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

梁遂以章之此语告张之洞,且耸之曰:“章某谓皇帝人人可做,悖至此,使闻于外,明公危矣!”张亦骇异,立致程仪三百金,讽太炎令去。

可见湖广督府是虎狼环伺之地,岂容你一介书生师心高论而无所顾忌!据说张之洞所送的三百金“遣送费”给梁鼎芬刁蛮地拦腰扣住,直使得章太炎打工数月一钱不名凄惨惨卷铺盖而去。(《陈石遗先生年谱》卷四)

然而郑孝胥世事洞明,较之湖广总督张之洞麾下的一群幕僚毕竟高出一筹。有一次,梁鼎芬向张之洞推荐苏州知府王可庄的儿子入幕,遭到严辞拒绝。过了数日,梁鼎芬旧事重提,张之洞怒气冲冲说:“吾幕非无人才,某或未能也。子掌两湖书院,待人治事,盍引为助乎?”“鼎芬唯唯。孝胥搀言曰:‘帅之言,余独不谓然。天下人之文章孰若帅?天下人之公牍孰若帅?为他人之记室易,为吾帅之记事难。惟其难也,某必欲得之,将以求学耳。可庄固材士,其子当为通品,不可不察。’语已,以目视鼎芬,鼎芬曰:‘苏堪妙语,实获我心,欲言而未敢出口。’之洞微笑曰:‘苏堪言婉而讽,节庵(鼎芬)亦复言外有意。不从,二子必皆不悦,从则当试某以事,容吾熟审之。’未三日,令下。”(陈一《斋谈往·郑孝胥》)王可庄的儿子这就接到督府委任状。

这仅是一件小事,却充分显示郑孝胥机智过人:明明是荐人入幕谋差,却说张之洞的文章公牍为天下之冠,当其秘书不易,唯其不易,故王某定要谋得此差,借此磨练求学也--这一通米汤灌得总督大人猝不及防,使得刚刚还严辞峻拒的张之洞瞬间转怒为喜,不得不改变主意,顺水推舟而接纳新人。不言而喻,郑孝胥这种欲擒故纵、钩拒翕张之技固然是熟读二千八百多卷《皇清经解》正续编的朴儒章太炎所望尘莫及,亦为直通通不撞南山不回头的梁鼎芬所衷心叹服。

除张之洞外,两广总督岑春煊对郑孝胥亦极为赏识推重。一九○三年,广西民间“匪乱蜂起”,岑春煊上奏,以四品京官调郑孝胥任广西边防督办。不久,郑孝胥率湖北新军二千余人前往平定动乱。一九○七年,清廷任命郑氏为广东按察使,岑甚喜,去电说:“奉旨调粤,恭贺大喜。煊自愧无才,借公作师资。”(《日记》一九○七年六月八日)延揽之情溢于言表。10-xiliang.jpg

左图:锡良

一九○一年,东三省总督锡良拟向英、美诸国贷款,筹建锦瑷铁路,开筑葫芦岛港口,环顾海内,熟悉洋务,能胜任繁剧周详策划者,似乎非郑孝胥莫属。因此,锡良致函岑春煊,恳请岑氏敦劝郑孝胥赴东三省,筹划主持此事。函中说道:“三省生路,惟此一线……目前订议贷款,事体重大,条理多端,非如郑公负海内重望,明达时务,不足以语于斯。伏蕲执事转乞郑公来此,代订合同,并示一切机要,俾无陨越,感荷实深。事关东省安危,想郑公轸念时局,当亦惠然肯来矣。”(《日记》一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此函由锡良总督偕奉天巡抚程德全联名发出,以示郑重。这表明郑孝胥经世才干已为封疆大吏所公认。

