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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起:李四光、陈小滢、陈西滢、李熙芝(李四光之女)、邹承鲁(李熙芝的先生)、李四光夫人和凌叔华摄于1949年,英国。

往事回眸

       --漫忆李四光一家

作者:杨静远

父亲、女儿、女婿,一门出了三位院士,这是我国科学界独一无二的院士之家。这个家庭,为祖国的尖端科技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现在,他们都相继离世。除了对他们深深的景仰,我还怀着难以消弭的私人怀念。因为,说起来,李四光一家和我家是世交。早在一九二○年以前,我的父母与李四光在留英期间相识,结为知交。我父杨端六在伦敦大学学经济,我母袁昌英在爱丁堡大学学文学,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学地质。由于志趣相投,我父还曾有意将他的一妹介绍给李伯伯,但由于我姑姑已另有心上人,未能如愿。我小时候听母亲说到这事,不无惋惜地说,要不然,熙芝就是我的表妹了。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他们先后回国,在漫长的数十年中,聚少离多,但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情。而第二代的我和他们的女儿李林(原名李熙芝),又自然地成了童年时代的好友。下面,我从生活的角度,把我能记忆的点滴记述如下,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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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李熙芝(李林)和作者摄于上海,约1928年。

在上海

我最早结识李伯伯一家,是在一九二八年的上海。那时我母亲再度游学欧洲(法国)归来,把我从北京外祖家接到上海与父亲团聚,家住北四川路四达里,与周鲠生伯伯一家合居一宅。一九二八年,父亲离开供职八年的商务印书馆,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与李四光、傅斯年分别主持三个研究所,两家来往更密切了。我和熙芝同年出生,我在年头,她在年尾。我只知道李伯伯是湖北黄冈人,最近才从网上得知他祖上是南迁的蒙古族人。李伯母许淑彬是无锡人,学音乐,是一位温文优雅的大家闺秀。那时她开始教熙芝弹钢琴,但熙芝的一个食指因伤短了一截,大概为此没有正规学下去。这张两个五六岁小女孩亲热偎依的合照,是那时留下的仅存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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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胡适在武汉大学讲学时合影(1932年)

在武汉

一九二八年,一批留英同学受命到九省通衙的华中重城武汉,共同筹建以王世杰为第一任校长的国立武汉大学。李四光任筹备委员长。我母亲也在第一批教授之列,任教外文系。一九二九年九月,她带着我先赴武昌,我父因在中研院任职期间患白喉重症,辞职治病,一九三○年九月才去武大,任经济系教授后又兼法学院长。武大原址在武昌东厂口,逼窄简陋,不利发展,李四光倡议并偕同叶雅各教授查访四乡,选定了风光旖旎的东湖畔的珞珈山。一九三二年,新校舍建成,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美丽校园。教授们住进号称山前“十八栋”的别墅式楼房。我家住第三排的三二七号(现编号十七号楼),左侧是前后住过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的“校长楼”,右侧住着教务长皮宗石一家。李四光家住哪座楼,想不起来了。王世杰的长女王雪华、李熙芝和我,同为附设小学的高年级生,成为密友,自称“桃园三结义”。但一九三三年王世杰就任教育部长,王雪华随去南京;大约此前,李四光回上海中央研究院,后去北京就任北大地质系主任,“三结义”就此散伙。不过从一张老照片看,李伯母和熙芝似乎还在珞珈山多待了一段时间。照片前排正中是来武大讲学的胡适,他左侧的三位女士,依次是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因她们的文学成就,被誉为“珞珈三女杰”。胡适右侧的高个子刘秉麟身后露出半张脸的是王世杰,可见这时他还没有离开武大。而后倒数第二排右二的圆脸女士,就是许淑彬。这张合照估计应是摄于一九三二年。我记得,在一次附小的联欢会上,李伯母演唱过英国一战中流行的一首名曲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景山东街

