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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作者:苗振亚

这几年来,有关胡适的研究和写作逐渐升温,看起来,胡适重新回到当年他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的崇高地位为时不远矣。可是,胡适的一生,并不是总能这般走运,上个世纪中叶,他曾经被国共两党指斥为对方的“帮凶”,俨然一派风箱里的老鼠,两头都不讨好的形势。当然,胡适不可能真正成为双面“帮凶”,但是,理解胡适成为“帮凶”的历史,对于理解胡适这一介书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无疑是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

胡适最早被指为“帮凶”,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即将崩溃之时。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电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电报中称: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接下来的新华社电讯,则由“帮凶”升级为“战犯”。升级的理由是:许多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教授认为,战犯名单中必须包括战争鼓吹者胡适等人。

说胡适是战争鼓吹者,从现有的史料里,还找不到多少有说服力的证据。但说胡适是南京政府“罪大恶极”的“帮凶”,证据似乎并不缺乏。

让我们稍作罗列:

1937年7月,胡适正以他在学界的影响,走访欧美,为抵抗日本侵略争取国际同情,突接蒋介石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这让胡始料未及,一时颇为踌躇,最终接受任命。于当年9月出使美国,在任共五年时间。

1948年4月,国民党政府举行行宪第一届总统选举,蒋介石要做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而不愿做虚位总统,宣布自己不参加竞选。但蒋又不想让总统位子落到别人手里,于是他就想到胡适。他请外交部长王世杰去做说客,说服胡适出来做总统候选人。后来,因大部分中央委员反对,经过修宪,又恢复了总统的实权地位,总统的位子当然还是他蒋介石的。尽管蒋的提议未能成为事实,甚至有人认为这原本就是一场骗局,由此看来,蒋对胡的看重则是无须怀疑的了。况且,此前此后,蒋或亲自出马,或请他人从中斡旋,多次都想把胡适拉进政府中来,皆因胡的拒绝而作罢。

仅从以上两件事实为依据,作出胡适是国民政府“帮凶”的判断,说服力也应该是很充分了。如果换个角度,从中共这方面来看,胡适还偶尔主动跳出来,做出一些让中共更加不能容忍的事情。

其中最让中共无法接受的,应该是胡适1945年的一封电报。1945年7月傅斯年访问延安,毛请傅“代问胡适老师好”。 1945年8月24日,胡适得之国共将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就从美国拍一封电报给王世杰,请他面交毛泽东。电报以“代问胡适老师好”为由头,除问候之意外,主要目的是劝说“中共领袖诸公”,“放弃武力”,“以和平方式争政权”,“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最后“因内战而完全消灭”。客观地说,胡适的电报,反映了国内民主人士的普遍看法,一是希望和平,希望国共合作,不要打内战,二是真打起内战,共军不是国军的对手。只是大多数人说话只说前一半,而胡适说话一向实际,他把这不客气的后一半也说了出来。其实,去国多年的胡适不知道,一场抗战打下来,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与人心所向,已经发生微妙变化,共产党已非吴下阿蒙,国民党不会养虎为患。蒋介石要独裁,箭在弦上,毛泽东要联合政府,寸土不让,一场斗智斗勇的谈判即将开始,同时,内战也在暗中一触即发。胡适却在这个时候,发这样的电报,以“自致毁灭”“完全消灭”的威胁性语言做说词,要求中共交出武装,做在野党。这番言词,即使有和平的愿望打底,但在雄心勃勃的共产党人眼中,“胡适老师”的蒋家王朝“帮凶”身份,已是大白天下,无可争辩。

到了1947年,国共内战已正式拉开,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由于对蒋介石政权日益腐败的不满,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向共产党一边,革命热潮正如地火一般在国统区激荡。胡适却在这一年的8月1日,以“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为题,在北平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说成是世界文化的大潮流、大方向,同时又把近三十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看作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 是“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在遭到强烈批评与抗议以后,他又于8月24日写出《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继续阐释自己的民主自由观点。明确表露,他“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他“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他深信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限,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当多数人已经转向“新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的新观念,去催生一个新社会时,胡适却依然唱着旧的调门,这无疑又增加一个“帮凶”的证据。

1948年末,解放军包围了北平,胡适作为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并未列为战犯名单。中共电台“对胡适之先生广播”的特别节目,劝他不要逃离北平,保证部队进城后让他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或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职务,结果他还是于次年四月,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了南京。在南京,蒋想请他再任大使,去美国为蒋家王朝争外援。胡“深信个人说话自由,于国家或更有利”,故没有接受任命。后来,蒋答应“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见1949年1月8日胡适日记)对于胡适,这“看看”也并非全无“使命”。接着,他便以私人身分去了美国,继续他蒋氏“帮凶”角色。

以上大约可视为胡适作为国民党的“帮凶”史。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胡适又是如何成为共产党的“帮凶”。