二、多才多欲  时人誉之为诸葛

记得耿介倔强如岩石的梁漱溟评价同时代圆滑善变的章士钊有四个字:“多才多欲。”(《梁漱溟全集》卷二,六百九十六页,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梁氏此论可谓一言中的。多欲善变固然是个人的性格使然,但若非老辣“多才”,章氏这部直通车岂能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宝座上开下来,沿途在被章太炎先生称之为“任侠,以讨祆寇,有安集上海功”的杜镛门庭回廊前略作小憩,便一路径入中央文史馆馆长的位置?月白风清之夜,这位“孤桐”先生间或被召入南海菊香书屋,纵论古今天下,兼叙湖湘乡谊;其时周遭碧波荡漾,春风拂面,宠幸一时无二。

笔者腹枵辞穷,至此觉得唯有从梁漱溟先生之处借来“多才多欲”四字方可移作对郑孝胥其人的传神写照。郑氏之“多欲”者,笔者拟另文介绍。所谓“多才”者,系指郑氏在军事、经济、诗歌、书法诸多领域充分展露过拳脚,确有身手不凡的表现。尤其是海藏楼主的政治谋略,为他赢得了“诸葛”“卧龙”之誉。10-zx3.jpg

右图:岑春煊

先来看看郑孝胥用兵戡乱的军事才能。一九○三年,“时广西匪乱蜂起”,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调郑孝胥以四品京堂出任广西边防督办,平乱靖边。所谓“匪乱蜂起”,是指广西境内的会党游勇四处出击闹事,攻打官府,击杀外国官员,规模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时郑孝胥率领湖北武建军二千多人,孤军深入烟瘴蛮荒之地,前无向导,后无粮草接应,而会党游勇熟悉边境山川地理,“闻大军来辄旁匿,军过复出。积技如是,行千里不遇一贼”。(孟森《广西边事旁记·武建军防边记第二》)对手显然实行的是游击战。

郑孝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在新宁州安定塘一带设伏,“遣两营分堵上下游旁岸,山口村故倚山临江,匪在围中将死斗,严阵弗动。相持一昼夜,匪稍窘惰,争窜匿,其势已散。陆续搜捕又一昼夜,村中略无匪”。接下来郑孝胥施出抚慰村民的高明一招,每户发给银元三块,“民诧兵不居功恣取求,反有所给,以为奇,争导兵就山岩石隙获余匪甚夥。楚役虽小试,然军不浪战,以兵卫民、民自缚贼之旨定于此矣”(同上)。

初战获胜之后,郑孝胥进军龙州,设银行、医院,恢复交通商道及边境贸易,“既乐业,军中专就完善保之,勤放哨,数打靶,振刷士气,日日俨对大敌。以此坐镇两年,市肆无被盗者。诘其办匪之力,始终无鏖战,无穷追,晏然坐致之”(同上)。郑孝胥还极力提拔“久习瘴疠”骁勇善战的广西旧军官陆荣廷,命其统领五营二千人前行追剿扫荡,武建军二千人尾随作为后援接应。不久,“巨匪刘九缚他股农宝廷等,赴孝胥军前投诚”。这两股会党最为悍勇,枪械及人数亦最多。郑孝胥招抚刘九,命其斩宝廷兄弟三人以自赎。“自是枭目拥众跳窜边内外者略尽”(《广西边事旁记·荣军记第三》)。10-zx4.jpg

左图:广西边事旁记书影

综上所述,郑孝胥在广西用兵平乱之举,深得《孙子兵法》所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人之可胜”之妙,不浪战滥杀,实行“以兵卫民,民自缚贼”的方针,最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一八九五年,郑孝胥北上入京拜谒翁同时,曾经表达对付西北“回民造反”的策略:“叛回之事,攻剿非难,安集尤难。故吏治尤急于军务。”(《日记》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这种战略思想无疑十分高明。八年之后,郑孝胥手握重兵平乱靖边时就贯彻了这种“吏治急于军务”的战略方针。在军事上获得初步胜利之后,郑孝胥并不是穷追猛打,以剿杀干净为目的,而是安抚民众,注重民众生计,首先恢复交通商道,设立银行汇兑,促进贸易往来,使得当地民众能够安居乐业,渴望太平,从而迫使躲在穷山荒岭饥不得食的会党游勇出来缴械投诚。郑孝胥还大兴教育,设立龙州小学堂、龙州学社、边防将弁学堂,派遣学生远赴日本留学,显示了作为一方主政者的远见卓识。

