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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青年时代的杜高。照片摄于1955年,由田庄保存下来。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作者:杜高

读1954—1957年6月这三年半时间的吴祖光日记,尽管那里面充满着人性真情和生活情趣,有的生活细节不由得叫我读着读着便笑出声来,但读完整本日记轻轻将它合上,我的心里仍然涌起一股难以言叙的悲伤。那些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的遥远的日子,又一幕幕地推到了我的眼前,由黯淡而明亮。我想起了那个年代,想起了祖光凤霞那个欢畅温暖的小家,想起了我深爱着的一群朋友,想起了我们的青春年华。

这本日记对于我的意义,不仅因为它多次写到了我,也不仅因为我熟悉这些日子的祖光,和他有着亲密的接触,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这些年月中激荡着中国社会的一个个政治风波,是怎样猛烈地冲击着广大的知识分子,又怎样一步步地伤害到像吴祖光新凤霞这样赤诚地热爱着新中国的艺术家。正是在这些年月里,我的政治命运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先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波及到我,接着就是反右派运动中,把我和我的几个好朋友一起划为以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右派小集团,我往后几十年的政治命运就这样和吴祖光紧紧联在一起了。而我的另几个可爱的朋友,为这个悲惨的政治遭遇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当我在这本日记中一次次看到他们的名字时,回想起我们和祖光凤霞在一起的欢乐的情景,回味着浸透在那友谊中的纯真的感情,我仍然会抑制不住我的眼泪和我心中的深深的哀痛。那早已淡忘了的人和事,又都呈现在这本日记中了。这本日记的价值无疑是让后世的人们知道一个杰出的文化人曾经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看到他的生存的原始状态和真诚袒露的内心世界。

祖光逝世后,出版了一本他的回忆文集《一辈子》(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我写了一篇读后感发表在2004年第6期《随笔》上,题作“阅读吴祖光”。我在那里说:“吴祖光的回忆文字是一种勇敢的和无私的写作。他把人生中最难堪和最严峻的真实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读者。这里写了他的家,他与父母妻儿之间的亲情,也写了他对友情的珍爱和对故人的怀念;这里写了他对艺术与生活的思考,也写了他的广泛的社会活动和他遭受的惨烈的政治命运。这些文字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内容和感人的人性内容,包含着宝贵的艺术经验的升华和深刻的社会经验的启示,包含着他的内心痛苦,他的悲愤和他的政治控诉。”

因而我认为吴祖光的回忆文集是一本有重要历史价值又有强烈现实意义,更是一本传播先进文化,呼唤民主自由,推动社会进步的书。

吴祖光的日记,给我的是另一种感受,它亲切、自由、简洁,是私人化的写作。我像面对着他的那颗敞亮透明的心灵,看到他的性格是这样纯真、坦率、爽朗。他写日记纯粹是为了记事,有时也发几句议论,还发几句牢骚,也骂人,同凤霞吵嘴也记下来,更动人也更表现他的性格特征的,是他一字字记下儿子的那些充满童趣的问话。他不会想到日后会发表这些日记,更不会想到会有别人看到它。这是他的隐私,他不隐藏,更不矫饰。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就记什么事,来过什么人就记下什么人,他的快乐,他的烦恼,他的愿望,短短一两行,写得简练而又坦率。这本日记保留了这些年月他的生活和他的心绪的最朴素最真实也最生动的本来面貌。要想了解反右运动前三年的吴祖光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最好就读这本日记,它是一个人的最纯真的自我写照。

那个时候的吴祖光还料想不到写日记会是一件危险的事。政治运动发动,立刻有人勒令你缴出日记供“组织”检查,更可怕的是可以从日记中摘下几句“反动言论”来给你定罪。吴祖光的日记写到1957年6月末戛然中断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因为5月31日他被文联两位党的负责人请去出席一个小型的“鸣放座谈会”,名义是帮助党整风,改进党的工作。吴祖光坦诚地说了一些意见。不料6月出版的《戏剧报》就以“党趁早别领导文艺”为题,把他的发言当做“向党进攻的恶毒的右派言论”拿来示众,从此灾难便降临他的头上。从6月23日开始,他被当做戏剧电影界头号右派分子推上了声讨批判的舞台,先是批判“二流堂”,大大小小的斗争会开了不知多少次,报上公布的有上千人参加的大会就有6月23日、7月1日、7月9日、8月2日、8月8日、8月9日、8月16日、8月24日共8次之多;从9月6日以后转为集中揭批“小家族”,报上公布的大会共有9次。吴祖光已被斗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他的日记当然再也写不下去了。

