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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作者:杜高

2007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既享有普通人的节日快乐,又有只属于我的内心伤痛。今年恰好是反右运动的五十周年,也是一些人很希望人们忘却它和不要再提起它的一年。但偏偏五十年前的那场噩梦,却像一个摆脱不掉的影子,紧紧跟随着我。

当新发现的又一册被遗落的“杜高档案”摊开在我的面前时,是这样地令我震惊,我被再一次推进了想要忘却和躲避的那个可怕的历史情境中。

2004年,年轻学者李辉曾把他发现的共有三十多万字的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以《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为书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开出版。我为了使今天的读者读懂这些奇异的历史材料,写了《又见昨天》一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入《百年人生》丛书出版。

李辉先生那时当然不会想到,还有一册档案遗落掉了。而我那时为着这部个人政治档案的意外出现和公之于众,尽我最大的意志力,重又承受了一次精神的煎熬。

我不想遮掩自己,我愿意袒露我所有的难堪,连同我有过的屈辱、过错和丑恶,把五十年前那个历史环境中的真实的自我,赤裸裸地展露在世人面前,还原历史的真相。

感谢人们,并没有因这两本不堪一读的书嘲笑我和蔑视我,人们理解了我,甚至怜悯我,因为他们从我而认识了一个历史时代。

当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感动着我。中国在变革,档案在流传,我的心逐渐地得到平复。我一天天老了,“昨天”也一天天离我更加远去。

但我绝不会想到,“档案”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正当人们回首五十年前那场不可思议的运动,想念起那五十五万个蒙冤受难的知识分子时,一位从澳洲回国的年轻的语言学者丽江先生,带着他发现并收藏的一册“杜高档案”的几份复印件来到北京,打听到我的住址后,立即走到了我的身边,当他热情有力的手臂拥抱着我的衰老的身躯时,我真是既感动而又惊讶得不知所措了。

《杜高档案》竟还遗落下厚厚的一册。共有九十七份劳教时期的各种入档材料,二百五十多页,十余万字,内容包括1958年4月18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从文联大楼带走后,在一张囚犯登记表上印下的手掌纹和手指纹,以及公安局当时拍下的标号“0115”的我的一个头像。还收存了检举揭发我的材料二十一份,批判会和改造评比会的记录十八份,我写的检讨书和请罪书四十一份,我检举别人的材料四份,其它的材料十多份,最后是1969年11月4日我被劳改农场遣送回原籍后,12日写给当地派出所要求工作的一个报告。

这册档案记录了我的整个十二年的劳教过程,应该是李辉收藏的我的档案的其中重要的一册,但不知怎地滑落了出来,成了单独的一册,也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出卖。但它终究被丽江这位有心人发现并买了下来,只不过把它带到遥远的澳洲去了。

这真是继李辉发现“杜高档案”的奇迹后又一个奇迹的出现。

站在我面前的丽江先生,是一位多么可爱的年轻学者啊,他的笑容像阳光一般灿烂。他的青春生命和他揣着的那一册档案里的那个五十年前的青年右派的愁苦的面容,该是一个多么刺目的对照啊。

我的眼眶里禁不住涌出了眼泪,感叹着两代知识人不同的历史命运。这位生活在开放年代里的青年学者,该用着怎样疑惑的眼光来看待面前的这个老人,又将怎样去寻找五十年前的那个被扭曲得难以理解的年轻生命呢?

这是一册不堪重读的历史。是我不愿重见的“昨天”。这里不仅饱含着囚禁的痛苦,饥饿的折磨,求生的挣扎,更可怕的是那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的内心深处的政治恐惧。而这正是高墙电网外的人们难以理解的。

丽江是1961年大饥饿的年代诞生的孩子,现在澳大利亚麦克里大学教授汉语,同时兼任澳洲华人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他是在“文革”中长大的,那个年代留在孩子心中的记忆,促使他特别关注上世纪中国的历史。他在北京工作时期的业余爱好,就是尽力收集“文革”时期的史料和书籍。中国的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经受过的苦难,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都是他阅读和思考的课题,尽管这些书籍和史料记下了多么沉重的历史,曾使他在海外的静夜里一边阅读一边为自己的祖国不停地流泪。