一九三一年夏,母亲为治病,携九岁的我到北京,在景山东街的李四光家住了一个暑假。那是一处幽静的四合院,大门正对着景山的红色东墙。李伯伯好像外出考察去了。李伯母、熙芝和我们母女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熙芝指着景山告诉我,那是煤山,领我去看崇祯上吊的歪脖子树。我们同游了西郊的“万生园”(即今动物园),动物虽不多,但大门口那一高一矮的两个标志性的看门人,却把游人逗得直乐。一同游故宫,一同骑驴游西山,一同逛琳琅满目的东安市场。看过一次京戏,似乎是梅兰芳演的《天女散花》。李伯母每天给我和熙芝一人一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当时还是稀罕物。到下市时,我们面对面细细啃着那最后一枚美味的鲜果。这样富于文化气息的老北京风情,是我在有点土气的商埠武汉不曾见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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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6年李四光别墅,1970年冬毁于火灾。(照片采自罗时叙《庐山别墅大观》379页)

几上庐山

抗战前,我家大约三次上庐山避暑。西人开发的牯岭别墅区有我外公购置的一所别墅,位于长冲河中段的剑桥路七十八号。李四光家在芦林区有一别墅,李伯伯当时正在庐山上做地质考察。至少有两个夏天,我家和李家常互相串门。一次,熙芝患肺病,她每天要喝六碗牯岭镇送来的牛奶,那是专供山上的洋人饮用的,特别浓纯。后来她的病就好了,眼看就长得壮实起来。她家坐落在半山腰,从阳台望下去,郁郁葱葱的芦林风光尽呈眼底。他们好像刚从美国回来,带回一具我不曾见过的幻灯式的东西,透过镜头,可以观赏镜片上的各色风景。可惜这别墅在一九七○年毁于火灾。最后一次在庐山相聚是一九三七年夏,我们都已是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王雪华一家住在与我家毗邻的牛津路。三个好友又玩在一起,一同在长冲河里赤着脚跳石头,在凛冽的芦林游泳池里游泳,欣赏外国女孩飞燕式的跳水。这游泳池后来填掉了,开挖了一个大面积的芦林湖。几个步入青春期的女孩也谈起某些私秘的话题。熙芝告诉我们,孩子是怎样由父母孕育出来的。我听了十分惊诧和恶心,她却若无其事,说是她妈告诉她的。可见她家的家教那时就很开明。李伯母好像在搜集山上采石工和建筑工唱的劳动号子,准备作曲。有一个号子我听了一夏,牢牢记在心头:5.5535|6.5616|2-32|1216-|1.23532|1.26-|2.2216|5-5-|6.12-|6165-|1.6535|6-5-||

抗战八年

抗战期间,各校为避战火,纷纷迁往西南大后方。我和雪华同入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乐山武汉大学学文科;雪华入中央大学学医,校址在成都。熙芝在桂林入广西大学学机械。她就是在这时改名李林的。三个朋友分道扬镳,思想交流渐疏,但偶尔通通信。我在《让庐日记》里两次提到熙芝。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接到熙芝从成都来的信,她已经到成都了,我的老朋友!我多想见她啊!”她已毕业,在成都航空研究院工作。十二月六日记:“接到熙芝的信,附一张照片。这老妹子,长变了,电烫头发,看不出什么风度,可是真诚坦白如故。我心里一阵暖。我把它放在嘴上,贴在脸上。啊,人间多少爱!”一九四五年我获密歇根大学东方妇女奖学金,李林通过李约瑟推荐,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奖学金。我们又在重庆聚首,一同跑教育部、外交部、领事馆等办出国手续。这期间我去看过一次李伯伯伯母。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手续都办妥,出国了。

新中国成立后

一九四八年我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任讲师,一九四九年夏与新婚爱人一同来北京,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李四光夫妇一九五○年在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协助下秘密绕道欧陆回国。李林一九四八年获冶金物理硕士学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期间,她与邹承鲁结婚,一九五一年两人获博士学位后一同回国,分配在上海工作。李林在中科院上海冶金所,一干八年。邹承鲁在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邹承鲁是我在南开中学一九四一级的级友。在校时,他就以才华出众闻名,在一次英文演讲比赛中,他那英姿勃勃的风度,博得了全场师生的赞赏。我们还参加了南开合唱团。毕业时,一九四一级的级歌,就是由他作词,由刘君若和我选曲的。至今还记得歌词的第一句:“莘莘学子来四方,三年风雨聚一堂。”由于他俩工作出色,五十年代某大刊物(好像是《人民画报》)特做了报道。一张图片显示出邹承鲁由李林钢琴伴奏唱歌。

