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1-7.jpg

图:1962年夏,康同璧与郭婉莹同游颐和园。(吴中正先生提供)

忆康同璧母女

--作者:张沧江

五十年了。整整的五十年,半个世纪!

1956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北京辅仁大学时代的一位学长陈富权先生(印尼华侨,客家人,1937年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把我引进了康同璧老人的家里。

东四十一条东口外的一条胡同叫“何家口”,何家口东口路北二号是一个大院,树木葱茏,紧靠城根。院中繁花似锦,粉黛杂陈,是如此美好的一座幽静院落。

这是一座大四合院。北屋正房是两间进深的勾连搭式建筑,三正两耳。室内空间甚大,可容纳几十人的宴会。原是装修了以供出租给使馆官员用的。

外院原来的南屋,将向北的门窗全部封砌,在南面的后墙上开出一连串的大窗。每间房都是窗明几亮,面向花园。这是康老母女居住的一套住房。

正门过道东墙一门通耳房,住着两位年纪较大的女眷,大家通常都叫她们二姐和林女士。

康老的丈夫罗昌先生于当年的2月6日故世,家中仍存有沉重的居丧气氛。康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小姐接见我们时,两人都是全身重孝,哀毁逾恒。因为是初见面,只能稍事寒暄。我也仅能劝她们节哀顺便,以安保健康为重。

康老询及我的家世,我乃扼要简述:“我是江苏省海州人。海州在江苏省东北角,是一个古老而非常小的县份,是陇海铁路的起点,在海边。我是1939年来北京进辅仁大学生物系就读的,1943年毕业。阿富(陈富权)是我的学长,我们认识许多年了。他与我谈到您府上有许多南海先生的遗稿,需要人协助整理。我对南海先生非常景仰,很有兴趣。我能抽得出时间,我愿意来做这项整理工作。我现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搞遗传研究工作,同时也在图书馆帮忙。我能在周末到您府上来工作一至两天。”

“你年纪很轻,大学读的又是理科,怎么会对先父南海先生的学术有兴趣的呢?”康老听我说完,有些诧异,便开门见山地问我。

“先父是南海先生的私淑弟子。当初,三十多年以前,先父在松江和宜兴的税务局做文书工作,经常到上海去办事。他有一个朋友是天游学院的弟子,每次他去上海,他的朋友都引他到天游学院去旁听南海先生讲学,有不理解的地方,也常直接向南海先生请益。那时我的年纪尚小,待稍长后,先父教我们读左传国语国策等书籍时,也常常讲及微言大义、新学伪经以及大同学说等。”

“那么,你也本来就可以算是我们康门的再传子弟了。张先生……”
“请不要叫我张先生,叫我沧江好了。”
“你有英文名字没有?”
“我叫Donald。”
“那我就叫你‘阿Donald’吧!”从此,我在康宅的名字就叫“阿Donald”。这一名字被康老叫了十四年,叫到1969年她老人家去世时为止。

“阿Donald,刚才我一见到你,就觉得似乎以前与你见过。你知道我的母亲娘家姓张,我每次见到张家有为的青年,我就由衷地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是我母亲娘家的后人,亲人。现在在我身边的已有两个姓张的青年人,我都视他们为子侄。一位叫张次溪,他是先父弟子张伯桢的儿子,张伯桢字篁溪,所以他的儿子叫次溪,他是研究北京历史的学者。另一位叫张汝良,他是我们家一个好友的儿子,留学美国,在外贸学院当教授。现在加上你,在我身边就有三个子侄了。我的儿子在美国不在我身边,有你们在一样,这也是‘缘’。”由于初次见面,大家还不熟,只是谈了些家庭琐事和读书工作情况。仪凤与我谈了些三四十年代的燕京与辅仁。不到天黑,我门就告辞了,约好下周日上午再来。

整理南海先生的未刊遗稿,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我虽然读过一些南海先生的著作,但不系统、不全面。于是我就从头做起,把他已刊的书整理出一整套来,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读起,同时着手先编一本《南海先生著作编年》(尚未脱稿出版),理出一个头绪来。当时原本是顾颉刚教授在协助康老整理,由于他在历史所和北京大学的研究和讲学任务很重很忙,他就一点点地移交给我,也教导了我许多读经读史和整理遗稿的方法。

