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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陈子善


世事有时真是难以预料。一个多月前,我在课堂上讲“中国现代文学与传媒”,不知怎么嘴一滑,说到了三十年代女诗人徐芳,在座博士生中无一人知道这位才女。我想就是大学里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博导,大概也没有几位注意过她,更遑论认真研究了。说到“京派”女诗人,非林徽因莫属,徐芳是沾不到边的。迄今出版的各种中国新诗史著作里,徐芳的大名还不曾出现过。

一周以后的六月十七日深夜,我突然接到一条手机短信,询问我是否写过徐芳访问记。电话拨过去一问,原来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沈宁兄,他因研究小说家、艺术史家滕固(沈兄编选的滕固《挹芳室文存》,就是我安排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发现滕固曾与徐芳亲密交往,所以向我了解徐芳其人其文。

没想到又过了不到七天的六月二十三日,台湾友人蔡登山兄来沪,欢聚时得知徐芳的两部著作,即《中国新诗史》和《徐芳诗文集》均在今年四月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公司出版。这真是莫大的喜讯。整理徐芳的作品付梓,让世人欣赏和研究,是我多年想做而未做成的事,现在终于让海峡彼岸的有心人完成了,我怎不由衷地高兴?现在蔡登山兄披露徐芳与胡适情事的《师生之情难“扔了”?》也已发表,看来我真该为徐芳先生写点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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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史》

一九八九年十月,施蛰存先生为上海青年女诗人徐芳(相隔五十年,一南一北,中国文坛竟出现两位同名的女诗人,不能不说是巧事!)的诗集写序,开头就说:“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间,北京出现了一位女诗人徐芳,在北京的几个文学刊物和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常有她的诗,据说是北大学生,胡适教授很欣赏的,一时声名鹊起。”据我所知,这是多少年来第一次有人正式提到徐芳。

徐芳确是北大出身。她是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中国文学系,专攻现代文学。她的毕业论文以中国新诗研究为题,导师就是时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胡适。徐芳是幸运的,她得到了胡适的悉心指导,用她自己的话说,论文初稿完成后,“我订成一本书,送呈胡先生阅览,他好高兴,在稿子上用红笔批改了多处,真是为我的文章也费尽了心。”(《<中国新诗史>序》)这部经过胡适亲自审定的《中国新诗史》尘封整整七十年之后,终于与世人相见,显示了当年北大中文系本科学位论文所达到的水平,也见证着徐芳与胡适深厚的师生情谊。

《中国新诗史》把中国新诗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五年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起步期、格律诗时期和意象诗时期进行讨论,自有见地。在此期间涌现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新诗人,徐芳都论及了。她特别推崇郭沫若,认为郭氏的诗具有“丰富的灵感”、“伟大的力量”、“健全的情绪”和“狂暴的表现”,“是足以代表时代的”。对自己的恩师胡适,徐芳的评价当然不会低,她尤其喜欢胡适的情诗《应该》和《湖上》,很可能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她已对胡适产生爱意了。虽然就总体而言,《中国新诗史》的论述还嫌粗略,但作为继草川未雨(张秀中)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之后第二部系统研究中国新诗的专著,徐芳这本《中国新诗史》的学术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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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史》手稿,红笔铅笔为胡适修改

徐芳曾被称为北大“校花”,但她决非徒有虚名,而绝对是秀外慧中。徐芳迷恋新文学,求学期间就喜欢舞文弄墨,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什么都敢尝试。她创作的独幕剧《李莉莉》就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学文》第二期。《学文》是后期新月派与京派合流创办的文学杂志,名家荟萃,徐芳当时还只是大学三年级学生,显然是“破格”录用。据她回忆,当年杨振声、闻一多、叶公超三位老师共同审定了她这部描写舞女不堪凌辱觉醒抗争的独幕剧,可谓郑重其事。徐芳后来还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天津《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四十五期发表了独幕剧《罪》,台湾版《徐芳诗文集》失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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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芳诗文集》

然而,徐芳的文学创作以新诗成就最大。她一九三五年毕业留校,任北大文学研究所助理员,协助胡适整理文稿,后又主编复刊后的《歌谣周刊》,潜心于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成就斐然。在此期间,徐芳一直诗兴澎湃。她沉浸在对胡适的爱慕之中,给胡适的信直言不讳:“我爱你的诗,我爱你这人。永远爱你的芳”(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至胡适函)。才女的恋爱本来就是炽热而深沉的,更何况她热恋的对象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化为诗歌,收录在《徐芳诗文集》中的《无题》、《车中》、《明月》、《相思豆》等一大批写给胡适的情诗,柔美、清婉而又热烈,真的是“珠罗翠网,花雨缤纷”,堪称中国现代情诗的上乘之作。