他兴奋地向我讲述发现这一册“杜高档案”的偶然机遇。那时,他很快就要飞往澳洲定居了。剩下的几天,他还想再逛一次潘家园文物市场,再找到一点有价值的旧书和史料。这天他在一个小商贩的麻袋里翻出了一册装订好的“杜高档案”,封面上盖着北京市公安局团河农场的公章。丽江那时并不熟悉我的名字,但他一揭开档案的封皮,立刻就被那两张黑油墨印下的手掌和手指纹的囚犯登记表震撼了,又看见了贴在上面的这个青年囚徒表情惊慌而忧郁的照片。他接着翻阅这本从未见过的档案,一份份检举揭发材料,一篇篇检讨和请罪书,还有被公安人员扣发的这个青年写给“亲爱的妈妈”的家信。丽江的心颤动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本难得一遇的右派劳改的史料,于是和摊主议价,把它买了下来。他当然不会料想到,也许正是这一天,李辉从这里发现并购得了几乎全部“杜高档案”的文本,但他遗漏了这一册。

这真是很富戏剧性的故事。两位年轻学者都在尽力寻回那被“强制忘却”的历史。而历史又偏偏不让人们忘却。

不难想像,2004年,《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和《又见昨天》两本书在国内出版的消息传到了海外,丽江有多么惊讶,他立即托国内友人把书寄去。他对照着《一纸苍凉》,把自己收藏的档案材料按年月归类整理,确认这是遗落的一册,把这一册补充进去,那便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五十五万个不幸者留在人间的惟一的一部未经任何改动的原始档案了。

丽江在澳洲华人电台连续播诵了《又见昨天》,他告诉我,一些年老的华人联想起自己有过的苦楚而泪流不止,更多的年轻华人知道了祖国过去发生的事,许多听众要求电台重播。

他这次回国决心尽快找到我,就是急于告诉我档案的下落,并特意带来了一些材料的复印件。其中有几份告密材料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我没有想到五十年后还能看到它们的原件。

在李辉的那批档案中,有一张1961年4月公安局劳改处惩罚我继续劳教三年的批示表。批示的措词很严厉,说我“表现很坏”、“不靠拢政府”、“散布反动言论”等。但没有具体例证。

李辉曾向我提问。劳动教养一般期限是三年,在我已满三年后,又宣布给我加判三年,这是为什么?我作过如下回答:“听到这个宣判,我的心情很沉重。只有我一个右派定期三年。宣判会后,负责管教我的李干事同我谈话。他抽着烟,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话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回答不知道。他发怒了,一条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烟喷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冷笑了一声:‘这时候想哭了不是?迟了!当初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以为政府不知道是吗?你骂我们是沙皇的狱吏,你太反动了,告诉你,我们是革命的干部!'我低下头,不再申辩。因为申辩已经没有用了。我明白过来,就凭着一个小青年的一个汇报,既不用调查核实,更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决定了我三年的政治命运。”(《一纸苍凉》48页)

丽江说:“您的记忆力真好,如果我不翻阅您的档案材料,很难想像您的判断这么准确。”于是他给我看了这个“小青年”向李干事检举我的原件。

五十年前的事没有从记忆中消失。但当我看到这份“秘密”的检举信时,我还是抑制不住一种难言的内心苦楚。

我想起的是劳改场所,是那个特殊环境中囚徒之间的怪异的关系。我那时还是一个单纯的青年人,我不可能了解人性的复杂。

“小青年”叫徐福明,是个犯人,和我在劳改工厂一个小组干活。犯人的案情是不允许打听的,这和右派正好相反。右派分子必须在小组会上反复交代自己的罪行,不断地加深认识,进行批判。犯人是不许透露案情的,所以我对徐福明的案情并不了解,只大概地知道他是一个大学生,犯了偷窃罪,判刑很重。他那时才二十来岁。我对他抱有同情。有一个休息日,我们关在小院里晒太阳,铁门锁着,有持枪的警卫在看守。徐福明靠在墙边看小说,我走过去翻了翻,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斯洛娃在监狱里。我和他聊起天来,我把他当成朋友,对他不存任何戒心。但他却不停地写告发我的材料。有时排队上工,他也和我挨在一起走,很随意地谈天。直到宣判我加罚三年劳教,李干事同我谈话后,我才猛醒到是徐福明告发了我,因为我只同他那次谈《复活》时提到过“沙皇的狱卒”。宣判后,我们仍旧照常一起干活,我注意地看着徐福明,想知道他对我加重惩罚的反应。他显得若无其事,脸上任何表情都没有。只是我不敢再把他看成“小青年”了。

五十年后我看见了这份检举材料的原件,写了整整三页纸,把我平日同他的交谈归纳成了十二条反动言论,最致命的是第二、三两条。原文是这样写的:“杜高说这些人(指队长、干事)都是些小警察,一月挣不了几十块钱,在以前叫‘狱卒',是最下等的工作(他引用了一句古话,我记不清了),既不用脑,又不出力,有什么出息。”接着又加了一条:“这几个干事,李干事最次,张干事还有点水平。”