罗昌先生故世还只是几个月前的事。康老因骤失亲人大病了一场,尚未复原,很是虚弱。仪凤小姐也是非常消瘦,精力疲痹。康老告诉我:“罗昌先生身体很健壮,他的老太太高寿九十多岁时仍能健步如飞。一生生过十六个孩子,所以说他们家庭是有长寿传统的。想不到他竟会在过七旬不久的年岁,遽而仙逝,舍我而去。我夫妻四十余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我每以为能‘同心自古应同寿,共享百岁乐期颐’……”说到这里,康老长叹道:“这也要怪我文史馆、政协的会议多了一点,比较忙,没有能注意到许多小节,以致铸成此大恨。他一生奔波全世界和全国各地,多危险多困难他都不怕,可是这几年我被政府安排了工作,而他却没有被邀请,他退休了没有工作,自憾不能赚钱养家,很不是滋味。于是每天喝酒,以酒浇愁。终于……”

一天,罗先生一个人出外饮酒,及至晚间康老开会并参加晚会回来,见罗先生醉卧门前,急招呼家人将他救助回屋,俟其酒醒,大家劝他今后不要个人出外饮酒,却终未能杜绝。

自从1951年康老膺中央文史馆之聘为馆员,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底接到全国政协来函,称已经常委会批准,敦请康老为全国政协委员,几年间,罗昌始终是郁郁不乐。

1956年农历新年时接到香港讣闻,称康老的姐夫麦仲华先生在港仙逝。全家闻讯,悲痛异常。罗昌先生更增一番无言的惆怅 。正月初八晚,罗昌先生忽感气短,全身冰冷,面色苍白,当即请医出诊,确定为心脏病、动脉硬化。遂送道济医院(现第六医院)急诊,由于当时没有病床,乃回家调养休息。经四五天卧床休息,逐渐好转,饮食一如往常。

2月6日晚8时许,准备入睡时,罗昌先生突然气喘不停,渐失知觉。待住在西屋的蒯淑萍教授帮忙请来郑河先大夫和陆观仁大夫(心血管病专家),罗先生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时为夜间11点整。次日清晨,即向有关单位及亲友们发出讣闻。下午按照圣公会仪式入殓。2月13日公祭后,葬于白云观旁的圣公会公墓。

每年太平花盛开时,康老都会邀请二三十位好友,在周末下午四至七时来家茶会,诗酒言欢,共庆太平盛世。应邀嘉宾多数为老人,如叶恭绰、载涛、顾颉刚、王季范、孙诵昭、鲜英、蒋恩钿等人。这些人中,有贵族、军阀、官僚、学者、画家、诗人、教授等,都与康老有关,都是爱花人。茶会中有茶,有酒,有点心,有水果。座位设在客厅内,花园中,树下,花旁。随意结合,纵情畅谈。谈天说地,讲文论诗,吟诗填词。直至兴尽而散。

毛主席曾在初次会见康老时说:“康先生,我在青年时代就喜欢读你的诗,‘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康先生,你好大的口气啊,你好大的气魄啊。”毛主席竖起了大拇指,“真真是好伟大的胸襟啊!”

1-8.jpg

图:康同璧与冯少云、张之江、龙云、陈铭枢(自左至右)在中南海怀仁堂合影

康老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每届会议前,委员们要各自在国内选一地区视察民情,根据所见所闻,提出个人的意见和建议,送交大会讨论。我曾陪同康老视察过北京、青岛和广东、云南等地的十几个城市。康老集中精力视察各地的教育、卫生、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情况,以及其需要改进加强之处。她说:“妇女儿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教育卫生是培养爱护妇女儿童的条件,使儿童能健康成长。及至长成,枝叶茂盛,树木参天,覆盖大地,这时就可以反馈人天,势能使人类和万物得以共享和平幸福。”这可以说是她老人家的哲理和毕生追求。

