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我的老爸
分类:

我的老爸
   
--作者:方朋
   
老爸和电脑
   
我在电脑前,习惯性地打开邮箱,浏览来信。突然,我拿鼠标的手震了一下,是一封老爸的信,老爸已经不在了,但是他发给我的信还在我的信箱里。
   
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信了,他爱用绿色的格子信纸,末尾有他用鼠标画出的手写签名“舒芜”。我一直记得,刚帮老爸装上那个可以让鼠标模仿手写笔的软件时,他是何等的感兴趣。他坚持自己完成手写签名,但是他的手总是抖,明明那一撇就要完成时,手一抖,整个字就不成了样子,于是只好重来。我走开了,有的时候,表面上的不关心,实际上是源于许多无法说出的感情。老爸真的老了,我不能看下去。
   
第三天,老爸高兴地让我看,说是终于写好了。果然,很像他手写的字体,但是老爸写了多少次啊。要做的,他就一定要做好。
   
老爸一高兴,眼睛就有神了,仿佛又是六十多岁的样子。只是能让他高兴的事不多。我虽然离不开电脑,但我认为电脑的第一大罪状就是让人的眼睛无神。
   
老爸接触电脑时已经快八十岁了,之前我劝他用电脑他不听。我告诉他电脑上写文章比纸上写有很多方便之处,但是他反驳说:那样就没有“手迹”留下了。当时不以为然,后来真是有些后悔。老爸用上电脑后,就再也不动笔了,就算要写一两行字,他也先输入电脑,然后打印出来。老爸的硬笔字说不上多漂亮,但对于我们,却是无价之宝。看着老爸留下的手迹,字字扑面,老爸伏案写作的身形仿佛又在眼前。可惜,许多道理似乎只有在事情无法挽回后才让人明白。
   
老爸用电脑,一是写文章、投稿方便,有时发给广州、上海媒体的文章,第二三天就能见报。有一次上海一家报社编辑晚上打来电话,说是版面临时有空缺,马上要开印了,问老爸手头有没有现成的稿件,如有,希望能立即发过去。老爸正好有一篇写好的短文,就发了过去,于是那边马上排版、开印。老爸常常感慨,在必须通过邮局寄稿的年代,这简直无法想象。
   
另外,也是主要的,老爸是通过电脑和人交流。老爸喜欢思想交流,尤其喜欢面对面的谈话。记得“文革”后期,他从干校回京,没有房子,住在一座小楼下面的半地下室似的杂物间里,我们称为“小黑屋”。老爸为“小黑屋”起了个“天问楼”的名字,他的许多文章,就标明写于“天问楼”。不少人以为“天问楼”是间高高在上的房屋,哪里知道是这么一间不见天日的黑屋。那间“小黑屋”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怀念,因为在里面可以畅所欲言。每次我从插队的地方回家,开始几天和老爸都要聊到夜晚二三点,时政、文学、哲学、天文地理,无所不谈。有时我经常发一些貌似深刻、实则幼稚的议论,但他没有丝毫嘲笑的口气,一直陪着我聊,他是在用这种方式鼓励我思索,鼓励我阅读。
   
以后老爸的听力越来越差,以至于谈话都难以进行,电脑就成了他和人交流的工具。因我不在北京,老爸经常从网上找来各种文章发给我,内容以时政为多,也有其他。有一篇文章是说,科学家发现整个宇宙在加速膨胀,银河系外的几大星系,正以加速度飞离银河系,我们这个地球在宇宙中将越来越孤独。老爸为此深深感叹:“想想人类在宇宙中,竟然如此孤独!……”那时他已八十多岁了,还在关心这类许多人认为很“玄”的问题。

爸爸生命的最后岁月,已经不能离床了,但他每天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电脑前坐一坐,只要能起床,他就一定坐在电脑前,上网,直到坐不住,躺回床上。“这样就不空虚了”。他躺在床上说,然后又拿起一本书看。老爸腿脚不好,很少出门,耳朵又听不见。幸而他眼睛一直很好,到老不花,上网能让他神游世界。对他而言,能接触到新知识,能和人交流,才是活着的象征。他给我的信我一直保存在电脑里,最后一封的发出日期是今年二月十八日,信里告诉我他写了一篇短文,将在五月份发表,而七月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出来。那篇短文的题目是《论“没意思”》。那是为纪念著名作家荒芜写的,老爸为荒芜在最后的岁月里那深深的绝望而震动。