1954年吴祖光日记的笔调是轻松的,记下了许多有趣的生活细节,反映出他的愉快心情。他这一年忙于拍摄梅兰芳和程砚秋的舞台艺术片。这是周恩来亲自交给他的任务,为了报答这份信任,他必须尽心尽责,全力以赴。当然他也发发牢骚,碰上了那些不懂中国戏曲的苏联专家和外行领导的瞎指挥,使他头疼不已哭笑不得,便在日记中随意奚落两句。他那时还为报刊写了许多文章,又编辑出版了散文集《艺术的花朵》,还忙着为新凤霞改写演出剧本。在我的记忆中,那两年他的艺术人生是充实的,灿烂的;他和凤霞建起的新家是温馨的,甜蜜的。他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充满着浓郁的文化艺术气氛,他谈笑风生,潇洒自如,充满着艺术家的智慧和活力。

我的名字出现在这本日记里是1954年初。有一天王少燕到他家,谈到我写的一个剧本,因为写了爱,缺乏阶级观点,领导审查没有通过。祖光把这个信息记在了日记里。我想,这除了表明他对我的创作状况的关注之外,还表现出他对当时文艺指导思想的重视。于是1954年我决心深入工人生活,先到了武汉长江大桥工地,后又随一个勘探队从四川翻山越岭勘测成昆铁路的路线,一直到秋后才回北京,着手再写剧本。于是我的名字就又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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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左起:罗坚、田庄、杜高、蔡亮、汪明。摄于1954年春。

但是在这一年中,我的几个好朋友常去吴家,他们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这本日记里。他们是:田庄、汪明(青年剧作家)、杜鸣心(青年音乐家,正准备去苏联留学)、罗坚(外交部副部长刘晓的儿子,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蔡亮(刚满20岁的中央美院研究生)。吴祖光当然做梦也不会料到,就是这几个他十分喜爱的青年朋友,第二年的肃反运动中竟被打成了一个叫“小家族”的反动小集团,更不会料到这个小集团会同他的名字连到一起,给他带来一生中最惨重的苦难。

如果细心一点读这本日记,可以隐约地看到即使在吴祖光自以为平安无事的那两年,随着毛泽东不断地掀起对知识界的批判浪潮和思想改造,政治厄运其实已在向他悄悄逼近,只是吴祖光书生气十足,自以为与己无关。

在1955年春天的日记里,他便记下了目睹一位有赫赫功勋的老共产党人潘汉年秘密失踪的情况。那天晚上他邀了诗人艾青一道,和潘在一家四川小饭馆晚餐,饭后送潘回北京饭店。半夜,他忽然接到夏衍打来电话,才惊讶地听到潘失踪的消息。一星期后召开人代大会,正式宣布潘是“反革命分子”,同时也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胡二人同时被捕入狱。

吴祖光和胡风没有交往,胡风对吴祖光的剧作评价也不高,《风雪夜归人》当年在重庆演出时,胡风有过微词,认为这个戏离抗日战争太远了。胡风的观点是激进的。所以胡风一案牵涉不到吴祖光。尽管如此,当胡风的那份“三十万言书”被当做“反革命材料”公之于众时,吴祖光仍然觉得不可理解并对胡风表示同情。吴祖光是一个典型的单纯善良的自由知识分子,他认为,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事。反右运动时,有一份材料揭发我那天在吴家,给新凤霞朗读胡风的上诉书,吴祖光在一旁点头称是,认为胡风言之有理。