1957年春初,有人从青岛来北京告诉康老,南海先生墓地被毁损,且有多人乱葬该地,急需整理。康老乃于4月中旬偕仪凤和我三人同往勘察,住在荣成路三号的市委招待所。

南海先生于1927年在青岛猝死后,康老全家于次日奔丧。当时因战火频仍,乃将南海先生暂厝李村象耳山的山坡上。经过十六年的风雨,尤其是1941年的崂山山洪暴发,墓碑几被冲走,棺木外露,墓园残败凋零。当时康老以道德会的名义发起公葬,联系全国名流学者组成公葬筹备会。

1943年10月20日下午5时,南海先生灵柩正式安葬象耳山圹地。公祭由江亢虎先生主持,参加葬礼仪式者有三千余人之众。这一次公葬之举,也经历过许多斗争。

首先是南海先生的儿子康同,他从上海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北平万国道德会,一封给伪政权的王克敏,要求禁止他姐姐康同璧主持的迁坟改葬。他谎称迁坟对康家的后人不利,而且南海先生的原配张夫人葬在江苏茅山,康家早已作了今后迁去茅山合葬的计划,所以此次公葬实属荒唐,这都是他二姐的阴谋。

其次是当时的伪驻日大使徐良,从背后进行诽谤和破坏,以期阻止南海先生的安葬。徐良是南海先生弟子徐勤的儿子,据说他曾从康家取走许多南海先生的遗墨、遗稿和遗物,从未归还且不知下落。他想应由他以嫡系门人身份,代表他的父亲徐勤主持,那么很可能再搞到一些遗物。

还有一位夏蒲斋先生到处散布谣言,称康有为是被清朝通缉的人犯,且以保皇反对民国,如果有人出面赞助公葬,将来一定会被牵累。

康老意志坚定,力辟各方的阻挠非议。她认为,坟莹历经风雨破坏,不能再保持浮厝,必须立即下葬;承先人之志,入土为安,毫不动摇。她不发表电报内容,坚持照常进行公葬仪式,并愿承担一切家族中的责任。

1957年4月19日我们到青岛后,稍事休息,于次日通知前万国道德会会长马功臣先生同往李村扫墓。汽车至山下,乃弃车登上弯弯曲曲的山路,荒草没径,凹地均已改成禾田。康老说:“我已不识路了,找不到先父墓地了。”幸有马先生领路,终于到达。

据说康氏墓园昔日松柏甚多,现在皆被毁去,只剩孤坟一座。幸墓碑尚存,使能辨识坟址。墓地左边的界石已被移走,埋进几座新坟,右边的界石也经挪移,有新坟三座。康老见她的九妹同琰的墓仍在,尚感宽慰,但在扫墓献花时仍有一定的伤感,心情沉重异常。康老向青岛当局申明了现况。据悉,后来所有新葬的坟墓都被迁走。

“文化大革命”早期,南海先生的坟被彻底破坏,尸骨暴露,四散抛撒。当地乡人素对南海先生尊敬崇奉,见这样情况,暗暗垂泪,及至晚间“红卫兵”睡觉时,将尸骨捡回,埋回原处。当时我已失去自由,我想,康老周围的人一定不会将南海先生坟墓遭破坏的事告知老人,而老人一定会从人们的言谈举止中,感觉到会有这样的可能。一次,康老与我说:“但愿我们大家都是‘在劫不在数’。”

近年,我才从资料上见到刘海粟大师生前为南海先生修墓并立了新碑,亲撰碑记,并自写碑文。刘海粟大师在“文化大革命”后,曾和我讲过他拜南海先生为师的故事。上个世纪初,刘大师当时只有二十岁左右,曾举行过一次个人画展。南海先生从海外归来,适在上海,慕名前去参观,见到大师的画,颇为欣赏。乃要求陪同参观的一位青年人引见刘海粟,青年人说:“我就是刘海粟。”南海先生大为诧异。问道:“这些画是你画的,不可能吧?我请见你家大人。”刘海粟说:“我是刘海粟,这些画确是我所画。”南海先生乃又重头再看一遍。边看边指点其优处和缺陷,刘海粟唯唯诺诺,恭恭敬敬。南海先生最后说:“你很有天才,画得也很好。我想收你做我的学生。我不会画画,可我会写字。而且我看过许许多多的画,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古代的,有近代的,我能够评你的画。怎么样?”刘海粟深深鞠了三个躬,这就拜进了南海先生的门,跟南海先生学写字、赋诗和题跋。刘海粟大师终生都敬仰南海先生的爽直和学问。

