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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荆请罪也枉然 

--作者:王得后

整整五十年了,终于找到了这本书:《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斗争的巨大胜利》。

谷兴云学兄千里迢迢自费从阜阳来到北京,住在母校的地下室招待所,为搜集当年我们中文系乙班(四、五班)帮助党整风成立的“苦药社”的资料。要为新中国的历史保留一页逼近真实的史料。有一天他告诉我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了这本书。后来我又在别的单位的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了却了一桩心事。

五十年前,我在青海西宁新华书店看到过这本书,我翻了翻,看到由我执笔的一篇东西——题《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署名北京师范大学中四(四五班)——收录在里面。那是我毕业不久,初出茅庐,热衷于写东西,喜欢看到自己的文字印成东西的岁月,但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竟然一股异样的冲动涌上心头。我没有买它,也从不对人提起它。我那时候并没有觉悟,但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并不觉得是什么正确光荣伟大的事,值得炫耀。也许是物伤其类的本能吧。这本书就这样压在我的心头。随着岁月增长,那异样的感觉变成了内疚。当母校百年华诞的时候,在一片尽情虚夸荣耀的气氛中,我着意写下校史中那刻意隐瞒的一页,也写出多年咬啮我的心的负罪感。我知道:含冤的同窗,死的死了,忍辱挣扎苦苦熬过来的学长肉体和内心的苦痛无法弥补了,我的负荆请罪有什么用呢?什么用也没有。但我还是写了。我必须“代表我自己”祭奠死去的冤魂,和向大难不死的学长公开道歉。我不能不负应负的责任,哪怕它像我的生命卑微得像一粒尘埃。这就是《纪念册》(原刊《随笔》2003年第一期,收入拙作《垂死挣扎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下面是相关的话:

面对“纪念册”,我凝视着他们的照片,那红色封面上的六个烫金大字:“青春  友情  人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青春”么,这是怎样的“青春”?“友情”么,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沉入无底的深渊,没有伸出援助的手;在庄严的“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信仰中把他们当成“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呕心沥血教过我们的老师也一夜之间化为仇雠。后来,当我读鲁迅,读到他所表示的:“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心里实在痛苦。那时我对于老师和同学的“非罪而遭冤”,竟被麻醉得毫无感觉。我们在小会大会上批判过他们。我们“义正辞严”“声色俱厉”地批判过他们。我记得,最后,我参加了整理他们材料的“工作”。我记得,我奉命写了一篇控诉他们“罪行”的报道,收集在一个集子里。书名记不全了,书名中有“首都高校”的字样,有“反右”的字样。我曾经在一个图书馆或是书店的书架上看到过。那是在我们已经分配之后,“夹着尾巴”各奔东西之后,我在祖国的边疆青海西宁。要说像“文化大革命”给我戴的帽子我是“反动文人”,我这篇东西才名副其实是“反动”的。这是我的不可洗涤干净的罪过——尽管没有署我的名字,尽管必定经过“党”的审正,审正中的斧削。但我知道: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单位乃至一个民族都是这样,倘若只记取“过五关,斩六将”,而不铭记“走麦城”,甚至禁止人们提醒、论述“走麦城”,妄想将史实从历史中驱逐,那么,无论他多么声嘶力竭,无论他多么一厢情愿千百遍呼叫“还我头来”,他将永远得不到他的头脑,而沉入地狱的深渊,而万劫不复。

 记忆是这样欺骗着我,使我虽然知道有罪过,却不记得是这样卑污这样难堪的文字。那题目就是一个时代的罪孽的缩影:《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所谓“落后”是污言秽语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年纪轻轻的在读大学生,竟至于使用“好吃懒做”,“荒淫无耻”,“肮脏”,“龌龊”,“流氓”,“无耻之徒”这样污秽的字眼;没有“材料”(所有材料都是未经核实也不去核实就用来批判、斗争,乃至定性;直到运动后期才来所谓复查;虽是纠错,却说是宽大,迫使人感激涕零),就用“朦胧”手法,如“够了,以上揭露的只是他们腐朽生活微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是难以启齿的”;“够了,这些只是一小部分”云云,让读者真以为“新中国”的大学,有的学生在校四年过着这样的生活。至于所谓“政治上的反动”,列举的“事例”都是对于“个别”党员,“个别”团员,“个别”积极分子的批评。经过筛选写入的“言论”只有四句半话:“对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先进阶级来说,就是不服气。”“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积极分子说假话。”“我不靠你共产党吃饭,我靠自己吃饭。”“我的解放不是靠你共产党的力量,与你共产党无关。”还有半句,是对“反右”后《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的一位全国有名的“大右派”在“整风”中的言论觉得“有道理”,“很尖锐”,“大部分是合理的”。如此而已,而已而已。