就凭这两条,李干事怎能不暴怒起来,怎能轻易放过这个张狂的右派分子呢?尽管档案里有我写给李干事的长达五千多字的检讨书,已经挽救不了我的命运了。我很快就被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去干农田活了。

又比如1966年8月,“文革”爆发后,右派劳教队检查物品,这次检查的重点是有人检举右派队里正在传阅着一本手抄的小说,作者张志华是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学生,劳教后从农场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学林昭(林昭后来在“文革”中被秘密处决)。那时林昭正患重病,从监狱保外就医。张志华和她有过最后的一次长谈。不久张志华被公安局抓回农场。他关在禁闭室里,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这一段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张志华是一个很有文学才华的青年,他的这篇作品在秘密地传阅着。管教人员搜查物品时,全队人员已出工劳动,只剩下几个病号留在队里。我那时正在生病,没有出工,队部便交给我任务,要我写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剧本。我趴在炕头写着,稿纸散乱地摊在炕上,稿纸下面就藏着张志华的那个笔记本。检查躲过去了。我把笔记本悄悄还给了张志华。但没有想到这天病号组里还有一个病号,这件事没有躲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写了一个秘密报告交到队部揭发我。这个不可思议的囚徒之间厮咬的“报告”,我也在这册档案里看见了。

我的档案中记录的1959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馑岁月,劳教右派们经受的苦难、折磨和死亡的悲剧,最为人们惊骇和心灵震颤。一些文章引用我经历的那个“两个窝窝头事件”,来论述在那个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对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1960年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我为大家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我没有及时送回伙房,我确实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我又不敢吃。正在这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我进行追问。我立即作了口头检讨。他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对我揭发批判,再命令我写出书面检查。在大饥饿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我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小组会的记录和我写于除夕夜的这篇检查,都作为罪证装在我的档案里,检查的前三页在李辉那里,最后一页在遗落的这册档案里发现了。

一位评论家看了这些材料后写道:“读到这里,人们怎能不为之悚然?从这个小小的荒诞剧,大致可以想像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对于不曾在那个环境里生活过的人,当然是不能真切体验和想像得到的。所以当你们研究和评论这段历史时,请对这些受尽苦难的人给予更多的理解,不要讥笑他们的软弱和屈从,责难他们的无所作为。”(丹晨:《为了明天———关于杜高的〈又见昨天〉》)

这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使我深受感动的当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

在新发现的这册档案里,我又看到了连篇累牍地“向毛主席请罪”、“求毛主席宽恕”、“向毛主席表忠心”这类文字,也就是人们说的“匍匐在改造者的脚下,辱骂自己,表示悔改,颂谀天主圣明,感激领袖隆恩”的奴隶式的表白。这些文字是个人迷信时代的产物,但只有当我发誓做一个奴隶,才赐给了我那张“解除劳教的批示表”。

我坦诚地说过,经过了十二年高墙电网下的强制改造,我已经不再是“我”。我从一个生气蓬勃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世故的人,一个学会了应付周围环境的人,一个没有表情的人,一个被贫穷折磨得衰老的人,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而内心一直在用力压抑着情感的人,一个虚假的人”(《又见昨天》193页)。

在改造者那里,这大概就是思想改造的胜利;而对于一个人,则是“自我”的彻底毁灭。

一个历史时代的本质就是这样决定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从一个人的命运认识一个时代,我的这本厚厚的档案也许真如人们说的是一份“历史的证词”。

在新发现的这册档案中,最后的一份汇报我的言论的材料,是1969年10月2日,我即将告别劳改农场的前夕写的。我猜想不出这位难友当年写这个汇报时的动机,但他透露了一个信息,他在这份汇报中写道:“杜高对我说,我们过去(解放前)等待着一个新时代,新时代来到了,但是现在我们又要等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时间过去了快四十年,当时怎么说的,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竟然留下了这么一句知心的话,在那样一个严寒而绝望的境遇里,却是我今天料想不到的。也许在我的内心深处真抱有一个朦胧的希望,它果真支撑着我顽强地活到了新时代。

回忆五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当然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不是为了悲悼我那被毁灭了的青春年华,而是为了我们的后代人的青春年华不再被毁灭。这使我想起了女作家张抗抗在读了《又见昨天》后写的一篇文章的末尾那段话:“这本书尤其让我们警觉:一个不善于在‘今天'拷问‘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她说得多么好啊。
    
2007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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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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