章诒和女士的近作《最后的贵族》,引发了人们对康老母女的真诚关注、无声的饮泣。康老的交往人物中,真正属于清朝皇家贵族的,有载涛、溥侗、溥伟等人。康老与载涛(涛贝勒,光绪之弟,后来晋封郡王)曾经正式结拜为姐弟,这应尚是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50年代后期,一个秋冬之交的下午,涛七爷到康老家访谈。主要是谈论戊戌变法和变法后“后党”对维新人物的追捕政策。他们激动地叹赏戊戌变法,也颇为惋惜变法的失败。谈到戊戌人物多已故世殆尽,连直接受到戊戌影响的人也多已不在了,两人相对慨叹,直至无言。突然,载涛走到康老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颤抖地喊了一声:“二姐,今后我就叫您二姐吧?您叫我七弟,您叫我一声七弟啊!”载涛在祈求着。康老非常严肃地缓缓站了起来,说:“我可不敢当,我怎么能与皇家论兄弟呢?”载涛眼中含着泪说:“光绪爷最亲近的人,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二姐,您就答应了吧。”康老迟疑了一下,郑重说道:“好吧,我答应了。仪凤,过来,给你七舅鞠躬行礼,今后你就多了一个亲舅舅。”罗仪凤规规矩矩地走过来,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叫了一声“七舅”。从此他们之间,就改口相互称呼二姐、七弟、七舅,构成了一个皇族家庭,一起回忆尘封往事,沉醉在往事中。

当时我在现场,由于他们过度紧张,没有注意到我。当他们从往事中回到现实中时,我给他们道了喜。晚上,我也就留在他们家里共进晚宴。载涛谈了许多他在日本和德国学习骑兵和马政的故事。他认为,“马”对“人”有比人与人之间还深厚的亲情。

他们都已故世了,说出这样一个故事,不会有什么不当吧?

章诒和与章立凡所写的纪念文章中都谈到过罗仪凤爱“花”,尤其是月季花。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罗仪凤有不少名贵品种的月季花。这些月季花是她非常心爱之物,它们的来源,有一个不平凡的传奇故事。

罗家的月季花绝大部分是蒋恩钿大姐精心培植选赠的。蒋恩钿是老清华的毕业生,与钱钟书、曹禺、袁震(吴晗夫人)、杨绛等同学,她的丈夫是陈衡哲的弟弟陈益,当年是北京中孚银行的经理。恩钿大姐在清华读外国文学,曾翻译出版过不少英文小说,在商务印书馆做过编辑,家住天津,有一个不小的花园,种植了许多名花。她是爱花的人,很仰慕北京吴赉熙老人家的月季花园。1951年,她听说吴老逝世,其后人有将房产处理的消息,乃急托人联系,希望能将全部月季花转让,她计划将这些花移植于自己在天津住宅的花园中。几经折冲,以五千美元成交。在安排启运时,为北京市园林局所阻,不允许她将此园中的花运出北京。

吴赉熙老人是新加坡华侨,祖籍广东潮安,1881年生。幼年时极聪颖,十七岁赴英国入读于剑桥大学,以十七年时间将所有学科几乎读竟,取得医学博士及许多其他学位,三十四岁时经西伯利亚返国回到北京。在东城南小街赵堂子胡同购地建筑住宅及一个三四亩大的花园。老人生前曾创刊北京第一份英文报纸,初名Peiping Daily News,后改名Peking Chronicle,自任社长兼主编。她的大儿子吴炳锺与我在辅仁大学同学,40年代初我经常到花园中徜徉,老人常逐一为我介绍月季花的优良名贵品种,并曾示我以一厚签名册,其中有若干中外名人贵宾的签字留言,她老人家还保持着英国名园的风俗习惯。

