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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左女士  
   
--作者:舒芜

   
    历史由一个个人一件件事构成,千差万别。历史叙述只能概括言之,求大同,略小异。例如“文革”中“牛鬼蛇神”所受的肉体折磨、人格侮辱和政治歧视,已经在多少文艺作品和非虚构性文字中形成完整的一套:下牛棚,挂黑牌,唱嚎歌……以及凶神恶煞的造反派等等,大家耳熟能详。可是我的经历就不大一样。

    我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打成右派,一直到“文革”中当牛鬼蛇神,下干校,都在那里。我就不知道黑牌是什么样子,我没有挂过,社里所有“走资派”,所有牛鬼蛇神都没有挂过,嚎歌更没有唱过。同一座大楼的人民出版社,拷打非常厉害,我们则不然,爆发式的挥几拳、掴两下耳光固有之,长时间的殴打拷问则未之闻也。两家共一楼,中间无隔断,每层楼皆直道通连,这边的造反派何以没有到那边交流取经,颇不可解。下干校时,我的政治身份是审查已经完毕,落实政策,回到群众中间,维持原来右派摘帽的结论,可以称“同志”,实际上仍然在另册,自己心知识相就是,所受的政治待遇更加微妙。

    最典型的例子是“九一三”林彪事件。

    正式传达这个消息之前,有一天早上照例“天天读”,大家挤在屋里,我看屋里没有地方了,拿个小马扎坐在门外听,反正就是那么一个形式,屋里在读什么,听不听都无所谓,也没有人管。坐我身边的是同班的黄爱,英国文学研究翻译者,也是已经落实政策的牛鬼蛇神,彼此政治身份相同,内心能够相通。他手拿一本《红旗》杂志做样子,封面上是林彪的像,他指着像小声对我说:“此人已经不在人间。”我吓了一跳,急忙问:“真的?”他说:“真的。”我不敢再问,脑子里翻江倒海,怎么也不敢相信,惟恐是“反革命谣言”。后来才知道,这个消息已经在社会上广为传播,黄爱的儿子当时在武汉一个工厂当工人,听到正式传达,又把消息告诉父亲,而我们文化部干校下面的人还蒙在鼓里。

    又过了几天,有天晚饭后,没有通知晚上干什么,我去问,班长叶女士迟疑一下才说:“还是学习。不过大田里还有白天割的稻子,没有来得及收,怕有人偷,你和黄爱去看一夜,明天补假。”我很迟钝,只想到这是比较苦累的活儿派我们干也是常情,没想别的。路上,黄爱问我:“你知道他们今晚在干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就是听传达我前天告诉你的那件大事。”我立刻明白就是他说的林彪已经不在人间的事。在大田里,黄爱详细告诉我“九一三”事件的内容,我们畅谈了许多事,月光很好,天气不冷,我们两人一无顾忌地谈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对于毛泽东的怀疑。事情是这么明显:刚刚定下来的接班人,空前破例地写进党章,说得那么高尚,那么完美,那么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副统帅,忽然一下子变成叛国投敌的头号罪犯,说是伟大领袖火眼金睛挑选出来的副统帅,忽然一下子变成策划政变暗杀的大阴谋家,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都有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何以有这么一个大大失算,这些都是我先前没有想到,即使暗暗想到过一点也立刻回避的,现在统统毫无顾忌地畅谈着,一个彻夜通宵很容易地过去了。那次的夜谈成为我的思想历程中值得追忆的一页。

    每次回忆到那一页,总联想到班长叶女士答复我时那样迟疑犹豫的神情口气,不是直接说大家听报告,你和黄爱不能听,你们去干什么,而是绕个弯子说,照顾我们面子。友人周伟民教授,本来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文革”后期被发配去“分校”,常常在大会上听到这样宣布:“下面革命群众继续听报告,四类分子和周伟民退出。”其实他那时还没有正式戴上什么帽子哩。对比起来,叶女士那样照顾我们面子,真是太文质彬彬,太温良恭俭让了。她是苏联东欧文学编辑室业务骨干,系出名门,个人没有什么问题,表现很积极,所以在干校能够当个班长,大家当面背后都叫她“叶左”。但是她究竟有哪些左的表现,现在我记不起什么,特别记不起她有什么整人斗人的事,如同社里某著名左派女士专长整斗先锋使人谈虎色变那样,好像大家对她的“左”也不觉得可恨可怕,当面叫她“叶左”倒有些亲近的意思。我还记得一次闲谈中,谈到某个女同志,新婚不久,夫妇感情很好,她爱对丈夫说:“你看着办吧,婚姻法上不是有离婚一条吗?”这当然是得意的表现。但是,叶左摇摇头道:“老把离婚两个字挂在口头上,我觉得不大好。”可以看出她对婚姻信仰尊重的态度,与对“牛鬼蛇神”人格的尊重是相通的。

    人世间的事情极其复杂,同是左派,而有许多不同,是否尊重人,可作一块试金石。左而能尊重人的,和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可就大不一样,叶左女士便是最好的证明。她的好处,又恰好适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比较文明的环境,虽然已经到了干校,这个传统还是多少带了些下来。
   
     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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