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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赫鲁晓夫会见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摄于1957年5月)
 
前排左起:×××、张又君(《光明日报》编辑)、×××、邵红叶(《天津日报》总编辑)、张荧(译员)、徐铸成(团长,《文汇报》总编辑)、赫鲁晓夫、徐晃(副团长,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富文(《新疆日报》总编辑)、×××、邵燕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 
后排左起:罗林(《北京日报》副总编辑)、刘克林(《大公报》国际部主任)、××× 、陈泉璧(《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王器(译员)、唐平铸(《解放军报》总编辑)、丁九(新华总社党委委员)、×××
(照片由徐复仑先生提供、邵燕祥先生考证)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作者:邵燕祥

上海徐复仑先生保存有一张赫鲁晓夫接见中国新闻代表团的老照片(见本辑中插页),虽陈旧漫漶,仍觉十分难得。照片是东道主拍摄的,当时赠给代表团(团员十二人,译员二人)人手一幅,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其间经过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的大批判,经过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我手头的那一幅在“文革”中上缴,不知所终,多数朋友人琴俱杳,估计十四张照片能保存下来的不多了。而徐复仑先生保存的这一张也是“文革”中被抄走后又归还的,其中赫鲁晓夫与徐铸成两人的头像还残留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羞辱性的印记。

照片中站在赫鲁晓夫左边、戴眼镜的是团长徐铸成,就是徐复仑先生的先人,他是《文汇报》总编辑,1957年的“风云人物”。

1957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也正是毛泽东爱说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秋天将逢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苏联预定要隆重庆祝。而在一年以前,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一个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涉及斯大林践踏法制、“肃反扩大化”的行径。一下使全世界震惊。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内部,则是分别做出不同应对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这年4月、12月先后发表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文,承认斯大林犯了严重错误,但指出他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年末年初,因为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国际共运的分化,毛泽东在高层讲话里强调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

苏共二十大后的中苏关系,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相当微妙。对斯大林的评价,中国的两论指出不能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显然是针对着赫鲁晓夫。然而,毛泽东于1956年“以苏联为鉴戒”,继提出“十大关系”的论点,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恰恰是后者引起苏方的疑惑,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听说,“双百”在那里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1957年春的这个中国新闻代表团,是苏共二十大后中国第一个访苏的记者团,看来双方都较重视。从参加者看,除了《光明日报》的张又君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我,都是中央和省市级党报总编辑一级干部。因为毛泽东刚刚在3月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过他每天起床先读《文汇报》,爱读它胜过《人民日报》,对徐铸成优礼有加,因此安排徐铸成这位党外人士任团长,大家并不感到意外。为与东道主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对应,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由副司长徐晃任副团长、党组书记,另一位副团长卢竞如大姐,是位老革命,曾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办的巴黎救国时报工作,她俄文当然好,做过高岗的秘书和高级译员,高岗出事后,她调任俄文《友好报》副总编辑。这个三人领导集体,在出访的四十天中团结融洽,和团员之间的关系也都很和谐。在照片中,徐晃就站在赫鲁晓夫右边。可惜看不到卢竞如,因为赫氏的接见,是在我们离开莫斯科前夕临时通知,卢大姐外出购物了,没能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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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代表团全体人员在苏联合影,左起:陈泉璧、张又君、唐平铸、邵燕祥、王器、卢竞如、×××(苏方陪同人员)、徐晃、徐铸成、张荧、刘克林、邵红叶、富文、罗林、×××(苏方译员)、丁九。(照片由刘自立提供)

我们于3月28日早晨乘图104出发。我是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乘飞机,倍觉新鲜,在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等地着陆多次,可能是加油吧。到达莫斯科,赚了五个钟头的时间,甚至没感到时差,稍事休息,就兴奋地赶往克里姆林宫的乔治亚厅,在那里,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赫鲁晓夫和他的“班子”,曾被《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誉为“灿烂的星座”的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我们不是晚宴的主宾,三位团长与赫鲁晓夫相见如仪后,就被介绍给当天的主宾、匈牙利的“党政一把手”卡达尔,正是他,在前一年11月初,通电要求苏联出兵镇压了首都布达佩斯街头的“反革命暴乱”。为此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表情,看到的是不苟言笑、彬彬彬有礼却城府很深的样子。

