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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女女五十年

  ——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作者:星星

“作风问题”这个词,这几年不怎么见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还曾经是常见的。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个词儿并没有一点肮脏的意思。但谁也知道,它是一种指代。它是“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代称,特指那种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甚至奸情。

这个词儿的出现和使用,令人不解。我们曾经使用过“三八作风”,指的是政治色彩极为鲜明的“三句话八个字”。解放军至今还要求“作风过硬”,这里的作风显然不含贬义。什么时候起,“作风问题”包含了“耍流氓”、“搞破鞋”这样不堪的含义呢?“作风问题”的两种用法,大体上是从革命根据地沿用过来的。八路军干部进了城,根据地的语言成为强势语言,“作风问题”的使用,很快也就从革命队伍内部普及到大众。尤其是公职人员,一说起“作风问题”,大家都约定俗成地知道它指的什么。

也就从这时起,“作风问题”成为一个恶谥。谁要是沾上它,谁就会惹上一身骚气,声名狼藉,威望扫地。同理,作风正派也就成了组织和群众最有价值的褒奖。正人君子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面对男女之间的交往,生怕招惹某些嫌疑,落下闲话。从另一面来说,如果有人想要攻击对手、仇家的话,也经常喜欢编排一些对方的桃色口风甚至奸情传闻,借以有力地损毁对方的名声。那时诬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散布对方男女关系的传闻。而如果是被组织或者对手结结实实抓住了这一方面的把柄,不只单位要“严肃处理”,周围的同事也要同仇敌忾,愤怒谴责。甚至一些闲人也喜欢指指戳戳,奚落嘲笑。唾沫星子淹死人,组织处理和民间舆论两面夹击,犯错误的当事人不但降职降薪,处分开除,侥幸换一个地方吧,也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人生在世,犯错误不可避免。这错误,当然也包括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即所谓“作风问题”。犯错误,组织当然要处理,同志们当然要批评。问题在于,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对于“作风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偏于严酷宁左勿右的。对于和配偶之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我们的态度是,未发生时,刻意防范,互相监督,如同恩格斯所说的人人戴一副“妓院眼镜”。既发生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处理从重从严,更严格的是思想批判大会检查这一关。深挖“思想根源”,才能痛改前非么。这种思想根源,有点文化的,还会用一个文绉绉的词儿,叫“资产阶级淫乱思想”,大老粗的批判火力更猛,一般都会痛骂“禽兽不如”,“和畜生一样”。我也参加过难以计数的批判会,惟独这类批判,是可以放开痛骂,不论怎么难听都不过分的。一个人被众人指着鼻子痛骂,本来已经足够丢人败兴。出了门,丑事一传开,如果犯法,还有人同情,这是犯淫,人们连施以怜悯的胆量都没有。如同古人说的“人人轻且贱之”,这是要毁了你一辈子的。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和杜干事的调度当然分不开。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作为名言传遍部队。在“司政后”三机关的联合批判会上,团长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杜黑子“不要脸”。当年他就被处理复员。我还认识武汉部队一位青年诗人小金。七十年代初期,他在全军就诗名盛传。《解放军文艺》复刊时,我们同时被点名参加复刊工作,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也是初来乍到,孤独寂寞,有一天他看到隔壁住进了一位女性,入了夜,他便轻轻叩敲隔墙,听听有没有回应。一连几次,那当然有勾引对方的意思。不料那个女人不买账,隔天就告到文艺社,此事要在现在,充其量算个性骚扰,那时却是不折不扣的“耍流氓”。小金很快就被打发回去,从此人琴俱杳。我不但没有再见过,连他的诗也无影无踪,在报刊上消失了。这些才子,都可称当时的人尖子。他们再没有机会施展宏才,我不知该惋惜他们的不自重,还是该责怪那时的“一棍子打死”。

无论怎么说,这两位还都是和别的女人有染或者企图有染。最抱屈的是当时还有这么一批朋友,他们只是和自己的对象即未婚妻提前发生了性关系,他们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严惩。那时即便成婚,两地分居也很普遍,更不要说未婚夫妻了。部队官兵的对象多在老家,常年隔离,小伙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动格外强烈。年轻人干柴烈火,异性身体的神秘诱惑点燃了偷尝禁果的欲望,每当女方来部队探视的时候,这类事情就时有发生。按照“明媒正娶”的性道德,这当然越了轨。但是这毕竟只是“先上床后登记”,一方对另一方都是负责的。现在的社会学家为了把它和一般的性随意相区别,特地创造了个新名词叫“婚礼前性行为”。它按理更加应该得到社会的宽容和理解。稍微要是讲一点人情人性,网开一面也就过去了。据最近的社会调查,由于社会对于“先上床后登记”日益宽容,新一代的年轻人接近人群半数几乎都有过婚礼前性行为。但那是一个“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年代,即便是未婚夫妻,提前发生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毫无例外地要受到惩戒,让你没有好日子过。