从1949年以后,胡适再也没有和大陆发生过任何关系,而且,为了肃清他在学界的影响,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个小青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缺习批判。可是,几年以后,台湾当局的某些党政要人,却又把一顶红帽子扣到他的头上,把他说成是“共匪的帮凶”。

事情当从《自由中国》杂志说起。

《自由中国》创刊于1949年11月,是政论性半月刊,发行人为胡适(他自称是“不发行的发行人”),实际运作则由雷震负责。在发刊词中,胡适就为刊物定下调子:“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以后,刊物围绕这个宗旨,批评时政,发表了很多或直接或间接的“惹祸”文章。

1954年12月,刊物发表一篇《抢救教育危机》的文章,抨击台湾教育当局与蒋经国主持的“青年反共救国军”,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硬逼着学生写《我心中的国民党》等无聊的八股作文。刊物出来后,惹得蒋介石大怒,命令开除雷震党籍。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寿辰,《自由中国》精心策划,出版一期祝寿专号。在《寿总统蒋公》的社论中,在对蒋歌功颂德的同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选定接班人才,不做第三任总统;二是确定内阁责任制;三是实行军队国家化,不在军队内设国民党党部。胡适则借祝寿劝蒋下台,写了一篇《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文章,希望蒋能放手权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为”而能“御众势”的总统,不要去管自己不懂的事。这期刊物大得民心,引起全岛轰动,但也捅了马蜂窝。国防部总政治部在蒋经国的“特种指示”下,摘编《自由中国》言论,印成一本名曰《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逐条批驳。指责《自由中国》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颠倒是非,混淆听闻,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论调。也许,鉴于胡适在国际上的影响,以及他“自由民主”的身份象征,最终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也就是在这个小册子中,不指名地指出他胡适为“共匪的帮凶”。

当然,这些事情,只是让国民党把“帮凶”的帽子戴到了胡适的头上。事实上,因为胡适在过往的几十年中,曾多次对蒋介石政府和蒋本人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在许多人眼中,胡适早就是对手的“帮凶”了。

早在北伐胜利后的1929年,正是国民党气焰高涨的时候,胡适就在同人杂志《新月》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矛头直指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揭露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的种种恶行劣迹。紧接着,又在《新月》第2卷第4号上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文章,编辑出版了《人权论集》。在这些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建立“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语言中颇具挑战意味。而就宪法与训政问题,则要求“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首先要用宪法来训练自已,制裁自已,不得逾越法定的权限,然后才可以希望国民走上共和大道。告诉蒋介石,生平既然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个什么样子,就应该“入塾读书”,学习民主政治。这些议政言论,真是咄咄逼人,不留情面,虽然未见蒋介石公开站出来说话,以儆效尤,国民政府的衮衮诸公,却给了胡适一点颜色看看。

1932年12月1日,胡适在武汉初见蒋介石,见面礼就是一本自著的《淮南王书》(《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五章的单行本)。淮南王讲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送这本书的用意,不外乎要蒋多学一点无为的政治哲学,多一点无为的治国之术,不要太相信自己,处处亲历细事,专制独裁,倒行逆施,要发挥众智众力,要让国民有个休养生息的机会。1935年8月胡适又在《独立评论》第163号发表了《改革政制的大路》一文,第一次公开地把批评矛头直指蒋介石,说“蒋介石先生的最大缺点在于他不能把他自已的权限明白规定,在于他爱干涉他的职权以外的事。”并指出“这不是独裁,只是打杂;不是总揽万机,只是侵官。”建议蒋要做到“处尊位者如尸”,自居于“无知,无能,无为”的状态,“以众人之所知为知”、“以众人之所能为能”、“以众人之所为为为”。胡适所以敢于如此肆无忌惮,也因为他并非是孤军奋战,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阶层--自由主义群体,他们大多数是只“问政”不“参政”,蒋介石也知道他们是“忠于政府的反对派”,并未对他们采取过份严厉的措施。

蒋介石到台湾后,胡适依然没有停止对蒋的进言。1951年3月,他从纽约写了一封长信给蒋,由《自由中国》的同人杭立武带呈,劝蒋把“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并劝蒋辞去国民党总裁职位,使立法院的“无记名表决”改为“唱名表决”(1951年3月31日胡适日记)。蒋在复信中回避了胡适提出的关键问题。

事实证明,胡的自由主义民主理念与蒋的政党独裁政治,是无法沟通的,但他还是不知疲倦地劝说蒋介石,希望蒋能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前进一步。1952年9月,他又写了八页长信,提出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党并立的基楚上,不能“党内无派,党外无党”;国民党应当废止总裁;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立独立的几个党;要培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要容忍对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无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等等(1952年9月14日胡适日记)。以后,胡回台湾讲学,几次拜见蒋,建议开放言论自由。这自然不会有结果。