我不知道为什么挑选我出来整理这样的东西。

我说过:“也许是我的本质不好,也许是中文系出身的学生就有病”的话。现在反省起来,这病很复杂,很严重的了。

我的故乡在井冈山东麓脚下,这是革命的圣地,也是反革命的地盘。我们村子一个姓氏二三十户人家,在三十年间经过两次大革命。父亲出身黄埔军校四期,从广东北伐到龙潭,而最终走向反革命,真是死心塌地,死而后已;我的出身也就复杂而反动。但我从记事就不喜欢我的家。它阴沉而恐怖。当故乡解放,父亲被从井冈山捕获,我单身远离家庭到南昌复学的时候,一位南下干部的一堂“社会发展史”的报告,就把我解放出来,使我从此坚定地背叛了我出身的“反动家庭——反动阶级”。这一点我从未动摇,至今不悔。而也是这一点,竟至于使我不仅相信了“阶级斗争”,也相信了对“反动阶级”的“毫不留情”的斗争;遇到疑惑即检讨自己的“觉悟不高”“阶级烙印”太深,自觉“改造”自己。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适”,“反胡风”,“肃反”,“反右”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中,当党指出谁是敌人的时候,我既已“六亲不认”,何况同学同窗!我整理的这篇文字,之所以这么“刻毒”,正是我当时这样的“阶级意识”的必然投射,是我所受教化的成果,也正是我思想改造的一份答卷。

从1950年我回到南昌复读以后,我就没有了家庭的经济来源。中国共产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阶级路线,当时不是这样说得好听,而是实际也这样执行的,没有要我申请就一直给我“人民助学金”维持我读书,直到高中毕业,这增加了我的信服并且崇拜。我1951年1月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而前几个月我父亲刚刚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这是我“经受住考验”“跟党走”的证明。这种信服、崇拜和追随,直到大跃进带来大饥荒的日子,当我和学生打野菜吃野菜七十天,而得知领导们天天喝酒吃肉的时候才开始怀疑。后来更听到了吃空额囤积大量粮食、食用油的传言,不禁暗自耻笑不已。但即使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绝望中,在为逃避军宣队队长勒令我揭发某位同事以赎罪的卖友行径而自杀的时候,在《遗书》中我仍然坦白表示我是愿意改造的,我仍然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最高指示”——“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表白忠心;坦白交待:我觉得这种痛苦实在忍受不了,我只有一死了之了。

我的这种信服、崇拜和追随使我接受党的一切教化。我承认我有“出身”的“原罪”;我也认同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巨大作用;生活作风是阶级性的表现。因此生活作风导致政治反动是必然的逻辑。

我也尽力培养自己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早就是行动的指南。
 我自信我是一个“五分加绵羊”式的学生。毫无疑义,我有许多缺点。我有幸没有当上“右派”,也没有受到处分,这使有的人惊讶地笑问过我,我无言以对。但我知道自己,我信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和信仰共产主义一样痴迷。

元白师年过八十,有诗曰:“莫名其妙从前事,聊胜于无现在身”。如今我也年逾古稀了;真切感到这句诗的精妙。我惟一鲜明的记忆是1957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广场等候开庆祝会的时候,突然有谁拿来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大家抢着阅读,有人要求朗读。回到学校就是向党员询问并表示要请求参加整风运动,因为对于党外的人是自愿参加的。心里的感觉是:参加整风是一种光荣。真是一阵“莫名其妙”的兴奋。一些零星却清晰的记忆是毛主席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全国宣传会议上讲话录音,其中提出反对宗派主义要“挖墙”,即挖掉阻碍党群关系的高墙;要“填沟”,即填平隔断党群关系的深沟;而这正是后来大批特批的“右派言论”,心里大惑不解。还有一些零星而模糊的记忆是看大字报,看有同学主持辩论会。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引得议论纷纷;随后是《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学校空气开始变化,逐渐肃杀起来。特别是我们乙班一位同学在吃饭时因争论被打的事发生以后,由众说纷纭到定性为“阶级斗争”以后。