对思想的迷信
    
老爸曾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把思想看得无比重要,在“文革”期间,他也不止一次对我说过:“马克思、列宁伟大在哪里?他们一无所有,完全靠思想的力量,就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当然,那时在他看来,毛泽东也是完全靠思想的力量,建成了一个新中国。那时他不曾知道,其实可以说那时几乎全中国人也都还不知道,列宁、毛泽东并不是完全靠“思想的力量”开创自己的江山的,他们的作为,有很多和“思想的力量”根本无关。但那个时代,老爸就是这么想的,尤其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初,他作为进步教授,成为依靠对象,参与了政事,亲见许多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政策一到就迎刃而解,这更让他相信了思想的伟大。那个时候,他根本看不到政策背后的铁拳。
   
在老爸看来,一个人,当他还没有掌握某种思想,仅仅是照着这种思想去做了,就立刻强大十几倍,那么掌握了这种思想的那些人,自然就是神了,而创立这个思想的人呢?我问过老爸这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上帝了,而且是活在世上的上帝。”他慢慢地回答我。
   
这话他不会对别人说,也不会写在文章里,他只是对着自己的孩子说明当时自己的心态。
   
在我看来,老爸由于对思想的热爱进而到了对思想的迷信,他相信一种正确的思想是无所不能的。这也自然让他连带着迷信那位思想者,于是也使他走出了那至今让人争论不休的一步。既然对着上帝,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他把自己和胡风的分歧和盘托出,却不料这位上帝对权术的爱好远大于对善的爱好。
   
我一直难以理解,父亲这些在国统区的左派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怎么会那么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和新政权是一家人?会不会只有老爸一个人这样天真呢?从现在的许多材料看,面对新政权,这种毫不见外地把自己当自家人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有意思的是这其中,一直在国统区生活的左派知识分子比例更大;倒是延安、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历了各种运动,早早摆正了个人与领袖的关系,建国之后,他们要谨慎许多。

现在常有人责备中国知识分子自作自受,没有骨气,这真是很不公平。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五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政权那种信任与赤诚的感情实在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的人不了解,了解了也不理解--这也包括我。而那些过来人,或许因为随后的种种不堪回首,也都有意无意地忘记了。

列宁全集
    
虽然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自认和新政权肝胆相照,可随后的“引蛇出洞”给了许多人当头一棒,但这并没有让老爸从对思想的迷信中醒悟。
   
我家去干校时,是被称为“扫地出门”的那种,就是说永远不再回来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留在北京。我负责装书,虽然抄家时被抄走了一批,但剩下的还是不能全带走。我钉了个木箱用来装书,老爸左挑右挑,除了别的书,还放进一套二十几本的列宁全集,精装本,鲁迅形容为捧一本在手上,就像拿了一块砖头的那种。运行李时出版社派了几个人帮忙搬东西,两个年轻人(是我现在这样称呼人家,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应称其为叔叔)抬着那个书箱。我家住的胡同小,卡车只能停在胡同口,所有东西都要经过一段不短的路才能搬到卡车那里。我担心那个书箱散架,就一直跟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一段,放下歇手,问我:“怎么这么重,里面装的什么?”我说是书,他们奇怪:“书也不应该这么重啊。”于是我进一步解释:“里面有一套精装本《列宁全集》。”两个年轻人明显愣了一下,不再说什么,抬着箱子继续走,我听见一个人说:“什么时候了,还带列宁全集!”
   
经历了“反右”,经历了十几年的思想压制,经历了我母亲“文革”中的惨死,父亲对思想的迷恋始终不变。他曾详细对我说过:马、恩的文章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语言充满智慧;列宁的文章雄辩滔滔,让人简直无法反驳;斯大林的文章语言简单、明确、有力,似乎事情就是他说的那样,毛泽东的文章,引古论今,语言中自有一派王者气象。
   
有一段时间,我也迷上了这些书,我读《哥达纲领批判》,果然,文章严密的逻辑和智慧的语言让我大为佩服,父亲告诉我,其实《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写得更好;随后我发宏愿读《资本论》,硬着头皮,半懂不懂地看--或许连半懂都是我自认的--看到地租论一节实在搞不懂了,父亲说,马克思说的“级差地租”是西欧社会才有的,中国的地租制度完全不同,所以这一节对中国人来说有很大难度;然后我又看《共产党宣言》,父亲说:“文章写得真好,简直就是诗。”见我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父亲说,那是他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入门书;我读《反杜林论》,父亲说,后半部可能不好懂,里面涉及的自然科学知识比较深。

说实话,上面提到的各部著作,除了《共产党宣言》,没有一部我能看完,但是父亲晚年时回忆说自己曾以极大的热情追随、研究马克思主义,我相信那是真的,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论。

