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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冯宝岁之死

--作者:邵燕祥
   
宝嘉女士赠我一册近六百页的大书:《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其中收了她的文章《鹪鹩巢于这一枝》,回忆她1970年夏十九岁时到兰州砖厂做工,“《庄子.逍遥游》有云: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我也是一只鹪鹩。在七十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砖厂就是我的一枝。这一枝在我落难的时候给了我呵护给了我宽容,使我得以有枝可依,有巢可栖”。她写下了对工友对师傅们真诚的怀念和感激。
   
其间所谓清查“五一六”波及到她,停止工作,在宿舍不许随便出门,关门闭户写材料,主要是写关于冯宝岁她所知的一切。
   
冯宝岁,我是见过的。1949年冬,我每晚到北京灯市口俄文夜校学习,同班有方成、钟灵、叶至美等,冯宝岁也在这个班。我所以记得她,因为小时候就听我姐姐说起过这个名字,她们在贝满女中同学,应该是同班,1945年高中毕业。在我印象里,学俄文时她好像是在外交部工作。
  
宝嘉这样写到冯宝岁和冯宝岁之死:
   
冯宝岁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她是我母亲解放前在贝满读中学时的闺中密友,后来又在北大先修班成为我父母共同的同学,再后来一起去了解放区。“文革”时她是学部资料室的俄文翻译。我的父母工作都不在北京,宝岁阿姨就成了我的“在京监护人”,这在我档案中是有记载的,如同血缘关系一样不可否认。“文革”开始,宝岁阿姨收留我住在她家,她是长辈更是我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和她的女儿刘钢刘阳亲如姐妹,对她和刘山叔叔的感情不逊于对我的父母。一九六八年十月,她被学部的另一派羁押,十一月中旬被毒打致死。刘钢对我说,那天妈妈去学部上班就没再回来。知情人说那些人要她脱掉毛裤,然后带到法学所,一共有十四个人参加了对她的殴打,她的一条腿当即被打断,她扶着墙站起来,举着毛主席语录对那些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在这之后,他们把一块木板压在她胸口,几个人站上去踩,致使她心脏破裂而死。写到这里我的心又痛如刀割。宝岁阿姨当时的“罪名”是“五一六”,而且是“五一六”的组织者之一。因为刘山叔叔在外交部工作,她家又住在外交部宿舍,所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大批外交部的干部受到她的牵连,……我对专案组坦然承认与宝岁阿姨的关系,但是再怎么施压我也无法提供他们需要的那些子虚乌有的证言。这是我的底线。
   
冯宝岁在“文革”中横死,我是在“文革”结束不久就听说了,但我没想到她竟死得这样惨,很难想象从事“社会科学”的学部中人竟能野蛮残暴如此!这种踩木板把人的心脏压碎致死的暴行,在过去揭露的日本皇军和德国纳粹的罪案中,都没听说过。
   
宝嘉接着写到冯宝岁身后的凄凉:
   
宝岁阿姨罹难后,刘钢去山西插队,刘山叔叔带着年幼的刘阳也去了外地。我一九六九年冬天回京去她家时已是人去楼空。次年,刘山叔叔作为长沙铁道学院的招生负责人来到兰州,找到我和妈妈。那晚我们三人坐在昏黄的灯下说起宝岁阿姨的惨死,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宝岁阿姨的死因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她为人正直热情,秉性单纯善良,除了“文革”中的“站队”,绝无与任何人为敌的可能。我曾经读到学部几派组织负责人的回忆文章,竟然没有人提到她,那十四个有名有姓的打人者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文革”后为宝岁阿姨平反的官方悼词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及此事。
   
宝嘉太天真了,像冯宝岁这样普通的死难者,能够走个平反的程序就不错了,你还期望有什么像模像样的悼词。我没看过她所说的学部几派组织负责人的回忆文章,不知道是在什么年代发表的,是“几派组织负责人”合写的,还是分别写的,如果是意在表示捐弃前嫌实现“大联合”,那还不是一色的“官样文章”,怎么可能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和现实呢?
   