1953年1月16日晚,蒋设宴为胡饯行,胡当着蒋的面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宪法规定,总统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违宪加刑,“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是说!”“无一语批评蒋总统。”而最让胡感到奇怪的是,蒋竟问他,“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以至于胡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可见胡适对蒋介石的失望,已经达到何种程度。

双方都说胡适是对方的“帮凶”,那么,胡适究竟是谁的“帮凶”呢?如果他真的是“帮凶”,为什么两座“靠山”都不领情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去认真了解一下胡适对自由民主的认知,认真了解一下他所看重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了解,胡适为何一生心系国民,却总被政党视为敌人的“帮凶”。

就任驻美大使前的胡适,十多年来,始终保持独立的政治立场,以追求民主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理想,用负责任的言论发表个人思考,只要有机会,并有话要说,就会毫无顾忌地对政治建言,只议政而不参政。

那么,胡适就任驻美大使,是不是就意味着他放弃了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了呢?其实不然。蒋在那个时候想到胡适,是因为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要获得美国支持,胡适是最佳人选。而一向主张在野、不做官的胡适,为什么又会很快答应呢?这能在他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找到答案。他说:“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争结束为止。”胡适到美国后,起初的日子并不好过,犹如赌徒投注,时时要揣度各方人士的心理。但胡适不辱使命,他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发表演说,周旋于政界、财界、学界,力图打破美国人的孤立主义情绪,争取朝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推动美日交恶,将美国引入与日本的战争。仅1940年3月至5月,他就在全美及加拿大行走16000英里,演讲百余次,以至于“体质转弱”(1940年5月17日致王世杰信)。不过,胡适还算是圆满完成任务。美国给中国的贷款,无异于一笔救命钱;美国的对日宣战,扭转了战局,使中国逐渐取得抗战的有利地位。当1941年12月8日,美国国会表决通过正式对日宣战,胡适在1942年5月1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的信中说:“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当他的辞职要求被获准,他的回电是:“蒙中枢重念衰病,解脱职务,十分感激。”这也可以证明,胡适的选择,正如他自我标榜的那样:“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后来,蒋介石感到他领导下的政府,已面临愈来愈大的危机,就想把很多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学界中人,拉到政府中来,改变官员结构,为政府建立一种文明进步的新形象,以争取社会信任,同时也给美国人看,以求得到更多的道义支持与经济援助。因此,从1947年初,胡适便不断受到蒋介石的压力,希望他以“无党派”身份参加政府,皆被他拒绝。拒绝的理由,他的两封信说得明白。2月6日给傅斯年信:“……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2月22日给王世杰信:“……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必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可见,胡适最看重的作为,不是做官,而是独立发表意见的身份和权力。在一些政党的眼中,胡适的独立意见有时很象敌人的观点,以至于视胡适为“帮凶”。但在胡适看来,他的意见,永远只忠于自己的良知和见识。就连那封最有名的规劝中共放弃武装,做第二大党的电报,也可以作如是观。胡适的意见看起来是偏向蒋介石政权,但根本上看,还是忠于胡适的政治理念。胡适所信仰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呢?那就是不管一个政府有多少缺点,他都不主张利用革命的暴力方式去推翻它,由另一个政权取而代之。揭竿而起,玉石俱焚,流血牺牲,成本高昂。而民众付出高昂代价之后,一切还是要从头开始,而新建的一切是否能够克服往日的缺点,还是一个未知数。他的主张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做一点一滴的改良,改良的代价要比革命的代价小得多,而两者的目的最终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培育一个崭新的公民社会。所以,一切有碍改良的激烈行为,他都不赞成。

另有一事,可为他的这种理念提供证据。1933年,由宋庆龄、蔡元培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的宣言,要求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遭到胡适反对。胡反对的理由,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说得清楚:“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为。”他认为“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应该“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而不可掮着“人权”的招牌,把那些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的政治犯全都放了。胡适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表明他的立场完全是站在政府一边,对政府只补台,不拆台。他是这样想的,也就这么说了,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考虑他这话会引起多么大的误解,会给自己招惹来多么大的麻烦,会遭到怎样的谩骂与围攻。至于有人批评他以小常识谈大问题,书生论政,全挠不到痒处,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作为一位健全的人文主义者,这也应该算是负责任的态度吧!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清楚,胡适落下“帮凶”名头,不过是书生意气和政治信仰使然。书生意气的胡适,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在政党眼中,大家看重的不是胡适的学问和良知,大家看重的是胡适的名头,看重的是他的影响力,看重的是胡适愿不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结果,胡适希望哪边都不站,保留自己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这就难免谁都不把他当自己人。既然不是自己人,一旦说出一些和对手或敌人论调相似的话语,那就难免成为别人的“帮凶”。
 
当然,对于“帮凶”的罪名,别人在意,胡适是到死也不在意的。就在他临终之前最后一次讲话中,他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我们常把谭嗣同“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视为千古绝唱的英雄气慨,而胡适这种对待言论自由的气度,同样不惶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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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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