五十年代,我家住外交部街,任地质部长的李伯伯家住相距不远的遂安伯胡同,我有时去拜访他们。他家陈设简朴,只有一台嗡嗡作响的老式电冰箱,他们从不留我吃饭,因为二老都患有糖尿病等,饭菜无盐无糖无味。

我在生下女儿后肺病急剧恶化,得了抑郁症,彻夜失眠。我向二老诉苦。李伯伯开导我说:要多想想世上千千万万比我们痛苦得多的人。他还教我失眠时躺着做静气功,那是他长期对付顽症的办法。后来我在政治运动中成了不齿于人的“分子”,他们也搬到西郊法华寺地质力学所,我再也不便去看望他们。一九七一年李伯伯病逝时,我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下窑挖煤。我在干校一呆三年半,回京无门。一九七三年春节,我请假回京探亲,一面看病,一面四处奔走设法调回北京。二月下旬,继外婆去世,参加告别仪式时,遇见熙芝。相识的还有老一代女作家方令孺(桐城方苞之后),她的女儿陈庆纹(武大我母亲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后改名李伯悌),陈汲(陈西滢之妹,竺可桢之妻),周小松(周鲠生之女)。记得熙芝对我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平时难得见面,每走一位老人,才见上一面。”而今轮到我们自己这一代人一个个走了。几天后,应李伯母之邀,约着保熙(刘秉麟之女),带上我的读初三的儿子严扬,远征西郊法华寺去看李伯母。巷子深深拐进去,是大门,进得大门,是一间长长的房间,沿墙一溜摆放着各色石头,那是李伯伯从各地搜集到的矿石。宅子虽大,却不是温馨宜居的布局。进得第二道门,便是客厅兼会议室的一大间,除了沙发坐椅,没有任何摆设。再往里,一条长廊通向卧室、饭厅等,摆着一架旧钢琴。这家人,就是长期过着这种与工作合而为一的不讲究也不舒适的生活。李伯母已经双目失明,但丝毫不露愁容,仍是那么和蔼、亲切,和我们随便聊着。她特别关心我父母的情况。我父亲已在文革开始时在铺天盖地的声讨大字报中痛苦地病逝。母亲发配在醴陵老家乡间,还在苦熬岁月。两个月后,她就在乡下病逝了。李伯母只是叹息不已。熙芝在一边陪着,话不多。她穿的是一件中式对襟袄,而我穿的是一件显得很革命的深灰色女式军便服。她从来不是一个爱闲聊的人,何况她的工作都属保密性质,我们没有多少交流。

午饭时,邹承鲁回来了,还有他们十几岁的女儿平平(宗平)。邹承鲁比在南开时发福了,我几乎认不出他。我们谈了谈南开的共同熟人,老师,同学,谈到四一级年纪最小而成就最大的朱光亚,他后来在密大再度与我同学,并且同参加一个大合唱团。承鲁说,朱光亚头发全白了,可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饭后我们告辞回家,这是我见到李伯母的最后一面。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社会上人心惶惶,流传着什么“地震表”的说法。我给熙芝写信探问虚实,她断然回答:纯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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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李林、周小松、王雪华和作者1986年摄于焕葆家。

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已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远在美国从医的王雪华,偕同其夫艾世勋回国探访。她约着几个老友在王焕葆(二任校长王星拱之女,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作)家见面。一个上午,话哪里说得完,七嘴八舌互通几十年的音信之后,留下了两张珍贵的合照。室内的四人照,左起李林、周小松、王雪华和我,珞珈山上的小朋友,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王焕葆,大概因为是她所摄的。我送给雪华、熙芝各一本从文坛上消失多年刚刚复出的我母亲的文集。

几年前,我弟弟杨弘远(武大生命科学院教授)几次来京开中科院院士的会,与邹承鲁院士同属一个组,得以相识。我和李林通电话时提到这事,她有点腼腆地笑着说:“我也是院士。”我祝贺了他们。她就是这样一个默默地做着贡献但十分低调的人。

中国石油之父李四光早在一九七一年就辞世了。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李林辞世了。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邹承鲁辞世了。中国独一无二的三院士之家,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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