蒋恩钿买了吴家的花运不出去,很是懊丧。托了许多人帮忙与政府协商,最后取得协议为:

一、吴家月季花园的花,其老根必须留在北京。
二、园林局在天坛辟一块足够大的土地作为月季园,聘蒋恩钿女士为园林局园艺顾问,并在天坛斋宫选定两间殿堂作为办公室和宿舍。
三、在月季花种株迁至天坛移栽成长稳定后,蒋恩钿女士可以分出小株运去天津。

此后,月季园逐渐扩大,在人民大会堂前和陶然亭公园内又开辟了两个月季花园圃,由蒋恩钿女士统一管理。

恩钿与仪凤是要好姐妹,我们大家都很熟。我当时在先农坛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正在天坛的对面。每周我总有一两次去天坛恩钿的寓所共进午餐。这时候,恩钿常挑拣好品种的插枝或培育的幼株送给仪凤。仪凤对月季花是万分珍爱。及至我在章诒和的文章中,见到叙述仪凤用开水将所有月季花浇死的情况后,忍不住失声大哭。这说明罗仪凤在当时已有必死之心,让她那些心爱之物先行一步,她是如何将血和泪吞下的啊?此后,妈妈死了,心爱的香水、鞋、衣服、书籍、古玩字画等等,都早已在“红卫兵”时代被抄没焚毁,她已一无所有,她可以轻装上路了。1975年,她只生活了六十几个年头,就把她的饱学、智慧、才华、聪明和她对人们的爱,都带进了坟墓。

罗家正房门洞顶上有一棵紫荆,木本,长藤攀援到房顶上,夏秋之交开满紫色小花,其美无比,而且严正之至。前院引路的左侧有一棵樱桃,果实殷红,大如鸽蛋,是从美国带回的樱桃品种,食果后将果核埋入土中,经过几年,居然长成了京城内独一无二的美种小樱桃树,已经几十年了,每年结出几百粒娇红欲滴的鲜美果实。每年,我都能分到几粒。

花园里和前后院都种有丁香花,紫的、白的,每到春天,繁花似锦,香彻全院。我们常常聚在花下,争相寻找五瓣六瓣的变异花朵,欢言嬉笑,那是一种什么心态啊!我们曾经历过怎样一段美好时光啊!它将永远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康老最爱的宠物是她的爱猫“吉吉”,在康老的自传中载有吉吉出生于1953年7月2日。我见到它时,它已将近三岁,非常惹人爱怜。老人视之如小儿孙,常常抱在膝上,向它倾诉衷怀,而且也常常让它参加招待嘉宾。它能通解人意,它能任人爱抚,它能安静地听你喁喁细语,它会善体人心。1973年我出狱后,向亲友们打听康家情况,据张汝良谈,老人病重入院时,吉吉曾在家中各处寻找老人,及至老人故世,它哀叫数日,不饮不食,终于失踪。这也许是传闻附会,也许是事实。总之是吉吉不见了,吉吉已十六岁了,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侍老人了。

康老住在南洋时,曾豢养一只小猩猩,及其死,乃将它制成标本带来北京。先是放置在客厅里,一天,把小孩吓哭了,乃改放在卧室中。后来因为积尘不易清理,遂将之迁置在储藏室内。老人母女,一向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

1956年9月中旬,康老曾动议在次年为南海先生筹办百年诞辰纪念会,因为国内外常有许多亲友探询是否有此可能。10月初,老人邀请了顾颉刚、叶恭绰、龙云、张次溪和我等几人在家聚餐,商谈设想和计划,并另增加邀请李济深、张元济、载涛、张钫、章士钊、何遂等人参加为发起人,由顾颉刚、叶恭绰等几位执笔拟稿“发起南海先生百周年纪念书”,并希望能在中央文史馆或文化俱乐部举行公祭。10月15日拟好公告,送请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等人征求意见,并请代呈毛主席及周总理等,期其赞助。