晚年的反思
    
我不大喜欢“反思”这个词,这是个舶来品,用在中文里总有些怪,但我也想不出别的词,只好仍旧用它。
   
父亲晚年的反思,按照他一贯的思维方式,一下子又走到头,《回归五四》了。我曾半开玩笑地和他说:何必回归“五四”呢?这样就会有人说你,又在否定自己了。以前否定自己,现在又否定自己,总在否定自己。父亲想了想,又想了想,回答说:“那也只好让人去说了。”
   
其实我倒是不在意有人会说什么,我是觉得否定自己的一生,太过沉痛了。否定自己生命中的一段岁月都令人难以承受,何况否定自己的一生。但这就是父亲的思维方式,对什么问题都追本溯源--
   
如果我一九五五年做错了,那我为什么会那么做呢?
因为我信奉一种思想。
我信奉的思想是别人强加的?
不是,当年我已受到“五四”启蒙的洗礼,原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
   
于是,《回归五四》就理所当然。
   
可这也就同时否定了自己的一生。写这本书时父亲七十七岁。父亲在写《回归五四》时是什么心情,他没有说过,但自那以后他的身体状况明显变差。当然,每天伏案写作十几个小时,而且连续两个多月,就是年轻人身体也会受很大影响,何况当时父亲已经是快上八十岁的老人了。

人们常说:神仙是救人于水火,可我却有大不敬的想法,我总觉得一些苦难就是神仙造成的。试想我们大多数人,只有在苦难来临时才祈求神仙保佑,没有苦难时,人对神仙就不太敬奉了。《圣经》里早就说得明白:上帝看到人们不再敬奉神明了,就让地球发了一场大洪水。苦难越多,人对神明就越敬畏。

何时一樽酒,与君细论文
   
有家出版社要出我爷爷的旧著《中国文学批评》,他们找老爸写序。老爸告诉我,爷爷的学问根底比他深多了,我拿书来看,书的扉页上有句题诗:“何时一樽酒,与君细论文。”寥寥两句,散发着文人独有的气息,我一下子记住了这句诗,老爸的一生本应这样度过的。
   
曾经有多少夜晚,在那间小黑屋里,我和老爸“细论文”。当然多是他论我听。比如,《战争与和平》里,娜达莎坐在阳台上那纯洁优美的梦想;安德烈负伤倒在战场上,看到他所崇拜的拿破仑走过来;《安娜.卡列尼娜》里,吉蒂和安娜在舞会上的不期而遇;《死魂灵》里,乞乞科夫摸了一下狗的鼻子,称赞说:很不错的鼻子;契诃夫对小城镇的描写,“碎玻璃片在阳光下闪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篇第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生腾而上”,约翰和安多纳德在两列即将开出的列车车厢中无言的对视;哈代的小说《苔丝》里苔丝那句简单而又让人感慨万千的话:“我等你,等你,可是你总不来。”……此外还有很多,对这些细节的议论,加深了我对文学的理解。而我关于中国古诗词的那些知识,几乎都是从这些与老爸的闲聊中得来的。
   
有的时候,老爸也会采纳我的看法。他本来觉得曹雪芹设计的《红楼梦》的结局“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好,可是我喜欢高鹗给出的《红楼梦》的结局:贾家家道中兴,兰桂齐芳,可贾宝玉还是出家了。尤其是贾宝玉雪地拜别贾政一节,“似悲、似喜”四个字多好。老爸当时没说什么,后来在他写的《说梦录》中,专门为这一节写了一篇,等于肯定了高鹗写的结局,还对贾宝玉在雪地中披的红斗篷做了发挥。
   
回想这些自由而又能让我学到许多知识的谈话,老爸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以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曾经有个大好机会,它就摆在我的眼前,可是我没有珍惜”,这段在年轻人中哄传一时的经典,我是从我儿子那里学来的,他早已不说了,可对我来说,因为别有一番滋味,所以始终记得。不管和老爸谈过多少次,总觉得还应该再多些、再多些。
   
“何时一樽酒,与君细论文”,老爸的一生如果始终能在这样的情境中度过,一些事情或许就是别的样子。
   
或许,今后在梦中,还能和老爸再次细论诗文,为此,我愿意相信人的身后有灵,我希望老爸不要像他痛悼的荒芜那样,“不结来生未了因”。
   
     
2009.12.16写于加拿大

 

文章版权归《随笔》所有,转载请与《随笔》编辑部联系
(Email:
suibi2005@163.com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