我们通讯连有个副指导员,年轻有为,已经内定再提职。喜上加喜,未婚妻来部队探视。小伙子把持不住,住队期间便冲破了禁区。小两口的秘密,甜在心里,连里也没人知晓。不料女的返回以后,突然来信说怀孕了。看来纸包不住火了,副指导员连忙向组织坦白交代,同时打报告要求结婚。几番检查终于过关,背了个处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汤。于是回去办喜事吧,月余以后回来,看他吊着个长脸,我明知故问: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气冲冲地回答:喜个,说是肚子大了,放了个屁啥也没啦!原来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经晚了几天,就惊恐莫名,连忙向丈夫告急。这下可好,孩子没怀上,丈夫的前程也毁个干净。

对于干部来说,纵然受了处分,总还有隐忍努力、东山再起的希望。如果是战士遭遇此类麻烦,一般是干脆利索打发复员,那是影响一生的重大转折。我们电影队有个战士小张,高中毕业,“文革”时期,当兵的高中毕业就算高学历了,学技术来得很快,有希望提拔电影队队长。小张的女友是高中同学,两人爱得那叫个如火如荼,情书不断,那信中思念挑逗,小张每次都看得火烧火燎的,得意时也悄悄地让我开开眼。偏巧在讨论提拔小张的时候,女友来相会了。大家最担心这两人“提前接火”,无奈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张和对象不但“初试云雨情”,而且女方真真切切怀了孕。坦白交代检查这一关一关要过自不必说,那时节正好刚刚推出革命样板戏《龙江颂》,第四场演的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提前把储备的柴草烧了砖,女支书动员社员们不要上当。这里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学会了,不过倒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唱词中间有两句特能嘲弄小张。从此大家见了小张,碰了头就唱:

——咱们想啊一想,
提前烧窑对不对?
要警惕,阴暗角落逆风吹——

唱腔很快传遍部队,小张没有脸面不说,部队首长也觉得“影响太坏”,当年决定让他“复员算了”!

欢送小张,政治部聚餐,小张明显喝多了。为了活跃气氛,有人提议:欢迎小张唱个歌好不好?好!小张醉眼迷离,一张口就唱:“咱们想啊一想,提前烧窑对不对?——”朋友们顿时目瞪口呆,接着是长久的沉默,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副指导员和电影放映员都也年过半百。偶尔能听到他们夫妇的消息,知道他们婚后的和谐与幸福。《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的作者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证明有过登记前性行为或婚礼前性行为的夫妇,婚后的性生活较一般人要更加丰富多彩。这中外四个作者的联合调查表明,在1989年之后这一代人,有此行为的比例已然剧增到86%。为此他们感叹,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前性行为大潮”,绝不是个别人的冲动,“这是一种全社会的涌动,是整整一代人的正步走”。如今谁又能奈何他们?可惜了我那两位战友,当年他们为了自己的“出格”,却是付出了远大前程的代价。

六十年代和“文革”时代对性越轨行为的严酷处理,有时竟然到了毫无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它连人之作为人,甚至作为动物的天性都一律不予考虑。它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和世界观相联系,即使作为人的生理需求,肉体发育,也成了思想品德问题,年轻人成长时期的性发育现象,也要纳入道德品质的范围去衡量裁度。这里,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诞和残酷的人生悲剧。

我们部队历史上有过战功。有个连队,在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中阻击打得漂亮,当年有过光荣称号。这个连的一班自然是英雄连队的英雄班。班长姓任,是个机枪手,有文化,人也精干。毛病是自由散漫,说话随便,属于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那一类。一天突然听说,任班长终于出大错了。那是有一天闲了逗笑,连里一帮光棍,少不了谈说女人,有两个战士发愁退役后找不上老婆。任班长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慷慨地要给他们一人分配一个。报纸头版是中央领导人节日出面的照片,这小子一时犯愣,指着其中的两位女性首长,说:这个给你,那个给他。这下可闯了大祸。两位女性首长正凶焰万丈,连里哪敢保护他,汇报到政治部,当然要处理。组织部门的同志认为,既然有这样反动下流的思想,肯定还有其他言行,动员任班长彻底交代,彻底清理。无奈这小任只是说话随便,实在没有其他流氓行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长终于交代他去年在军训期间曾经有过手淫。几次检查批评,终于结案。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在组织部门填写任班长的档案时,无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长记录在案的错误,除了侮辱中央首长外,还有另外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生殖器一次。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任班长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种无边的愤怒和悲凉涌上心头。那是什么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条狗。我们的单位,实在是法力无边,它全知全能到了无以复加无微不至的地步。它连这种青春期的生理现象也要管,它连这种纯粹的个人私密空间都要照亮,让每一个人的私处都无情地暴露在阳光下。有学者统计,“文革”中间,青少年的自慰率比建国初期还低了六个百分点。这一极端个人化的生理欲望,竟然也成了社会规范打击的对象。