一天,李济深在机场欢迎某外国贵宾时,见到周总理,乃将计划面呈。李济深当时说:“纪念康有为如想像纪念孙中山似的大举,恐怕不易办到,如果以百余人举行家祭并同时纪念戊戌六十周年,举办小型展览,展出有关文献书刊翰墨,似为可行。”康老表示,小举比大办好,且早有此自知之明。后来到1957年7月底才接到李济深先生来信:“举行戊戌政变六十周年纪念会,是有历史意义的。” 终于1958年举办了纪念会,并同时展出了有关文件和历史文物。

由于我追随在老人左右十余年,我与张汝良教授几乎与老人朝夕相伴,并完全投入了她们的生活,似乎已是她们家中的一分子了。我们曾会见过绝大部分她们所往来的亲朋好友和中外客人。

康老出生在一个有七百多年历史底蕴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是一个世代书香、诗礼传家的家族。康老在幼年饱读诗书之时,受到父亲南海先生的薰陶,逐渐形成非常开阔的胸襟和思想境界。继之是戊戌之变,避难出走,万里侍亲,环游世界,宣讲救国保皇立宪,美国留学,随夫出仕,代表中国出使世界妇女大会,提倡女权,在国内组织妇女会,创办孔教会与道德会,办理慈善事业,救济孤苦贫困灾难之人,奔走和谈,保卫古城;继而接受文史馆和全国政协的邀请和聘任,在全国各地视察卫生保健和教育工作,同时在家中整理南海先生的遗作遗稿,自己还要吟诗、填词、作画、写文章。老人的生活是十分丰富而繁忙的。

1-16.jpg

康同璧母女偕友人同游颐和园(左起:张之洞孙女张厚图、吴静姝、张沧江、康同璧、张汝良、罗仪凤。右一为张沧江夫人瞿惠英。摄影者为张厚图夫君林其煌。)

康老喜欢热闹,爱交往,也善于交往。我陪侍老人家十几年,接触过许多方面的人。有康罗两家的亲朋好友、康家的门人及后辈、政府的同事同志、诗词唱和的老友、清末民初的遗老遗少,等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康老和她的大姐康同薇常有书信往来。康同薇的子女中,住在北京的有她的第六个女儿麦俸曾和她最小的女儿麦任曾。俸曾和她的丈夫周先生同在芬兰驻华大使馆工作,可惜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便双双弃世。任曾是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现在恐仍在北京。

康老与她的两个弟弟康同、康同凝家很少往来,只有一个侄女康保娥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和工作,亦少走动。其他亲人中有往来的便只是她的六妹康同复和她的丈夫潘其璇了。另外,她堂妹的女儿黄子京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没有交往。

康门弟子及其子女中,我见过的有梁启勋(梁启超之弟)、梁思成(梁启超之子)、刘海粟大师、任启圣(天学院弟子)、张次溪(张伯桢之子)、王梅武(王照之子) 等。梁思成夫妻是世界闻名的大师,而思成又是一位非常幽默的学者。一次,我从广州回北京与梁思成同车,我是下铺,他是上铺。我见他身体不方便,上下有困难,乃将下铺让给他,我爬到上铺去,孰料他在睡好之后,竟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问他什么事好笑,他说:“老兄,你真是一个好人,老兄,你真是君子也。” 我未加思索地说:“这不算什么,应该的。” 既而一想,他是在取笑我,说我是“梁上君子”。又一次,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他谈老婆和文章的事,说:“人家大多是讲‘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而我却认为‘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记得当时我说:“这是‘梁氏定理’。”康老很喜欢听一些笑谈,我们便也常拿这一类的笑话讲给她老人家听,博得老人开心欢笑。

诗画名家中,经常与康老往来的有叶恭绰、夏仁虎、仇鳌、俞平伯、张效彬、孙诵昭、刘洁园等。 他们每有诗画文字往来。文史馆和全国政协的同道同事中有往来的人较多,如鲜英、王季范、龙云、卢汉、黄绍、黄琪翔、赵君迈等,当然还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最有名望的人们。记得曾有人当时问过康老:“这时候您怎么还敢与‘大右派’们往来呢?” 康老答: “我们道义相交, 无私才能无畏, 我有什么可怕的?” 又说: “大家都怕与他们往来,而不与他们交往,那他们就更需要我的慰藉了。” 又称: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无交往,心就更寂寞了,还要朋友干什么?”