记者团逗留期间,应该说受到苏方很高的礼遇。无论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今已恢复旧名彼得堡)、高尔基城(今已恢复旧名诺夫格罗德,即下新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已恢复旧名叶卡捷林堡),还是分东西两路(东路到中亚四国,即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西路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名城巴库和斯大林格勒,即今之伏尔加格勒),除了巡礼克里姆林宫和冬宫这一类保留节目外,都为我们安排了包括工农业和文化教育等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参观,以及了解苏联人一般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机会,有些活动,如在吉尔吉斯到东干族集体农庄“米粮川”的访问,极具特色,那是近百年前中国陇东流亡移民的后裔,这些穆斯林保留着我们熟悉的中国西北地区许多风俗习惯语言音乐,他们的新一代诗人希华扎(本音为“十娃子”)的诗,从斯拉夫字母拼音读出来,竟是陇东方言,甘肃青海一带民歌“花儿”的格律。我们也游览了历史博物馆和革命纪念地,高尔基童年寄养的外祖父家故居等等,让我们发思古之悠情,在伏尔加河上航行,更使人心胸为之开阔。

也有不满足的,是所到之处,盛情接待的单位,都拿着稿子念千篇一律的套话。再就是日程排得太满,完全没有自由活动的余地,想单独出门逛逛街,几不可能。至于想在出访过程中加进一个临时动议的节目,看看陪同人员的尴尬脸色,真也不好意思叫他们为难。但想想在我们国内接待外宾,不是一样吗,便也释然。客随主便,是最通情达理的选择(其实,我们谁都没有到苏联来搜集阴暗面的打算,偶有所见所感,比如我们在莫斯科住苏维埃旅馆,在列宁格勒住阿斯托里亚饭店,都在附近看到艳装女子徘徊,身份可疑,顶多私下里议论议论,谁也没准备笔之于书,我只是在回国后,对编辑组里七八个人说了一句两句,却成为攻击苏联的右派言论了)。整个说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此行够得上丰富多彩,我们团里动笔最勤的,一位是团长徐铸成,一位是《大公报》名记者刘克林,他们都在各自的报纸上写了引人入胜的游记连载,应该说有助于国内读者了解一些苏联的风土人情。特别是苏联普通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那不是表演出来的。

五一节那天,在红场观礼台上见识了一年两度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场面,光是在目迷五色中注意全场没有出现一幅斯大林的画像,而没顾上瞻仰赫鲁晓夫的丰采。另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应邀到大克里姆林宫去听他关于下放工业管理权的报告,半天时间,一句也没听懂,却也不能不领主人的情,最高苏维埃全会,就像我国的人大一样,不是人人都能列席旁听的呀!

轮到5月8日这一天下午3时,赫鲁晓夫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们。这回有他们外交部的译员,发给我们每人一本十六开的大记事簿,厚厚的,近似道林纸,是让我们边听边记的吧。赫鲁晓夫果然是毛泽东后来诗中语带讥讽所称的“能言鸟”,又是滔滔不绝的近两小时。我作了记录,后来撕给刘克林,供他帮助团长徐铸成写汇报时参考,同时我还记下一些临时触发的“灵感”,回国后就铺衍成一首百多行的“报告诗”《会见赫鲁晓夫同志》(刊于5月下旬的《人民日报》)。赫鲁晓夫也确是博闻强记,从国际说到国内,从历史说到当前,最后他请我们带信给毛泽东,说他们的十月革命庆祝大典,“已经为毛泽东准备了盛大的欢迎”,我就把这句话写到诗的最后一行,算是不负所托了。

不过,反右派斗争时,揭发我说过一句“赫鲁晓夫办事太毛草”,这自然是诬蔑“党的领袖”的右派言论,而批判者以这句话对照我诗中对赫氏的肯定性描写,指斥我为“反革命两面派”。谁知到了“文革”,由于赫鲁晓夫已成了修正主义的代号,同样是这首诗,罪名又变成“美化并歌颂修正主义头子”的毒草了。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呜呼!

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如约率领一个最高规格的党政代表团访苏。庆典之后,又心高气旺地参加了一次各国共产党会议。那时,国内刚刚经过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徐铸成从5月下旬就因版面安排受到敲打,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宣布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形成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说起来已经是整整五十年前的旧事了。这张老照片上,不光赫鲁晓夫已成古人,我们的三位团长也都先后离去。徐晃是1980年代驻秘鲁大使任内,在办公室猝然发病去世的。刘克林和丁九两位兄长,都在“文革”中被迫走上绝路。前几年打听,大约除了我和两位译员外,只有新疆的富文健在,当年他四十四岁,今年该是九十四岁的耄耋老人了。

1957年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而今天上距1957竟已五十年了。面对这张老照片,不禁也叹道:逝者如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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