1955年反胡风运动虽然没有触及吴祖光,但周围发生的一些事却使他大为吃惊。先是同他住在一起的好朋友黄苗子忽然被外贸部当做“反革命嫌疑分子”隔离审查,5月以后,同他关系亲密的一群青年朋友田庄、汪明、罗坚、蔡亮、陶冶和我,一个个也都被所在单位关起来审查了。吴祖光在日记中潦潦写了一行,可以看出他当时思绪很乱,不知道这些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田方曾找过一次吴祖光,问他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二流堂”是怎么回事,“成员”都有哪些人。这已是一个信号,说明有人在暗地里盯住“二流堂”,并已递上去检举材料了。田方是于蓝的丈夫,也是一位著名电影演员,和吴祖光关系也很好,但这次谈话不是他的个人行为,他是代表“组织”来核查情况的,只是心地坦荡的吴祖光全然没当一回事。

1956年的下半年到1957年春天的短短几个月,由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的罪行,震动了全世界。中国的肃反运动刚刚结束,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政治气氛开始缓和。在肃反中被关起来的朋友们又一个个恢复了自由,他们又到祖光家来了。年轻朋友中最先见到的是田庄,汪明、王少燕也跟着出现,吴祖光很高兴地在日记中记下了朋友们的到来。这一段时期,中国知识界思想活跃,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和“大鸣大放”的号召,确实使知识分子大受鼓舞,人们满怀希望地迎接春天的到来。这种历史氛围和政治情绪,在吴祖光的日记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从日记流露的个人情绪中可以看出,他也受到时代情绪的感染。

但是“春天”转瞬即逝,严冬降临中国大地。整风变为反右,吴祖光和“二流堂”“小家族”终于被拉上了政治大批判的舞台。

读吴祖光这本日记,不能不提到田庄,他是和祖光来往最多的一个朋友,要了解“小家族”是怎么回事,也必须先知道田庄这个人。苗子在读完这本日记后叮嘱我:“你要写写田庄,应该让读者了解他。”

田庄是“小家族”的主要成员,是吴家的常客,是吴祖光到北京后最知心的一位年轻友人。在这本日记中,他的名字出现次数最多。

田庄是新中国成立前和袁牧之、陈波儿等一大批从关外开进北京城的电影工作者之一,他们刚刚在东北完成了接管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任务,又到北京筹建新中国的电影局。吴祖光奉周恩来之召从香港到北京后,临时住在西单舍饭寺电影局里,同他做伴的就是这位老区来的小伙子田庄。他俩从此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吴祖光爱上了新凤霞,最早把这个秘密悄悄告诉田庄,要他出主意。开始几次,祖光到天桥看戏,到后台去找凤霞,都由这位“小参谋”陪着,给他壮胆。

田庄是电影界公认的才子。他读书多,有见识,聪慧热情,人缘也好。和他在一起的电影界的前辈们,像蔡楚生、章泯、王莹、关露等等,都和他有很好的友谊。田庄的姑父是瞿白音,著名的导演和翻译家,我12岁时在桂林新中国剧社参加演出田汉的《秋声赋》,他就是导演。田庄和我那时都在欧阳予倩主持的广西艺术馆做过小演员。他自幼受进步文化熏陶,抗日战争结束后,到上海戏剧学校学习,随后就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

田庄和汪明、杜鸣心、罗坚也都是儿时的朋友。1952年我和汪明、王少燕一道从朝鲜前线回北京后,都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田庄把我们带到了吴祖光家。祖光对我们亲切热诚,把我们看做小弟弟,我们也都叫他“祖光大哥”。但我一直对他很恭敬,把他看做戏剧界的前辈和师长。田庄比我有学问,他那时已开始研究吴祖光的剧作了。

我和汪明住在青艺创作室的一幢小楼上,隔壁住的就是路翎。我们和路翎有很好的友谊。田庄来找我们时,我们便很自然地介绍他认识了路翎。不料悲剧也就从这里开始。

这是一出现代大悲剧。反胡风运动拉开了第一幕,路翎被捕,我们被隔离审查;第二幕是吹响反右号角,揪出吴祖光,我们被埋葬在大批判的烈焰里;第三幕是“罪人们”天各一方劳动改造;第四幕是“文革”狂飙,“二流堂”“小家族”罪行升级,幕后指挥人由夏衍升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一幕,悲剧达到高潮,新凤霞病残和汪明、田庄、罗坚、蔡亮,一个接一个的死亡……