不记得是谁通知我参加整理材料,也不记得我们班还有谁参加。只记得不是我一个。那是在物理楼二楼一间大教室里,原来的课桌拼成一排一排的,不同的人组成一个一个小组。并不仅仅是我们班的,即使全中文系的也不能挤满整个教室。桌上堆着一摞一摞材料。所谓“材料”就是大哄大嗡出来的“检举信”,“大字报”,“批判会的发言稿”,根本没有调查,没有核实,并不能说就是“事实”;可就是要用这样的“材料”来定性。后来是看破了,这就是政治运动的公式:不择手段运动群众——上纲上线批判“内定对象”——定性作出组织处理——若干时日以后“复查甄别”。面对那些“材料”先是传阅,然后讨论。记得“材料”是不准带出教室的;工作情况是不准外传的。白天黑夜“连续作战”了好几天,直到我交卷。这份答卷今天才看到《师大教学》刊登过;那时我第一次看到是远在祖国的边陲青海了,内心也有了一点“莫名其妙从前事”的变迁。

那一年取消了毕业考试。说是“反右”是最好的考试。记得分配前填过表,作过动员,强调面向基层,面向边疆,似乎还有一个“面向”,忘记了。分配结果是在一个阶梯教室当众宣布的。不记得是分配前,还是分配后,有一天傍晚,突然高音喇叭通知应届毕业生集合,坐了校车,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广场上席地而坐,黑压压挤满了全场,据说全市的高校毕业生都来了。是周恩来总理作报告。周总理很晚才来。一进大门,我们就拼命鼓掌。我清楚记得的有三点:一、号召大家努力思想改造,要“活到老,改造到老”。并用自己出身不好,影响到他南昌起义后只知道城市,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正确地走向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成功的故事,教育大家。二、强调服从分配。也讲到要照顾已经确定恋爱关系的同学。讲到历届有不服从分配的情况,宣布不几天将公布“劳动教养”条例,不服从分配的可以送去“劳教”。三、记得一个细节,他的讲话很长,有一个多两个小时吧,没有讲稿,中间只看了一眼放在讲桌上的纸条,念出历届毕业生数字。这令我惊讶和佩服的不得了。

终身不能忘记的一个印象,是离开学校的时候,看到同年级一位戴了帽子,受处分留校等待分配的同学,传说他是“极右”,孤零零地在楼旁劳动。没有一个同学向他打招呼,告别,真是形影相吊,分外凄凉。

今年是1957届毕业的五十周年。整整五十年过去了。我受难的同窗,死的死了,罚的罚了,一切难以诉说的苦都熬过了。“道歉”有什么用呢!元白师曾痛感:“泪收能尽定成河”,即使泪枯血干,能唤回谁的性命?能补偿谁的青春?就是我自己,即使说了道歉的话,——公开道歉,也丝毫不能减轻我的内疚,消除我内心难以诉说的思绪。然而,我还是要道歉,想道歉。不是将来在地下能够坦然面对冤死的学兄学姐,我不相信人有灵魂,人死成鬼,人间之外有地狱。也不图今天在人间能够坦然面对大难不死的“小集团”——“苦药社”的学兄学姐,请求原谅,宽恕我的发昏,得到宽恕的安慰。不是的。

我知道:个人的道歉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当教育者只知道背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而以为自己能“立地成佛”毫无歉意毫不罪己的时候,哪怕有一个学生知道道歉,实行道歉,不过像萤火虫吧,毕竟是一点亮光。

我知道,我不是罪魁祸首。但我更知道,绝不是“错误人人有份”。将近一百年前,鲁迅就指出过:“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苦药社”就是“要前进的”一群。帮助苦药社的,哪怕只在内心深处,有;同情苦药社的也有。我毕竟是一个“执笔者”啊。

人间,在太阳底下,事情真是复杂而微妙。我在那篇东西的结尾处,竟然记录了在批判中被批判者一句这样的话:“总有一天他们要向我们道歉。”今天听来,多么自信,多么自豪,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并令我内心生出苦涩的微笑。今天,我这个执笔者,代表我自己,实践您们的预言:再次向您们道歉了。

我的道歉,是对自己的警告:“不二过”。

我的道歉,是我明白我这一生终于懂得:轻信——理想——迷信的关系。轻信是可以原谅的;理想是需要的;但是,一旦迷信,哪怕是人类最美的理想,就会发昏;就有堕落成为“万劫不复的理想的奴才”的可能性。我必须警惕。

 2007年2月24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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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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