任班长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部队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山村,组织部门宣布给他平反。听说他外出打工,没有见人。他一个农民,无职务可恢复,无工资可补发,有什么“反”可平。

自从1949年以后,我们就和各种各样的性研究、性宣传隔绝了,“文革”以后,那更是进入了性忌讳、性压抑、性禁锢的时代。只要一沾上性,全民噤若寒蝉,闭口不谈。面对性问题和性实践,我们只有革命与下流的两极结论,我们只有圣者和流氓两类人。这样,一些有性心理疾患或者性变态取向的行为就遭了殃。比如窥阴癖,比如露阴癖,比如恋物癖,那时一言以蔽之:统统是耍流氓。但说到底,这都是一些心理疾患,也有的近于生理疾患。既然它是一种病态,救治它的只有医学。硬要“上纲”,说成是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问题,那只能是这个社会出了毛病。但可怜的自然科学,面对“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化”多么软弱无力。这些病态,也无一例外被拉上了“革命”的审判台。

我们的干部科长是个老革命。解放战争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我当兵时他已经休息了。听人说,杨科长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个老毛病,多年来多次调戏妇女,屡教不改。杨科长调戏妇女,那可谓是不分时间地点,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随时随地出洋相。比方说部队在露天舞台演一场节目,他就会钻到大姑娘小媳妇人窝里,隔着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拧一把,到人家奶头上摸一下。比方说他在营房门口的庄稼地转悠,看到浇地的农妇,突然就会像阿Q一样发出“我和你困觉”的请求。像杨科长这种手段,他当然不会得逞。但杨科长的特点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得逞过,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隔上一阵,就会有驻地附近的女人找到营房指认,怒喝一声:“就是他!”于是照例批评检查。杨科长的检查在我看来确实够深刻,每次他都痛骂自己“猪狗不如”,“畜生一样”。他的女儿比我们大,就住在军营。有一次大会检查,杨科长痛恨地说:“我自己也是有儿女的人,要是别人糟蹋我女儿,我能容忍吗?”这检查难道还不够触及灵魂?但检查归检查,过后照犯不误。他说:“那会儿就像鬼迷了心窍,就不由我。”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师医院住院,一间病房四个病人。中午女护士例行测量体温,拉了拉他的手,递给一支温度计。杨科长却性欲顿起,一把抓住小护士的胳膊,就往蚊帐里拉。光天化日的,吓得女护士大喊大叫,医院病人都来围观。事后,杨科长照例是深刻检查,照例是屡整屡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来越猛,对杨科长却收效甚微。杨科长这是怎么了?连部队首长也在叹息:老杨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伙骟了。

十年以后,各种性学著作渐次在书店露头,国人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性心理这门科学。二十年后,各家医院纷纷开设了精神卫生科,心理咨询也成为一种新兴专业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这时候我们终于想明白了,杨科长的屡教不改,其实是一种心理疾患。我且命名它为“强迫性性挑逗”吧,它一般没有暴力倾向,对侵犯对象伤害也较轻微。对付它,心理医生们有疏导的办法。它不是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革命大批判的吼声也吓不退它。政治思想工作那时被誉为“一抓就灵”,面对一个革命老干部“性错误”却每每失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尖锐的讽刺。“文革”中奉为万能的“思想教育”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局限,也显示了它的蛮横。它顽固地霸占着一切领地,把其他科学一概排拒在外。一种简单的心病,想对症也那么难。

去年夏天我去北京,曾就杨科长的病例求教过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我详细叙述了杨科长的历年行状。李女士郑重地说:“他应该去找心理医生。”她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说,“那时,没有啊。”