田庄是1980年过了春节去世的,死时不满52岁。1979年,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冤案得到平反改正,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通知田庄在“改正书”上签字。他骑上一辆破自行车飞一般地奔到北影,拿上这份盼望了二十多年的改正书回到家中,或许是过于劳累,或许是过于激动,或许是郁积于心头20年之久的悲苦一齐涌上心头,他忽然呕血,怎么也止不住,呕了满满一脸盆。他被抬到了积水潭医院。他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了几个月,直到微弱的生命火花全部燃尽。

田庄最后留下了两件纪念品,一件赠祖光,一件赠我。

他躺在病床上,奋疾地写下最后一篇文章:《过早失去童年的剧作家——吴祖光评传》。这是他多年研究吴祖光的一个成果,充满着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吴祖光读过这篇文章后,泪流满面,他对我说,这是只有真正理解他的人才写得出的文章,通篇没有一句溢美之词,有的只是真知灼见。他不止一次沉痛地对我说,“田庄死得太早了,太可惜了,硬给整死了!……”1981年,中国戏剧出版社重新出版《吴祖光剧作选》,祖光就把田庄文章附在书后,作为对亡友的永远纪念。

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立即到医院看望病危的田庄。我刚叫了一声“小田”,他便搂着我的脖子哭出声来。二十多年的苦难,我们都变得快不认识了。他叹息我苍老了,而我,更为他生命的垂危心如刀割。

田庄停止呼吸的前几天,妻子敏凡告诉他说,杜高要成家了。田庄想起他还保存着一张我年轻时的照片,嘱咐敏凡赶紧找出来,把它送给我的妻子,他是怕我的妻子嫌我衰老,用颤抖的笔在照片背面写了这样一行字:“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我感动了,我能领略他的心意,在这份礼物里有一个和我永远相伴的高贵的灵魂。

田庄去世到今天已经25年。昔日同吴祖光一道划为“二流堂”的成员们,苗子、郁风、丁聪、唐瑜、高汾……这些可敬的老人,有的已是九十多岁的高龄了。每当我和他们相聚时,他们都会思念起田庄来,都会以老年人的慈爱之心叹息“小家族”不幸早逝的年轻朋友们。

我第一次见到曾被称做“二流堂”堂主的唐瑜,竟是在2003年9月5日,朋友们祝贺苗子九十华诞的一个聚会上。92岁的唐瑜老人和夫人高高兴兴地来了。我向他拱拱手,笑着说:“我被绑在‘二流堂’几十年,今天才第一次拜见堂主。”大家哄然一笑。这笑声中仿佛又含有一点莫名的凄怆。

我觉得日记中还有一位经常出现在吴家的常客,也应该加以介绍。他就是喜剧作家王肇湮,笔名王少燕。

少燕比我年长十多岁,是祖光的老朋友,也是一位老资格的文化人。命运安排我和他在1950年冬一同走上朝鲜前线,后又一同回国,在青年艺术剧院共事,成为交往甚密的友人。

少燕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物。我只讲几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

大概在1953年,灯市口“红星电影院”旁边新开了一家上海面食店,吸引了许多文化界的食客。有一天晚上,我和少燕一同进去,刚坐下,忽然看见隔几桌坐着郭沫若和夫人孩子,郭当时是政务院副总理,有警卫员陪着,他看见了少燕,立即站起身来打招呼,少燕快步过去和他握手问候,俩人亲切交谈了片刻。我这才知道他原来是郭老的朋友!