郑孝胥曾说:“办大事者以善用财为第一要着。”(《日记》一九○三年六月廿八日)对于财富的使用有如此深刻认识的郑氏,自然不会忽视对经济及理财的研究。郑孝胥的经济才干,可以举两例为证。盛宣怀与张謇是众所周知的晚清理财高手,一为亦官亦商家财亿贯的红顶大腹贾,一为开创东南实业的经商巨子,但前者对郑氏一见倾倒,后者对郑氏时时移樽求教。10-zx6.jpg

左图:盛宣怀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郑孝胥与盛宣怀在上海相遇。“夜,盛杏荪太常招饮,同席者汪穰卿、张经甫、何眉孙”。(《日记》一八九七年二月廿六日)二日后,友人即来访,言“盛太常极相倾倒”,想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把郑调至沪上,主管“商会公所事宜”(二月廿八日)。盛宣怀果然不同凡响,仅凭一次交谈,便能看出郑氏有经济之才。两个月后,盛氏上奏折,保荐郑孝胥、梁启超等人(四月廿八日)。次年之夏,“傍晚,盛处送礼来,派充商会公所参赞,月给薪水百两”(七月十三日)。稍后,“盛太常邀至宅,谈铁路及纱机事。华盛纱厂拟租与西人,而于内地分建四厂,会同南北洋奏明,使予入宁谒岘帅(刘坤一),面陈事宜”(七月十九日)。

盛宣怀长袖善舞,经营项目涉及轮船、电报、纺织、铁厂、煤矿,尤其对筹建铁路情有独钟。郑孝胥在这方面可以当之无愧地算个行家。“何眉孙(盛宣怀下属)来谈铁路事,余曰:‘淞沪、南路之权舆,不可不慎于始。所最要者:一,车栈上下章程;二,行李运送章程;三,火车停发时刻。皆欲极于整齐画一。懂其事者必得毫不肯通融苟且而又耐劳者乃可。如目前无人,宜向日本火车公司雇用上等者一人,副者一人,熟习车栈者二人,足矣。’”(《日记》一八九七年八月廿九日)曾国藩曾经称赞李鸿章“才大心细”。郑孝胥果然心细如发。当十九世纪末年,国人对于铁路火车尚视为轰隆隆发出巨响的不祥怪物时,郑孝胥对于经营铁路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并能辅之一套严格的管理章程,令人不能不为之赞叹。10-zx2.jpg

右图:刘坤一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三月,(张謇)与两江总督新宁刘坤一议兴通州纱厂”,“十月,改议通纱厂官商合资,官以久搁沪上之机估值五十万两为本,由商集资五十万两合之”(《啬翁自订年谱》,见《张謇全集》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合资办纱厂,但如何签订合同,张謇尚须仰仗郑孝胥拟稿。“纱机合同,季直(张謇)请余属稿”(《日记》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廿三日)。过了三日,运送纱机由谁出资发生麻烦纠葛,张謇一筹莫展,向郑孝胥咨询,郑氏当即为其出一妙策,张謇闻之“称善”。

一八九七年,张謇“拟陈商务折片”,郑孝胥对其谈了一通清廷如何理财的看法:“各省虽立商务局,而尽交督抚之手,反为商务之蠹。使余入都,当说政府、户部,使特立开源局于京师,而设分局于各省,专归户部管理。凡各省有请兴商会者,由局颁发执照,准其自办,十年后再议收税。发照分三等:一,地中出货;二,机器制货;三,人工制货。分别酌收执照费,督抚不得私加抽派。必如此则毫无窒碍,成效易睹矣。”(《日记》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七日)其大旨就是在各省设立“开源局”,由户部垂直领导,财权收归中枢,否则地方与中枢争利,清廷理财将成一句空话。