有意思的是,胡适答复徐芳的诗作也大都保存下来了,对照阅读,饶有兴味。耿云志先生和蔡登山兄已先后对徐、胡两人的爱情唱和作了详细考证和解读,大可不必再辞费。我只想指出一点:徐芳对胡适,“他是一轮明月,/光华照满人寰”(《无题》),“她要一首美丽的情歌,/那歌是/从他心里写出/可以给他永久吟哦”(《无题》),而胡适对徐芳,却是“两鬓疏疏白发,/担不了相思新债”(《扔了》),“孩子,他不能为你勾留,/虽然有时候他也吻着你的媚眼”(《无心肝的月亮》)。情人间的相互表白、关爱、缠绵和嗔怪,在徐、胡两人的情诗中可谓表露无遗。尽管由于年龄的差异,和胡适家庭社会责任的拘牵等等原因,徐胡恋情注定要无疾而终,但两人之间擦出的爱情火花,留下的爱情诗篇,仍然是感人至深的。对现还健在的徐芳先生而言,应该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否则,她就不会允许研究者在她有生之年把这段恋情公之于世了。

抗战期间,徐芳曾到云南大学短暂任教,一九四○年到重庆中国农业银行任职。她的文学生涯大概到此就戛然而止了。在此期间,她写了被施蛰存特意提到的《征衣》等诗,有论者据此认为她的诗“写出闺秀余绪,写出歌谣风韵,更写出大时代的风云”,但我总觉得徐芳写得最好的还是情诗,尤其是她与胡适热恋的情诗,说她是中国新诗史上有特色的爱情诗人,我想这决非过誉。

继胡适之后,在一九三九年前后,滕固曾对徐芳产生过爱情,两人的关系进展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还有待相关史料的“出土”。但有两个颇具说服力的旁证,一是徐芳《中国新诗史》书稿上留下了两人批阅的笔迹,一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胡适,另一位署名T.K.,长期不知何许样人,晚年的徐芳也不复记忆,现在才明白他就是滕固!二是徐芳老师吴宓在他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不知名的青年诗人罗梦赉对徐芳的苦苦追求,“芳报之以平常冷淡之友谊”,同时也记下了“亡友滕固爱芳而烦苦陨身”这至关重要的一句。滕固一九四一年英年早逝,滕徐之恋(如果属实的话),自然也因此而夭折。大概当时徐芳心目中仍不能完全忘却胡适,所以罗梦赉也好,滕固也好,都无法赢得徐芳的芳心。

徐芳一九四三年九月在重庆与时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育长的徐培根将军结合,她的感情终于找到了很好的归宿。从此她相夫教子,完全淡出文坛,一点也不留恋,一点也不拖泥带水。赴台以后,她一直平静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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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芳夫妇结婚照,摄于1943年

一九九四年秋,我首次赴台参加林语堂百岁冥诞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第二天,林海音先生来了,经台湾文学史料学家秦贤次兄引见,我向林先生请安。没想到她老人家好客,邀我到她家一聚。那天林先生亲自下厨为我烹饪台湾菜,好大的面子啊。她的先生也是台湾著名作家的夏承楹(笔名何凡)、秦贤次兄、隐地兄和应平书女士在座。正是这次在林府海阔天空的漫谈中,林先生告诉我,徐芳先生还健在,就住在台北。

我喜出望外,第二天上午就去拜访她。记得徐芳先生住在一幢日本式的平房里,客厅宽敞雅洁,一尘不染。徐先生一个人住,所以屋里特别安静。我们两人对坐品茗闲聊,让数十年的文坛风云浓缩在短短二三小时的随意交谈之中,实在是难得的经验。

与我对徐芳先生一样,她对我这位“不速之客”也充满好奇。徐先生爽朗健谈,大概因为是林海音先生介绍的缘故,她对我有问必答,还主动对两岸关系发表了十分有趣的大胆看法。但当我提及她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她竟一笑置之。我说到施蛰存先生在文章中专门提到她,她有点意外,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似乎早已绚烂归于平淡,不值再提了。

说到她目前几近隐居的生活,徐芳先生深情地提到了三年前去世的徐培根将军。听到“徐培根”三个字,我不禁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就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的大哥吗?早在中学求学期间,我就读过殷夫一九二九年所作的名诗《别了,哥哥》。这真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作,一首慷慨激昂、回肠荡气的好诗,诗的末尾一段我几乎背得出来:“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殷夫的诗,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白莽作〈孩儿塔〉序》)万没想到他竟是徐芳先生的小叔子。

徐培根将军生前是否对徐芳先生提起过也是诗人的殷夫,他的亲弟弟呢?好像没有。因为我说到了徐柏庭、徐白,也即殷夫,徐芳先生有点茫然。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她写了《中国新诗史》。也许她当年无法读到殷夫的诗,不然的话,以她的鉴赏力,她是有可能在书中为殷夫专辟一章的吧?

回上海后不久,我收到了徐芳先生寄来的印制考究的《徐培根将军纪念集》。我算是第一个访问她的大陆学人。记得在告别时,我祝愿她长寿。整整十二年过去了,林海音先生也已谢世,令我欣慰的是,徐芳先生仍然健在,九十五岁高龄了,还亲自为《中国新诗史》和《徐芳诗文集》作序,感慨“时光过了许久,我所敬佩的师长,都不在了”。因此,我有理由期待与徐芳先生的再次见面。到那时要不要当面向她老人家进一步求证她与胡适、与滕固的情谊呢?我还没拿定主意。

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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