又一次在剧院看戏,阳翰笙陪周恩来总理坐在前排,幕间休息时,翰老看见了少燕,忙走过来同他谈话,关切地询问他的工作情况,不久后翰老就把他调到文联工作。少燕告诉我,在重庆时期,他曾是郭老、阳翰笙、陈白尘等一批进步作家的著作保护人,帮过他们很多忙。

少燕到青艺工作,是院长吴雪请来的。许多新加入青艺的人并不知道,少燕应该说还是青艺的元老之一。在抗战初期,四川有一批进步的青年戏剧工作者,包括吴雪、陈戈、戴碧湘、雷平等人,组成了一个“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实际领导人是共产党员吴雪,而名义上的队长是王少燕。少燕家有钱,资金是他筹集的。这个旅外演剧队从成都出发,一路宣传抗日,一直奔向了延安。只有这位队长留在了成都。到延安后演剧队改建为青年艺术剧院,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前身,创作演出了轰动一时的话剧《抓壮丁》。

王少燕是一位天生的喜剧家。他诙谐风趣,思维灵敏,妙语连珠,同他聊天是一大乐事。那一年号召大家学哲学,读《实践论》、《矛盾论》,批判唯心主义。他去参加一个婚礼,祝贺新郎新娘说:“你俩是矛盾的两面,通过结婚这个实践,达到和谐的统一。”大家哈哈大笑。后来这话就成了他恶毒诬蔑两部伟大著作的反动言论。

少燕还有一点很特别,他公开宣称一辈子不申请加入共产党,只做共产党的好朋友,做一个爱国民主人士。当时我们都笑他甘愿做一个落后分子,我们那时崇仰共产党,都在争取入党,包括吴祖光。看吴祖光1954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不是还充满热情地向往着明年解决入党问题么?惟独王少燕,无论在前方还是在后方,无论在怎样火热的政治气氛中,他始终保持着民主人士的姿态。我那时年轻幼稚,不理解这是他慎重思考后的严肃选择,是他的自由精神的独特表现。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王少燕兄认为他大展艺术风采的时机到来了。他一时锋芒毕露,接连发表了形式新颖的政治讽刺剧《葡萄烂了》、《春光明媚》、《墙》等四五个剧本,塑造了一个叫“陈主任”的官僚主义者的讽刺形象。这个人物是所有这些剧本的主角,是他精心创造的艺术典型。到了第二年,1957年,反右运动来了,这个人物就成了“丑化党员形象”的代表,这些剧本也都成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毒草”。少燕本人自然也逃脱不了戴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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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979年春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建院30周年联欢会上,老友重逢。左起:肖崎、王正、杜高、吴祖光、王少燕

我们各自熬过了22年不可想象的苦难生涯后,终于又在1979年春天重逢。少燕这时已近70岁了。值得庆幸的是,他的讽刺喜剧集《主任外传》重新出版,由陈白尘作序,丁聪装帧设计。

少燕留下的讽刺喜剧作品虽然不多,但由于它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因而近年来被戏剧理论家们称做“第四种剧本”加以研究。“第四种剧本”指的就是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剧作,它们的主要特点是冲破当时戏剧创作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束缚,面向真实的人和生活,特别是敢于用讽刺的火去烧毁现实中腐朽丑恶的现象。

少燕兄生不逢时,艺术才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是极可叹息的。

王少燕于1995年12月病逝。记得送别他的那天,刮起大风,寒冷彻骨。祖光一早乘地铁赶到八宝山公墓。那天送别的人不多,因为等他的家属,仪式迟迟不能举行。我们瑟缩着站在寒风中等待,少燕的大儿子很不安,一再劝吴伯伯别等了,祖光坚决不走,定要向老友鞠躬。祖光是一个特别重情义的人。第二年,1996年6月1日,我从《光明日报》副刊上读到了祖光的一篇短文:《怀念老友王少燕》。

不论是年轻的田庄还是年长的王少燕,他们都是吴祖光的好朋友。了解他们,也是为了更多地知道这个时期的吴祖光。才会明了为什么他们隔天就往吴家跑,而且带去一些文艺界的信息,在祖光的日记中留下这么多历史的印迹了。

吴祖光的日记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历史的人和事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也许能通过阅读个人日记,寻找到超越个人生活领域的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从而对人在历史中的命运获得更深切的理解。

写于乙酉年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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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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