是啊,那时,没有。不是不应有,是不能有。杨科长于是只好不断地检查,又不断犯病,不断地挨批,不断地挨骂,一直到老死。

现在一般的性社会学家都认为,“文革”以后拨乱反正,一直到1985年,中国人的性文化水平才大体上恢复到1950年代的状况。就在八十年代初期,让“文革”给闹得十分荒谬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的。那时我已经转业到山西运城,一天我去医院看病,到外科,已经有几个病人候诊。其中有父女二人,那父亲看样子四十多岁,女孩也就十六七岁。这男人一脸怒气不息的样子,那女孩惊恐地看着父亲,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一会儿,轮到他们自诉症状,那男人突然对医生大喊:“丢死了人了!我没脸说!你叫她自家说!你叫她自家说!”那女孩不敢看人,只顾低头嘤嘤地哭。吵吵嚷嚷的,我们终于听明白了。这女孩到了性成熟的年龄,前不久有了自慰行为。她顺手用了一根缝衣针,不慎滑入阴道,溜进子宫。本来,这就是女孩最私密的事,她只能求告亲人。进了医院,也是个很小的手术,当天就可以走人。这个父亲,显然认为女儿做下了伤风败俗天理不容的丑事,这已经属于性蒙昧性无知。即使这样,父亲也该保护女儿的隐私,悄没声地取出走了,谁知道?这个愤怒的父亲却已经是气晕了心,看样子他决心要张扬女儿的“丑闻”。亲情也压抑不住他的冲动,他自觉地维护道德风化的决心和勇气让我吃惊。这让我想到了这个父亲之外的千万民众。如果他们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愿保护,对于家人以外的“作风问题”,他们施以重拳还有何顾虑?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们民族的捉奸热情令人惊讶。破门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绑。有信来定是情书,面带笑大约怀春。单人外出,可视密约,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馆监督,严格审查。小脚侦缉队,警民大联防。人人都是卫道士,各个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紧盯了他人下身。“文革”的性压抑后遗症遗害国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统计,就在我们的大城市,婚前没有接吻拥抱的夫妇竟然占到近半。这在发达国家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民族怎么啦?我们的社会怎么啦?我们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禁锢了几代人。这样的日子不堪回首。

那么,就暂时不要回忆了吧。

改革开放仅二十年的工夫,我们就发现周围的变化可称翻天覆地。仅就当代中国人的性关系和性行为讲,那也可谓移风易俗了。“作风问题”这个词儿,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使用了。年轻一代的性开化,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宽容。组织领导对人的评价更加客观,不再因为绯闻问题“一票否决”。避孕技术的进步,使得性与生殖相分离,进一步加剧了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性心理研究和性科学的发展,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性变态者”开始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无害。一些反常的具体性行为方式,已经不再受到大众的谴责。一种新兴的性观念和性哲学开始在民众中流布和渗透。仅看看这些词儿吧:二十年前完全是贬义的“第三者插足”变成了中性的“婚外恋”,接着又变成了褒义的“情人热”。一直沿用的粗俗的“上床”、“睡觉”,先是变成了中性的“夫妻生活”和“性生活”,后又变成了富有感情色彩的“亲热”和“做爱”,而且与前相比较,“亲热”和“做爱”显然没有严格的性伴侣限制。性知识教育普及到接近泛滥,再没有青少年为了自己的秘戏而自责悔疚。男女之间的交往气氛也空前宽松,有论家已经概括出了有别于友情爱情亲情之外的“第四种感情”。性问题已经不再是社会传播的禁忌,人们可以坦然地谈论探讨性问题与性经验。维尔特曾经预言过:“最终有一天,德国工人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夜间所做的事情。”在中国,今天这已经是见惯不惊的事情了。总的来说,在这个领域,罪与非罪,罪与错,大错小错,错与不错,无所谓对错,这些界限,整体上都划得清清楚楚。听到“作风问题”,就一锅烩了,统统打杀,那是荒唐的历史了。

人类未来的性行为与性关系是何等情形的,恐怕谁也难以预设出一幅蓝图。但传统的道德伦理必将被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则是确定无疑的。恩格斯早就说过,面对偷情,我们不仅要问是否合乎道德,我们更应该问是否基于爱情。他的理想是:两性关系成为仅与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于干涉的私事。弗洛伊德认为,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由于负罪感的增强而导致的幸福丧失,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马尔库塞则认为,只有爱欲得到解放,人类的解放才会到来。他预言:新人类遵循的是幸福原则,“这种幸福原则排斥一切道德标准”。这些人类的思想家的思考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人的解放才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尽管我们对于新的性道德、性规范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尊重人之为人,尊重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青少年,哪怕未婚者都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性解放的原则日甚一日地冲击着过时的陈旧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准则。这时,我们再回忆六十年代及“文革”十余年的性禁锢性惩罚,越发感到那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严酷的禁欲时代。

“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走着看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跌落到往日的黑暗里去了。我想定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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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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