宝嘉文章提到有关冯宝岁的一些传言:
   
坊间一直流传说冯宝岁有兄弟姐妹六人,分别以中、华、民、国、万、岁命名,其父是华北地区有名的大商人,在《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都有记录,说这些是她挨整(一说是自杀)的缘由。去年我在《随笔》中读到邵燕祥老师的一篇文章也如是说,尚未能找到机会向他澄清。
   
这就是宝嘉送我这本大书的目的所在了。冯宝岁虽然先后跟我姐姐又跟我同学,我对她的家事知之甚少。关于她的传言,我没有听说过她父亲的事情,只听过兄弟姐妹六人,同属“宝”字辈,然后以“中、华、民、国、万、岁命名”(即从“冯宝中”一直排到“冯宝岁”)一说,应该是在听说她的死讯时,人家这样告诉我的。我相信了这个传言,并且以为这也该是在批斗会上正式提出来,以证明其家庭之反动的根据。我没有参加过冯宝岁的批斗会,为什么会这样认定呢?我想是因为我参加过数不清的“文革”批斗会,它们的“上纲上线”以及尽量往“美(帝国主义)蒋”身上引的路数大抵如是。
   
而且,还有一件类似的公案,我所亲历,让我对批斗冯宝岁必然采取这样的逻辑深信不疑。那是在1968年10月,恰恰是冯宝岁被非刑致死前不久,我随中央广播局受“审查”的大队人马在良乡路村劳动。我住在旧日庙院的东厢房,“十.一”一夜阴雨,第二天早晨放晴,我们却被紧急集合,勒令逐一交代夜间的活动。夜间能有什么活动呢?无非入厕解手,于是追查谁是单独起床,单独如厕的,这样查了半晌午,也没查出所以然来。后来得知,原是东厢房窗下的墙根上刷了一条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每个字一方纸,用糨糊贴在凹凸不平的黄土泥墙上,经一夜雨打风刮,巧不巧,“人”“共”“和”三个字耷拉下来,村干部早起巡视,他们知道这些人是有问题的,格外多了个心眼,于是老远看见“中华○民○○国万岁”的字样,激起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这便有了一早晨的折腾。
   
至于冯宝岁家的兄弟姐妹是不是确如所说,或者会不会是有人把“中、国、万、岁”硬说成什么“中华民国”入人以罪,为此硬添出两兄弟来,我从来没有动过这份脑筋。内心深处却以为,民国期间,给孩子起名儿嵌上“中华民国万岁”,算得一桩佳话,有什么罪过可言?当时任何爱国的中国人都可以这样说,这样喊,那时候谁知道后来国号要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辛亥革命创建的“中华民国”成了蒋介石的代号?
   
宝嘉文章列举了冯宝岁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情况,以说明“坊间”传言的不实:
   
冯家其实只有四个女儿,分别为冯宝中、冯宝国、冯宝万和冯宝岁,四姐妹都参加过学生运动。宝中是浦安修的同学,后来嫁给中华民国驻瑞士使馆的二秘张树柏,随夫出国。新中国成立后,张树柏卸任移居香港,供职于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任总编辑的读者文摘(远东)出版公司,曾经和赵元任的女儿同事。……宝国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读中学,因为总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后去上海读了美国人办的圣约翰,毕业后去美国。

宝万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江长风,取“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意,“文革”开始时是北京五十六中的校长。
   
宝嘉文章还提到冯宝岁的父亲名庞敦敏,苏州人,细菌病理学家,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姨表兄,通音律长文史爱收藏,与俞平伯、江逢春、朱家 、俞振飞以及收藏大家王世襄均有过从。庞敦敏的夫人是庞冯织文,冯宝岁等从母姓。“宝岁在参加革命后曾经给自己起过一个没叫起来的名字‘庞大’,当有对生父的追思之意。”这一点,经她一提我也有印象,1949年在俄文夜校时,冯宝岁曾自我介绍她要改名“庞大”,但人们可能以为这是她的自嘲(因为她高大较胖),没有当真。这样的细节,只是让我们想起她的直爽和率真,音容宛在,更觉她无端惨死,是那个年代无数罪恶的行径之一。正如宝嘉文中说的:“卿本无辜,年仅四十岁就死于非命且尸骨无存,这在当日之中国或许并不足道,但在至亲至爱的人们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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