一八九九年,郑孝胥出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张之洞与其商量筹款之策,郑孝胥“献裁驿站、行租契二法”(《日记》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日)。次年,郑孝胥受张之洞之召,与其“商兑换官票事,计铁路月需票二十万串,约银十六万两,若尽易诸官局,是湖北每岁坐收银几二百万也”(《日记》一九○○年四月八日)。由于角色转换,郑氏已在为总督出谋如何多揽银子入湖北官府。张之洞是深知郑孝胥满腹经济的,除了让其筹建铁路之外,还委任他管理枪炮厂以及兼管武昌开口岸之事。

一九○三年,郑孝胥被任命为江南制造局总办。同年,四川总督岑春煊保荐郑氏为“四川督办矿路大臣,准其专折奏事,赏给卿街”(《日记》一九○三年三月十八日)。又过数年,东三省总督锡良又盛邀郑孝胥赴东北,筹划锦瑷铁路及葫芦岛筑港口事。凡此,可以充分说明清廷重臣对于郑氏经济才干是如何倚重及赏识的。10-zx10.jpg

左图:陈三立

作为清末诗坛“同光体”的首领,郑孝胥与陈三立齐名。诗评大家陈衍论郑孝胥之诗:“以精思锐笔,清铄而出,故其廉悍沈挚处,较胜于苏(轼)陆(游)。”钱基博作《现代中国文学史》,论郑诗“沉挚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抗手”,又说,“张之洞诵孝胥诗,亦极推重曰:‘苏堪是一把手。’”中年之后,郑孝胥诗歌更是雄视文坛,令许多骚人墨客俯首称颂。曾任东三省总督及《清史稿》总纂的“赵次山(尔巽)作李(汝谦)所著《螺楼海外文字》序,称近来海内闻人多盛称郑君苏龛海藏楼之文,峻斩绝,有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之概云云”(《日记》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

“赤手捕长蛇”倒也罢了,但一匹尚未驯化的野马狂奔跳踉撒泼于旷野之中,不亚于电闪雷鸣,而健者往往能冷不丁扑上前去翻身上马,加以降伏--这是何等彪悍手段!难怪湖广总督张之洞要赞扬郑孝胥之诗“自明以来皆不能及也”(《日记》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经过“五四”以来以白话文、白话诗为载体的文学革命洗礼之后,国人通常对清末民初的旧体诗已经不屑一顾,旧体诗如同锈迹斑驳的商鼎周彝,大抵失去发展的生命力,只有搁置在博物馆中冷供起来的份儿。这当然仅仅是新文学家的观点。然而在旧文人尤其是清末遗老遗少的目光看来,以“同光体”为代表的诗歌精思健笔,独树一帜而光焰万丈,宛如上古《诗经》《离骚》,中古唐诗宋词,乃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或者毋宁说是华夏文化慧命所托之人在饱经忧患之后,以血泪凝成的精神瑰宝。试看在戊戌变法之时走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名公子兼大诗人陈三立晚年是如何评价“同光体”这一诗歌流派的历史地位的:余尝以为辛亥之乱兴,绝羲纽,沸禹甸,天维人纪寝以坏灭,兼兵战连岁不定,劫杀焚荡烈于率兽,农废于野,贾辍于市,骸骨崇邱山,流血成江河,寡妻孤子酸呻号泣之声达万里,其稍稍获偿而荷其赐者,独有海滨流人遗老成就赋诗数卷耳。(《散原精舍文集》卷十《俞觚庵诗集》序)

辛亥革命之后,神州震荡,军阀混战此起彼伏,无数黎民百姓蒙受连年兵燹,毕命于枪炮飞弹之下,流血成河,尸骨成山,倘有冤魂再现,岂非要与天下寡妻孤子一起“酸呻号泣”于神州赤县之上而久久不休?散原老人认为:作为这个时代大巨变、大哀痛、大血泪的唯一回报,便是避难聚集于东海之滨上海的一群清末遗老苦心孤诣所吟出的几卷诗歌而已--真可谓是“病蚌结珠”,光照一世。“稍稍获偿而荷其赐者”,这一句话语字字千钧,亦可说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另一种表达,散原老人于泣血哀痛之余不免又有自视甚高之欣慰。