康老在国外读书、旅游、生活多年,有很多交往。而在解放后,除在苏联驻华使馆任职的汉学家齐赫文斯基之外,就是她家后院的房客印尼人、瑞典人、芬兰人等。章立凡的回忆录中曾提及在罗家见过一位中年外国女士。不知是谁。我想可能是李欧丽阁太太(Olga Lee) ,原籍大概是瑞士或波兰,多年前嫁给燕京或清华大学的一位李姓教授 (记不起名字了),是罗仪凤的朋友,现在她是我们中国国籍了。

康老的晚辈中,有三个女孩儿常在节假日时住在她家。一位是吴静姝,芭蕾舞学校毕业,戴爱莲之爱徒。她的母亲是上海永安公司郭家的四小姐—— 郭婉莹,郭是罗仪凤在燕京大学同窗同宿舍的闺中好友。另两位是一对姐妹,方、方珊,她俩是吴静姝在上海时的小学、中学同学。姐姐在钢铁学院,妹妹在某中学读书,现在恐已都退休在家,儿孙满堂了。康老母女家居寂寞,得此三女孩儿在身旁,承欢膝下,得到不少的亲情慰藉。

吴静姝的昵称叫Lollie,我们常以此称呼她。她的父亲是上海Transmarina公司经理,为上海和全中国引进了许多先进的精密仪器和医疗手术器材。Lolly从儿童时期便在上海随一位俄国女教师学习芭蕾舞,后来到北京舞蹈学院进修。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名演员。她天真活泼,清新秀丽,常为我们在客厅里表演美丽的舞姿。她英文水平很高,常在学校里为外籍教师和外国代表团做翻译工作。有一年,她妈妈和弟弟吴中正来北京探亲旅游,老人和仪凤都非常高兴。

此外,康老家还有一位常客欧阳太太。她经常帮助老人抄抄写写,她的英文、日文和西班牙文都很好。据说她的先生生前在南美做外交官,多年侨居海外,中外文水平都很高。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她是我的大学同学欧阳可祥的母亲。可祥在读书时为国捐躯,是一位了不起的青年烈士。

关于仪凤姐的往事,四五十年以前的旧事了,我已记不太清,而且也不连贯,待我慢慢地回想吧。不过她与罗隆基的一段恋情,我曾与焉。仪凤给罗隆基的书信,有一部分是我参与的“杰作”。

康老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一位康有为学术的传承代表,一位载在史册上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人物。这位将近九十高龄的老人,竟然只因感冒,在1969年的一个夜里,在一个小医院的走廊里,默默无闻地、孤寂地、凄凄惨惨地逝去……

当时,我在山西省永济县的监狱里。待我出狱了解到这些事情时,已尽是传闻的故事了。写到这里,我没有法子再写下去,我已泣不成声。

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于温哥华

后  记

2004年3月返北京探亲访友,在宾馆售书处,见多人围购畅销书《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也买了一本。

离开北京十五年,于国内文坛比较陌生,对出版界也不熟悉。

章诒和小姐是我四十几年前在康同璧家认识的。当时她还是一个女孩子,一个大学生,是章伯钧先生的小女儿。多年不知其消息,忽见她写的书,大喜过望,希望能见她一面,但不知如何找她,乃向三联书店的老朋友沈昌文先生求教。昌文说:“这好办,我能代你找到她。”想不到诒和又为我找到了章立凡先生,这样就引出立凡的《寂寞身前身后事》中所记载我们三人见面的一段故事。回忆往事,不胜唏嘘。

他们希望我也能写点东西,我因年久失忆,许多事写了撕去,撕了又写,反反复复。我既不善为文,也不能成文,谨先以此塞责,今后当继续写下去,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完成先人嘱托和个人的愿望。

张沧江  2007年清明于温哥华

文章版权归《老照片》所有,转载请与《老照片》编辑部联系
(Email:
laozhaopian1996@163.com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