对于“同光体”诗歌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不仅陈三立充满自信,而同时代的陈衍更是把诗歌奉为无冕之王,凌驾于一切学问之上。这可以陈衍与大学问家沈曾植(一八五○~一九二二)的一段话为证:丙戌(一八八六年)在都门,苏堪(郑孝胥)告余,有嘉兴沈子培(曾植)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堪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见子培数诗,雅健有意理。后十年相见,索旧作,皆弃斥,无一存者。余谓:“君博探群书,治史学,洎西北舆地。余亦喜治考据之学。其实皆为人作计,无与己事。作诗尚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子培意不能无动,间一为之。(《石遗室诗话》卷一)

据《陈石遗先生年谱》卷四记载,诗评家与学问家的这段对话发生在一八九八年的湖广总督府内。光绪六年进士出身的沈曾植学识精博,兼通佛道儒玄之学,旁及律学、医学与碑帖书艺,尤擅长考证西北历史舆地,成就不在清代乾嘉诸老如戴东原、钱大昕之下。王国维曾经指出:“其(沈曾植)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沈乙先生七十寿序》)然而陈衍对此统统一笔扫过,认为这些学问皆是为人作嫁,唯有作诗才能倾吐个人胸襟怀抱,显露自家独特的思想面目。笔者在此举出二陈之论,是想说明,在清末民初的遗老学者以及传统文人看来,以郑孝胥等人为代表的“同光体”诗歌成就,足可独上一代华夏思想文化的高峰,俯视群伦而当仁不让。

郑孝胥工诗善书,细究其在清末民初享天下之盛名者,除诗歌之外,自然不能不提他独步一时的书法造诣。易宗夔《新世说·巧艺》指出:近世书家,已自成体格者,厥惟郑苏龛。其书初学柳诚悬,后参以黄山谷,瘦硬飞舞,有不可一世之概。10-zx8.jpg

右图:郑孝胥书法

郑氏平生为人,何尝又不是处处流露“不可一世之概”?此即所谓“字如其人”也。当年郑孝胥在湖广总督府任幕僚,其书艺已崭然露头角,见重于世。“赴清河坊花巧林家,坐有胡尔梅、王伯祺、郭荫生等。胡自言,于南皮坐见余书屏苍劲,疑是老宿,今相见殊出意表”(《日记》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七日)。这透露张之洞会客厅中悬挂的对联是青年郑孝胥所书,笔法苍劲,令人误以为是宿儒名家之所为。这或许也就是总督赏识之所在。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大寿,两江总督刘坤一要赠送一幅寿联,“午后,桂嵩庆送来新宁送南皮寿联,求余隶书”(《日记》一八九六年九月四日)。此举亦可算是难得一遇的雅事,必须要找一位书艺卓绝的名家执笔一挥,方能符合东南两位名督巨公的身份,此人在当时就是非三十余岁的郑孝胥莫属。

辛亥革命后,郑孝胥隐居海藏楼,每写一字可值白银十两。“为人作字。九华堂代求鸿仪堂匾,每字润笔十两”(《日记》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蒋孟苹、蔡鹄卿来,蒋为中华书局代求匾四大字,径三尺,润笔百元”(《日记》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九日)。“使小乙(郑子)结算丙辰年(一九一六)卖字所得,凡二千七百四十五元七角,又银二百两”(《日记》一九一七年二月六日)。当年郑孝胥在总督府做幕僚时,月薪为九十两银子,而二十年代北大、清华的教授月薪亦仅为二三百元,由此看来,郑氏每年光鬻字一项收入亦不可谓少矣。

清廷垮台,对于许多曾任一官半职的遗老来说,宛如天崩地塌,因失去丰裕的俸禄,顿有生计之忧:或出售骨董书画赖以存活,或任教职以糊口腹,或替人写墓志铭济一时之穷,或学老圃在乡间种田贩瓜,最奇者如曾任陕甘总督的蒙古贵族升吉甫流亡日本穷困无计,竟效司马相如短衣犊在东京街头叫卖烧鸭哩(《日记》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七日)。如果成吉思汗、康熙大帝九泉有知,真叫他俩何以为情呢。然而此时的郑孝胥,身居海藏楼,观花赏月,诗酒酬酢,活得何等潇洒,其高出众多遗老一筹之处,就在于郑氏手中那支狼毫巨笔挥洒之际,能涌出千百两白花花银子供其坦腹高卧,无须屈身折腰为稻粱谋。

郑孝胥不仅多才多艺,而且足智多谋,与之交往的晚清疆吏重臣常以“诸葛”“卧龙”称之。一九○三年初郑孝胥在上海任江南制造局总办,四川总督岑春煊保荐他为四川督办矿路大臣,清廷厌恶郑氏狷介不善逢迎,降旨以道员发往四川差遣(《日记》一九○三年三月十八日)。时为工部左侍郎、会办商约大臣的盛宣怀闻讯致电郑孝胥:“宣于商务,辞不获命。卧龙入蜀,大失心膂。下月尚图良晤。”(《日记》一九○三年四月十八日)盛宣怀此时与郑氏相交仅五六年,但对他已佩服不已,故不同寻常地以“卧龙”称之。

不久,因广西会党暴动,岑春煊调往两广任总督,再次保荐郑孝胥以四品京堂充广西边防督办。次年夏季,郑孝胥率湖北武建军二千多人,进入广西平乱靖边。年底,岑春煊致电郑氏:“得感二电,知匪才二百余名,所派营哨当敷剿办。诸葛一生惟谨慎,执事守此二字,煊何忧哉。”(《日记》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岑春煊较之盛宣怀,对于郑孝胥相知更深,故推崇更甚。稍前,岑春煊致郑的电文说:“置公于苦□之地,不独不忍,抑大负中国矣。”(《日记》一九○三年十一月廿九日)意即像郑氏这样的大才,理应出任朝廷要职发挥才能,如今因岑之荐,置身于蛮荒之地靖边剿“匪”,岂不大材小用,愧对国家举贤之道。四年后,当清廷授予郑孝胥广东按察使一职时,岑春煊即来电致贺:“奉旨调粤,恭贺大喜。煊自愧无才,借公作师资。”(《日记》一九○七年六月八日)这些电文说明岑春煊自始至终视郑氏为“诸葛”智囊,并且放低身段地奉为“师资”。10-zx7.jpg

左图:端方

一九一一年,时任湖南布政使的郑孝胥奉命入京商讨外省官职,恰逢四川兴起保路运动,清廷命令曾任两江总督的端方统军前去镇压。端方自思这次入蜀用兵危机四伏,前景莫测,多次发电文给盛宣怀,恳求郑孝胥同行相助:“此行拟请苏堪同方入蜀,山青水碧,足壮诗囊;谕檄难文,立折蜀士。艰难险阻,谅所不辞。缓急扶持,交情乃见。苏堪健者,必不吝此行。”(《日记》一九一一年九月五日)此时“处万难之危地,又预知良果必无”的端方方寸已乱,只有幻想借助郑孝胥高人一筹的智慧,或可使他涉险过关,脱离大难。此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清廷执政者急忙向郑孝胥寻求对策,郑氏当即提出四条建议:“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日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辛亥革命前夕,各地已经动荡不安,大乱迫在眉睫。盛宣怀曾对郑孝胥说:“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日记》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日)此语可谓意味深长。环顾当日中国,清廷衮衮诸公对于郑氏才智倚重之深,或许可以说闽人郑孝胥已是清末政坛的首席智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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